与戈尔巴乔夫殊途同归
——评杜导正《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
pioneer
随着新自由主义者们所顶礼膜拜的、神圣不可置疑的美国图腾在金融危机中轰然坠地，以美国为代表的寄生于殖民地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彻底暴露。极右派们于是如热锅上的蚂蚁，叫嚣隳突，利用现已掌握的舆论霸权（南方报系挂帅，《炎黄春秋》、《学习时报》、《中国青年报》、深青社及各门户网站冲锋），对毛主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并与《美国之音》、台湾中央社、香港《苹果日报》、《亚洲周刊》等内外勾结，对左翼爱国力量围剿陷害，企图抢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彻底失败之前，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为名，在中国发动旨在配合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颜色革命”，彻底颠覆中共和社会主义制度。
极右派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
前《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最近以断章取义、胡编臆造的手法，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一文，企图为新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张目。
下面我们就看看杜导正的大文里究竟写了些什么东西：
一、1949年夺取政权前，我们党实行新民主主义，我们成功了。夺取政权后，我们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搞乌托邦，我们失败了，失败得很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重又回归到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思路，我们又成功了，成功得举世瞩目。
本人无意全盘否定改革30年来取得的成就，但这种疯狂透支后代子孙的自然资源、严重毁坏中国人民的生存环境、残酷剥夺工农群众的福利和健康的“自杀式”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后果，就不需要考虑吗？
连右派秦晖先生都承认——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弱势者谈判权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更何况，这种“自杀式”的发展成果并没有让全体中国人民享受——70%财富的被0.02%的人占有；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去年公开宣布：“中央企业改革的成果,美国的投资者首先享受到!”…而同样经过30来年的经济腾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同期。而且，住房、医疗、教育等“三座大山” 又重新压在了中国人民头上，导致中国当前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内需不足”。
而且，没有建国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全民普及教育，以80%的文盲率和火柴、钉子、蜡烛、水泥等最简单的生活用品都姓“洋”的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去和美欧发达国家同台竞争，岂不是一场灾难？加入WTO以后，中国大部分行业的龙头企业被外资并购，今年中国大豆种殖业和压榨业的最后一个堡垒——黑龙江省被进口转基因大豆全面攻克的悲剧， 杜导正 先生们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吗？
至于说建国后搞社会主义失败了，就更是信口开河、危言耸听。
1979年，叶剑英总结道——
30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的成就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人民日报》 1979年9月30日 。)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邓小平也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二、毛泽东有着浓厚的“乌托邦”情怀…。他憧憬每个村庄人人劳动，人人自由，人人有权，人人平等，人人有文化，甚至每个村庄都有大学，兵民一体，学校同时是工厂。他的梦想是如此“美丽”。平分土地没几年，就搞合作化；刚刚搞了初级社，马上就拉起高级社，紧接着就闹人民公社，锅碗盆勺一概归公。当他这一套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并为人们所反对时，他就拿出“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武器，打击不同意见。“反右派”“反右倾”都是如此。
杜导正这种低水平的谣言，倘倒回二、三十年前，还有很大的欺骗性。而今天还在津津有味咀嚼着这些已被事实揭穿的谎言“残炙”，实在要让人感到极右派们的黔驴技穷。
经过30年的实践，走集体合作道路的南街村、华西村等早已成为“亿元村”，和为摆脱穷困到南街村取经的“分田先锋”小岗村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在经济危机下，“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周家庄（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合作社）今年却为六个自然村的村民发放年底分红人均6000元；今年的大旱，更凸现了由于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导致农田水利设施荒废而产生的恶果。
至于“反右”，就更已被他们极右派自己用活生生的行动证明是毛主席的英明举措。
——茅于轼率先承认：“1957年我是被准确地打成右派。我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以杜导正为首的极右派刊物《炎黄春秋》等，多年来一直疯狂地鼓吹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为彻底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冲锋陷阵。
——利用杜导正的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关系，汉奸马立诚向新闻出版总署举报陷害一向捍卫“四项基本原则”的“”网站，把其一些内部资料当成非法出版物查没。再由“亚洲周刊”大肆造谣，企图为极右派在中国实行“颜色革命”扫清障碍。
中共党员杜导正的“乌托邦”论调，也充分暴露了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仇恨和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对于这种违宪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不同意见”和敌对行动，不用“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武器予以打击，岂非与之“同流合污”？
三、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条，就是“民权主义”。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建设民主政治…。在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根据地的人民政府，是把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的，热烈呼吁民主政治和政权的建设。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甚至说要使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可惜的是，建国后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强调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实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把新民主主义理论抛弃了。
杜导正偷换概念，把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混为一谈；把毛主席的“国民党统治区内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和“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张冠李戴、移植嫁接；并且把当前被资改派引向封建、殖民地邪路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厚颜无耻地称作“新民主义的回归与发展”。
1940年，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
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于是资产阶级顽固派就跑出来说：好，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
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
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
1945年，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再一次指出——
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
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为目标的中国革命第一阶段（过渡阶段）已经胜利完成。而且国内各种社会改革已基本完成并转入建设时期。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因此，进行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已经完全具备条件。
毛主席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中指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
杜导正对“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衔接，第一步为第二步准备条件，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的理论只字不提；对毛主席在阶级矛盾上升到民族矛盾的特殊时期“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的目的——“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全部抹杀；只对“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千呼万唤。这是杜导正又为我们上演的一出“举着马列反马列，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活剧。
四、很多人也和我一样记得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中对” …。毛泽东这段话强调民主，强调人民监督，强调人人起来负责，看起来很对很好。但是，这是他上台（在全国执政）以前的话；上台以后，情况变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变了，这些话就不作数了。1957年他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请求他们“监督”，结果他打了五十五万人为“右派分子”；并且公然说他当初的动员是“引蛇出洞”。
某些官僚上台后“地位不同”了，要做刘宗敏。然而上台后的毛主席却不想做李自成。于是“三反”、“五反”、“整风”、“文革”。1957年他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一些右派趁机把毛主席的“和风细雨”（整风）的主张，更为“急风暴雨”（矛头指向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鼓吹复辟资本主义宪政）。这才有了“反右”之前的“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引蛇出洞”。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右派在57年“整风”中的表现，在78年后趁社会主义改革之机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以及近年来配合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发起的“宪章运动”，已经完全验证了毛主席的这一正确论断。
至于五十五万人的“反右扩大化”，则是官僚集团借“反右”之机对批评者的打击报复。真相已白，不再赘述。
五、1949年后毛泽东之所以犯大错，他能随随便便抛弃党的决议中确立下来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能为所欲为地追求他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能随心所欲地打击持反对意见的人，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没有提供制约他的很好的政治机制。
中共党员杜导政把他们攻击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敌对言论称为“反对意见”，把写进宪法、党章里的、他们也曾信誓旦旦要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斥作“乌托邦”，把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看成“为所欲为”。已充分证明杜导正之流是混进中共内部的投机分子。
杜导正是14岁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刚懂事”的“娃娃党员”。自称“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常常遭到富家子弟的侮辱。在家境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我就勤奋学习，通过优异的学习成绩讨回做人的尊严。”
可见，杜导正的早期的勤奋学习是怀着“落难子弟中状元”的大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并非是为了改变“穷人常遭富人侮辱”的社会，只不过是想籍此改变“家境上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状况，出人头地，“讨回做人的尊严”——富人的尊严。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申明——
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
毛主席也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对反共、反社会主义敌人的专政，竟被反动派、投机分子们称为“随心所欲地打击持反对意见的人”，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三十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毛主席在建国后发起的各项运动，完全是“走资”的“走社”两条路线的斗争；被杜导正们呼魄招魂的“提供制约他的很好的政治机制”，就是制约、专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法权。
六、我至今记得一篇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记录，遗憾的是它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杜导正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干脆跳了上大神，玩起了“借尸还魂”。反正死无对证。
杜导正在前文还假邓小平之口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稍有常识的人就能判断：毛主席说出这样的话，不亚于杜勒斯高唱《社会主义好》。
古巴、朝鲜贫困，就是社会主义落后，美帝国主义富裕，就是资本主义优越；工人、农民辛勤劳作不挣钱，就是无能可耻，“三陪”“二奶”、贪腐买办、黑社会能致富，就是“成功人士”、“劳动模范”、光荣的“新阶层”。——“叫什么主义都可以”莫非就是“笑贫不笑娼”的翻版？
杜导正鼓吹“经济上，更是多元的，有国有的，也有大量私营的，中外合资的，个体的，哪种形式对发展有利，谁就占主体地位”。请问：如果私营的、个体的占主体地位，这是什么主义？如果中外合资的占主体地位，这又是什么主义？
杜导正以邓小平理论的继承者自居。难道不知道邓小平理论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难道不知道邓小平理论中的“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作为立国之本”？
技止此耳！除了造谣捏造、信口胡呲，杜导正实在拿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邓小平如果在世，“扛着邓旗反邓”的杜导正怕是早就被赶到美国去追随方励之、魏京生了。
七、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每走一步都充满着争论。争论的焦点无外乎所谓的“姓资姓社”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这个角度来考虑，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无谓的争论？
至此，杜导正的狐狸尾巴彻底露出：抛出“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论，只不过是想重温当年的“打左灯向右转”和“不争论”的好梦。那么，在“不争论”的号角中，杜导正会下一步要向何处冲锋呢？
在《邓小平留下的未竟事业是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中，杜导正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并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即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也不能不急》一文中，杜导正提出——
“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有中国国情，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急急忙忙搞，中国“文革”式的大民主，更是绝对荒唐。但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领导下，有领导有章法的逐步推进，是应该的，可行的。”
可见，杜导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急急忙忙搞”，而是在 “新民主主义”的灯下“不争论”地“逐步推进”，最后与戈尔巴乔夫“殊途同归”——共同到达“资本主义”的彼岸。
只是不知已经觉醒了的十三亿中国人民是否会向当年的前苏联人民一样，在杜导正们的带领下，欢呼雀跃地走向资本主义新时代？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