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抵制日货中的自制与暴力

“五四”抵制日货中的自制与暴力

张鸣

原载：《绿叶》

    摘要：“五四”运动中最热烈、持续最久的行动，就是抵制日货。使用这种“弱者的武器”的前提，是民众无法指望政府捍卫国家的主权，只好由自己出面。抵货中的强制乃至暴力，在爱国道德的旗帜下没有人质疑。但如果个人没有牺牲的自愿，被他人强迫遵行，妨害了他们的自由并且造成身体和财产的伤害，这样的强制是否像一贯认为的那样天然合理？

    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抵制日货。从某种意义上说，抵货堪称五四运动中最热烈，也持续最久的行动，成规模的运动坚持了差不多有一年。而对于某些比较真诚的参与者而言，抵制日货，甚至成了他们毕生的习惯，一些学校的抵货团体，一直坚持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
    抵制日货，很近似斯科特所谓“弱者的武器”，这种武器的使用，前提是运动的参加者对政府的失望，无法指望政府捍卫国家的主权，只好由民众自己出面，在他们看来，学生、商人、工人农民甚至妓女都可以为救国做点什么，唯独官员指望不上。但是，在各地抵货运动中，掌权的军阀及当地警察大多睁眼闭眼，对抵货放任不管。人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最危险的敌人日本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中国人买他们的商品，同时供给他们大米，如果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抵制日货，日本就会由强转弱。
    运动的中坚是学生，学生抵货的真诚是不容质疑的。在五四期间，各个城市几乎都会出现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焚烧日货大会，成堆的日货，首先是学生们自家的日用品，衣帽、雨伞、牙具、脸盆到笔墨纸张，都会由学生主动拿出来兴高采烈地烧毁踏烂。这是一场律己甚严、从我做起的运动，很多穷学生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囊中为之一空，此后洗脸都没了盆，刷牙没了牙粉。
    当然，对自己的苛刻，也意味着对他人的苛刻。抵制日货，对于当时被日货压得喘息几难的民族工商业而言，无疑是个福音，因此，抵制日货运动，得到了工商界主流的热烈响应。但不情愿的人，还是大量存在的，不仅经营日货的商人暗中反抵制，就是一般市民也有不少人依旧遵循日常的生活逻辑，什么便宜好用买什么，没有学生们这样的觉悟。因此，抵制日货，一方面是宣传，一方面是强制，不惟抄查出来的日货被查封烧毁，而且坚持买卖日货的商人，大抵要被捉了戴高帽子游街，有时候，挨揍也是难免的。贪图便宜买日货，或者乘坐日本轮船的市民，会被当面讥为亡国奴，有时甚至衣服上会被恶作剧式地盖上“亡国奴”的印记。有材料说，有的激进分子，还会在大街上拦住穿日本料子服装的人，当场就给上一剪子。被学生认为是卖国无用的政府，在这种满大街的暴力面前，大抵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任凭日本公使一个劲地抗议。
    不过，这些强制，乃至暴力，基本上都是针对自己人的。各地的抵货运动人士，都自觉地避免把查抄和封存闹到日本人头上去。在整个运动中，只有少数地方如福州，发生过因抵货而生的学生与日本人的冲突，其它地方大体相安无事。五四那天游行的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打得正来劲的时候，出来一个日本人中江丑吉挡驾，学生们就罢手了，据说是担心惹出外交纠纷。其实，在骨子里，整个五四运动，参加者是将运动定位在文明抗争上的。义和团运动过去不到20年，殷鉴不远，学生们依旧担心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把他们视为“拳匪”，因此，刻意在自己和义和团之间划一条线，尽管对日本恨之入骨，但却在没有统一组织的情况下，各地都能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外交纠纷。上海参加运动的妓女们，还贴出文告，劝告学生一定要克制，即使日本人前来挑衅，也要尽力忍让。好在，来自日本方面的主动挑衅，的确不多见。
    克制虽然克制，但随着抵货运动进行，仇日的情绪却在高涨。因为运动需要动员，动员就得宣传，演说也罢，演戏也好，无非是日本人如何欺负中国，以及朝鲜做了日本的殖民地，人民如何悲苦的内容。仇日的情绪一上来，民间就会自发流传有关日本人的种种故事和流言，上海一度居然盛传日本人在水里下毒，一时间，凡是看见日本人或者穿戴像日本人的人拿药包带瓶子上街，哪怕仅仅是打酱油，都会被人围上，扭送警察局。乡下人的恐慌更甚，见到路过的外乡人，就当成日本人痛殴，甚至连上海护军使的人都给冤成日本人打死了。有意思的是，这样冤外国人下毒的谣传，跟当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非常相似，只是当年的拳民所有外国人都冤，五四时期的人们只冤日本人。
    五四的抵货运动，给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一个人为的喘息之机，趁机办了不少工厂，这期间的国货，生意大有好转，一些著名的国货品牌，因此站稳了脚跟。利用运动发财的人，当然不会放过机会，连珠宝店的戒指，刻上抵制日货的字样，也好卖了很多。上海卖冰激凌的，也有人会趁机打出爱国的招牌招徕，说是吃了他的冰激凌，就可以不做睡狮，早早醒来。短时间内，输华日货，也数量大减。日本人佐野袈裟美写的《支那近百年史》也提到，在五四运动持续的一年里，日本对华贸易受到了很大损失，对华输入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但运动期间无所不在的暴力和强制，对不服从者恶谥为“奸商”、“卖国贼”、“亡国奴”，对他们人身自由的限制，对他们财产的剥夺，也是触目惊心。这种在高调的爱国道德旗帜下的暴力，从始至终都没有人质疑，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被当成革命行动加以赞扬。
    但是，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这样的强制，抵货运动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甚至很可能半途流产。到底一般的国民有没有义务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出个人利益的牺牲？如果这种牺牲出自国民的自愿，当然没有问题，值得称颂，但如果个人没有这个意愿，另一部分人以暴力和强制的方式强迫他们遵行，不仅妨害了他们的自由，而且造成身体和财产的伤害，这样的强制，是否像我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天然合理？说实在的，到今天，这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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