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彭明《五四运动史》
五四爱国运动(从五月四日运动的爆发到六月三十八日巴黎和约的拒签)，以“六三”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二阶段被人通常称为“六三”运动。所谓“六三”运动是指由 六月三日 北京学生遭逮捕而触发的，全国响应、支援的运动，而以 六月五日 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为标志的。五四爱国运动发展到它的第二阶段，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一， 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
二， 运动的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
（编者注：事实上，五四运动虽然是由学生发起，但真正迫使北洋政府改变态度的，是第二阶段六三运动。）
上海工人非常集中，他们也没有任何丧失私有财产的顾虑。因此，当罢市消息传来的时候，许多工厂的工人并没有被学生动员和哀求，便自动罢工了。 六月五日上午 ，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工人首先罢工；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相继罢工。同一天内，实行罢工的还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及码头工人；沪宁、杭南两路部分工人也开始了罢工。
在学生们的要求和广大店员的支持下，各商号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在五日上午陆续罢市了。“至十二时各租各界大小商底已无一开门，所余者仅外人所设之洋行耳。”这一罢市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各个娱乐场所均停止售票，理发店外也贴上了“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的标语。
罢市的同时，不但大中学生坚持罢课，而且全上海的高等小学，以至国民小学，亦一律罢课。学生们出动在街头，组织游行、演说和维持秩序。
综合以上情况，就是说，从 六月五日 开始上海的三罢斗争实现了。
五日下午，上海各界代表在宁波路卡尔登西饭店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商、学、工、报各界联合会(实际上，工界代表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北京、天津等处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上海学联合长何葆仁任临时主席。
在会议上，讨论了运动的目标问题。有人提出三条：一，惩办国贼；二，争取人民自由；三，释放被捕学生。有人提出五项：一，力阻和约签字；二，取消中日密约；三，惩办卖国贼；四，取消逮捕学生命令；五，争取人民自由。讨论的结果，会议认为目标应集中在惩办卖国贼上，并表示此目标不过即不应该开市。
从 六月六日 总工人罢工不断扩大。六日，华商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求新机器厂、锐利机器厂、英商样生铁厂等各处工人罢工。七日，沪宁杭南铁路总机广、英商别发印书房、兴发荣机器造船广、信通织布厂、闸北手工业等工人罢工。八日，日商内外棉各广(除前述之第三、四、五厂外还有七、八、九厂)、同济学校工广、华界自来水厂等处工人罢工。九日，英商职松公司老船坞、瑞焰机器造船厂、江南船坞、各轮船公司、日商纱厂码头、叉袋角日本纱厂、上海电器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及附属印剧厂、油东美孚和亚细亚两火泊栈等各处工人、水表及全市司机、清洁工人，实行罢工。
六月十日 ，上海工人的罢工进入最高潮。在这一天，沪宁、沪杭铁路工人全体罢工了，轮船水手罢工扩大了(不仅水手、生火工人全体登岸，连船主启用之管事、厨司、西崽等也纷纷离轮)，各马车行的工人也罢工了。这就是说，上海市外市内，海上陆上，交通均已断绝了。同一天内，上海电话公司的接线生和工人，也参加了罢工。此外电灯工人、卷烟工人、火柴工人、榨油工人、外商洋行的中国职工都相继罢工。
在此期间，学界、商界继续罢课、罢市。六月十一日，三罢仍在坚持。直到曹、章、陆等卖国贼被罢免的消息证实后，各界才定于 六月十日 胜利开市。
店员是商界爱国运动的骨干。还在三罢以前，店员即积极投入运动。例如“南市等处街道路口，概高揭白色竹布横联，……此种白竹布横联或旗帜，皆由商界行号伙友学徒，从每日点心、月规等费，积省钱文，购买书悬，以尽热心爱国之本志。”
罢市开始后，店员积极坚持。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了英勇的斗各并对勒令开市的反动军警进行怒斥，虽被拘捕，“而被拘者均欣然自至捕房，并不畏惧，……。”
店员们还向软弱、动摇的资本家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例如，先施、永安百贷公司资方和帝国主义分子相勾结，本拟于 六月七日 复市，结果“由于两公司只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职工回来供职”，而复市不成。又如，“某某等号经理，迫令伙友开排门数扇，照常营业，稍补损失。各伙以情愿在闭市期内扣除薪水，贴除伙食等词答复。该经理后令学徒将门紧闭，向外一笑而去。”再如，某店店员曾破指血书“学生一日不放，本店一日不开”十二个大字，贴于门前，表示坚持罢市的决心。
没有这些坚决而积极的广大店员，商界罢市的坚持是不可想象的。
上海工人阶级在三罢斗争中的罢工人数，尚无精确的统计，邓中夏以《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估计，“大概有六七万人”。根据上海工人约有五十万之众（产业工人二十万)，及三罢的全市性规模来看，六七万人，只是就产业工人而讲，如果把手工业工人、市政工人和店员计算在内，实际人数当会大大超过“六七万人”。
由于工人阶级身受三重压迫和集中的特点，他们在运动中表现得特别英勇和顽强，和资产阶级具有迥然不同的态度，所起的作用也是学生不能相比的。
第一，工人们在罢工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
还在“六三”以前，工人们即积极的自动的投入到爱国运动中，特别是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工人们有着杰出的表现。例如“某印刷所工人宣言，不愿以日本纸加之机器，如主任有所强迫，宁全体罢工。”再如，浦东沿浦一带码头工人“全体一致表决，凡遇日本船只抵埠，不为起货；并分发传单劝导各码头劳动界切实进行。各码头继续实行者日多，……。”又如，虹口吴淞路一带，“黄包车夫，齐结团体。凡遇某国人雇坐车辆，概不拖拉，以表爱国热忱一致之意。”连资产阶级的报纸对这种现象也不得不称道说：“此等苦力穷民，亦知大义，殊属可敬。”
六月四日 ，学生们动员罢市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动员工人罢工，更没有像向商店主那样的“沿街跪求”。 六月五日 的上海各界联合会认实际上并没有工人代表也没有什么工界代表参加。甚至有些部门的工人，如电车工人、电话局接线生、外国人的佣工等开始罢工的时候，一些学生代表还曾经进行过劝阻。
因此，工人们的罢工是自己搞起来的，“从事鼓动的人并不是学生，而是出现于工人之中。”许多工人在罢工时，都一再声明行动出于自愿，他们说“我们都是穷人，但我们绝对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那里的一片景象是惨不忍睹的。我们当前所进行的运动乃是世界史上一件最为惊人的运动。这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不是任何武力所能压制得了的。”
关于工人罢工出于自动，从许多老工人的回忆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例如朱宝庭在回亿当时海员罢工的情况时说；“这次海员参加五四运动，是中国海员工人的第一次罢工，罢工海船达数十只，工人有五千余，罢工时间四昼夜。在罢工过程中，虽组织较差，但工友的情绪高涨，精神不屈，始终出于自动自愿，实开中国海员运动的光明新纪元。”
工人们罢工后，展开各种爱国活动，发文告，散传单，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们在罢工期间，不但得不到工资，而且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捐献出自己的血汗钱。例如求新机器厂“前日(六日)午后诸工人游行街市，表示热忱。且见街上悬挂白旗横额，风雨飘摇，易于损坏，未能垂诸久远，特捐集巨资，在机厂街口建造铁木牌楼一座，高六丈，宽五丈，上题四大字曰‘毋忘国耻’，每字三尺，……。”
第二，工人们在罢工斗争中表现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坚决性和彻底性。
工人们的罢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破坏。工人们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例如日商纱厂的一万五千人曾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打破日本资本家的生产秩序，突破租界巡捕的干扰“将牢固加锁之门户破坏”，形成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再如日本资本家开办的兴发荣机器造船厂工人在决定罢工后，并表示“自后誓不入某国人工厂作工。”
工人们的斗争还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的阻挠和破坏。当这些西方侵略者开办的工厂内发生罢工时，他们“竭力劝留”、“一再劝渝”、“再三挽劝”，井“令工头四出劝导”。但这些卑鄙的企图，在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下，皆成泡影。当帝国主义分子在市上进行破坏活动也受到了工人们的有力回击。试看这样一条记录：“昨日(七日)下午五时许，有西捕借乘电车公司修理电线之有梯汽车，雇中国苦力在虹口收取各家所悬表示布旗，为一般劳动界将该汽车毁坏。” 六月十日 ，沪东工人计划举行万人大示威，井表示“不管租界当局怎样看法，他们一定要行经租界。”帝国主义的武装警察、万国商团等，虽然“携带机关枪迅速地准时到达续事地点”，但是，“游行的人仍然化整为零，分头游行，……。”
对于封建军阀政府，工人们也表现了誓不两立的态度。他们要求“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对于卖国贼，不仅要求“斥退”’而且要求“永不起用”。
第三，工人们向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商界的罢市是经过学生和店员对店主的内外压力而实现的。工界的罢工也是经过工人们和资本家的坚决斗争而实现的。例如，钢铁行业万余工人在 六月八日 开会，“群情愤激，主张罢工，众心坚决，不可遏止。”资本家们企图“设法开导”，阻止这一罢工并提出“静候三日”，进行欺骗。但是工人们并没有接受这一“开导”’也没有“静候三日”，而是在次日(九日)立即实现了罢工。
对于买办资本家破坏罢工的企图，工人们更是坚决地进行了斗争。 六月十日 ，海员工人和各轮船公司买办在四明公所开会讨论停驶问题。三北公司的大买办虞洽卿，认为“航务紧要，今已装贷者照常开出。”虞的话尚未说完，即遭到群众的怒斥“谁人说开驶者? 打！打！”结果，“经各买办竭力劝慰，暗今虞君从后门而出(长衫己扯坏)，场内始行肃静。”最后在海员工人的坚持斗争下，不得不做出“一律停开”的决定。
六月九日 ，上海总商会发出通电要求各商店于十日开市。这一破坏活动，受到工人们的严厉斥责。工人们在 六月十日 指出：“乃近闻北京派来奸细，运动开市，假令成为事实，置我工界于不顾。工界同人现己公同决议，即今商界答应开市，工界同胞决不因此终止，誓当再接再厉，继续罢工。”
当资本家对阻止罢工无能为力的时，还企图通过学生来影响工人。例如，沪宁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时候，路局的资本家便和学生联合会联系，请求协助结果，“学联派来代表面晤工人”。学联代表虽然秉承资本家的意旨，“善于辞今”，但却遭到工人们的抗议，一个工人向学联代表严厉斥责道：“诸位学生是爱国的，你们想一想，难道我们工人就不是爱国了吗?诸位学生宣告罢课已经这么久，你们现在还要求我们推迟我们罢工的日期吗？”
第四，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并且在运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人阶级的罢工斗免职不是资产阶级的指使也不是学生们的请求，而是自己独立地发动起来的。一个运动的目睹者曾经比较公正地指出：“对于工人来说，这些年轻的学生不论要他们来发动一次罢工，或是把罢工的举动停止下来，他们的影响总不会过大的。这些工人一般都具有他们自己单纯而强烈的意见，很难用劝告、威胁或其他方法，使其改变过来的。”
关于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作用。淞沪护军使卢永样和沪海道尹沈宝吕在 六月八日 给北京政府的急电中，曾惊恐地说：“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全国视线以上海为转移，这一点，反动派并没有讲错。正是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推动了全国许多地区三罢的实现，特别是上海的工人斗争影响到全国许多地区工人斗争的开展，以至处在北京附近的天津也有几十万劳动者在酝酿罢工。这些事实迫使北京政府感到了统治的极不稳固，因此才不得不对人民做出让步，罢免了曹、章、陆等卖国贼。
对于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作用，学生们在开始时是认识不清的，以至他们对某些工人的罢工还进行“劝阻”。但是，随着运动的开展，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愈来愈感到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伟大作用。当六月十二日上海人民宣告胜利开市时，学生们不得不打出了“感谢工界”的旗帜，上海学联在告同胞书中也不得不承认“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乃商界罢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学生释，而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
工人阶级在上海三罢斗争中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在运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必须指出，这时在工人中仍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统一组织，当时出现的一些所谓工界团体如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中华工党、中华工界联合会等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它们在工人中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当然，这种状况是不会持续很久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迫切地要求两者结合起来。中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会很快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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