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发表“五七指示”43周年之际,回忆个人在“五七干校”的那段经历,对于自己是一个纪念,对于没有经历过又想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亦不失为一份有益的资料。
学做农活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里,我们班干过的农活主要有:挖鱼塘,收割油菜籽,收割和翻晒小麦,开荒种菜,建乒乓球活动室砌墙,脱土坯等。
因为干校机械化程度较高,小麦收割都是靠机械,有一个几十号人的机耕队。联合收割机那家伙真带劲儿,这边收割那边就脱粒,不大一会儿小麦就可以装袋运到场地晾晒。我们只是割割边边角角的麦子,没有太大的劳动强度。砌墙,脱土坯,是只有我们一个班才承担的任务。因为第一次干得不错,以后但凡有类似的活,就都由我班去做了。值得一提的是班长老丁,他干活在行,干啥像啥。手持镰刀,象是老农;拿起瓦刀,又是个合格的泥瓦匠。他带领全班干了不少漂亮活,得到了队干部和学员的交口称赞。
种菜是利用早早晚晚的业余时间进行。驻地周围,几个鱼塘边,都有荒草地供我们深翻,开成菜地。班组争先恐后,各显神通,挖出菜地之后,栽上茄子辣椒,种上豆角、南瓜西葫芦,收获的蔬菜送交食堂,过称、登记,一定时间在全队公布,成果突出的会经常得到表扬和鼓励。
说到这里,有个小插曲顺便提一下。我班的赵科长,后来分工到食堂帮厨。开荒种菜时,他与食堂的几位同伴在鱼塘边种了几棵西瓜,长势不错,尤其是结成小瓜以后,长得很快,一天一个样,他们几个每天都要转到那里去欣赏一番。前后大概也收获了几个,但没听说上交食堂,都是自行处理的。不过,其中第一个较大的西瓜,是我们宿舍的几个调皮小子,帮他们消灭掉的。
那是在一天夜里,都十一二点了,同舍的几位还没睡着,不记得是谁先打起那个将熟西瓜的主意,提议把它干掉,他人立即响应。于是我们利用宿舍把边靠近鱼塘之便,身着背心短裤,悄悄摸到瓜地,将瓜摘下,就近抱到乒乓球室,不一会儿就完成了既定目标。为迷惑瓜的主人,事后又挑了块大点的瓜皮,放回原处,并用瓜叶伪装一番。
此法还真有效果,直到三四天后,才听老赵们吵嚷谁吃了他的西瓜,让我宿舍的几位偷着乐了好一阵子!回北京以后,有一次遇到赵科长,想起此事的我问他:“科长,你可知道那个西瓜到底是谁偷吃的?”他说:“还不是炊事班那几个小子!”直到这时候,我才把真象告诉了这位忠厚的老哥。
如果问“五七干校”生活中感受到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要我说,就是官兵平等,上下一致。应该说,这种“五七道路”对传统的等级观念与“当官”意识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到干校第一天,队里就宣布,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凡是到这里来的,都是走“五七道路”的“五七战士”,都是学员,不管原来在部队职务高低,统统以老王老李相称,不再称呼以前的职务和官衔。
全队有三位师职领导,他们是通信部干部部长石福印,通信一总站副政委王福让和另一个姓王的二总站的副主任(记得他是在干校期间被任命为正职的)。其他属于团职的处长科长也很有一些人。
这些领导同志素质很高,都能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当作普通一兵。他们年纪比我们大,职务比我们高,但在干校都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娱乐,又和我们干着一样的农活,这样的确可以与年轻人拉近距离,密切感情。这样的生活让我们感到亲切、自由、随便,同时也能够从老同志身上学到许多好的思想、好的传统。
就拿我们一总站王福让副政委来说,在部队那是师级首长,平时我们与他熟是熟,但怎么也不能随便称他老王啊!在干校则可以这样,原来的下级丁科长当了他的班长,经常要给老王派活;外单位的年轻人,也都一口一个老王地喊他,找他干这干那。老王这人,还真随和,他与年轻人关系处得都非常好,脑袋里的故事也特别的多。有很多次,干活休息的时候,都是听他讲故事。不少人知道的、那个武大郎到日本当了国王,为避讳国王名号,日本人有小郎一郎太郎就是没有大郎的故事,最早就是从老王那里听来的。我的同学刘定才,后来从外地出差到北京,还专门到家看望过当年的老王。
要说在干校的收获,可以举出不少。比如通过干校生活,增进了各直属部队的相互了解,密切了友邻之间的关系;在干校能吃、能睡,增强了体质,学会了农活,为收获几十上百万斤粮食出了力气、洒了汗水;除在校内课堂安排军政教育之外,还走出军营参观学习,开阔了视野,感受和了解了河南农民群众生活的艰辛。这里对此不作具体叙述,只把印象深刻的两件事情再说一下。
一是外出参观学习时参加了林县的一次抢险。
按队里的安排,全队百来人走出干校,到河南郑州参观了二七纪念塔,到林县参观了红旗渠。在林县参观时,让我们遇到了一场暴雨,据说许昌、漯河、驻马店一带24小时的降雨量达300余毫米。暴雨引发洪灾,许多农田道路都被冲毁。那天在招待所,得知该县某村有几个社员外出干农活,因洪水冲坏桥梁被困在河滩的沙洲里,已经一天一夜没吃没喝,需要救援。作为人民子弟兵,群众有难,岂能坐视不管!带队的干校政治部(政工组?)刘主任,(他后来调到武汉通信指挥学院,在马列教研室当教员,办公室与我相邻)与队干部商量后,找县领导请战,经批准后,挑选出会游泳的年轻人,组成20多人的抢险队,立即出发奔赴抢救地点。
我和定才都有幸被批准参加了这次行动。记得是在下午,我们先是乘坐大轿车,走到距离不远处,因为前面柏油路被冲断,又下车步行。到目的地,停在一个河边,这里可以看到被冲毁的那座桥,也能看到隔着两条河对面的被困社员。要过的第一条河,虽然只有十几米宽,但是深不可测,河里还有一棵被冲倒的大柳树。我们中冲在第一位的,姓王,(可惜记不起名字)他腰系一条细绳,率先过去。拉起粗绳后,又过去几位,和他一同前进至第二条河边,与被困的群众隔河相望。从流水翻的波涛可以看出,这条河不太深,但水流很急,水面也很宽,在四五十米开外。在对岸社员的配合下,把栓了细绳的小石头甩到对岸,再拉过一条粗绳。我们这边将粗绳架高,还是由小王试着攀绳过河,但这次没有成功,小王也喝了些水,很危险。正在急着想其它办法,当地的解放军带着橡皮舟赶来,最后是他们用橡皮舟成功接回了被困社员。
人不是我们直接救的,但是县里仍然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并且随后设酒宴对我们全体人员表示谢意。宴会在县招待所大厅,菜肴很多,桌上摆着大小多种高脚酒杯,还有各种水果,这么丰盛的宴席,本人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回干校以后,抢险中表现勇敢、冲在前面的小王荣立三等功。
二是在干校期间我们参加的文体活动。
要说文体活动,主要是体育活动。能称得上“文”的,只有一件事,即一天晚饭后预报有雨,我们加班一个多小时,终于赶在暴雨之前,把场上几万斤小麦装袋入库。第二天我写了篇报道稿,由校广播台播出。
在比较多的体育活动中,个人算是积极分子。除参加过队里组织的象棋扑克比赛之外,还参加了多次篮球比赛。
扑克比赛是打升级,我与刘道珠做搭档,从班、区队到全队,几次比赛中,我俩连战皆胜,最后获得冠军。虽然奖品只是用于比赛的那幅新扑克牌,但是却使我俩成了众矢之的。赛事过后,不仅相邻宿舍的人们找我们打扑克,而且住在前排的石部长和通信部的王处长两位,也不知是对冠军不服气,还是出于想找高手对阵的考虑,反正是多次邀我俩到他们宿舍,较量一番。
篮球比赛是几个月内最为经常的一项活动。除队内、队与队之间自发组织比赛以外,全校还组织过正式循环比赛。我和定才作为爱好者,都参加了本队的蓝球队。我们这支球队,不是随便玩玩,而是很正规,有水平。领队、队长都是四十六七岁的老同志。每次比赛前,都开会研究战略战术;赛后也都坐下来认真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因此能够做到打一场,进一步。比赛中,个人多数时间都能打满全场,虽然我打的是后卫,但因为做另一后卫的队长,要我打活动后卫,鼓励我抓机会投篮,因此每场球还都有得分。听着宣传部的同志在高音喇叭解说中能攻能守的表扬,心中那是一种得意的感觉。一次与机耕队的比赛中,我和他们的前锋撞了个头顶头,他的眼眶裂开两公分多长的一条口子,缝了七八针;我额头上的裂口也有一公分长半公分深。那个小伙子小我几岁,谦和腼腆,我俩相撞时一笑了之,后来也保持了很好的关系。
打过联赛后组建全校的球队,我们队只有我和姓梁的一位大个子队员入选。遗憾的是,只是宣布了组队,后来并没能组织训练和去外单位比赛。尽管如此,这件事也让我很受鼓舞,因为这毕竟是对个人参加活动的一个肯定。在干校打球的经历,可说是个人平生篮球活动最有提高感觉最好的一段。
附:毛主席1966年的“五七指示”
林彪同志: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就是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转的著名的“五七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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