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一九七五年经济总的看法

对中国一九七五年经济总的看法

　　

节选自：

《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905/86812.html

　　小阿瑟·阿什布鲁克

　　

　　本文提要

　　

　　一、主要见解

　　

　　二、引言：本文的结构

　　

　　三、背景：长期的经济力量

　　

　　四、计划：温和意见占上风

　　

　　五、农业：过关的基本措施

　　

　　六、工业：进一步支援农业

　　

　　七、对外贸易：出格的增长

　　

　　八、运输：货运的增加

　　

　　九、消费：逐步提高

　　

　　十、人口：还在增加

　　

　　十一、教育：转向实践

　　

　　十二、前景：未来实行专家管理

　　

　　附录

　　

　　甲 最新修订的国民生产总值简表

　　

　　乙 关于中国经济情报的来源

　　

　　丙 苏联经济模式的中国变型

　　

　　

　　表

　　

　　1．1949——1974年中国经济方面的成就

　　

　　2．1949——1974年中国的主要经济指标

　　

　　3．中国小工厂对工业生产的贡献

　　

　　4．中国教育制度的变化

　　

　　5．计算1949——1974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项目

　　

　　图

　　

　　1．中国经济的基本趋势

　　

　　2．中国的经济决策结构

　　

　　一、主要见解

　　

　　1．到一九七五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有了一个有效的经济结构来满足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促进工业部门现代化和支援庞大的国防建设。

　　

　　2．周恩来总理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在比较缓和的政治气氛中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提出要继续提高产量和加强技术上的自力更生。

　　

　　3．向西方国家订购十三座大化肥厂的成套设备，使中国的农业生产可能从一九八〇年左右开始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4．与此同时，为了维持工业发展速度，有必要对煤、钢和其他基础工业部门进行大量新的投资。

　　

　　5．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每年生产和购买的军事武器比最高年度，即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低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可能是由于首先支援农业、改用新型武器和重申党指挥枪的结果。

　　

　　6．国内原油产量不断增加和国际石油价格不断高涨，石油出口弥补了传统商品出口收入的不足。

　　

　　7．人口控制计划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严格的阶段，对人口增长率可能还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8．如果中国政府愿意最优先地考虑急剧降低人口的增长率，它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机构和科学技术方法来完成这项任务。

　　

　　9．依靠控制消费、有目的的投资、对居民移居城市的管制和强有力的领导，中国已经轻而易举地把其他大的欠发达国家抛在后面。

　　

　　10．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工业大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虽然还没有缩小，但是中国已免除了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能源短缺的苦难。

　　

　　11．除非以后再发生一次政治大变动，目前深入在中国经济各方面的技术管理制度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12．同时，过去政治上大变动的事例提醒观察家们对经济稳定发展不要作出直线上升的估计。

　　

　　13．除了政治动乱之外，今后二十五年里对中国经济的主要挑战将是，把比较复杂的产品组合适应于她的制度，保持没有经历过民族耻辱和个人耻辱的一代人苦干和牺牲的精神，并且在进行普及教育和提高技术的时代里保持对消费的限制。

　　

　　二、引言：本文的结构

　　

　　这篇论文是在一九七五年初期这个有利时刻来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着重讨论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文化革命以来的发展，特别是关于过渡的一年(即一九七〇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的头四年的情况①。本文中的两个表提供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整个四分之一世纪的一个简单的概况。表1扼要地说明在六个不同的经济时期主要经济部门所取得的成就。表2介绍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十项基本经济指标的统计资料。

　　

　　①关于对一九七〇年以前的主要发展情况的系统叙述，见在已出版的由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编的一本书中所写的关干中国经济的论文(小阿瑟·阿什布鲁克：“一九四五——一九七一年中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成就”，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一书，华盛顿1972年版，第3—51页)。本文中的表1和表2是上述论文中表2和表3的修正表。

 

表1  1949—1974年中国经济方面的成就

 

　　

　　表2  1949——1974年中国的主要经济指标①

　　

　　本文一开始提出一系列的主要事实。接着是对一九七五年早些时候正在起作用的长期经济力量的简单回顾；对当前政策和计划问题的估价以及关于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和运输业的主要发展情况的讨论。然后是对消费趋势的分析以及研究有效的人口控制的可能性、教育改革和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等问题。

　　

　　三、背景：长期的经济力量

　　

　　一九七五年是中国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中国的经济在这一年年初体现了在共产党统治下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经验。下表是以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七年为基础年份估计出来的长期经济年增长率。

　　

 

　　国民生产总值的短期年增长率是不稳定的，主要是由于两个重大的政治动乱——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的大跃进和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的文化革命。正如图1第一部分所描绘的，国民生产总值受到不幸的大跃进的影响后陡然下降了。但是，当文化革命打断了工业生产时，下降却不那么严重。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组成反映出共产党的领导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一旦向人民提供了数量合理的粮食来维持士气和生产积极性，经济力量就被用于扩大工业生产设备能力和增加产量方面。因而从长期来说，农业生产同人口差不多，每年增长百分之二，而工业生产(以一九五七年为基期)则每年增长百分之九。正如图1第二部分所说明的，人口在逐步地上升，而粮食生产却波动很大。特别是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北京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中，由于人为的因素和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下降了五分之一。从一九六一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进口了几百万吨粮食来补充国内的生产。

　　

　　除了消费和投资以外，在国民经济中第三项最大的用途是国防。国防所需要的人力在资源消耗中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一)挑选参军的，在每十个同年龄的男性中，仅选一个；(二)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生产很多粮食，在收获时向民用经济提供大量人力，并且支援主要的建筑工程。军事需要固然使用了大量的重工业和技术资源，但还是有限度的，因而能使一般的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发展①。在目前的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已进行飞机、潜水艇、导弹和其他本国设计的武器的生产。然而，中国的军事建设仍然保持一个强大的、精锐的和生活俭朴的陆军，这对中国领土的纵深防御提供了巨大的力量。

　　

 

　　与国内生产总值比较，对外贸易额是小的，出口只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不到百分之三。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大陆国家，拥有几乎生产各种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潜力，并且有经常所说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愿望。贸易被看作是取得外国机械、技术和粮食的暂时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都记得五十年代过分依赖于苏联一国的经验，而现在将购买现代化设备的订单分散到好几个西方国家和日本；同时，中国在机器制造业方面也在迅速增强自己的能力。图1第三部分说明在大跃进失败和苏联撤退专家之后中国改变贸易伙伴的情况。在五十年代末，中国同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占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而现在中国同非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占贸易总额的五分之四。为了执行自给自足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国内外债务减少到最低程度。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北京经过权衡以后放宽了这项政策并在进口一部分机械时开始安排了延期付款。

　　

　　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经济问题的讨论，见本书西德尼·詹姆斯的文章(本书下册)。

　　

　　总结上述这些背景材料可以看出，一九七五年初中国的经济是由以下四个互相依赖的长期因素形成的：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除了维持人民生活以外，还留有相当的余地用于扩大中国经济力量和维持一个庞大的军事国防；

　　

　　农业生产的增长，加上少量的进口足以使不断增长的人口吃饱；

　　

　　从小工厂开始的工业发展，使生产能力、工业原料、机械和武器的产量都有迅速的增长；

　　

　　对外贸易有了发展，十多年来已从非共产党国家的贸易伙伴取得先进的工业设备、工业材料、化肥和粮食。

　　

　　四、计划：温和意见占上风

　　

　　经济计划体系在文化革命期间(一九六六——一九六九年)部分地瘫痪了。一九七〇——一九七二年，它的生命力绝大部分得到了恢复，只是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又受到新的政治冲击。

　　

　　文化革命期间，一大部分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靠边了。经济部门和计划机构的领导人不见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职位一直到一九七五年一月份才被正式补上。除了如接近广西和广东边境的梧州那样被武斗破坏的城市外，文化革命对基层组织的破坏是轻微的。在这大部分的期间和大部分的地区，国民经济的日常活动——收购和分配粮食、工厂和公社的工作以及财政收支——仍在共产党统治的头十七年所建立的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没有受到干扰。

　　

　　文化革命平静下来以后，上层领导才有可能在经济政策方面采取主动：

　　

　　一九七〇年秋季，周恩来总理宣称已草拟了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

　　

　　以前受过批判的官员开始重新出现。

　　

　　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高级领导就工农业长期方针的重大改变达成了协议。

　　

　　一九七三年年中，新的政治酝酿开始恢复了在激进和温和的对抗中取得平衡的问题。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对依靠物质刺激、外国技术和复职官员的领导发动了进攻。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政治动乱开始干扰了生产的节奏，导致对物质刺激制度的争论。有些工厂生产下降和停工，铁路交通中断。当周恩来总理由于年迈有病而减轻紧张的工作时，一九七四年五月初又出现了引人注意的关于政治前途的新问题。然而，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官方的报刊开始为生产敲锣打鼓，生产方面的破坏被制止了。周继续在医院的病房里指挥国家事务。周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新被确认为总理。周在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除了对继续革命给予必要的地位以外，强调了增加生产和改进技术。同时报刊文章注意到劳动纪律的重要性和在不增加报酬的情况下苦干的必要性。

　　

　　尽管事情较为麻烦，但是一九七四年上半年的困难没有改变中国经济总的航道和它的全面发展前景。

　　

　　一九七五年初期的计划和统计制度是在文化革命期间连续遭到猛烈冲击之后恢复过来的。计划的程序，包括各次的计划草案和政府各级之间的往返协商，是按正常方式进行的。计划的和实际的生产、消费和库存以及资金流转的统计是上下波动的。然而，十五年的统计资料仍然是不公布的，北京仅发表了全国和省的某些统计数字；而且绝大部分限于百分比，而不是绝对数字。

　　

　　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中央这一级的政治动乱使省和省以下组织在指导经济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只要既定的政策能带动经济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对经济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当中央根据激进的政治目的所制订的政策不切合地方实际时，在短期内对经济也是有好处的。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部分目的是重申中央对计划经济的控制和加强中央对经济事务的管理。

　　

　　五、农业：过关的基本措施

　　

　　自从共产党执政以来，农业部门正在进行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在五十年代当苏联是人民共和国经济上的忠实朋友时，农业部门主要是依靠本身的物资资源。对农业的生产和分配实行严密的管制、农村集体化以及使用农村劳力来改进土壤和进行水利建设等都是指望农业提供：(一)所需的粮食；  (二)工业原料和(三)用以交换机器和工业材料的出口商品。这个初期制订的方针在大跃进中破产了。领导上建立了指挥不灵的超集体化组织(公社)，废除了自留地并在考虑不周的规划上浪费了大量的资源。

　　

　　在采取紧急措施把中国从饥饿和政治崩溃的边缘上拉回来之后，领导人在一九六二年采取了一次新的农业政策——由现代化的工业为农业提供大量的和不断增加的支援。到现在为止的十多年中，大量的化肥、杀虫剂、灌溉设备、拖拉机和改良种子被输送给农业部门。这种支持还得到分布在各地方的小工厂产品的补充。

　　

　　一九七二年领导人作出了第三个伟大的决策，开始执行一项改进农业的长期规划，以摆脱粮食和化肥的进口。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七四年五月间，北京签订了从日本、西欧和美国进口总值为五亿美元的十三座大型尿素工厂成套设备的合同。有了这些工厂的产品，再加上迅速改进水利工程和增加其他品种的化肥的供应，就可以使农业产量在一九八。年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到一九八。年，粮食的产量可能比一九七四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即使在歉收年份也不需要进口粮食和氮肥。

　　

　　在当前这段时期，中国仍需继续进口数量相当大的粮食。一九七二年进口粮食四百八十万吨，而一九七三年则创七百七十万吨的新纪录。一九七四年原计划购买九百多万吨，后来降到七百万吨，其来源如下：

　　

 

　　

　　一九七四年的粮食收获量超过了一九七三年的二亿五千万吨，可能高达二亿六千万吨。本文统计表中所列的数字是二亿五千五百万吨。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两年的气候属于正常或稍差一些。继续改进水利所产生的效果以及普遍增加农业投资是农业产量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按农业长期发展大约每年上升百分之二的曲线看，一九七四年的收成，和一九七三年一样，是稍差一些。

　　

　　有些地区从控制洪水和改进灌溉设备中使农业产量不断得到大量增长，因为很多水利工程只完成一部分，一些大河流和大支流仍需治理。除了在现有的土地面积上增加产量以外，还正在从山坡、沙漠甚至围海开垦新的土地面积。另一方面，农田也正被工厂、城市住房和军事设施所占用。我们没有统计数字来确定被占用的耕地面积有多少抵销了新开垦的土地。但无论如何，总耕地面积每年的净变化是小的。至于种子，中国正在逐渐抓住时机把改良种子同改进施肥和治水方法结合起来。

　　

　　充足的季节性劳动力是农业的另一个积极因素。当然，数量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中国有一个更有利的劳力对土地的比率，平均产量将会显著增加。主要的问题是技术水平、农村劳力的分配和积极性：

　　

　　农业正从普及教育和训练中得到好处。劳动大军增加了使用化肥和机器的经验。自一九六八年以来有近一千万城市中学毕业生下放农村。

　　

　　领导人对农村劳力的分配正在采取适当的方式，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有适应本地情况的余地。根据上面规定的方针，小工厂和小矿不应搞得太多，不应抽调任何一个县的百分之五以上的劳动力。

　　

　　积极性的发挥要靠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包括改善住房、保健和教育设施。另外重要的是，政府对自留地和私人小买卖采取了现实的态度。严重不满显然限于青年人，特别是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去从事农业劳动的青年人。

　　

　　六、工业：进一步支援农业

　　

　　过去五年工业发展的进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缩小产量和现有生产能力之间的差距；更强调支援农业，国防工业生产的急增，但跟着又来了个大幅度的下降。一九六九年当文化革命接近尾声时，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比实际的工业产量大得多。生产能力和产量之间的差距是由于：(一)文化革命期间，工业计划和经营管理的失调、原料供应中断和工厂中出现派性所造成的生产下降；(二)在这些混乱的岁月里，生产能力仍然大量增加。尽管文化革命减缓了建筑材料的生产，并有时推迟了建设项目的工程，事实仍然是，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投资只受到局部的影响。

　　

　　一九六九年当生产从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的沟底回升时，多余的生产能力即开始得到利用。第二年即一九七〇年生产又有较大的增长，以后四年的增长速度有所回降，达到一个不太突出、但是仍然相当过得去的增长率，即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以下是估计的工业生产的每年比上一年的增长率：

　　

　　

　　过去两年经济政策的转变——在这期间为农业长期过关打下了基础——对工业发展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同西方签订工厂成套设备合同的剧增(一九七三年签订了价值为十二亿美元的合同，一九七四年又签订了价值为八亿五千万美元的合同，而一九七二年仅为六千万美元)，绝大部分并不是为了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器制造工业或者采矿工业的生产能力，而是使生产化肥和合成纤维的能力成倍增长。一九七四年煤和电力的供应紧张，是由于近年来在开采大型新煤矿方面没有取得成功。企图用强化劳动的办法来提高现有煤矿的劳动生产率，反而导致产量不断递减。之所以要压缩对新建厂矿的投资，这是与优先对直接支援农业的工业部门投资密切相关的。

　　

　　一九七四年，生产和购买的军事武器数额仍然维持在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的水平，即比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这个最高年度减少约百分之二十五。尽管对削减军事生产的解释还不太清楚，但总的说来，它可能是由于：优先考虑“农业第一”的政策，在准备制造新型武器的同时，削减某种类型的军舰和陈旧的飞机的生产。

　　

　　一九七五年初，工业上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又重新强调了在过去好几年强调的发展“小工厂”的规划。根据中国对这项规划的讨论，所谓“小工厂”的特点是：(一)技术简便；(二)设在农村；(三)生产直接或间接支援农业；(四)依靠当地的劳力和原料；(五)属地方(往往是省以下)管理。表3说明这项规划正在扩大一些重要工业部门的基础。与收益相比，所费资源的成本是小的。这项规划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力、原料和运输力量，而这些用于其他方面，一般来说，所得到的价值要小得多。

　　

　　以往在建立小工厂方面所碰到的困难，主要是在政治动乱期间过分热情地执行了这项规划。而批孔运动并没有导致急速地扩大这项规划。

　　

　　由于工业受到燃料和原料供应的限制，小工厂的规划现在正在缓慢地进行。而且由于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政治上激进势力的压力减少，使得这个规划保持稳步发展的可能性增加了。

　　

　　表3  中国的小工厂对工业生产的贡献

　　

　　

　　

　　工业上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开始少量生产的石油产量急剧增长。生产发展情况如下：

　　

 

　　

　　在钢铁工业中，钢材的生产落后于国内需求的增加。一九七四年粗钢的生产由于原料缺乏和可能是工人动乱，估计又从一九七三年的二千六百万吨降至二千四百万吨。一九七四年钢材进口上升到四百万吨；铁砂、生铁和废钢的进口继续增加。经过几年艰苦的谈判后，中国同日本和西德的财团签订了在武汉建立价值四亿三千万美元的轧钢厂。这个新厂在一九七七年投产以后，每年钢材生产将增加三百多万吨，但仍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

　　

　　七、对外贸易：出格的增长

　　

　　一九七一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从未超过一九五九年的最高水平。然后，因为中国对外国货重新发生兴趣，又因为世界货币币值的改变和世界性的通货膨胀，美元数字的贸易额开始陡直上升——一九七四年达一百二十六亿美元。一九七三年增长的百分之六十七的贸易额中，大半以上归于货币因素，小半是贸易量的上升。一九七四年，贸易额增长百分之二十八，几乎都是由于货币因素。下表说明贸易额急剧上升的趋势。

　　

　　一九七四年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是：

　　

　　粮食、食糖、棉花、植物油及其他农产品的进口增加了大约四分之一，从一九七三年创纪录的十三亿美元升至一九七四年的十六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四十来自美国。

　　

　　(单位：十亿美元)

　　

 

　　

　　注：①初步统计数

　　

　　一九七四年向非共产党国家订购成套工厂设备仍然很多，价值达八亿五千万美元。订购的其他机械和设备从一九七三年创纪录的水平大量下降，降至三亿美元左右。

　　

　　从一九七四年的贸易数字中反映出北京放宽了对债务的保守态度，中国同非共产党国家的贸易逆差达十三亿美元，而一九七三年为三亿七千万美元。

　　

　　日本仍然是主要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超过了三十亿美元(一九七三年为二十亿美元)。一九七三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弥补进口后只差一亿六千五百万美元，而一九七四年中国的贸易逆差几乎达七亿美元。

　　

　　同美国的贸易额共计十一亿美元左右(一九七三年为八亿七千五百万美元)①，中国同美国的贸易逆差超过八亿五千万美元。这个逆差将在一九七五年剧降，可能降到一九七四年的三分之一。

　　

　　一九七四年同香港经济来往所赚取的硬币十六亿美元的净收入，是中国抵销同发达的西方国家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

　　

　　石油出口，由于数量增加和自一九七三年年中以来世界石油价格上涨至四倍，已经弥补了受到世界性经济衰退损害的中国传统出口商品的损失：一九七三年中国的石油收入为三千五百万美元，一九七四年跃至四亿四千万美元，估计一九七五年将达八亿美元。

　　

　　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贸易主要包括：(一)以中国的食品、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交换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工业设备；(二)中国对北越、阿尔巴尼亚和北朝鲜的援助交货。

　　

　　对外经援和军援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不到百分之一。主要经济援助项目除了向北越供应的食品以外，仍然是坦赞铁路工程，约有一万三千名中国工人修建这条铁路。军事援助主要是对北越供应的小武器和对巴基斯坦供应的坦克、飞机和其它武器。

　　

　　①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的进口额是按抵岸价格计算的，因而要比美国商务部计算的数字大。

　　

　　八、运输：货运的增加

　　

　　一九七五年初，中国现代经济的主要运输系统仍然是铁路线，大宗商品由水运作为补充。石油产量的增加正在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建设油管和港口设备以及在新的产油地区修建铁路支线和公路。一九七五年一月，北京宣称完成了从中国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到渤海湾秦皇岛口岸长达一千一百五十二公里的油管。农村继续使用古老的水路和陆路运输’然而，有些地方正在通过把铁路延长到至今还是与世隔绝的地区来改变面貌。

　　

　　过去四年，中国的铁路线增加了百分之十，长达四万四千多公里，比共产党执政前的铁路线增加了一倍。最近的进展包括：(一)在人口众多的东部的重要铁路，分段修建了双轨；(二)完成了好几条干线；(三)向内地逐步延长新的铁路线；  (四)增加铁路线的电气化，主要是在四川和陕西的山区；(五)建立工业用的铁路专用线、扩大铁路调车场和传动设施以及建造新的维修站。

　　

　　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货运量的增长超过了火车运输能力的增长。铁路当局现在正在与普遍存在的、但还不致于使运输停顿的车皮短缺，特别是油罐车短缺作斗争。

　　

　　一九七四年公路建设包括：(一)建造九条主要公路，主要在人口稀少、依靠公路进行长距离货运的边远地区；(二)建造连接农村县和公社的长达一万公里的短距离公路；  (三)铺设一万三千多公里的沥青公路和油渣公路。

　　

　　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写本文时为止，中国的港口一般地说能够处理从自由世界国家不断增加的货运。偶而，很多船只必须在中国的港口等候泊位，有些船只要等候很久。同时，中国人通过挖泥，建造新的设备，购买更多的装卸设备以及采取改革的装卸货物手续，在继续改进他们的口岸和港口。

　　

　　九、消费：逐步提高

　　

　　过去五年中，生活水平一直较低的普通消费者从逐渐的多次小改善中得到了一些好处。

　　

　　粮食的质量、品种和供应数量继续长期缓慢地提高。粮食仍然根据年龄和工种配给。在正常情况下，供应是充裕的。猪肉、家禽和鱼类似乎较经常地出现在饭桌上，像鲜果和蔬菜那样。

　　

　　尽管棉布继续配给，服装的标准总的来说是提高了。合成纤维的供应越来越广泛，例如，成人的服装正在逐渐脱离单调的蓝色或灰色。

　　

　　住房也有些好转，特别在农村。富裕的公社社员大批地搬到用本地材料和自己劳动盖的砖房和石房去居住。在城市，单元楼房正在新建工厂附近建立起来。现有的老房子看来通过私人和集体的努力仍在令人满意地保留着。

　　

　　最令人注意的进步可能是在拥有耐用消费品方面，特别是自行车以及手表、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和缝纫机等。中国每年制造五百万辆自行车，而现在正在使用的自行车总数可能达四千万辆左右。

　　

　　起码的保健工作正在通过三至六个月训练的年轻医疗人员，即赤脚医生，扩大到落后地区。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五年制的小学校正在建立，即使最偏僻的乡村也设立了小学校。

　　

　　有限的自由选择正在逐渐扩大。然而，消费的基本情况仍然受政府和半政府很多机构的严密管制。最后，据最近访问中国的人们所描绘的消费情景，一般是反映条件较好的工业工人和富裕的公社社员的情况；这并不能确切反映手工业、地方工业和运输业以及在落后公社的很多工人和他们家属的情况。

　　

　　十、人口：还在增加

　　

　　关于中国人口和目前控制人口计划的材料，仍然很不完整，因而不可能得出正确的估计数字。本文所引用一九七四年年中九亿二千万人口的数字是按一九五七年以来平均年增长率百分之二点二计算的①。

　　

　　周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的报告中间接提到了：(一)人口“接近八亿”和(二)“解放以来”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以这个政权一九四九年的人口为五亿四千九百万的数字来计算，即达八亿七千八百万②。

　　

　　目前有利于提高中国人口出生率的重要因素是：营养的改善；公共卫生的继续改进，现在有大批赤脚医生③来帮助和做宣传；出现大批的和不断增加的生育年龄的妇女，这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婴儿大繁殖的结果，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社会安定；喜爱大家庭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由于现代中国儿童体质的大大改善，这种观念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强。

　　

　　①本文所引用的一系列有关人口的数字是数年前商务部外国人口统计分析处为美国政府本身使用而编制的。其他方面的估计数字是近年来的年平均增长率低到百分之一点七。

　　

　　②一九四九年年底人口五亿四千八百七十七万的数字是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十年》一书中第8页上公布的。

　　

　　③中国过去声称公共卫生的基本问题已在全国得到解决，但与此相反，仍然存在着很多的落后地区。在这些地区，赤脚医生的工作将首先是提高人口的增长率，例如，通过鼓励培养较好的卫生习惯来提高人口增长率。

　　

　　目前的人口控制计划比一九五六——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一九六六年两次运动坚决得多，这个计划是文化革命后才生效和开始深入到农村的。怀疑这个计划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是否已收到预计的效果，或者确切地说，怀疑它能否抵销上述强有力的鼓励提高人口出生率的潮流。由于没有统计资料，因此对下面的两种估计数字很难作出判断：一种意见认为人口在继续以百分之二点二五的速度增长，另一种意见，像利奥·奥林斯①认为，近年来的人口增长率是百分之一点七五。

　　

　　现在，中国政府看来决心要在今后几年内使人口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以下。中国正在开始掌握甾族化学和有关节育的其他方面的技术。这种技术在以前两次的节育运动时几乎没有掌握。德杰拉西②曾谈到人民共和国在发展和分配口服避孕剂方面的惊人进展。在这方面，他的记述是一个“必读”的材料。

　　

　　然而，中国控制人口的力量，其主要之点不是政策制订者的坚强决心，也不是在政府宣传的影响下社会观念的改变，或者是得到了新的节育技术，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生活的严密组织。目前的节育运动已经在社会的基层单位开始实行“婴儿配额制”③。根据这个制度，在一个村庄或一条城市街道确定妇女生育数字的指标。分配是要进行讨论的，大概是根据这种一般原则，即“民主集中制”。有了两、三个孩子的妇女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再被批准生更多的孩子；有一个孩子的可以再生；没有孩子的，据说，如果要孩子，可提供医疗帮助。这种制度建立后，各级行政单位已经开始设立节育委员会、定指标、召开会议和扩大分配节育用品。

　　

　　①利奥·奥林斯观点的摘要和在这个问题上的其他参考材料，见一九七四年九月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处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所编写的《中国在人口控制方面的经验：难以理解的模式》一书。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提到利奥·奥林斯是该书的。

　　

　　②卡尔·德杰拉西：“对当前中国控制人口出生率的几点看法”，载《中国季刊》(1974年1—3月)，第57期，第41—62页。

　　

　　③关于婴儿配额制的叙述，见韩素音为全国工业会议理事会和斯坦福研究所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一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联合举办的国际工业会议所编写的论文“中国的人口增长和生育控制”。

　　

　　实行“婴儿配额制”说明了党的组织力量、领导人讲究实际的态度以及中国同诸如苏联和印度等其他社会的不同。如果中国在今后十年内把急剧降低人口出生率放在最优先地位，她已经有了适当的组织和技术，以及正在改变的社会观念来支持这个行动。文化革命后，节育计划已不是通过粗暴的方式来推行。不过，各级领导还有很多其他的规划，可能要分散他们的一些注意力。

　　

　　十一、教育：转向实践

　　

　　承担普及教育的义务，一直是中国四分之一世纪革命政权的最美好的方面之一。但是教育是为了什么？由谁来办教育？要达到什么水平？五十年代当教育作为全盘接受苏联体制的一部分时，中国的新政权搞了一个范围很广的教育制度，企图使中国的群众得到文化并且训练几十万为迅速实行工业化和最终能制造先进武器所需要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结果是，增加了大量的学生、教员和各级的行政人员，并且很快培养出各种技术专业的毕业生。

　　

　　大跃进期间，教育制度被缩短学制的走捷径方法打乱了。大跃进被放弃后，教育制度与经济一起得到了恢复。毛主席正确地认为恢复起来的旧教育制度显然地对他的革命目标起了破坏作用。教育制度特别是高等教育：(一)依赖于过去的外国学者的权威著作，(二)使学生习惯于使用中国还没有能力供应的最新的实验室设备和医院设备，(三)削弱思想意识的热情，把技术专长推到首要地位，(四)使青年特权阶级习惯于脱离生产劳动的生活，使他们往往一直到近三十岁还保持学生的身份。毛发动了文化革命，大举冲击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官僚机构，高等学府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关闭了四个学年，这并不是偶然的。

　　

　　文化革命是毛最后为达到下述目标的大尝试的一部分：(一)把他的权威重行凌驾于经济技术管理日益增强的和独立的官僚机构之上；(二)以毫无疑问的忠诚、自我牺牲、朴素生活和平等主义的固有精神，再度强化革命运动。在这样的范围内，毛赢得了他的若干战役，但不是战争，因为他不能或不愿把这个社会解体，达到足以摧毁日益深化的技术管理基础。

　　

　　然而，在教育方面，毛达到了很多目的。正如表4所说明的，过去五年的教育制度与旧制度比较，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有显著的差别。这个制度反映了毛的方案：缩短学制、学生具有工作经验、革命的教师队伍、实践的课程和继续不断的政治教育。

　　

　　表4  中国教育制度的变化

　　

　　

　　这种毛主义的教育标准在一九七〇年秋季大学和专科学校开始恢复教学时不能充分被采纳。开始时，上班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只占一小部分，课程处于混乱状态。在批孔运动开始时，对用考试挑选学生的方法进行了攻击。下乡青年把时间花在喂猪和参加政治会议受到了表扬，而那些花时间学习准备考试的下乡青年则受到了批评。

　　

　　在当前的这个学年里，情况仍然不稳定。从工厂、公社和部队招收学生的制度正在进行。

　　

　　在小学，普及五年教育的目标有了新的推动力。小学校正在偏远的农村建立，由下乡的中学毕业生管理。过去几年，成百万的青少年受到了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和医务护理方面的训练。人民解放军每年约招一百万十八岁的青年，循环训练出一百万具有各种技术的人员。总之，教育事业在基层和中层是在扩大，在上层则正在收缩。教育和训练的区别模糊不清了。

　　

　　当然，不是所有的这些教育规划都是像官方报刊所描绘的那样美好。不过，教育中确实存在着动力，而高等教育正在与文化革命前截然不同的轨道上前进。有些变化是适应这个国家经济上(至少是短期)的需求的：

　　

　　文盲问题比以前更广泛地得到解决：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农民必须阅读化肥口袋上的说明，工人必须阅读机器上的标记。

　　

　　这个经济可以从“对人的投资”中取得很大的好处。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设置一些实际课程，如种植棉花、养猪、操作车床和开动油井井架、公社会计和农村防病的草药等。

　　

　　这个经济可以通过每年把农村中最聪明的青年男女招收到国立或省立大学的办法，从而得到好处。旧的制度，正如毛所说的，是一个把人分成高低的制度。

　　

　　强调有实际工作经验作为入学的条件、新课程和新课本的实践倾向性，以及教育和生产需要相结合，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这个经济。

　　

　　即使缩减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课程，缩小高等教育的范围，对经济也会有好处，正如毛所指责的，以往的课堂时间仅仅拖长了脱离工作实践的时间。

　　

　　从长期来看，这个革新的制度看来不能为现在已经上了年纪的曾在美国、西德、英国和科学发达的其他国家留过学的几百个高级科学家提供足够数量的接班人。如果政府要应付今后更困难的技术挑战，那么，它会发现恢复旧制度中某些精华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同时，中国仍然保持有许多“处于落后地位的好处”，即有机会从其他国家获得尖端技术方法和产品的好处，而这些都是其他国家在创造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

　　

　　十二、前景：未来实行专家管理

　　

　　周对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今后经济前景的讲话，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如下①：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①美国外国广播新闻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每日报道》，1975年第13号，第D23页(1975年1月20日)。

　　

　　人民共和国在四分之一世纪内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能感觉到的胜利、部分失败和任务还未完成的混合体。这个经济有能力解决庞大人口的吃饭问题、扩大工业生产能力和产量、同时维持一个强大的军事国防的力量，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但是由于政治的大变动，经济发展是有很大的反复的。

　　

　　近期的经济前景是，对新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的经济是比较容易估价的。我们了解目前存在的农业和主要工厂的情况。我们也知道为扩大生产能力而制订的计划的总的方向。工业对农业供应的加强，特别是当新的外国化肥厂在接近这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开始投产，将使农业的产量增加。由于继续大搞水利，主要决定年产量的气候因素将要减少一些影响。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各种生产因素互相配合的重要性将要增加，例如，对各种新的种子提供适当的土壤和水分。

　　

　　在工业方面，扩大钢材、石油化工产品和其他重要产品的产量将大大取决于正在建设的新厂。工业生产增长率将会被基本工业的生产能力继续不足而拉下来。文化革命以后的年份追赶上来的高增长率在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将不会再次出现。

　　

　　至于对外贸易，在开采石油、开发新的油田以及延长油管和扩大港口设施方面取得进展时，石油将维持首位，作为发展最快的主要出口商品。同时，在短期内出售中国传统出口商品的前景是不好的，因为受到经济衰退打击的工业化国家的需求疲弱。同香港的贸易及其他外汇交易每年将继续得到净收入十亿美元以上的硬币，如果这个英殖民地的政治地位没有什么大的变动的话。对增加外国供应者的债务，北京必将采取慎重态度。至于同苏联的关系，中国没有急迫的经济理由来欢迎同她的前共产党伙伴恢复友好关系。

　　

　　正如以上所讨论的，中国有管理机构、有组织能力以及有科学知识来迅速限制人口增长。然而，这个计划几乎可以肯定在今后五年内将不会得到持久的优先地位来取得成果。理由是，很多其他问题将占去领导人的时间。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制度的根子——正如文化革命期间所论证的——已扎得很深，除非有一个政治大变动才能破坏日常经济生活的制度和习惯①。

　　

　　过渡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保持生产上的积极性和士气。尽管大部分人民在生活水平逐步好转中得到好处，实际的生活水平仍然是艰苦朴素的。经常是，最不满足的人看来并不是最穷的，而是那些比较富裕的人要求更快地改善生活。从长远看，更重要的是城市中学毕业生的精神面貌，他们被送往农村终生为毛主席服务。另外，对士气有重要影响的可能是废除农村的自留地和私人贸易。

　　

　　①对整个过渡时期的问题——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问题——的权威调查，见多克·巴尼特：《不肯定的航程：中国过渡到毛以后的时代》，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1974年版。

　　

　　一九八〇年以后经济发展可能会很快。在有些方面，从长远来看，中国处境特别良好。人民共和国：拥有超级大国的自然资源和欠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制订了庞大的造林和治水计划，这些应该减少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压力；鼓励群众保持历史悠久的中国习惯：(一)生活朴素，(二)充分利用人和牲畜的粪便，(三)很好使用过时的设备，(四)总之，在有限的资源中挤出最大可能的效果。

　　

　　在其他方面，中国可能碰到困难。人民共和国：

　　

　　将发现当生产多样化使生产更加复杂和更难选择对那些产品给以优先地位时，要管理一个苏联式的经济，困难是很多的。今天，中国的经济不像苏联的经济那样需要紧密的结合；因此，中国没有碰到关于制度的根本问题。

　　

　　在没有毛的一元化领导时，也许不能把革命的牺牲精神维持下去，或者缺乏其他办法能使农村生活适应新教育出来的一代人的兴趣。

　　

　　即使人民共和国能成功地、而且她几乎肯定会成功地在二〇〇〇年时进一步超过大多数欠发达的大国，但她也很难消除同先进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这些国家，象日本和西方大国，在十八个月以前，人们原来预计能从各自的先进地位再迅速前进。现在这些国家正遭受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庞大的石油开支三大问题的折磨，而中国领导人则没有这些头痛的事。然而，尽管没有其他国家的困难，北京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取得工业均势。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人民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头二十五年里受到两次持久的政治动乱的干扰。观察家因而不应期待在今后二十五年内经济发展将以稳定的直线形式上升。

　　

　　表5  计算1949—1974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项目①

 

 

　　

　　说明载于本文以前所写的论文(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小数点后两位数以后的数字算到小数点后两位数为止，以便于一般的计算。我们假定，在所有的年份中，粮食占食品产值的数字……（原文缺）

　　

　　附录  甲

　　

　　最新修订的国民生产总值简表

　　

　　本文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以美元估计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按早些时候所写论文①所使用的一套同样简化的方法计算的。简言之，这套方法包括：(一)将农业生产指数加上菲尔德的工业生产指数②合并编成一个产量总指数；(二)按中国一九五五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估计为四百八十一亿九千万美元计算，把这一指数序列变换为美元序列。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一书中的指数序列是按一九七〇年汇价的美元计算的；目前的序列是按一九七三年汇价的美元计算的；一九七三年国民生产总值价格指数对一九五五年国民生产总值价格指数之比是一点六九八三③。

　　

　　1．新旧计算的比较

　　

　　表5所列主要项目的逐步算法在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中已有详细说明。在以前的计算中，对粮食采取两个估计数，第1项估计有好几年都有一个从最低到最高的幅度，第2项估计则是取其中点；而现在的计算，对所有年份的粮食估计都采用一个数字；因此，第一项和第二项的估计是相同的。同样地，按以前的计算，有几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原来是作为第11项列出的，有一个从最低到最高的幅度，而将其中点作为第12项列出；按现在的计算，所有年份的工业指数估计都采用一个数字，因此，第11项和第12项的估计量是相同的。

 

　　①关于这套简化方法的全部说明，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一书第41—47页阿什布鲁克写的文章。

　　

　　②关于这个工业指数的最新统计，见本书罗伯特·迈克尔．菲尔德的文章。

　　

　　③ 《总统的经济报告》，华盛顿1975年2月版，第252页，表C一3。本文表5中一九五五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八百一十八亿四千万美元，是以四百八十一亿九千万美元乘一点六九八三得出的。

　　

　　按照新的计算，除增加了三个新的年份以外，其余的变化是：(一)一九五七年以后国民生产总值的曲线斜率提高了，因为对一九六二年开始的粮食产量的估计和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工业生产的估计提高了；(二)由于把计算货币由按一九七〇年汇价的美元改为按一九七三年汇价的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货币价值要增加百分之十四，(三)但是，曲线的轮廓基本上不受影响。旧的计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估计》一书中的计算)与新的计算(本书中的计算)中国民生产总值及其两个组成部分的平均增长率如下；

　　

 

　　一九五〇——一九五七年(以一九四九年为基期)的新的增长率与旧的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九五八——一九七一年

　　

(以一九五七年为基期)的新的增长率比旧的增长率高。在本文中，我们采用的人口增长率是百分之二点一至二点二，这对一个较高的农业增长率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在以前的那篇文章中采用一个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和一个较低的农业增长率，是不合理的。工业生产估计数的上升，主要是由于菲尔德指数中包括了好几项新的、发展得快的机械项目。新的计算还提出了一个为期十七年(即从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四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以一九五七年为基期)：

 

 

 

　　2. 计算表明的意义

 

　　从长远的趋势来看，这些最新的计算，一般是符合北京对生产安排的先后顺序的，并且在性质上得到中国问题观察家们①的确认。首先，农业产量一直在增长，大致符合人口的增长率。粮食消费的改善是长期的和逐步的。中国在计算粮食生产方面，不是按人口平均，而是以改进质量、增加品种和得到粮食以外的食品的形式计算的。这些小的改进，很多是靠自留地和私养牲畜。私人的农业活动并不包括在目前的农业指数中。农业数字是与北京所关心的在八十年代使农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以便在收成不好的年头不再大量进口粮食的想法一致的。

 

　　①关于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另一种估计，见津川频著《中国经济展望：趋势和周期》，太平洋株式会社1973年1月版，第4卷，第2部，第250—264页。

　　

　　其次，工业生产的长期增长率是接近于过去十七年的百分之九的增长率，而不是如头十年那样在小的基数上计算出来的较高的百分比。百分之九的增长率是很可观的，可使每八年产量增加一倍。从一九七四年面临的问题来判断，当国家领导人开始面临需要对基础工业进行一轮新的大投资时，这个增长率会下降一些；

　　

　　第三，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按人口平均为百分之三，反映了这个经济存在着相当潜在的增长率，如果对按人口平均的消费增长率给予有效限制的话。本文提供的一九七四年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的绝对数字为二百四十美元，比前一篇论文中提出的一九七一年的数字一百五十美元高百分之六十。这是由于美元的贬值，以及在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把农业和工业产量的估计数提高了；同时也是由于过去三年中执行了温和的经济政策和出现了扎扎实实的经济增长的结果。目前的二百四十美元还可以和五十年代初期(见表5)的数字对比一下，当时只约一百美元。当然，中国仍然是一个大的穷国，但是中国对其在基本建设和掌握现代武器方面的成就有理由自豪。中国有其独特的一面，它决不是一个普通的较不发达的国家，但是也还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3．对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方法的评论

　　

　　对采用上述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的程序和结果主要有以下三点保留意见①：

　　

　　①这个讨论在很大程度上系依据兰德公司经济研究部叶公嘉(译音)对计算方法所作的极为有益的批评。但本文对叶博士的某些宝贵建议并未采纳，在很多情况下，必须等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关于某些情况的更具体的分析资料，才能加以改进。

　　

　　(一)计算中包括的商品品种太少了，在农业部分，仅有粮食和棉花，而在粮食中，也不区分各种不同的谷物，因为每吨不同谷物的经济价值可能有很大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如大豆、猪肉、家禽、食糖、亚麻和大麻等商品都没有包括在指数之内。在工业部分，菲尔德指数包括的主要项目已从十一种增至二十七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机器制造。如果工业方面包括的范围扩大，而农业方面包括的范围很小，就成为很严重的问题了。另外，统计资料只集中于几个基础农业项目和基础工业项目，而忽略了发展较快的非基础项目，这也可能影响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估计偏低。

　　

　　(二)计算中把所有部门的经济活动仅归入有关农业活动和有关工业活动的两大类中。由于中国经济中的产品庞杂多样，技术先进产品的比重在不断增加，运输、交通、财政、贸易、卫生、教育和公共服务对物质生产部门的关系也在改变；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具有某些独特的性质，例如没有从农村流往城市的大量移民，因此，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不同部门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出现一些令人惊奇的情况，即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在走向一个富裕的社会，但是把不同部门硬捏在一起，只归入农业和工业两类，可能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估计过低。

　　

　　(三)在计算中，对农产品是按最后的产量计算，而不是按每一项的增值计算。由于工业产品用在农业方面的数量急剧上升，如果不按增值计算，那就会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估计过高。在这方面，菲尔德在编制工业指数时使用了工资加权作为增值的近似值。

 

　　4．总结

　　

　　这套简化的统计方法只是将前一篇文章中对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修正到目前为止，但使用的方法本身并没有任何改变。新的估计数有了改进，因为吸收了比较一致的有关粮食的估计，并且扩大了工业部分的范围(菲尔德指数)。得到的结果虽然仍然是初步的，但看来是合理的。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个长时期内的变动情况、各种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例如人口对农业生产)以及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的绝对水平等等，看来与从各方面取得的点点滴滴的经济情报是一致的。如果中国政府重新恢复其原来的统计制度，并按这制度发表现有的经济统计，这种简化的方法就不再适用了。

　　

　　附录  乙

　　

　　关于中国经济情报的来源

　　

　　本文在一九七二年写的论文中提出，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情报“在六十年代……一度断绝后，在今后几年将会大量增加。”①三年后，在一九七五年年初，中国政府对紧紧掌握的全国生产数字稍为放松了一些。一个庞大的统计机构又有了地位，在文化革命中遭到破坏后，这个机构已经恢复正常。然而，周恩来总理一直把关于公布更多经济统计数字的要求搁置一边，他说具体数字公布以前，这个制度需要更多的调整。

　　

　　本文是根据以下几方面的资料对过去提供的情况进行补充并提出直到最近的情况的。这些资料仍按以前的五大类顺序说明如下：

　　

　　(一)中国的一些贸易伙伴发表的具体程度不同的对外贸易数字。从这个来源得到的情报水平与一九七二年的相同。对中国情况的观察家，可以从中国进口粮食和化肥、购买机械和设备以及出口制成品和原料等等持续不断的分析中得出宝贵的结论。例如，中国的石油增加了生产和出口，就是通过这个资料来源很容易观察到的一种重要趋势。

　　

　　①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第49—51页阿什布鲁克的文章。

　　

　　(二)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情况。五十年代不可缺少的一个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的《伟大的十年》①，自本文前一篇文章于一九七二年发表以来，已经过了三年多了，现在还没有其他的材料来代替这份资料。一九七〇年年底，周总理曾对已故美国作家斯诺透露过少数的全国生产数字，但这并不表明统计数字封锁的撤销。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估计》一书发表以来的三年内，中国的报刊上仅仅报道了一些片断的经济资料：(1)粮食、钢材和石油的零星片断的年产量数字；(2)原煤、电力、水泥、卡车和其他机械项目的全国产量增长的百分比数字。这些百分比往往是以共产党执政的一九四九年或文化革命前一年(一九六五年)为基期的，(3)二十九个省和自治区中，大部分省和自治区发表的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的百分比。把这些增长百分数回过头来用到五十年代公布的绝对数字上，能较成功地使这些最新数字与中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数协调一致③。

　　

　　周总理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段话是关于一九七四年的经济成果的。除了早些时候有一些关于农业生产的简略报道外，这一段话几乎包括了所公布的关于一九七四年所有的国家统计数字③。

　　

　　①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版。

　　

　　②见罗伯特·迈克尔·菲尔德、尼古拉斯·拉迪，约翰·菲利普．埃默森合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省工业总产值的重新估计》。

　　

　　③美国外国广播新闻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每日报道》，第75一13号，第D21页(1975年1月20日)。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三)难民和移民以及访问中国的记者、企业家、技术人员及其他人士目睹情况的报道。这一类资料是在过去三年增加对中国情况了解的主要途径。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联系开放之后，已有二千多名美国人访问了中国。在这些访问者中有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密执安大学的亚历山大·埃克斯坦，哈佛大学的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沃西利·利昂蒂夫以及耶鲁大学的詹姆士·托宾)。这些“沉闷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的教授们在作报告时吸引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集体的意见有助于外国对中国经济的评价并且向经济界提供了具体情况。但是，就目前所能作的判断来说，他们的发现并未能改变对中国经济的实质成就或全面情况一般所持的任何看法。这是并不奇怪的。几年前，一个访华的学者大概这样说过，“如果你对在中国所看到的情况感到很惊讶的话，那你根本没有复习好家里的功课。”他的意思可能是说，现在美国国内已具有第一流的书籍、电影和早些时候访华人士的新闻报道，足够对中国情况形成一个良好的印象。因此，在衡量访华人士的报道时，必须记住：(1)访问人士往往是中国政府从那些至少对该政府有些同情的人们中挑选出来的；(2)他们一般地仅参观开放的城市、工厂和人民公社，并且仅同小心挑选出来的人们密切接触。

　　

　　(四)与苏联的类比推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具有苏联经济的骨架结构，因为在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采纳了苏联的制度。这两个制度在结构方面的近似性有助于外界把中国片片断断的经济情况拼凑起来。然而，与苏联类比推理，只能用到一九七二年。在其后各年，中国人在一些实际的具体问题上一直是有意识地摆脱苏联的模型。因此，以这个方法作为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资料来源，现在是不能再用了。

　　

　　(五)学术方面的评价。过去三年，在中国更多地向外界开放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扩大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国问题的学术方面的书籍和新闻文章。

　　

　　摘要：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者，特别是美国的研究者，在过去三年取得资料方面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从包括美国主要经济学家在内的西方国家访华人士中得到他们的现场观察意见。尽管取消统计资料封锁的希望还未实现，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总的和缓气氛，使人们产生了新的乐观情绪。同时，在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情况拼凑起来了解某些经济部门情况方面也使我们加强了信心。我们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交流有一个较好的了解，对中国经济优先发展的项目以及工农业的一般情况也有一个相当明确的认识，只是对军事部门的情况以及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的具体情况还是模糊的。特别是，我们对发展经济的动力还是猜测的。

　　

　　附录丙

　　

　　苏联经济模式的中国变型

　　

　　中国的经济是苏联式“管理经济”的变型，它把传统的中国社会和共产主义革命两者的重要特征结合在一起。

　　

　　1．苏联式的管理经济

　　

　　五十年代中，中苏合作达到了高潮，中国人迅速向苏联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学习。中国大规模地采用了苏联的经济制度，包括以下的主要特征：

　　

　　(1)重要的工业、运输和金融事业归国家所有；

　　

　　(2)农业集体化；

　　

　　(3)中央对投资、国防和消费之间的资源分配以及对主要商品方面的分配，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4)采取一种强制性的工业化发展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投资处于优先地位，而在投资方面，首先是发展重工业；

　　

　　(5)在年度经济计划和五年经济计划中制订发展指标；

　　

　　(6)建立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制订计划的细节和管理日常的经济活动；

　　

　　(7)各级党组织监督经济机构和每个企业的业务；

　　

　　(8)成立群众组织——工会、农民协会、青年组织、妇女联合会和行业组织——使基层的党组织来控制经济I

　　

　　（9)利用对外贸易来取得国内没有的机械和技术，最终目的是为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苏联在五十年代派往中国一万二千名工程师和技术员，中国派出几千名高级技术员到苏联去学习，中国广泛采纳苏联的技术操作和行政规章，中国学校普遍学习俄语等等，都加深了苏联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此外，中国同苏联的技术标准和苏联制造的设备也结合在一起了。五十年代中国基础工业成就的核心主要是约一百五十项苏联装备的工程，如轧钢厂、机械厂、电厂等①。

　　

　　表格

　　

　　①中国同苏联曾同意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七年为期十五年内建立三百座工厂。一九六〇年，当苏联技术人员返苏时，约有一半工程已经建成。

　　

　　现在，中国同苏联的经济接触主要限于从苏联进口少量零配件和进行地方产品的边境贸易。在教育制度中，英语又重新取得了主要地位。尽管这样，中国经济的骨架结构仍然带有与苏联经济结构相似的一种明显的家族肖像。在基本工业和国防部门，很多重工业设备仍然带有俄文字母的图样。上面的图2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决策机构的图解一览表。

　　

　　2．中国传统的特征

　　

　　中国社会有些传统的特征，继续在强有力地影响着当前的经济活动。很重要的是，农村的细胞组织——开始于小村庄，其中大部分居民看来都是有亲属关系的；一群小村庄在经济上与一个较大的市镇有联系；依次，好几个市镇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附属于一个更大的行政区镇。北京很早就放弃了大跃进时代难以操纵的公社。这种公社把平均二万五千个农民搞在一个大型的、包罗万象的超级集体组织中。现在，政府为了达到其目的，正在有效地利用农村传统的组织机构：

　　

　　以一百至二百人为代表的村庄是基本的农业生产单位，称之为生产队。

　　

　　较大的市镇作为生产大队的总部，包括约十个生产队。

　　

　　老的行政区镇是公社的总部，使用大跃进时的名称，但规模小得多。公社可能由六个生产大队组成，平均包括八千至九千居民。

　　

　　城市同样也是以分级管理的形式组成。例如．拥有五百七十万人口的上海市共分成十个区，每个区的平均人口为五十万，而这十个区再分成共计有一百一十个的街道组织，每一个街道组织的平均人口为五万。街道组织再分成小型的里弄组织。同农村组织的情况一样，这种分级管理形式的组织(人们在每一个单位集体负责承担这个单位的义务，并且在每一个单位掺杂着党员)与传统的社会控制的形式有很多共同之处。

　　

　　至于家庭，共产党谴责的老式家庭，与其说是反对家庭的组织，毋宁说是更反对老式家庭的内向性及其结构价值。大跃进的过火行动试图取消家庭，强迫人们进入公社的房屋，男女分居，遭到了失败。这个计划从未得到实行，因为它的目的不切实际，而且也没有资源来建立新的房屋。在大跃进的初期，就被放弃了。

　　

　　有人可以辩解说，在共产党统治的四分之一世纪内，家庭在许多重要方面是更加强了。例如，这个政权初步清洗了它的敌人以后，由于经济秩序的恢复，水灾、饥荒、疾病、战争和犯罪对家庭的破坏大大减少了。此外，对所有公民的迁移实行有效的控制和承认家庭作为一个基层单位，加强了稳定形势。在今天中国的社会里，除了传统的组织上的特征以外，一些旧式的个人美德和社会行为的准则，仍然是重要的。对中国的共产党新主人来说，有价值的古老而受人尊敬的个人美德是：俭朴、勤劳和坚忍。在社会行为方面有价值的准则是：适应集体事业、服从领导和汉族的优越感。

　　

　　执行任何苏联式的控制经济的人，很快能认识到用行政力量的办法是不够的。新掌权者不管多么急切和愿意自己献身，他们不能有效地改变和赶上中国经济生活的每一方面。因而，即使采用极权的苏联模式也不得不接受很多不会或不能立即改变的旧中国的东西。很多日常的习惯和做法，必须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地转移到新的国家结构。因此，研究中国的老手可以指出，很多中国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如饮食上的喜好、大量的家用设备和陈设、农村的面貌、艰苦的体力劳动条件，还有无数的小店铺和货摊以及风俗习惯。

　　

　　但是同样地，研究共产主义革命的年轻学者也能够列出一系列的毛主义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经济事务的管理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3．新的共产主义特征

　　

　　苏联模式的中国版，其最显著的共产主义特点主要不在于物质方面，而在于意志、态度、争分夺秒精神和动力的源泉。

　　

　　共产党在否定种族主义的同时，很精明地利用了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感。毛主席说的中国人已经站立起来了使毛政权的敌人和海外华侨都分享到了荣誉。人们指出，中国人民一百年来受到了外国人的侮辱，他们不是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上述的荣誉感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本身的动力；这种荣誉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在五十年代后期愿意刺激苏联的领导人撤退专家和收回他们的图纸。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西方的专家只有在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才被准许进入中国，为什么中国人要谴责苏联恳求日本援助苏联发展西伯利亚资源。

　　

　　强调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也扩大到国内的经济活动。中国的发言人不倦地赞扬山西省大寨农业生产大队带头把瘠地变为良田和在水灾毁坏农作物后不向国家伸手要钱。在工业方面，大庆油田的全体工作人员在艰苦的环境中的模范工作、创造钻井和泵油的新方法、使钻头耐用和以革命热情来提高产量，受到嘉奖。

　　

　　新的主人正在设法改变把个人和家庭放在首位的老观念。在很多方面，他们已成功地鼓起人们对国家和集体目标的热情，特别是在涉及中国优越性方面的荣誉时。人民文化水平的大大提高、报纸和广播的推广、国家军队的建立以及党的组织能力，使中国群众的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如何，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对共产党统治前的情况都不记得了。异端的影响依然存在，一个原因是因为不可能把所有被禁止的影响立即根除掉？另一个原因是对政治和技术之间，那个比较重要，内部的看法是动摇不定的。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经济上一个新的重大特征是平等主义。在经济阶梯的底层，新政权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生存的最低水平。生活在这个水平以下的人，即使有的话，也是很少的。在最上层，从党早期继承下来的传统的俭朴生活保留了相当大的活力。很少国家，当然不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曾试图达到这样的经济平等。

　　

　　同时，心理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尽管毛取消了等级、头衔和肩章，中国人对等级制度仍然保持有尖锐的敏感性。为了让坐办公室的官员尝试艰苦的农活而成立的五·七干校，是毛继续与这种传统习惯作斗争的主要范例。

　　

　　经济的另一个革命的特征是消灭了大量的偷窃、行贿、敲诈和娼妓。很多人都说，今天的中国是真正具有道德的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正直和谨严的行为无疑地是由于以下五方面的结果：(一)继续不断的监督，不仅难以做坏事，做了也难以分享成果，(二)大量的思想灌输；(三)没有饥饿促使犯罪，(四)稳定的家庭(如上所述)，(五)自豪感。

　　

　　最普通的不道德的事情是利用其影响取得短缺的东西、较高的收入和轻快的工作。朋友和亲戚有什么用，如果他们不能帮你的忙？把亲戚放在高的职位上是这个制度从上至下都发生的事。在上层，妇女群众团体的行政领导几乎都是高级官员的妻子。在中层，一个内地城市水泥厂的经理通过一个国营公司的后门就可得到特殊配给短缺的物资，或者打一个电话给省技术学院的党委就把儿子送到了省技术学院去。在底层，一个生产队记工分的会计给他的亲戚多记上几分。这个制度也确立了一些防止的办法，例如，对高级干部不断施加压力让他们自愿地把他们的儿女送到农村去服务一辈子。

　　

　　4．对制度的扼要估价

　　

　　在加强服从和因而缩小选择余地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对经济提供了活力和速度。在两件重大的事件上，经济受到了政治动乱的影响，主要经济项目受到了破坏。对整个时期来说，前进的意识和具体成就代替了以往的失败、挫折和命运主义。这个政权成功地采用了不同于苏联的经济模式。它精明地舍去苏联式控制经济的外壳而留用其精粹部分，并在其中加上传统的中国成份和毛分子的革命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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