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的中国外交
巴黎《世界报》特派记者 罗拔.纪兰
给敌人以出路
六年来的第一次，十几个法国记者有机会随着以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为首的法国议会代表团访问了人民中国的不少地区。他们看到了繁荣的农村，由看来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欢欣的农民们辛勤地耕耘着；看到了整齐、清洁、保养得好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由一群衣着朴素、营养足够、团结在非常接近群众的领导人周围的无产者推动着。
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一连串的内部考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立、由苏联的背信弃义和自然灾害引起的危机、反对“修正主义”的前期斗争、最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些都已成为过去，今天再也没有昨日风暴的痕迹。由于她能迅速复元的惊人天赋，一九七一年的人民中国给人以镇静、秩序及和平的印象。
无疑地，这是为什么外交与内政相比又成为首要课题的主要理由。这是十年来首次出现的情况。
当然另一个理由就是国际形势本身。多年来的第一次，在企图粉碎敌对的与非正义的包围圈的长期斗争中，中国的胜利似乎已是伸手可及。更由于近年来在国际方面各种灾祸的威胁，使这个胜利特别显得不平凡。印支的战火曾烧到她的边境。美国敌人几乎到了她的门口。另一方面，中苏边境上也响起丁警钟，那时必须准备两线作战。与此同时，在最坏的时刻，内部剧烈的动荡削弱了整个国家。
如果不是毛泽东，任何别人都可能已遭遇覆舟之险。与此相反，在他的领导之下，中国形势有了戏剧性的好转。在国际棋局中，她曾一度处于劣势。在非常艰险的残局中，她却绝处逢生，赢得了胜利。印支的战火平静下来，美军正在撤走。文化大革命清除了毛氏的敌手。中美关系的开始缓和，可能结束惊险的两面作战的搏斗。三重的酣畅代替了昨日三重的危险。重要的历史性的转捩点正在出现。从北京看来，在世界舞台上，人民中国正在前造，正在兴起，相对地美国正在后退，正在衰落。
毛泽东的辩证法总是把实际行动的巧妙的弹性和各种原则的绝对坚持互相结合起来。在目前，谈判的形式正在代替“枪杆子”的地位。在谈判开始之前，人民中国就宣布她将坚持原则。
显然地，这是当我们一到北京时周恩来先生便想对我们表达的。紧接着尼克松先生将访华的惊人消息，总理自己向佩雷菲特先生，以后再重复地向一群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们，透露了一连串中国将在谈判中坚持的相当强硬的“基点”。
印支不会有和平，除非美军全部撤走；台湾问题不会解决，除非美军也从那里撤走；中国不会进入联合国，如果台湾方面仍旧留在那里不走：中美不会有外交关系，假如华盛顿不抛弃蒋介石的所谓“中国政府”的合法与存在的神话——这些就是其中的几个“基点”。等待北京在这些“基点”上迁就或妥协将是徒劳的。
北京的宣传强调必须把二十五年来建筑在神话上的美国对华政策颠倒过来，使之更合乎现实。所有国际报刊也正确地强调了人民中国对原则的坚定不移的立场。
这样，人们或会得到以下的结论：美国谈判者很快就会碰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这又怎能解释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尤其是在北京的外交观察家对谈判所持的乐观的看法呢？
答案可能是这样：坚持原则的立场并不排除实际行动中的某些弹性。华盛顿的领导人如果善于分析北京的政策，他们可能发现中国人并不是没有现实观念的。
在古代中国的军事学中，“给敌人以出路”是正在作围城之战的将军们的一条永远牢记的准则。这也是一条新中国还在奉行的法则。种种迹象表示它也适用于对付美国敌人。
中国在印支问题及台湾问题上坚持原则的立场并不排除——即使中国并没有明显地表示出来——让尼克松先生在美国舆论之前像中国人所说服样“保全面子”的可能性。
在印支问题上，所谓保全面子简单地就是说：阻使美军全部撤走以后，南越还将继续存在；换句话说，美军撤走时仍留下两个不同的越南：北越与南越。当然，为此必需要有一个有进步倾向的、有目前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成员参加的联合政府。要求与北方统一将会遇到许多问题：这会在稍后由两个越南谈判解决。
美国于是必须作一选择，假如她撤军时并没有和她的印支敌人——延伸为和中国——达成协议，战火将迅速重新燃烧，越南化也将在灾祸中完蛋。相反地，假如她离开时有了协议，那末不会再有爆炸性的局势，面子也得以保全。由于人民的要求，新的印度支那将会逐渐形成，而这将为美国公众所接受。
至于在台湾问题上，保全面子同样地可能。中国要求美国把军队撤走，但她没有要求立即以自己的军队来接替，这似乎暗示她不会用武力来“解放”台湾。在这问题上，她将会接受以下情况：一切不马上解决，不给台湾人民造成悲剧，不让美国人觉得受到损害或不能接受。
此外，至少在美国舆论看来，让尼克松先生保全美国面子的最大可能性就是以中美关系的解冻的重大收获来抵偿印支的放弃。在印支失败的残酷现实似乎又被对中国新政策的成功所缓和。总账并不是完全亏蚀。
中国也可能同意这样做，因为她也会由此获得重大的利益，她一箭双雕地达到了长期以来似乎是远不可及的目标。她迫使美国把解决印支问题的办法推广到台湾问题上去。美军在这两个地区的撤退将不过是同一路的“货色”，同样的行动，可能会化费时日，但这对中国显示着：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围堵的撤消将不会半途而止。
虽然如此，大局尚未底定，而中国也谨慎地不以为必操胜券。尼克松先生来华之行只不过以最少篇幅宣布。目前只是在非公开的学习班和报告会上向干部和群众组织阐述了官方的论点，就是向人民解释为什么在一直强调长期斗争之后又要来个谈判，为什么要邀请敌国元首来访北京。
理由很简单：尼克松先生到中国来为了美国吃了败仗。正像周恩来先生最近向他的客人们透露那样，毛泽东主席在相当时期内集中了他的注意力于美国局势之后，相信美国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而长期的危机。对中国的领袖和他的总理来说，处于困境的尼克松先生肯作重大让步的时机已经成熟。
但是这种看法并没有公开。无疑地对美国人必须持重，避免刺激他们，应该帮助他们完成重大的转变。并且必须以正面及有利的论点来供给已为中国争取到的、且日益增多的美国友人及同情者，让他们来推进争取印支和平及承认北京政府的运动。
毛泽东的中国这样小心翼翼地试图避免妄自尊大，并不是单单为了一时的权宜，她的节制是源于她的深刻的信仰，源于她对世界的看法和她在世界上固有的地位；这是她的战略的关键之一。
“中国现在不是，而将来也永远不会成为超级大国”——这是北京成功地再登世界舞台时不断重述的口号。她不想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第三个强盗的角色，不想以三国霸权来替代可憎的美苏二国霸权。
她保证：她的使命恰恰相反。她鼓励小国们起来反抗两个超级大国的苛求和侵犯。她想使他们相信，正像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发表的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小国可以打败大国，小国联合起来便可以打垮大国的霸权。
中国自决，不受超级大国的干扰，这是建立和平的唯一方法。这适用于在各个战线上为自由而斗争的民族，不论在南美，非洲，中东或亚洲。印支和平应该由印支人民来完成，台湾的出路只能由中国人民来决定。
突破包围圈
在未来将产生新的印度支那的国际会议室中不会再有西方国家的座位；或者，假如没有会议，只有一个多边谈判，那也不会有为他们而设的座位。在美国军队及其他外国军队撤走之后，印支的和平和她的新的状态将由印支人民自己决定，无须西方国家插手：这至少是中国政府的看法。据可靠方面消息，这也是周恩来先生本人的看法。
所以，不会再有“新日内瓦”。一九五四年在日内瓦，英国、苏联、法国、加拿大、波兰、印度、美国等等，都参与了印支的事务。但今天在北京看来，世界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殖民势力给赶跑了，不能容许他们再度出现。最多可以让某些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譬如中国，来保证新的平衡。
对周恩来先生来说，像他七月十八日在北京对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学者们所解释的那样，新的印度支那将建立在“三国的革命政府和人民的革命基础上。这些政府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和老挝爱国战线党。”请注意：这里有三个国家和四个政府。这是我们以上所说的两个越南不是要立即统一的新的标志。
事实上，一九七〇年四月，上述四个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已经在华南的一个秘密地方——可能在广州——举行过一次“高峰会议”。它的重要性现在显得更加突出：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将来亚洲人自己解决问题的雏型。周恩来先生在闭幕前不久来到了会场，祝贺他们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并表示中国将支持他们的独立，保证他们的强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广州“高峰会议”的赞助是文革后的首次重大外交攻势。此后她就重新部署她的外交政策。因此可以说她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解决印支问题的准备上。
她的目标是使印支半岛重新成为中国东南边陲上一个团结而友好的整体。为此，要小心地使印支各国自己以协议方式来解决该地区的问题，并使她们互相尊重她们将要承认的共同边境。这并不简单，如果考虑到中国应该是第一个不干预印支事务的国家。
她知道河内强烈地希望保持独立。她也知道老挝和东埔寨都恐惧河内或会企图在印支半岛上重建霸权。所以她有一项微妙的任务：就是使各方面互相了解和组织起来，维护和保障她们的独立，以及留心注意强弱一律平等的原则是否被遵守。从长远观点看来，有理由相信在中国的心目中，假如泰国一直不想自愿地在适当时候决定参加这新体系，那末印支的重建一直不能说是完成。
中国本来一贯主张长期武装斗争，现在又突然主张和敌人谈判，这个政策上的转变是不是不容易跟印度支那的同志们解释呢？事实上，照最可靠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们说，长期坚持武装斗争是为了以往河内与北京都戒惧着一个新的骗局：一个不完整的解决方案仍会使南越成为美国经济和政治侵略的桥头堡。越南人民觉得已有两次受到欺骗：先在一九四六年的芳顿勃洛协议之后为法国所愚弄；再在一九五四年的日内瓦虚假和平之后为美国所欺诈，抗战到底就是说坚持斗争直到敌人失败的程度足以阻止他玩弄花样，足以保证最后和真正的解决。照北京估计，这个时刻现在已经来临了。
最后或者有人要问：中国的新立场是否至少在河内与北京之间造成某种不安，甚至是某种紧张？
上述的观察家们认为恰恰相反。他们说，事实上两国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现在那么密切。她们观点的相同在三月八日周恩来先生访问河内之后所发表的重要公报上明显地表现出来。紧接着，乒乓外交就展开了。在广州“高峰”会议之后，两国的团结不断有所发展。这个现象由于在这同一有决定性的时期内苏联在印支失去立足点——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谈——而更加显得突出。
从中国政策的逻辑可以看出，她对印支问题的立场和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有惊人的相同之处。印支冲突应由印支人民解决；台湾解放也应由中国人民解决。和印支问题一样，首先美军必须撤走；在此之后中国也不容许任何外国，包括联合国，来干预台湾问题的最后解决。
中国希望这问题能由谈判而不用武力来解决。但她坚决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论或“一中一台”论。
虽然这样，当外国乒乓球员到北京来的时候，一种新的情况出现了。周恩来先生第一次有机会向美国记者们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与大陆合并后的前途的看法。这位能干的总理触及了为美国公众舆论所特别关心的一点：那就是他们不欲抛弃一位不幸的老朋友——蒋介石，不愿使一千四百万的台湾居民身受他们以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恐怖。
在与“纽约时报”记者托平先生的会谈中——也在其他场合——周恩来先生曾多次发表了令人安心的谈话。实际上，他通过他的客人向台湾居民宣布；他们的生活水平将不会降低，反会提高；因为仍将维持原来的入息和薪水，但将不需缴税：因为中国并没有入息税；至于由大陆逃到台湾的难民，他允诺不仅可获赦免，而且可以按功行赏。至于蒋介石的高级官员，他提醒大家说中国政府对国民党人总是宽宏大量的，而现在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在北京。至于台独份子，他说中国将不会饶过他们，他们不过是华盛顿和东京的走狗。中国将永远不会允许为台湾独立而举行的公民投票；因为这问题不存在，台湾人都是中国人。
周恩来先生又说：“蒋介石自己不也是和我们一样反对两个中国吗？在他成为我们的敌人之前，我们和他曾经合作过。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好像邀请尼克松先生一样邀请蒋介石到北京来，恐怕不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大家将不会感到惊奇。其实陈毅元帅早就在一九六五年一次著名的会谈上提过了。在这之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人忘却了这件事。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事情好像又再度从以前停留下来的那点出发，继续发展。这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呢？
无论如何，中国的领导人显然希望通过周恩来先生的谈话来表达愿意进行“温和地”合并台湾的允诺；而且中国也不急于进行这一计划。她估计时间对她有利。国民政府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他们已为美国盟友遗弃了一半，在联合国的地位也已岌岌可危，内部则为蒋介石可能去世的阴影所笼罩，这大概为期也不会太远了。无疑地，人民中国是在希望用时间来慢慢磨断反华包围圈中一直是坚固而可怕的台湾这一环。
北京有一位西方外交家说：以前美国曾经把她在太平洋的防线放在夏威夷的经线上：这太后了，以后她曾为此而懊悔。二次大战后，她把防线放在亚洲大陆的陆地上：这又太前了，这项错误招来灾祸。她危险地，致命地，卷入了与她完全不同的黄种人世界的争吵风暴中。这条防线再也守不住了，它已成为不安全线。
有人会追问：这条防线会不会再在别的地方形成呢？这别的地方又会在哪里呢？它会不会仍旧保持它的特点，专为包围和孤立人民中国而设呢？但是，在这七十年代开端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差不多已成功地在她南疆突破了围绕着她的包围圈。她不会轻易地容许再来一个包围圈，或让现在的包围圈向北延伸。
现在她可以把目光转向北方了。向着日本：她担心日本会不会把美国的政策变为自己的政策。向着苏联：在那里的边疆上，包围圈显得最可僧和最具威胁性。
对北方的疑虑
正当环绕着中国的包围圈在南方开始出现裂缝的时候，在北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由日益强大的日本所引起的问题正在尖锐化。在南方已经降低的压力会不会再在北方升起？日本会不会认为美国的撤退给她一个在太平洋区推进的机会？美国会不会迫使她接替自己的地位？这是不是意想不到而求之不得的得以进行政治扩张和加速重整军备的借口？
在东京，这些顾虑可能被认为是杞人忧天式的。在北京，这些顾虑具有明显的真实感。当中国自一九七〇年以来开动宣传机器来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时，她是由于真实的恐惧，而这些恐惧是基于不能轻易否认的具体分析。
在北京，大家不说日本人民喜欢军事冒险，他们知道日本人民酷爱和平。他们谴责的是日本反动集团军事意识的再现，谴责的是所有在东京、汉城、台北、西贡、华盛顿积极散布新军国主义和日本重整军备的意识的那批人的神圣同盟。大家不是已经看到了为了“巩固国防”的新五年扩军计划吗？大家不是看到了在一九七六年后还要有一个五年计划吗？宣传机器，特别是电影，不是正在为改写太平洋战争的史实和宣扬从军的光荣而开动吗？
饶有趣味的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先生特别为他的每个外宾证明了日本的危险的存在。他说这是日本垄断资本盲目追求超级经济力量的必然后果。他意味深长地指出了军国主义的危险紧密地和日本经济力量的高度畸形发展联系着。
他实际上是说：日本不需要这么强大。她的发展是滥乱和不均衡的，不但剥削了国内的弱者，在国外也导致了以富有和先进的日本对贫穷和落后的国家的可憎的控制。总理接着指出：日本的超级力量是有计划地基于对他国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亚洲和澳洲开始警醒，美国自己也发现她长期以来孕育着的是怎样的敌人。最后，这种形势不可避免地引起危险的军事后果。由于要保护投资，保护补给线，更一般地由于要维持日本的扩张，支持经济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必然会不断发展。
对周恩来先生来说，日本之于中国有如德国之于欧洲，但日本更危险。德国军国主义的危险受到邻近各国一致的警惕性所遏制。此外，德国有两个，东德对西德有阻抑作用。但是日本并没有受到任何抑制。她不是分割为二，而是统一的。她不受阻抑；相反地，美国鼓励她重整军备，扩张她在太平洋的行动范围。苏联自己出卖了亚洲人民的利益，寻求日本的青睐，请她到西伯利亚去，热中于把她推向一个反中国、反亚洲的政策。
在这方面，欧洲国家和中国还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不让以前的敌人得到军事原子力量。但是，当欧洲绝不忽略这点的同时，在太平洋这一边大家有没有听到过以美国为首的任一日本友邦对她说她将永远不准有核子武器？
直到目前为止，北京对日本的政策主要是使日本舆论与政府分离，并使日本财界相信：两国关系的改善将会增进双方的贸易。
现在，中国会不会对东京采取更加主动和更加强硬的立场？对尼克松先生的邀请已使日本，尤其是佐藤先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那里的局势已经受到了有力的冲击。这是北京在决定邀请之前可能早已估计到的。从长远观点看来，中国是否能期望美日之间更加离心，是否能使美国相信：她们之间有一个共同利益，就是阻止日本势力的继续扩大？
在目前，北京一定深信佐藤先生终将垮台。北京正在为替代佐藤的新政府作准备。这并不排除重要的主动。是不是准备派一位要员到东京去？是不是在佐藤的继承人上台以后就请他到北京来？周恩来先生最近曾对来自东京的不少客人提起缔结中日互不侵犯条约。在这一点上会不会有较明确的解释？与此同时，北京对朝鲜半岛的立场也变得较强硬。中国和北朝鲜的关系在最近不但再度加强，而且李先念副总理七月十一日于中朝互助协定签订十周年之际在平壤宣布：假如北朝鲜受到侵犯，“中国人民将毫不迟疑地拿起武器”，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中国为了支持北朝鲜而说得这么明确，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
归根结蒂，从北京可以从未如此清楚地看到：日本正面临一项重要的选择：不是继承和继续反华的“围堵”政策，以及接受长期的对立局面，便是利用取代美国的良机，来抛弃旧的政策，（像尼克松先生或许会做的那样，）并以毅力来克服种种困难，创造一个新的政策，真正日本的政策，以自己的方式来寻求与中国的缓和，甚至合作。
还有一个为中国所极度敌对的可能性：那就是在目前世界舞台上重新搭配角色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日苏和解。对北京来说，这将是日本的一项严重过失和非常敌对的策略。今日来自日本的危险还是可以矫正的；但如果与来自苏联的危险合流，那就是绝对肯定的了。从中国的观点看来，日本从此加入了敌人的阵营。
苏联实在是头号危险和头号敌人。与美国缓和的最大诱惑便是结束“两面作战”的可能性——这不是可以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的。文革后复苏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要点就是在一切方面和一切地区，面对苏联、加以抵抗。这是一场已经取得一定成绩的斗争，这在印支局势中也可看出来。
正如美军在印支作全面撤退那样，苏联好像也在全面撤退。中国一直坚决地反对俄人在这一地区出现：当然，他们之来是由于美国人先来侵犯的缘故。北京一定不会让他们参与解决越局。美苏解决越局的方案正在全面破产；在这个方案中苏联实际上对美国这么说：“南方归你，北方归我。假如没有人来碰划分南北的十七度线，那便万事大吉，因为这是我们的边境，苏维埃世界的边境。”和美国人一样，柯锡金先生总是不了解印支半岛的深刻现实。与此相反，这些现实是中国为了重建印度支那的解决办法的基础，因为中国一直了解这一地区的地理政治。
中国现正加入欧洲政治角逐，这在几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其实这也源于对苏联的斗争。它有三重目标；一、让东欧起来反叛苏联，或削弱一一用北京的语汇来说——“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二、让西欧成为意欲东顾的苏联背后的一支能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赞成共同市场，赞成英国加入；因为扩大和加强了的欧洲将抑制苏联，并结束美苏的“两极化”。三、不让西欧信任任何柏林协定或对苏和解以避免苏联腾出手来专心向东。
还有，在辽阔的中国的北方及西北边境上，沿着连绵不断的中苏及中蒙边境，苏联的包围仍旧构成对中国政府的永久威胁。西方记者说，苏联在亚洲的布置的确令他们感到不安。这包括：一百万军队，共四十五师，其中一半在边界上，其余一半略为殿后；攻击型的坦克部队和有力的空军；最后还有强大的火箭和核子武器基地。
中国方面可能也布置了同样数目的军队：边境上约有十二个军，海军五万人；稍为殿后也有同等数目的军队。她的布置纯粹是防御性的；在敌人侵犯时她将首先依靠全民的武装抗战。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位特别为客人们指出：中国的核子力量仍旧是薄弱的，现在还不过是在试验阶段。虽然如此，人们相信她不久就会拥有射程达八千至一万公里的导弹。中国两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说明了它或许能够达到莫斯科。
中国在导弹和核子武器方面的发展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她是否能在苏联方面采取无可补救的步骤之前达到真正强大的地步？这是在北京的外国观察家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同时，每个访问者都能证实：中国在目前表现了最大的冷静。这里没有战争的歇斯底里；在城市或农村，都没有军事训练的迹象；没有宣传外来危险；在公开场合没有一句关于紧张局势的话。
在人民中国的所有地方，只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打乱了和平与自信的景象：造就是大街小巷两旁到处可见的泥堆或石堆；这都是刚从地下深处掘出来的。在全国的大小城市中，中国人民准备随时转入地下。
原载中国印象
：[法]罗拔.纪兰 等著
出版：七十年代杂志社（香港）
1972年1月初版
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http://wg1966.com/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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