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六十年，事实、是非总是要澄清

读网友穷乡亲“建国六十年，事实、是非总是要澄清”一文有感

老农夫

发展公有制的前提条件是：精英们要起带头作用，要多作贡献多作牺牲，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话：就是精英们要乐意吃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民来共同奋斗！！！而团结就是力量，因而在这种模式下的发展当然是无敌于天下的。正如主席在诗词里所说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如果没有军民的团结，那能打败以世界头号强国为首的16个国家联合起来的百万大军呢？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在其50年前，由精英所主导的晚清中国，却连2．5万余人的八国联军也对付不了。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今天的精英们愿意起这种带头作用吗？愿意多作贡献多作牺牲吗？愿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吗？愿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愿意或者乐意这样吃亏吗？我们只要看看那个拿6600万元年薪和那个拿8万多元车补的（相当于320元/天，80000元÷250天=320元/天。①按直达快班的价格计算，这些干部相当于天天都要跑1600公里；②按出租车价格计算，这些干部相当于天天都要跑200公里以上；③按坐公共汽车计算，这些干部相当于天天都要坐320次；④按坐地铁计算，这些干部相当于天天都要坐100次以上。果真如此，这些干部还会有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吗？），就可以知道今天这些精英们是否具有这样的精神了！！！我实在难以相信那个拿6600万元年薪的人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民来共同奋斗——除非这些人民也都能够拿到1000万元以上的年薪！！！一盘散沙，各自打算，各谋利益，各自出击，其合力能够有多大呢？如果说它有多大的优越性，我才不会相信呢！！！

主席说过：政治路线决定以后，起决定因素的就是我们的干部了——这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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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全国人民即将迎来国庆60周年之际，见到媒体上发表了某权戚人士定下的宣传基调：“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瞭望》第28期《新中国60年基调评说》）

读罢这一报道，草民很理解主流精英们的一番良苦用心，然而又似乎有貌似公正、不偏不倚、不分是非之感。人们知道，30年来主流精英们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对前30年大肆妖魔化，什么“僵化封闭”、“专制独裁”、“国民经济濒临崩溃”、“长期停滞不前”、“现代化发展耽误了二十年”等等，各种谣言、奇谈怪论普天盖地。在全世界面前把新中国糟蹋、污蔑得不成样子，造成在各个方面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国家脊柱倾倒。而如今国庆在即，却抛出“两个不能否定”的框子，哪有这样简单、随意之事？长期以来有人对新中国横加攻击、糟蹋的行为难道不需要追究、批判吗？被搞乱了的事实、是非不需要澄清吗？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难道又搞“不争论”吗！因此说，所谓“两个不能否定”，我看“不能否定后30年”是真；而“不能否定前30年”是虚。

在谈到以上总的看法后，以下重点就新中国前30年经济发展是否缓慢、前后30年在发展速度上究竟何为更快这一基本事实做个澄清：

当前主流媒体在评价经济发展上完全以GDP（国内生产总值）说事。例如在关于中国前30年经济的发展速度上，常见报道说：30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仅有7.2%；而从1953起至1978年GDP年均增长率仅有6.1%，“长期发展缓慢”。这与改革开放以来GDP年均9.8% 的增长率相比显然差别较大，甚至认为那时的中国失去了发展的机迂。

然而，这种对比方法的一个根本错误是把新中国两个时期的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给抹刹了，拿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条件和体制下的经济进行简单地对比。

人们知道，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主要是实物经济。当时国家的经济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应”，安排生产指标和衡量经济发展都是按产品的产量，例如生产钢铁多少，粮食产量多少等等，而根本就没有GDP这种概念。那时期的物质产品和资源绝大部分并不进入市场交换，只是服从国家调拨和按排，价格也是国家的规定，根本不反映交换价值。因此对当时的经济增长状况最准确、真实、直接的体现只能是物质、产品的数量，而不是产值。即使当时的国际组织在说明各国经济总量时都采取“市场国家”与“计划经济国家”两种区别的统计方法。在中国，GDP的统计方法是在改革后的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使用的。既然计划经济时期原本就没有GDP的概念，而在目前媒体上经常出现当时的GDP是多少的报道，这岂不是一种怪事！

其猫腻究竟出在哪里呢？经查证，本人发现，目前很多媒体都是把当时的社会总产值当成GDP使用，并拿来与目前的GDP增长进行对比。这实在是极大的谬误！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统计方法上，计划经济时期的总产值与市场经济下的GDP都是根本不同的。这里简单说明以下几点：

1、.价格体系不同。如前所述，在计划经济时期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配置都是根据实际需要，价格定得很低，并不能体现商品的交换价值。农村生产队内部分配的产品也是实物形式，甚至有些就不计价。当时劳动力的货币价值更是低微。在六七十年代农业上生产的小麦原粮每斤只有八分至一角钱，而目前市场经济下的小麦价格每斤达一元多。30多年来各种物价指数一般都发生了十几倍、数十倍的变化。那么两个时期的产值增长率怎能直接拿来对比！

2、产值统计的构成不同。在目前GDP统计中，商业、金融、各种服务业等行业的价值占有很大比重；而在计划经济时期，产值统计只包括工、农业生产，而不包括上述这些方面。更不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娱乐、安全等这些本属于社会投入的公益事业而现在却被“产业化”了的“产值”；也不存在变卖土地、矿产、水源、出租文物遗产等过程中形成的“产值”。改革前的土地、矿产、水源等都是存量，不计入产值；而现在都是流量，只要一流转，GDP就大量增长。

3、计划经济时期大量“有产无值”现象。即本应计入产值但却均未计入的产值。按照当时的统计方法，工农业生产只统计产量，而没有什么GDP。而且即使实物，也并非全部进入统计。比如，大量的水利工程建没、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建造的遍布全国的水库和排灌渠，还有国家在工矿企业基础建设中动员的大量协作劳动等，哪里计算过什么GDP？在这些工程中大量靠的是农村集体经济下的劳动力，他们的报酬只是在生产队里“记工分”。而水利、基本建设的经济效益是长久体现的，它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固定资产。而目前如果要说明那时的真实的产值是多少，首先就必须把其中的巨大劳动力价值完全算进去。

据苏拉密网友测算，在1949-1979年30年间水利建设中，靠群众“记工分”完成的工程量（约折合2527亿立方米土石方）和靠国家、各级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量（约折合1083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总计有3610亿立方米土石方。这相当于现在建1200座三峡工程的工程量。（三峡工程的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三峡工程的总投资约2000亿元，由此可以推算出中国在1949-1979年间仅水利建设的投入就相当于目前的240万亿元。按照当时水利建设与整个工农业建设的比例，可推算出全国基本建设总投入达3636万亿元，这些都作为固定资本存在着。再加上拉动增长的相关产值，当时GDP总量保守估计也在4000万亿元之上。我们知道，2007年中国的GDP是30万亿元；这就是说改革前30年GDP的总量是2007年GDP的133倍！（引据苏拉密《毛泽东时代GDP估算》人民网，强国论坛2008年9月9日）谁能说那时的经济增长速度缓慢！

4.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虚假 GDP 。现在每年的GDP数字庞大，但其中属于国外资本（独资、合资、股份）的却占有很大份额，这从确切意义上说并不完全是“中国的”。洋人拿印刷品纸钞，在中国的土地上消耗中国的资源、能源，盘剥中国劳工血汗，污染中国的环境，在中国进行生产和出口统计。最后把产品利润拿走，把垃圾丢在中国，而中国却只顶着GDP增大的虚名！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出现很多投资失误工程和重复建设，生产了大量假劣商品，产品积压、浪费现象严重；还建造了一些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许多新建的楼房、桥梁竣工不久就发生垮塌及其他灾难性事故等，这也是GDP迅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些在改革开放以前却是没有的！

正是由于上述各种区别，因此用目前GDP统计方法说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那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臆断。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对过去的GDP进行测算，然而那是一个十分复杂、困难的事情。专家们连目前每年的GDP增长率尚需经过反复测算才得确定，而又怎能轻易认定出过去没有GDP时代的GDP是多少呢！

其实，要客观、正确地说明改革开放前经济增长的情况，本来有其更直接、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实物统计的方法。即从物质、产品数量的增长来看经济发展的状况。

以改革之前的1949—1978年与改革以后的1978—2007年为例，前后两个时期都是29年，两个时期主要物质产品的产量增长情况，目前国家统计部门都有现成的统计数字，不妨拿来做一对比，各个时期的增长幅度就看得十分清楚：

钢铁： 1949年全国总产量是15.8万吨，1978年是3178万吨，29年间增幅是201.14倍；1978—2007年则由3178万吨增至4.6亿吨，29年间增幅是14.47倍。前后两个时期增幅之比是201.14倍：14,47倍；

煤炭：前29年由3243万吨增至6.18亿吨，增幅是19.06倍；后29年由6.18亿吨增至25.23亿吨，增幅是4.08倍。前后增幅之比是19.06倍：4.08倍；

石油：前29年由12万吨增至10405万吨，增幅是867.08倍；后29年由10405万吨增至18665.7万吨，增幅是1.79倍。前后增幅之比是867.08倍：1.79倍。

电力：前29年发电设备容量和年发电量分别由185万千瓦和43亿千瓦时增至5712千瓦和2566亿千瓦时，增幅是分别是30.9倍和59.7倍；后29年发电设备容量和年发电量分别由5712千瓦和2566亿千瓦时增至7.18亿千瓦和32559亿千瓦时，增幅分别是12.6倍和12.7倍。前后增幅之比是30.9倍：12.6倍和59.7倍：12.7倍。

化肥：1950－1980年由7万吨增至1232万吨，前后增幅是176倍；1980－2008年由1232万吨增至约1亿吨，前后增幅约9倍。前30年与后28年增幅比较是176倍和9倍。

以制造业的代表产品汽车的产量为例：2007年全国汽车产量是800万辆，（其中多为中外合资企业生产）1978年是15万辆，增幅是53.33倍。我们知道，新中国建立之初没有汽车生产（自1956年之后才有汽车工业），即是说起点为0 。因此无法表示前29年产量增长多少倍。然而近期从媒体上看到旧中国某年曾组装生产过第一辆汽车，但却没说有什么汽车制造厂，也没说有什么生产线、品牌、产量等，为照顾这种说法，这里假设当时生产过10辆这种汽车，并且直到建国前，那么对比1978年的产量，后者增幅是1.5万倍。改革前、后时期汽车产量增幅之比是1.5万倍：53.33倍。

再以农业的代表产品粮食、棉花为例。粮食：1949—1978年全国产量由11318万吨增至30475万吨，增长是1.69倍；1978—2007年由30475万吨增至50150万吨，增长是0.65倍。前后增速之比是1.69倍：0.65倍。棉花：前29年由44.44万吨增至216.7万吨，增幅是4.88倍；后29年由216.7万吨增至760万吨，增幅是3.51倍。前后增幅之比是4.88倍：3.51倍。（以上数字都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为据）

再以人民生活脱贫速度来看。据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1978年前中国贫困人口是2.5亿，即约占当时总人口9.6亿的27%，这与建国初的70%以上的贫困人口相比，降低了43%；而至2007年全国城乡贫困人口还有2500万，（按照联合国的公布2007年中国赤贫人口数据为2亿多）即约占13亿总人口的2%，这说明改革30以来降低了25% 。脱贫速度也远远慢于改革前。

等等，恕不俱举。通过两个时期各主要物质生产部门的产品产量的增长情况对比，都清楚看出，几乎在所有方面前2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高于后29年，而且两者之间相差还很大，有些产品的增长速度甚至相差数十倍以上！例如石油产量，从建国到1978年增长了867.08倍，总产量超过一亿吨；而到2007年才达到1.8亿吨，29年间仅仅增长0,79倍，其增幅不足前期的千分之一，使本来达到了石油自给的国家又大量靠进口。又如粮食产量，从建国到1978年增长了1.69倍；而1978－2007年才增长了0.65倍，增幅不足前个时期的一半。若按全国人均占有粮食产量来说，1979年就达到了684斤，这比改革20多年后的2003年（670斤）还多。其他各类产品增长状况也大多如此。

然而，主流媒体所提供的GDP增长速度却是与此相反：改革开放之前“长期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而唯有改革开放以来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结果完全颠倒！这岂不是十分离奇的事情吗？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虽然对两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了一些论证和对比，但这决不意味着在本人看来这种对比有什么意义。其目的不过是要说明那种对新中国历史上发展成就贬低的做法是多么浅陋、荒唐。我们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发展的起点、基础和背景、环境等因素不同，其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是相同的，有快、有缓这本是一种正常现象，单以此并不能说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可想而知，在那种一穷二白甚至零起点基础上的发展与初具一定规模和基础上的发展在速度上怎会相同？在战争条件下与在和平环境下其发展模式和速度怎能一致？比如建一座大楼，其建主体工程、打基础阶段与后期装修、配套阶段在施工方式和进度上怎能进行简单的对比？长期以来，有人割裂新中国历史之间的有机、统一的联系，总是在煞费苦心地企图说明：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发展多么缓慢、糟糕，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这除了造成对新中国历史的涂抹，真不知另外还会有何种意义！难道改革开放以前的成就不同样是共产党和全体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和贡献吗！

回顾新中国60年的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变化，清楚看出，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是迅速的，成就辉煌的，同样都是令世界瞩目的。60年来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一直是在不断缩小，而从来没有拉大过。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通过对中国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转引自《人民网强国论坛》，长石《辉煌的三十年》，2004年12月22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Amartya Sen）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差别时说：“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改革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由此可见，某些外国学者在评价中国问题上有时倒不失其公正。

建国六十年：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最大功臣是陈永贵

[ 穷乡亲 ]  发表时间： 2009-07-28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93472129&bid=60

一个国家的吃饭问题，实质是农业发展的问题。回顾新中国的农业翻身史，人们不能忘记陈永贵和“农业学大寨运动“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先后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使中国农业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在此基础上，如何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大量增加粮食和农产品产量、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就成为当时中国农业发展、并向现代农业进军的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

在解放前和建国初，中国农业的落后局面，是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想象的：各地江河水患频发, 旱、涝、蝗灾害每年不断；农业生产主要靠的是人力（肩挑手抬）和少量的畜力，全国90%的耕地不能灌溉，盐碱、涝洼地和荒坡成片。农民完全是“靠天吃饭” ； 农业产量极低，亩产一般只有二、三百斤。农民吃糠咽菜和逃荒要饭、卖儿鬻女的现象相当普遍。

在1956年实现合作化之后，共产党企图急于改变这种状况，为此于57年制定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58年发动了农业生产“大跃进”。但由于犯了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速度、脱离客观实际的错误，因而导至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的教训清楚地说明：中国农业发展和解决吃饭问题，决不是一蹴而就、单凭主观意志就能轻易解决的，其基本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条件和综合生产力水平落后，为此必须下更大的功夫，进行长期艰巨的创业工程，在根本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和全面提高生产能力方面大打一场翻身仗。因此，在困难过后，党中央对农村和农业问题更加重视、更加务实。

正是在当时情况下，陈永贵和大寨农民所创造的治山改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报道出来，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当时中国农业发展树立了典范。

大寨是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缩影。在互助合作化之后，大寨人直接面临的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全村七百多亩土地分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七零八散、高低不平共4800多块。土地十年九旱，一下大雨就涝，亩产只有一、二百斤。但是大寨人的骨头是硬的，他们不向贫穷低头，而是认准了向穷山恶水开战、治山造田的一条道。

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下，大寨人开始了在荒山野岭上打石筑坝、填土造田、整平土地的壮举。修筑的梯田一次次被洪水冲垮，但是大寨人毫不灰心、屈服，又一次次地重新修起来。不分冬寒夏暑，全村男女劳力齐上阵，硬是靠人力把荒山改造成了旱涝保收的“大寨田”。先治坡、又治窝，经过了几年的奋斗，终于使大寨发生了变化。1962年粮食亩产就由1952年237斤增加到774斤。就是受灾的1963年，仍达到704斤，不仅不要国家的救济，而且全大队还卖给国家24万斤粮食。大寨在解决本大队吃粮问题的同时，从1952年至1963年11年间共向国家交售了175.8万斤粮食，平均每年每户交售7000斤。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奉献！正如1963年年11月《人民日报》在刊登的长篇通讯中所说：“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国为怀，顾全大局 — 大寨大队受灾严重但红旗不倒。”

到六十年代末，大寨共整修良田800多亩，植树造林1000多亩，筑盘山公路12华里，建蓄水池6个，修盘山水渠28华里。这样不仅扩大了地块面积、整平了土地，而且能够保持水土，能灌能排，旱涝保收，灌溉面积达400多亩。亩产在当时就翻了两番，基本上摆脱了贫困。看那长城般的石坝、天梯式的农田，谁能相信它完全是靠全村六十个劳动力手凿肩抬式劳动方式建成的！其中每个劳动力土石方作业量达1000多立方米，担土80多万担。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担粪、担庄稼十万斤。他们打出和搬运的石方如果垒起1米高2米宽的大坝，能够从大寨铺到北京一个来回！

大寨的创业道路体现了当时中国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一发现就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中央于1964年作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决议，把大寨的经验推向全国。

“农业学大寨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按照水利化、机械化要求，对土地进行升级改造。在各地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和规划下，广大干部群众齐上阵，迅速掀起了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以治山、治水、改土、修“大寨田”为主、全面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造落后的生产条件、大打农业翻身仗的的群众战争。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农村的土地大多是荒凉脊薄的，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的，很不规整。这就造成绝大部分耕地不能灌溉，当然也不能使用机械耕作。下雨时，水往低处流，出现高处旱、洼地涝，这就造成在正常雨量下也有旱、涝灾害发生的原因。好年景产量不过三百斤。很多地区盐碱现象严重，土地一片白茫茫，草木不生。这种状况正是在六、七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根本改变的。

那真是一个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年代！人民公社社员千军万马齐上阵，县、社干部和群众一起奋战在田野，他们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使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掘、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削高填洼，将每一片土地整平、把原来坡洼起伏、高低不平的耕地全部改造成了规则、水平、整齐划一的畦田。并结合修水库、建扬水站、修灌溉渠、打机井、治理盐碱、翻淤压沙等，建全了水利排灌系统等农田基本建设设施。这样不仅使耕地能够水浇，而且使雨水能够均匀地渗入地下、不能流失，大大避免了旱灾和涝灾。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实现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肥化和良种化，否则都是不可能的。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使大地变了模样，变成了目前这样到处畦田纵横、灌溉成网、绿树成行的图画！

到1978年全国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70% 。农业达到每人有一亩以上稳产高产田。同时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的治盐碱任务。全国修建水库达到八万多座，人工河渠增加了300多万公里，修配套机井220万眼，数量增长了935.89% 。又由于支农工业的发展，到七十年代末农村机械化程度开始提高，农村用电开始普及，拖拉机、电动机、柴油机、脱粒机、粉碎机等机械和动力设备都进入广大农村，化肥也开始大量使用，一些科技良种普遍推广。使农业基础设施、生产条件大大改变。

“农业学大寨运动”带来的显著成果，就是粮食和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从1963年到七十年代末，十六七年的时间内全国粮食产量都是持续增长，再无出现过减产、滑坡状况。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即使在“文革”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仅从1965年至1978年来说，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十多年间增长了56.7%，年均增长率是3.9%，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均增长速度。197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642.3亿斤，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到684斤，这不仅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而且比改革以后的2003年(人均670斤)还高！1979年全国猪牛羊肉产量1062.4万吨，比1957年增长266.59% 。这说明到七十年代末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就已经解决，绝大多数人实现了温饱，从总体上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中国粮食生产发展变化之大，这在迄今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时期)从未有过，是一种真正的奇迹！

因此说，“农业学大寨运动”给中国农业生产带来的变化，完全称得上是一场革命！没有那场农业升级改造的运动，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农业！中国人不能忘记：目前遍布广大农村、成为子孙后代铁饭碗的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本来是以“大寨田”命名的！都是与陈永贵的功绩联系在一起的！

回顾新中国的历史，正像“大庆”石油基地的发现和开发大大驱动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一样，“大寨”治山治水的经验则是创造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新途径。当时的大寨、大庆两个典型的出现，对中国经济和形势的影响，决不亚于在那时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的威力。大庆、大寨、原子弹爆炸，六十年代初出现的三件大事，都是以毛主席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所树立的红旗，它揭开了“三年困难”之后中国经济和时局发展的新局面！震动了世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有人诅咒那个时代生活艰苦、劳动报酬低，有人诅咒那时“一大二公”、“养懒人”、“不自由”等。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时代人们的艰苦创业，改造落后的生产条件所取得的成功，就没有后来及至今天农业的新发展！正是那时，为实现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最具有决定性的事情,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那一代人所创造的价值及其惠及子孙后代的功绩有谁能与之相比？正是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可歌可泣的诗篇！

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的历史遭到了涂改。共产党几十年间领导人民战天斗地、大打农业翻身仗、致力于解决中国吃饭问题的成就被人蒙蔽了。而所谓“分田到户一年大变样”、“土地承包制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的离奇神活成为新的历史。所谓某某人“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的赞歌流行于南北。还有什么“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 ；“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靠‘两平’”云云。各种居天功为己有的精英人物轮流出场。然而老一代创业建设者们如今还在世间，他们岂容人随意涂改历史！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分田到户”式的家庭农业，在中国己有上千年的历史，它从来就没有解决中国农民的吃饭问题。在旧社会老百姓中大量吃糠咽菜、逃荒要饭以及卖儿鬻女、饿死人的现象人们记忆犹新。那么，这种个体农业生产方式到了现代社会难道又焕发了如此神奇的生机— 千百年没有实现的温饱问题竟在一年内就实现了？试问：如果没有新中国六、七十年代所创建的新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力的综合发展，没有那时所积累、储蓄的物质财富，那么改革后的农业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又怎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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