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干校六记》看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
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间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该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成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
私有制必然导致人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会扭曲人的灵魂。
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少数人属于统治阶级，绝大多数人被压迫被欺凌。所以，从古到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都希望出现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有尊严的社会。从奴隶社会的“硕鼠硕鼠，勿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到陶渊明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到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直至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人民掀起的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无不表明，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人类追求的理想。
这种社会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种社会到十九世纪被人们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在此对共产主义暂不讨论）。
资本主义出现后，私有制的罪恶使更多的人展开了对这种社会的研究，直到伟大的马克思出现，这种研究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巴黎公社、苏联的建立、包括新中国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无不是建设这种社会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为时过短，苏联及众多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以失败告终，朝鲜、古巴仍在进行着试验。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社会还没有在地球上真正出现。
身处私有制压迫下的人们仍在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建立这种社会的尝试和研究，人们对这种社会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下面，我们来谈谈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全民占有生产资料。政治基础则是人民民主，也就是说，全体人民共同管理国家。管理方式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国家管理机关来管理国家，更重要的是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不满意的代表。也就是巴黎公社的政治原则。思想文化基础则是以马克思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这种思想文化的核心是集体主义。
新中国建立之后，在１９５６年，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思想文化上，都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出现这种历史现象是有它的原因的，有经济方面的，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有很多，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正的社会主义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难以实现就放弃我们的目标，就放弃我们的伟大试验。因为，除了社会主义，人类还有其它前途吗？私有制的罪恶我们还没有受够吗？在伟大的新中国，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
政治上的人民民主和思想文化上的集体主义是相辅相成的。集体主义是实现人民民主的思想基础，没有集体主义，人民民主不可能建设成功；而人民民主的逐步实现将促使集体主义进一步发展。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要求人们必须摆脱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生观，树立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人生观。只有具有了集体主义人生观，这个人才能把“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生活目标。这样，这个人参与了国家管理，就能真正成为人民公仆；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就会时时刻刻对国家的管理者进行有效监督，防止其腐化堕落。人民民主的政治只有在这种状况下才能建成。
在人民民主制度下，管理者是集体主义者，被管理的劳动人民也是集体主义者。两方面缺一不可。如果被管理者不具备集体主义意识，只关心个人私利，即使管理者是集体主义者，缺少了人民的监督，管理者很可能就会渐渐蜕变为个人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种例子是不少的，刘青山，张子善不就是反面教员吗！如果管理者不具备集体主义意识，人民民主当然也不会实现。
新中国建立之后，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无法实现，国家管理权依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和人民的思想意识是有直接关系的。几千年的私有制使“个人主义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不根除这种思想，将“个人主义”换成“集体主义”，人民民主就没有实现的土壤。
于是，毛主席和中国人民除了豪情万丈地进行经济建设外，思想文化建设就成了新中国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其实，这种建设从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以毛主席为核心展开了。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建国前这种思想建设的一个高潮，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种建设最光辉的文献之一。在这篇文章里，毛主席明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当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时候，人民大众就是社会的主体，一切工作都必然是为他们服务。在１９４２年，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毛主席在文艺工作上的意见，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思想准备。
建国后，毛主席更加注重思想文化建设。从１９５１年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到１９５４年关于《红楼梦》的讨论，１９５７年的整风运动，到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影响深远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切无不是为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思想文化条件。
但是，“个人主义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在一场场思想运动中，虽然很多人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必然就是集体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扎根广大民众的心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仍然没有形成。
下面，通过一个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回忆性文章，我们就可以了解改造人的思想是多么艰难。这个人就是杨绛，她的作品就是《丙午丁未年纪事》和有名的《干校六记》。
《丙午丁未年纪事》写了杨绛从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９７０年下干校之间的经历。１９６６年８月，杨绛成为“牛鬼蛇神”之一，被革命人民称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后她的生活内容主要是劳动，受批斗，一边做检讨一边学习。她的专职是扫女厕所，这就是劳动。受批斗的时间很短，对此杨绛这样写道：“革命群众忙于打派仗，已不大理会我们。我们只要识趣，不招他们就没事。”“我们‘牛鬼蛇神’劳动完毕，无非写交代，做检讨，或学习。”关于学习的内容，杨绛在这篇文章中只谈到了一次，“如果不需要写交代或做检查，可以专心学习马列经典，也不妨传阅小报，我抽屉里还藏着自己爱读的书。”
“１９６７年夏，我所的革命群众开始解放牛鬼蛇神。被解放的就‘下楼’了。”“军工宣队进驻学部以后，‘牛鬼蛇神’多半恢复人身，重又加入群众队伍，和他们一起学习。”
《干校六记》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钱钟书下干校写起，１９７０年７月杨绛也去了干校，之前，是在单位“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下干校后，学员们先参加劳动，“一九七一年早春，……干校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学习阶级斗争吧？”“一九七二年三月，又一批老弱病残送回北京，默存和我都在这一批的名单上。”
下面，我们首先要谈一个问题，那就是杨绛是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她的思想中，是个人主义为主，还是集体主义为主。
《丙午丁未年纪事》第二部分“颠倒过来”。“派给我的劳动任务很轻，只需收拾小小两间女厕，这原是文学所小刘的工作。她是临时工，领最低的工资——每月十五元。我是妇女里工资最高的。革命群众叫我干小刘的活儿，小刘却负起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这就叫‘颠倒过来’。 我心上慨叹：这回我至少可以不‘脱离实际’，而能‘为人民服务’了。”在另一处，又把扫厕所称作“最低贱的事”。
我们暂不论这场思想改造的方式如何。我们只从这种叙述里来思考思考，的思想中是不是有一些腐朽的东西。她所谓的“颠倒过来”，显然是指原本她从事的是高贵的工作，而小刘从事的是“最低贱的工作”，原本她比小刘地位高，现在小刘却比她的地位高了。这种把职业进行贵贱之分的思想不是腐朽的吗？这不是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吗？一个有集体主义观念的人，怎么可能会把人看得贵贱有别呢？现在她成扫厕所的了，就感到丢了面子，没有原来风光了。
在第六部分“披着狼皮的羊”中，有这些叙述：
“我对革命群众都很好奇，忍不住先向监管小组（监管牛鬼蛇神的）‘探险’。”
“我为这项任务向监管小组请一天假。那位监管员毫不为难，一口答应。……不到半天就完成了工作，‘偷得劳生半日闲’，独自在家里整理并休息。……这个理由比上次的理由更不充分。他很可以不准，……可是他也一口答应了。我只费了不到半天功夫，自己修好了；又‘偷得劳生半日闲’。……我不过小小不舒服，没上医院，只在家休息，又偷得一日清闲。我渐渐发现，监管小组里个个都是‘披着狼皮有羊’。”
“有一次我指上扎了个刺，就走进革命群众的办公室，伸出一个指头说‘扎了个刺’。有一位女同志很尽心地为我找了一枚针，耐心在光亮处把刺挑出来。其实扎了个刺很可以耐到晚上回家再说，我这来仍是存心‘探险’。我渐次发现，我们所里的革命群众，都是些披着狼皮的羊。”
“我‘下楼’以后，自己解放了自己，也没人来管我。有一次，革命群众每人发一枚纪念章和一部毛选。我厚着脸皮去讨，居然得了一份。我是为了试探自己的身份。”
怎样评价的这种作法和心理呢？在一场波及整个社会的运动中，对运动本身毫不关心，整天却在做这些事，这不是个人主义又是什么。
《干校六记》中第一篇“下放记别”中，对下干校的理解就是“经受折磨，就叫锻炼”。把这种思想改造方式当作对个人的折磨（干校产生的最初原因是在文革中，各机构进行精简干部，多出许多干部没有地方安排；另外，文革中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得到解放后也没法安排，于是中央就决定在农村设立干校，安排这些人。当时毛主席感到用劳动的方式可以对人的思想进行改造，所以思想改造也成了干校的主要任务之一），文中多次谈到干校物质生活差。这种差当然是和他们在城里的生活相比而言，事实上他们也亲眼看到当地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干校生活相比差得很远。他们不想这个，只觉得个人受了委屈，没有在城里生活得舒服。总之，对下干校这件事，文中丝毫没有谈到这场运动的起因等，只是谈物质生活多差，劳动多辛苦。这不是个人主义是什么。
第二篇“凿井记劳”中这样写道：“我每天跟随同伴早出晚归，干些轻易的活，说不上劳动。可是跟在旁边，就仿佛也参与了大伙儿的劳动，渐渐产生一种‘集体感’或‘合群感’。……在干校长年累月（事实上劳动时间半年，学习时间一年，总共也就一年半）眼前又看不到别的出路，‘我们感’就逐渐增强。”集体感正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目标之一，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干校生活是起到这种作用了。但的个人主义思想太牢固，所以就又有了“看不到出路”的感慨。这“出路”显然是指个人的出路，而不是这场运动会怎样发展。
这一部分里，还谈到当地农民去偷干校的白薯和菜。只是叙述事件，丝毫看不出对农民有什么感情。一个不把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放在心上的人，不是个人主义者又是什么呢？
第三篇“学圃记闲”。的工作是看菜园子。“我们连里是人人尽量干活，尽量吃饭……我吃饭少，力气小，干的活儿很轻，而工资却又极高，可说是占尽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便宜，而使国家吃亏不小。我自觉受之有愧，可是谁也不认真理会我的歉意。我就安安分分在干校学种菜。”可见心中的愧疚是很浅薄的，国家给自己好处，感激不多，下放劳动却是一百个不情愿。
这一部分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写到当地农民的贫困，他们要拣野菜吃，还到干校的菜地里偷菜，拾老菜帮子。负责看菜园，有时就会追偷菜的人。“其实，追只是我的责任；我倒但愿她们把青菜带回家去吃一顿；我拾了什么用也没有。”和一位老大娘、大娘的女儿有一次交往。问，那些干老的菜帮子拣来怎么吃。小姑娘说：“先煮一锅水，揉碎了菜叶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搅，可好吃哩！”对此是这样想的：“我们日常吃的老白菜和苦萝卜虽然没什么好滋味，‘可好吃哩’的滋味却是我们应该体验而没有体验到的。”农民的生活很苦，但在心理上是把自己和农民分割开了。
“我住在老乡家的时候，……但有灯光处，只有我一个床位，只有帐子里狭小的一席地——一个孤寂的归宿，不是我的家。因此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自己仿佛也是如此。”这不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的写照吗？
第四篇“‘小趋’记情”。“小趋”是一条狗。对这条狗非常上心，总把自己的饭分一些喂狗。一次，有人用干馒头喂狗，写道：“我们菜园班里有一位十分‘正确’的老先生。他看见用白面馒头（虽然是零星残块）喂狗，疾言厉色把班长训了一顿，‘瞧瞧老乡吃的是什么？你们拿白面喂狗！’”在后文中没有提到为老乡做过任何事，对狗却照料地很用心。
第六篇叫“误传记妄”。钱钟书得到一个传言，他将和一批“老弱病残”被遣送回京。得到这个消息，“我大喜过望。默存若能回京，……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但这却是误传，名单下来，没有钱钟书。想：“默存比别人‘少壮’吗？”这个事件对打击很大。写道：“我想到解放前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她和钱钟书）为什么有好几路都不肯走呢？……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至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一九七二年三月，又一批老弱病残送回北京，默存和我都在这一批的名单上。……我们能早些回去，还是私心窃喜。……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这就使我自己明白，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下面，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社会思想文化主流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需不需要改造，不用集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到底行不行。
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必须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要实现工业化，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行的，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原因何在，这里不多谈，只谈一点：对新中国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解决五亿人的吃饭问题，中国的现状是人多地少，农业生产力又低，在这种状况下，国家必须对粮食进行统筹安排，也就是说必须实行国家计划，这就是农业必须走集体化的主要原因）。于是，在１９５６年，新中国在经济上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公有制。公有制实现之后，从漫长的私有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个人主义思想与这种制度适应吗？人人把追求私利当作人生的主要目标，公有制能够存在下去吗？一定不能够。只有全体人民都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公有制经济才能够发展。就比如说，为了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农民是必须做出巨大牺牲的，而这种牺牲正是集体主义的表现。工人阶级为了尽快扩大国家工业的规模，也必须减少个人消费，增加积累，也就是要勒着裤腰带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与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年，全社会提倡集体主义精神，我们的公有制经济获得了令全世界侧目的巨大发展。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不再提倡集体主义精神，而是从西方国家输入包裹着“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等华丽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所谓进步文化，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开始逐步崩溃，时至今日，中国的公有制经济还剩多少呢！
所以说，提倡集体主义精神是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必然要求，而个人主义思想必须得到改造，否则社会主义经济就无法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所有人都需要思想改造。毛主席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从事经济建设的人需要改造，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需不需要改造呢？邓稼先是新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如果他是个人主义者，他会留在美国，过着富足的生活。新中国的科技工，把实现国家的科技现代化当作人生的目标，如果他们在工作中讲求报酬，那我们应该给邓稼先发多少奖金呢？他们不是集体主义者吗？文艺工需不需要改造呢？
很多文艺工不想改造。新中国建立后，旧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他们工资很高。国家也摆脱了战乱，他们生活地很安逸。改造思想是做什么？是打乱他们习惯的生活秩序，至少要不断地开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检讨自己的思想。他们把这叫做“折磨人”。他们只想过安逸舒适的生活，对什么国家前途、人民的命运他们不关心。这种人能搞出什么文艺呢？为什么新中国建立之后，很多旧社会过来的文艺工搞不出作品了？一个个人主义者，身处提倡集体主义精神的社会里，而又拒绝改造，拒绝承认集体主义，拒绝现实生活。脱离了现实，他们怎么能够搞出文艺作品？但赵树理、柳青、浩然、丁玲，在这个提倡集体主义的时代，创作出了伟大的广受群众欢迎的作品。那些个人主义者在文革后，却开始写大量的回忆性文章，为什么他们的创作泉源又喷发了？因为时代在这时又发生变化了，集体主义被抛弃、被批判，个人主义又复活了，他们怎能不如鱼得水。他们的思想又和社会合拍了。看看这些人的回忆录吧，真是“不打自招”，多么自私啊！在那些回忆录中有任何关于国家的发展，有任何关于人民的疾苦的内容吗？全篇都在写自己受了多少委屈，别人怎样迫害他。除了讲“个人私利”受到的损失外，还有其它内容吗？受到那么“惨无人道的迫害”，你们为什么不反抗呢？孟子早就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你们算大丈夫吗？在你们所谓的恶势力面前你们低头认罪，表面装孙子，背后吐唾沫，你们算哪种人呢？
文艺工的思想不改造，他们就不能创造出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新中国建立了，广大的工人农民成了国家的主体，我们不为这些人创造，那为什么人创造呢？ 杨绛 先生翻译了优秀的小说《堂吉诃德》，是一件有功德的事。但如果能成为一个集体主义者，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定能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说很多文艺工不想改造是有根据的，有他们自己的文字为证。这里，我还以 杨绛 先生的回忆性文章来证明。
《丙午丁未年纪事》第一部分：“办公室的四壁贴满红红绿绿的‘语录’条，有一张上说，拿枪的敌人消灭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一位同伙正坐在这条语录的对面。他好像阿Ｑ照见了自己瘌痢头上的疮疤，气呼呼地换了一个座位。好在屋里空位子多的是，我们足有自由随便就坐，不必面对不爱看的现实。”
第二部分：“我们‘牛鬼蛇神’劳动完毕，无非写交代，做检讨，或学习。我借此可以扶头瞌睡，或胡思乱想，或背诵些喜爱的诗词。”
第五部分：“有时大家懊悔，当初该学理科，不该学文科。”
《干校六记》第一部分：得知钱钟书要下放干校，“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听到这个消息，却好像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又有一批人要下放，“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给等待下放干校的人讲何其芳在干校吃鱼的事，说是何其芳用漱口杯去盛鱼，越吃感觉越不对味，原来他把一块药肥皂落在杯里了。“大家听完大笑，带着无限同情。”
第二部分：“养猪是最脏又最烦的活儿。”（但多数人都喜欢吃猪肉）
第五部分：一九七一年，随干校迁往明港某团的营房，干校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看电影大概也算是一种学习，……我睁眼就看看，闭眼就歇歇。电影只那么几部，这一回闭眼没看到的部分，尽有机会以后补看。回宿舍有三十人同屋，大家七嘴八舌议论，我只需旁听，不必泄漏自己的无知。”
第六部分：“干校实在不干什么，却是不准离开。”“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
从以上文字，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此知识分子对改造是什么态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都敢于把这种真心话说出来了，可是在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当中，他们是多么卑怯啊！之前个人主义思想被批判，今天这种思想成了时尚。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个极端的例子，可看 季羡林 先生的《牛棚杂忆》。卑怯者把自己的卑怯晾晒出来，终将因此为人不齿。
《干校六记》是 杨绛 先生一九八零年的作品。也就是说，在一九八零年， 杨绛 先生仍然是一个个人主义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者是她对社会主义的实质缺乏认识，或者是她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但在思想上敌视它。就中国大多数个人主义者来说，原因是前者。但一切事物都是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 杨绛 先生的思想中个人主义是主流，但绝不是说集体主义在她心中就毫无位置。只要是一个对人民有感情的人，这种感情就是集体主义产生的土壤。所以说，在 杨绛 先生的思想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斗争会不断进行着，要么向好的方面发展，要么向不好的方面发展，要么集体主义因素越来越多，要么个人主义因素越来越多。一个人的思想是不可能保持不变的，量变会不停地发生。量变不断积累，到一定的点上就会发生质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王震将军坚决地支持改革开放，在这场运动的开始阶段，起了很大作用。但不到十年时间，王震将军对这场运动就产生了怀疑。在他逝世前的几年里，他经常叼念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的话过去我不理解，现在我理解了。”而１９９３年临终前，他又感慨地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这难道不是一种质变吗？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斗争对象是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个人主义”， 这就注定了这场运动是一场“持久战”。这场斗争中矛盾的双方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这场持久的搏杀中，两者力量的对比将不断地发生变化，此消彼长，不经过多次的力量对比变化，这场斗争是不会分出胜负的。但我们人类毕竟有一个共同的不变的愿望，那就是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这就注定了不到“集体主义”取得胜利的那一天，我们的奋斗就不会停止。
１９７８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否定的时候，是不是说明集体主义失败了呢？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１９７８年，虽然集体主义在与个人主义的斗争中没能取得胜利，并且遇到了挫折，但是，集体主义思想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不是响彻了中华大地吗？众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已经成长起来了。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向，公有制经济不断地被破坏，私有经济不断地扩充，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斗争中，个人主义暂时地表现得越来越强大，集体主义处于劣势。但是，这种斗争从来没有停止，双方的力量也在渐渐地发生着转化。王震将军在晚年不是转到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了吗！尤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集体主义的力量正在渐渐崛起，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批判。信奉马列主义的人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学习着，研究着，接受着。
目前，集体主义的力量仍然没有超过个人主义，但它正处在上升时期。当私有经济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弊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斗争将越来越激烈，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停止，直到私有制灭亡、社会主义实现的那一天。毛主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可能“得势于一时”，但不会得势于永远，左派一定会“将右派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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