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见耿宁女士属文《<洗澡>里的人和事儿》，耿女士写到：“这本反映知识分子的书，以温润的讽刺见长，也写出了知识分子在三反这场运动中的无奈，终极还是写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的无奈吧”（引自http://club.huanbohainews.com.cn/thread-1215-1-1.html）这一次，我觉得我应该写几句话。其实，我是怠于为文的人。这自当首先归于惫懒，却也是由于所处并非可以思想的时代。睡着了的时刻或许需要别人唤醒，狂欢却是请勿打扰的，否则侵犯的便是众怒。不过，有时候众怒却也不得不犯一次，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即如关于杨绛先生《洗澡》，我却有些不得不说的话。
杨绛先生以漫画式手法勾勒的19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让很多读者以为那不过是一场闹剧，几乎尘封了真实的历史，然而千百年以来却并无人真能够遮蔽历史的真相，不管是权力话语还是文人之笔，不管是戈培尔还是杨绛。
所谓思想改造运动，不但不是中共发起的，甚至不是中共暗示的。其真正发起者恰是党外人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 史载，1951年暑假，马寅初率先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暑期学习会”，组织本校职员学习40天，听报告、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学校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为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始。马寅初当年8月1日，在“暑期学习会”上讲话说，“这次学习是为诸位的好处，也是为学校的好处，中国的好处”，“政府交给我们北京大学的任务，是做全国的模范”，“要建设新中国，北大要在大学中起模范作用，搞不好，对不起国家。北大是首都的大学，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想：北大的革命传统要保持下去，学生是进步的，教员跟着也要进步。你们怎么样？将来人一多，逼上梁山，你就非进步不可”；所以，“我们要学习，使主观思想与客观条件相一致。不要时代进步了，你的思想停止着；不要老保住你眼前的利益，维持你现在的利益，不向前进，是要落后的。坚持落后，就会变成反动，所以要学习，时代向前跑，你要跟着前进”。
这次假期培训收到了良好效果。之所以如此，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或者智力低下，丝毫没有什么不可理解。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已经令绝大多数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彻底绝望，陈布雷式的自杀、沈从文式的发疯、胡适式的逃亡，已经成为极少数。留在大陆的人们大多数已经认识到，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正在走来，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人们必须除去旧社会加在身上的那些陈腐和肮脏的东西，才能真正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其实早在解放军到来之前，冯友兰先生作为大哲学家就已经计划在清华大学开设“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动融入新时代，已经成为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心声所在。
当然，拒绝思想改造的人还是有的，《洗澡》中的几个灰色知识分子，大概就是明证。在生活中，大学者陈寅恪也是一例。他晚年以极大心力撰写的《柳如是传》，其实正是讽刺同侪丧失名节，情操不如妓女。但是，他本人那种自命清高的名士风气，早已经让人不以为然。三年困难时期，还要每日喝鲜奶，其行为连送奶工都看不上。早有人指出，陈寅恪嘲笑别人如何如何，然而自己恰恰处在体制内，被共产党养着。非常吊诡的是陈寅恪本人一直关注经济变化导致的政治变化和思想变化，其研究方法恰于唯物史观暗合。
必须指出，中共在任何时候也不曾宣称，只有知识分子才需要思想改造。率先在知识分子中开始思想改造，直接原因是由于马寅初等北大知识分子的主动要求，深层次考虑恰恰是由于恢复建设迫切需要大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掌握和生产文化的群体，在思想改造进程中当然应该先行一步。
当然思想改造过程中出现过急于求成或者心理包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仅凭这一点就诋毁整个思想改造的效果则是极端荒谬的。请不要忘记，中共甚至成功改造了末代皇帝、穷凶极恶的日本战犯和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国民党将领。日本战犯获释归国后，绝大多数人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为中日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曾是战犯的杜聿明先生在人生的晚年发愤工作，把“活着拼命干，死了好进八宝山”作为人生格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嘱咐夫人曹秀清留在大陆，绝不要去美国。就是在知识分子圈内部，也正是因为思想改造运动，相当一部分学者从此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且终身不悔。即以北大而言，贺麟先生于哲学史，朱光潜先生于美学，陈岱孙先生于经济学，无不发生了重要的学术转变，并且作出了新的成就。这些难道不是鲜活的历史事实吗？
陈岱孙先生晚年，针对西方经济学界出现的敌视马克思主义的风气，抱病为文，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 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比前苏联东欧国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剧变的后果的严重性将十倍百倍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历史结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梦寐以求的”（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2期）。必须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并非出于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是一名学术泰斗对于其专业领域发出的肺腑之言！这难道不正是思想改造运动显著成效的明证吗？相形之下，同样还是北大，今日李强先生于思想史，叶郎先生于美学，张维迎先生于经济学，还有一丝一毫的马克思主义气味吗？行文至此，不禁唏嘘。
其实，即如谢泳、李新宇一类极度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右翼学者，戴着有色眼镜，在故纸堆里多年苦心爬梳，却也不曾发现思想改造运动曾经使用任何暴力逼迫。因为在历史的真实面前，偏见是如此无力。然而在杨绛先生笔下，思想改造运动不过变成了一种黑色幽默，一种强权压迫下无奈，这恐怕只能归咎于她自身的狭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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