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凌晨1点多，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在北京病逝。到了下午，小编的朋友圈开始被一波又一波的哀悼文刷屏，各大媒体也争相报道，很多学校甚至自发举行了哀悼会。大家都在怀念她，有人念她的大师风度，有人念她的淡泊名利，有人念她的与世无争，正可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然而，对杨绛先生的怀念，更多的表达了现在的人们在功利的社会环境下对东篱下那抹悠然的渴望，如果对个人的哀悼无法上升到对整个社会存在的探讨上，那么所有的哀悼不过是人们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怯懦的喘息。
杨绛先生出生于1911年，一个充斥着火与血的年份，她的诞生正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翻开的新篇章，而她的一生也是与这片大地的命运一同沉浮。这样的人生，回首往事当是何等的壮怀激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杨绛先生的文章始终如阳春白雪一样曲高和寡，一生终究没能跳出知识分子的狭小境界。
她的形象宛如与世无争的天外飞仙，但更多的人生活在大地上。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不论是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风云激荡的文革，杨绛先生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个世纪。对于一个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其肩负着教育唤醒民众的重任，对时代对社会的反思当是义不容辞的。如果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满足于内心的桃花源，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无法承担起人民的希冀的。
就拿杨绛先生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来说：“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是艺术 我烤着生命之火 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不争，爱大自然，爱艺术，这些固然是没有错的，但如果一个人只是将自己的眼界局限于此，局限于脱离时代的“我们仨”，这样的人生追求真的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吗?一个人的生命如果除了自己、大自然和艺术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这样的知识分子如何担当的起时代赋予的责任?
即使有人不愿意去批判这样的人生追求，但它至少也不是值得提倡的，也根本没有什么高贵的地方。
很多人对杨绛比较深的印象除了她的几句有名的话以外就是初中课本里的那篇文章《老王》，那篇文章里刻画了一位底层朴素善良的劳动者，一位生活艰苦的劳动者——老王。对于老王，杨绛先生用了这样一句话表达了她与其交往的感触：“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依稀记得初中考试出过这样的题：“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其实很简单，因为没有经济上的忧虑。建国之后一大批像杨绛钱钟书夫妇这样的知识分子在生活质量上是远超一般人的，即使当时的国家一穷二白，人民群众还吃不饱饭，但是国家对于他们是极为偏袒的，对于这些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是非常照顾的。但在这篇文章里，杨绛对于这种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异感受到的仅仅是“幸运者对不幸者的愧怍”，却看不出一丝“不劳而获”的愧怍。
对于很多知识分子而言，包括一些所谓的“大师”，其人生态度更倾向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秋与冬夏”，钱杨两人不止一次地说过只想静静的搞搞学问。好一个只想搞学问，作为一对见证了20世纪的惨烈与波澜的知识分子，能够一直坚持“只想搞搞学问”，将自己与时代撇的一干二净，其思想之固陋，固不可彻。
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他们从来没有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同胞有过痛彻心肺的大爱。钱杨二人，其生存秘诀无非是蜗牛与鸵鸟。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能做到无视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能做到假装看不见暴虐的专制权力吗?。”
话虽然偏激，却无不在理。
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打着修身的旗帜，喜欢标榜内心境界，但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一点点侵犯时，便免不了牢骚满腹。在文革中，这批知识分子受到了批判，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去改造自己的思想，去明白知识分子的责任不仅仅是做自己的学问修自己的身，还要懂得吃水不忘挖井人，做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劳动强度很低，但他们的牢骚却不少，不论是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还是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记》(不少人甚至认为牛棚是牛的窝)，没看到多少对自我的反思，更多的是一味的埋怨。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到了今天，杨绛先生的去世却深深震动了一部分人的心，则这些是什么人呢?这些人不是工人，今天的工人在异化的劳动中从来没有时间去感受”和谁争我都不屑”，他们没有杨绛这么好的经济条件，也没有她那么清闲的时间，他们要养家糊口;这些人也不是农民，今天的农民一年年在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正在忧心粮价的不断降低和化肥种子农药价格的不断上升，他们也做不到杨绛大师所谓的爱艺术爱自然。这些上层人的娱乐方式，就让他们上层人去体验吧，劳动人民能感受的尽是生命的苦难和生活的无奈。
那杨绛先生的去世到底刺痛了谁的心?刺痛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心，刺痛了一些学生的心，刺痛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心，总而言之，刺痛了那些未参加过劳动，又因读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书而多愁善感的人的心。这种刺痛，恰恰反映了在现在社会下这批人心灵上的割裂。他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本质，或者是懂得一些马列却不愿意去行动，只是隐隐觉得真正的人不应是这个样子，对真正的人的渴望和社会现实的无奈撕裂了他们，而在他们眼里杨绛似乎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读她的文章往往能热泪盈眶，他们敬佩她能在浮躁的社会里与世无争淡泊名利，他们羡慕她能拥有一个这么幸福的家庭。
这很正常，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来源于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独善其身的观点深入人心，像白求恩、雷锋、王进喜、焦裕禄这样的深受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影响的人已经被当今社会大多数人所无法理解，但社会的不断动荡正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正是人们的不安与焦虑生长的土壤。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改造社会，而不是争与不争。
从“书中自有黄金屋”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似乎读书人能在世俗社会中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再多的精神鸦片也没能使人民现实生活的苦难减轻一丝，历史的进程从从不因这些人的无病呻吟或多愁善感而有所改变。而在社会的大环境下，苍天饶过谁?作为一个依附性的阶级——知识分子，真的能与世无争吗?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兼济天下则达，独善其身则穷。社会的进步靠的不是某些人口中的风花雪月，靠的不是某些人的与世无争，而是靠心系人民群众的有志之士，靠打破幻想深入现实的革命勇士，靠那些突破狭小的自我愿为民众孺子牛的先进分子。正如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所言：“中国，我们的中国，我们不去干，谁干?我们不去做，谁做?我们不去想，谁想?”这种境界，和这些知识分子的境界真不可同日而语矣，这种品质，这些可爱的人，才更值得我们推崇怀念。
所有的有识青年，行动起来吧，他们逃避，他们不争，但总是要有人去做，也许反动派会咒骂我们，但这种咒骂恰恰是我们的荣光;人民群众会记得我们，正如臧克家的《有的人》所写：“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最后补充一点，个人觉得“给人民作牛马的”这种说法不很恰当，不如改为“为人民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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