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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1-8)

mawa1932 · 2010-01-04 · 来源:
痛悼钱学森 收藏( 评论() 字体: / /

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1)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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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钱学森,一个响彻九霄的名字,一个光耀千秋的名字。他——科学泰斗,民族英杰,人民表率,国家栋梁,军队功臣,党人楷模,必将在炎黄子孙的记忆中永志不忘,而且,依我看来,他也堪称得起是我们队伍里的万世师表啊!他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众所周知,其丰功伟绩,鸿篇巨制,无须在此细说了。下面剪辑的就是在钱老过世后报刊上近期发表的文章中令我无比感动的小故事。虽然,它们仅仅是凤毛麟角、零珠碎玉,不易为人熟知却能发人深思。古人言,见微知著。特地留下在这里,无非是希冀便于随时复习,用以激励自己。但愿有机会看到这些文字的您也会和我一样,不断从中汲取到受用无穷的教益。  

   

跋——  

这个文本的题目,是我整理了自己抄集的卡片以后得出的结论。对这个观点,人们当然会各有看法,但是作为一种意见,总还是允许成立的吧?百家争鸣嘛!文本里收录的的资料,也许没有专著、传记那么全面、细致,可是却正在为人所乐道、传扬。其中,可能还会有某些相互重复之处,除了有点不愿割爱的原因,也还有着互相补充的需要,故而难以避免,还望读者谅解则个。再需要说明的是,各则卡片的小标题,乃摘选者所加;但是各则卡片中所摘选文字,只有删节,没有添改,如须引用时,务请注明原出处。  

(2009/12/30)  

   

目录——  

[A] 邻居的传闻(1-22)  

[B] 谁敢和我比(1-22)  

[C] 啼声初试(1-8)  

[D] 探亲归去来(1-12)  

[E] 经受着炼狱的煎熬(1-15)  

[F] 艰难回归路(1-13)  

[G] “好,我就要你这句话。”(1-19)  

[H] “你们加在一起贡献当然更大!”(1-55)  

[I] “我只是沧海一粟。”(1-42)  

[J] 浮想联翩  神思永远(1-24)  

[K] 学而不倦(1-13)  

[L] 大院人家(1-28)  

[M] 生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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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邻居的传闻(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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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邻居传言钱家生了个“神童”  

早在3岁时,钱学森就已经表现出非凡的记忆力,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邻居因而传言钱家生了个“神童”。5岁时,他已经读懂《水浒》。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有一天,他对父亲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父亲高兴地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张建魁 李鹭芸:《父亲教他“生当有品”》,《环球人物》2009年11月/上)  

   

(A2)随父进京,住在宣武门外一带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浙江杭州。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清王朝,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纪元。。。。。。。钱学森的家族是名门世家,历史上群星辉耀。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曾经留学日本,后来投身于教育事业,富于爱国之心。1914年,钱学森3岁的时候,父亲钱均夫到北平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于是钱学森的全家由上海迁到北京。
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就设在清学部的旧址,即现在宣武门内大街西侧的教育街里。而教育街也因为街里设有教育部而得名。。。。。。。因为父亲钱均夫在教育部供职,于是钱家就选择了离教育部不远的宣武门外一带居住。
(尹玉泉:《检索钱学森在北京生活的地理坐标》,《北京青年报》2009/11/11)  

   

(A3)记忆深处的北京的家
据钱学森回忆,“在北京,他家住在一条很深很深的胡同里。门洞两侧是青灰色的砖墙。两扇漆黑的大门上钉着两个很大的铜环,然而大门里面是一座敞亮的四合院。在院子中央有一个大鱼缸。”。。。。。。晚年的钱学森回忆,“我自3岁到北京,直到高中毕业离开,1914-1929年,在旧北京呆过15年。中山公园、颐和园、故宫,以致明陵都是旧游之地。日常也走进走出宣武门。北京的胡同更是家居之所,所以对北京的旧建筑很习惯,从而产生感情。”
(尹玉泉:《检索钱学森在北京生活的地理坐标》,《北京青年报》2009/11/11)  

   

(A4)“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父亲”  

钱永刚告诉记者,钱家在教育子女方面,只有两个字:“身教,”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父亲。”博学多才、谦和认真的钱君夫,营造了家庭宁静的文化氛围与求实精神,这对幼年钱学森的成长至关重要。  

(张建魁 李鹭芸:《父亲教他“生当有品”》,《环球人物》2009年11月/上)  

   

(A5)北京的家是一方净土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活动,而日本人趁机提出了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整个社会极不安定。虽然外面的社会如此动荡,但是钱学森家的小院却如宁静的港湾,给了钱学森一方净土。在这个小院子里,钱学森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识字。每天清晨,不用母亲督促,自己按时起床。早饭后,就开始跟母亲背诵唐诗。累了,就读一些儿童读物。下午,或者画画,或者练习毛笔字,每天如此,从不间断。看到这里,我不禁掩卷深思,从钱学森每天学习的时间表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闲暇的时间去玩耍,而此时他只是一个4、5岁的孩子,竟能如此勤奋地学习。(尹玉泉:《检索钱学森在北京生活的地理坐标》,《北京青年报》2009/11/11)  

   

(A6)才华,正是来自母亲的遗传  

父亲钱君夫,早年就读于杭州求是学院,后留学日本,研修教育学。回国后,钱君夫在上海成立“劝学堂”,提倡“兴教救国”,颇具影响。1911年,也就是钱学森诞生的那一年,钱君夫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杭州富商之女,受过良好教育。她的记忆力和计算能力超群,具有数学天赋。有人说,钱学森在科学方面的才华,正是来自母亲的遗传。  

(张建魁 李鹭芸:《父亲教他“生当有品”》,《环球人物》2009年11月/上)  

   

(A7)就读的第一个小学
1917年9月,钱学森来到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读初级小学。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就是现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前身。
实验二小成立于清宣统二年(1909年9月19日),算到今年整整一百年了。这所百年老校迄今培养了近2万名优秀学子。学校发展之中几易其名,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两等小学堂、国立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等等。。。。。。师大附小时期的钱学森读书勤勉,又聪颖过人。他与同学们玩纸飞镖时,每次比试,总是钱学森的纸飞镖扔得最远,投得最准。同学们很奇怪,向钱学森请教,钱学森说:“飞镖要折得有棱有角,非常规正,这样投起来空气阻力小。”同学们恍然大悟。钱学森小小年纪,竟然悟出了这些空气动力学的常识,令当时的老师和同学惊叹不已。
(尹玉泉:《检索钱学森在北京生活的地理坐标》,《北京青年报》2009/11/11)  

   

(A8)还曾在琉璃厂厂甸的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读书
1920年,钱学森9岁。他进入当时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这所学校1955年10月改名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成为我们熟知的实验一小。
1912年,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成立,当时的校址在琉璃厂厂甸。经过数年发展,1919年教学主楼——红楼落成,学校还新建了仪器馆、儿童图书馆。1920年钱学森到这所当时已经是非常优秀的小学就读。钱学森在这里度过了3年的小学时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在这里就读时,邓颖超也在这所学校任教,钱学森听过她宣传爱国主义的讲演。在钱学森的记忆中,邓颖超的讲演非常出色。虽然邓老师不曾教过他的课,但是钱学森一直称邓颖超为老师。
(尹玉泉:《检索钱学森在北京生活的地理坐标》,《北京青年报》2009/11/11)  

   

(A9)难忘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琉璃窑旧址上建起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留给钱学森难忘的记忆
1923年,12岁的钱学森升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现在简称为师大附中,这所中学的前身就是著名的五城学堂。
清末,清政府推行学校教育,开办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琉璃窑旧址,开设五城学堂。任命陈璧为首任总督办。第二年,学校更名为五城中学堂。这所学堂是北京第一家官立中学,也是中国首次使用“中学”这一近代学校名称。1912年五城中学堂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
上世纪20年代的师大附中学习环境非常好,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培养天才的沃土”,这里有良好的校风、学风,正是在师大附中的学习,为钱学森以后的学习道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5年,钱学森从美国回到北京后,马上来到师大附中看望老师们,他总是说:“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6年师大附中的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
多年以后,l991年钱学森在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的颁奖大会上讲话时,钱学森说:“我还非常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我从1923年至1929年在北京师大附中念书,当时附中的高中分文理科,我在理科,我今天说了,恐怕诸位还不相信,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钱学森常常说起,“上海交大4年,实际上就学了2年,后来考取公费留学,靠的主要是在师大附中打下的基础。”师恩难忘,在师大附中的6年中学生活,影响了钱学森一生。
(尹玉泉:《检索钱学森在北京生活的地理坐标》,《北京青年报》2009/11/11)  


(A10)学到哪儿算哪儿  

“父亲说,他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钱永刚告诉记者,钱学森中学时父亲让他学理科,但在寒暑假让他学画画、学乐器、学书法,都是在形象思维上进行训练。“现在许多家长也让自己的孩子学,但很功利,弹钢琴、学声乐,都是为了考级,为升学时加分。父亲曾说:‘我们那时候哪有什么级啊?我父亲要我学画画,学到哪儿算哪儿。’”  

(本报记者赵永新:《儿子眼中的钱学森》,《人民日报》200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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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2)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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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有一个很懂现代教育的父亲  

成就钱学森的因素有很多,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他有一个很懂现代教育的父亲。虽然他父亲叫他学理工,但同时又让他学习很多文科的东西。比如,他让北师大附中的校长林励儒教他伦理学,让高希舜教他绘画。钱老本人也说:我不仅喜欢科学,我也喜欢艺术,包括艺术理论。他在上海交大的时候,就读过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他说:我读后很受启迪,原来对艺术还可以用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分类。  

(本报记者 赵永新:《做了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讲述——钱学森何以成为科学大师》《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3日)  

   

(A12)“名次是第三”  

1929年夏天某一期上海《申报》上,钱学森的名字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录取名单中,60年后的1989年,钱学森自己还清楚地回忆起这个细节,他说,他在机械工程系的名次是第三,这是他治学生涯的开端。  

(黄祺 应琛:《传奇钱学森》,《新民周刊》2009年第43期)  

   

(A13)他坚决要求金先生更改分数  

一份1934年钱学森的水利学试卷至今仍然保存在交大校史陈列馆里。当年教授水利学的金悫先生为了避免学生自满,总会在试卷里安排一道特别难的题。可钱学森还是把所有的试题都答对了。金先生十分高兴,给他打了满分100分。但是,当试卷发下来之后,钱学森自己却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错:在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将“Ns”写成了“N”,他坚决要求金先生更改分数。  

(关山:《钱学森:“导弹之王”远去》,《看天下》2009/11第30期)  

   

(A14)“他接受能力强,反应快……”  

钱学森在交大读书期间,成绩一贯优良,一次在考“水力学”时,全卷6题,钱学森全部做对,老师原拟给他100分,但因在一处连续等式后钱学森第二处将“Ns”简为“N”,钱学森本人要求扣分,老师最后给他96分。任课的金悫教授谈起这件事时连声赞他说:“他接受能力强,反应快……”  

(记者姜泓冰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日)  

   

(A15)我这儿还有一份钱学森的卷子  

在上海交大的时候,一次水动力学考试,教授给钱学森判了满分。但卷子发下来以后,他发现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老师没有注意,马上举手说:老师我没有全对,我这儿做错了。教授后来给他扣了4分,并把卷子保留着,去世之前还说:我这儿还有一份钱学森的卷子。  

(本报记者 赵永新:《做了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讲述——钱学森何以成为科学大师》《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3日)  

   

(A16)逃避每周一校长训话  

这时候的钱学森,戴着一副当时时髦的圆形眼镜,但他绝对不是戴着“酒瓶底”的呆子。徐飞(引者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向记者提供了一张钱先生在交大求学期间,参加乐队演出的照片,钱学森手握小号,十分潇洒。钱学森自己的记录中说,他学习乐器最初的动机,是逃避每周一校长训话,因为乐队在训话前演奏,演奏结束就可以退席。  

(黄祺 应琛:《传奇钱学森》,《新民周刊》2009年第43期)  

   

(A17)“乘机看了些科学社会主义的书”  

钱学森在1989年撰写的《回顾与展望》中描述道:“我在上海交大读了五年,因为在一年级与二年级之间的暑假快终了的时候我害了伤寒,康复时间长,只得休学一年。但休学一年对我也有好处,乘机看了些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对当时政府的所作所为知道了点底细,人生观上升了。”  

(黄祺 应琛:《传奇钱学森》,《新民周刊》2009年第43期)  

   

(A18)对他一生影响最深和帮助最大的人,岳父——蒋百里  

钱学森生前常对人说,对他一生影响最深和帮助最大的人,其中就有他的岳父——蒋百里。蒋百里被誉为“现代兵学之父”。  

(本报记者赵喜滨于 建:《钱学图谱[1911-2009]》, 见《北京晚报》2009/11/06)  

   

(A19)回到阔别四年的北京
阔别四年,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的公费赴美留学生。
1929年秋,钱学森考入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攻读铁道机械工程。在交通大学学习期间,钱学森的成绩遥遥领先。1934年,钱学森毕业,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二届公费赴美留学生。主持此项考试的叶企孙教授为了对付日寇侵华,在公费留学生的名额中增设航空门一个名额,钱学森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这仅有的一个名额。为了减少留学费用又提高出国深造青年的专业水平,叶企孙特意安排钱学森到清华大学进修一年的航空专业知识。
钱学森又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北京,来到清华大学进修。钱学森考取的公费留学生,实际就是“庚子赔款留学生”。当时美国想通过这种办法培植亲美势力,但是实际上,通过庚子赔款出国深造的学生,学成后大多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奉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些学生中有我们熟悉的竺可桢、茅以升、高士其、周培源、闻一多、费孝通、吴大猷等等。  

(尹玉泉:《检索钱学森在北京生活的地理坐标》,《北京青年报》2009/11/11)  

   

(A20)科学救国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理想  

“科学救国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理想。钱学森看得更远。他说,国家这么落后,不仅需要读书人,还必须有政治上的革命。”两院院士、钱学森的交大同窗罗沛霖回忆说,“这句话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  

大学毕业后,罗沛霖到延安参加革命,钱学森则在1935年前往美国留学。  

( 新华社记者李清华 白瑞雪:《大师的遗产——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前身后事》,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北京日报》2009年11月11日)  

   

(A21)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  

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  

(梁东元:《钱学森婉拒胡耀邦建议:“我不宜出访美国”》,《文学艺术报》2009/11/17,摘自《南方周末》)  

   

(A22)“人,生当有品”  

1935年8月,钱君夫送钱学森赴美留学,一同登上“杰克逊总统号”美国邮轮。临开船时,钱君夫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郑重地塞到儿子手里:“这就是父亲送给你的礼物。”说罢,老人快步走下旋舷梯。钱学森怔怔地望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出口处,这才连忙打开手中的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  

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  

——乃父告之  

钱学森看罢潜然泪下。他默念着父亲的临别教诲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张建魁 李鹭芸:《父亲教他“生当有品”》,《环球人物》2009年11月/上)  

   

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3)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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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谁敢和我比(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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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你们谁敢和我比”  

刚到美国时,一些美国学生嘲笑中国人愚昧无知,钱学森听了很生气,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学期末,看谁的成绩好?”  

郑哲敏回忆,多年后,有几个当年的同学还跟他说,他们博士论文答辩时,最怕钱学森去听,看见他来就战战兢兢的,怕他提问。  

(蔡如鹏:《“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中国新闻周刊》2009/11/9)  

   

(B2)故事却仍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学者中流传  

上个世纪80年代,当长子钱永刚追随父亲的脚步来到加州求学时,父亲当年生活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但钱学森“谁敢跟我比成绩”的故事却仍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学者中流传。  

“敢说这样的话,真让人佩服!”来自台湾、香港的同学们对钱永刚说。  

其实,也是到这时,钱永刚才知道父亲究竟有多么优秀。  

参与设计美国第一枚军用远程火箭,建立被西方航空界沿用20年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钱学森在28岁时即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被他的导师、“世界超音速飞行之父”冯·卡门称赞为“美国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  

(新华社记者李清华 白瑞雪:《大师的遗产——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前身后事》,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北京日报》2009年11月11日)  

   

(B3)自己也没什么是输不起的!  

1935年秋,枯黄的落叶缓缓地落在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里。一个满怀心事的中国小伙子在这铺满枯黄落叶的校园里踱步。  

年轻人不久前才从中国来到这里求学。怀揣着理想和激情的他来了一段时间以后,文化的隔阂、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得他害怕自己无法以优异的成绩从这里毕业,愧对家乡父老乡亲。  

忽然,他发现一群人在远处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原来,一个送快餐的大胡子男人看到一辆新出产的轿车之后忍不住评价了几句。由于他说得非常专业,轿车主人就和他热情地攀谈起来,并很快吸引了不少行人。  

大家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懂得这么多和汽车有关的知识,他有些羞涩地告诉大家,他以前是一家汽车公司的老板,因为经济不景气,所以企业破产了。为了养家糊口,他干脆送起了快餐。围观的人群感叹着,大胡子却丝毫没有沮丧的神情,反而笑着说道:“没什么输不起的!不开汽车公司,我也能照样养活一家人。”  

说完,大胡子手拿快餐盒吹着口哨离开了。此刻,人群中的年轻人心中掀起了阵阵波澜:也许这世上根本就没什么绝境,自己也没什么是输不起的!  

没有了心理负担的年轻人耐心地钻研着专业知识,在短短几年里就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后来,他以出色的成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并且很快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科学泰斗钱学森。  

(王磊:《没什么是输不起的》,《黄金时代》2009年11期)  

   

(B4)“我真的不能确定自己的未来会如何”  

1947年底,他在雨雪霏霏的波士顿给朋友弗兰克·马利钠(Frank Malina)写信,曾抱怨这个给了他美国生活的第一印象、硕士学位和第一份教授职位的城市的坏天气。  

他说,与四季分明的波士顿相比,他更喜欢总是温暖如春的加州帕萨迪纳。而且,虽然麻省理工学院慷慨地在1947年5月就为这位当时只有35岁的“科学明日之星”提供了终身教职——在当时美国的学院里,大多数教授必须从事20年以上的教学和行政工作才能得到这个职位。钱学森当时是MIT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但他觉得自己和这个校训为“手脑并用”(Mnd and Hnd)、更加推崇爱迪生而不是爱因斯坦的学院气场不对,他说,“老实说,我在这里待得并不满意”。  

与此同时,令钱学森觉得更有归属感的加州理工学院在向他不断抛出橄榄枝:1万美元的年薪,可以雇用一个助教并每年提供3个奖学金,为期7年总数50万美元的研究基金,7年后无条件转为终身教授。更重要的是,他将坐进他的导师冯·卡门(Theodore Von Krman)曾经坐过的办公室,主持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JPL”)的工作,将他读博士期间和马利纳等一众好友关于超音速远程火箭的前卫科学设想付诸实现。  

钱学森决定回到内心中让他更亲近的加州。那里有他的老师、同学、朋友,看上去一片光明的事业前景,温暖宜人的气候,就连不能再每周欣赏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的遗憾,也很容易弥补:他可以仍旧像当年当学生时那样,开车到不过十几公里外的洛杉矶听洛城交响乐团的演出。虽然没有他喜欢的库塞维茨基(Serge Koussevitzky),但华伦斯坦(Alfred Wallenrtein)也足以娱心。  

然而,在信的结尾,他仍有迷茫。“我真的不能确定自己的未来会如何,但或许,没有任何人能确知自己的未来。”  

(鲁伊:《钱学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1期)  

   

(B5)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  

1938年9月,他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在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指导下,从事航空工程理论和应用力学的学习研究,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钱学森同志生平》,见《人民日报 》( 2009/11/07)  

   

(B6)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冯·卡门  

钱学森是1935年赴美留学的,到美国后,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仅用了一年,就获得了航空机械工程的硕士学位。毕业后,钱学森本想到飞机制造厂工作,掌握制造技术,但当时,美国航空工厂不欢迎中国人。于是,他转而研究航空工程理论,来到世界上第一个航空系的诞生地——加州理工学院。  

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冯·卡门。  

冯·卡门是匈牙利籍犹太人,1934年移居美国。他是驰名世界的空气动力学家,第一个从理论上证实了人类实现超音速飞行的可能性,并研制出第一架超音速飞机,被称为“超音速时代之父”。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选择了当时最尖端的科学领域——高速空气动力学,攻读博士学位。  

(蔡如鹏:《“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中国新闻周刊》2009/11/9)  

   

(B7)他告诉钱:“我支持你。”  

1936年,仅用一年就已经修完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课程的钱学森前往加州理工学院,向冯·卡门教授征求进修意见。卡门教授是这样描述他和钱学森的第一次见面的:  

“这个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所有的提问。思维敏捷而又富于智慧。我立即建议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来深造。”后来,在1976年出版的自传中,卡门独为钱学森立传。他对钱学森的评语是:“美国火箭领域中最伟大的天才之一,我的杰出门生。”  

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钱学森刚刚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就有一位长者提出反对,他据理力争,争得面红耳赤,毫不相让。而冯·卡门在下面呵呵直笑,讨论会下来,他告诉钱:“你知道你是和谁争论吗?那是大权威冯·米赛斯。但是,你的意见是对的,我支持你。”  

(关山:《钱学森:“导弹之王”远去》,《看天下》2009/11/08第30期)  

   

(B8)冯·卡门:“钱,昨天的争论你是对的,我是错的。”  

冯·卡门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把德国格丁根大学的民主学风也带到美国。他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研究讨论会和一次学术研讨会,不论是专家权威,还是普通研究生,一律平等,畅所欲言,使钱老终生受益。他回忆说,他那时年轻,有点初生牛犊的劲儿,有一次讲完自己的论文,有位长者提出意见,钱和那位大教授争论起来。事后,卡门告诉他,那是当代力学大权威冯·米塞斯(土耳其人)。但是,你的意见是对的,我支持你。钱和冯·卡门有一次争论,话语激烈而又尖刻。卡门被气坏了,拂袖而去。事后,卡门经过思考,认识到学生是对的。第二天一上班,年过花甲的卡门爬了三层楼梯,来到位于三楼一个旮旯的钱学森的小小办公室,敲开门,恭恭敬敬地给他行个礼,说:“钱,昨天的争论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卡门上课从不点名,鼓励学生随时提问,可以打断老师的讲话。钱学森归国后,力图把冯·卡门的民主学风也带回来,他以身作则,并多次以冯·米塞斯和冯·卡门的例子教育中国学者。一个老师能教给学生的知识终究是有限的,有了民主学风,学生主动求知,这才有学术创新和超越老师的可能。无论从哪方面的贡献说,钱学森都超过了他的老师卡门,但钱学森是从卡门的民主学风这块肥沃的学术土壤中“冒”出来的。  

(苏文洋:《钱学森是创新学风“冒”出来的》,《北京晚报》2009/11/02)  

   

(B9)“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  

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  

“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涂元季  顾吉环  李  明整理:《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见《 人民日报 》2009/11/05)  

   

(B10)哪能想到一个中国人会如此出色  

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从第一学期开始,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才华。他不仅学习航空知识,还广泛选修物理、化学和数学等基础理论教程。他总能机敏地提出一些深刻而复杂的问题。冯·卡门曾回忆道:“我记得,物理系的大理论家保罗·S·爱泼斯坦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你的学生钱学森在我的一个班上听量子力学、相对论等选修课,很出色。。。。。。您觉得他是不是犹犹太人血统?’”当时,西方科学家普遍认为,只有犹太学生是最勤奋、最聪明的,哪能想到一个中国人会如此出色。  

(朱珠:《留美20年酸甜苦辣》,《环球人物》2009年11月/上)  

   

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4)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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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一起提出了卡门·钱学森公式  

因为热心研究,钱学森在美国读博士期间就与导师冯·卡门一起提出了卡门·钱学森公式,成为世界知门名的空气动力学家。   

(新华社记者邹声文:《山高水长爱永存——写在送别科学巨匠钱学森的时刻》,见《北京日报》2009/11/07)  

   

(B12)冯·卡门说:“你的爸爸了不起。”  

“父亲讲科技创新首先要进行形象思维,要善于联想,提出假设后再用严密的逻辑思维证明。父亲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形象思维训练,要远远大于同时期其他人的。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使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念博士的第二年,就和他的导师冯·卡门一起提出了‘卡门—钱近似’公式,一举解决了航空界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高速飞机机翼设计的问题。”据钱永刚回忆,当钱学森把父亲让自己学画画、音乐等的故事告诉冯·卡门时,他说:你的爸爸了不起。  

(本报记者赵永新:《儿子眼中的钱学森》,《人民日报》2009/12/10)  

   

(B13)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恩物  

向以严厉著称的冯·卡门对钱学森这个中国学生既赞许又推重,在几十年后出版的他的自传《风云际会》(The Wind and Beyond)中,冯·卡门单独辟出一章,讲述他和钱学森的交往经历,并表示,有这个很有想象力、数学资质极高的学生做自己的助手,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恩物。  

(鲁伊:《钱学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1期)  

   

(B14)“是他教了自己很多本领”  

钱永刚说,“父亲比较爱回忆中学和读研究生时期的事。他常说,要谢谢老师们尤其是冯·卡门教授,是他教了自己很多本领,所以一生能为国家做些事。”“他说,你看我一回来,毛主席重用我,周总理对我重视,聂帅也很信任,给我很大的权力,让我来做中国的导弹。”  

(新华社记者李 斌:《赤子丹心为中华——钱永刚追忆父亲钱学森的最后岁月》,见《北京日报》2009/11/07)  

   

(B15)没有这个本事不行  

钱学森有一次谈起作讲座的体会: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知道他们那里没有这个本事不行。美国的科研人员要争取基金会的经费支持,就要参加董事会的会议,向董事们做10到15分钟的讲解,在限定的时间内把他要报告的事情讲清楚,要不他就得不到经费。这就是一个社会要求,也是一种压力。在美国,中学里就有辩论会,培养人的口才。  

我举一个例子,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超声速问题的时候,有一次,系里来了一位官员,是美国国会议员,管这方面事的,他问超声速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老师冯·卡门是很会作科普宣传的,他先不说什么,把国会议员带到他的澡盆边,放上水,用手在水面上划。划得很慢很慢,水波就散开了,于是告诉他这是因为手划得比水波慢,像亚声速;他又划得很快,水波就成尖形两边散开,这就像超声速。这位国会议员说他懂了,其实也没完全懂,只是这个意思他大致上明白了。这就是一个怎么让不懂的人懂的形象例子。  

 道理很简单:科学技术很重要,要大家都懂,都重视,就需要科普。   

(叶永烈:《走进钱学森》,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B16)听他讲话是一种荣幸、一种享受  

冯·卡门教授不仅知识渊博,还善于交际,家里经常高朋满座,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好莱坞明星。钱老当时帮着招待客人,其社会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大的锻炼。钱老虽然很有学问,但不是书呆子。他回国后能够把那么大一个庞杂的队伍组织起来,能处理好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关系,既能把事情完成,又可以把关系处理好,是非常不容易的。  

冯·卡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言善辩,这对钱老影响也很大。听过钱学森讲课或学术报告的人都说:听他讲话是一种荣幸、一种享受,因为他每一次的讲话总能够给人新东西,总能够给人启迪。无论多么深奥的问题,他都能讲得很生动浅显,专家不觉得浅,外行不觉得深。  

(本报记者 赵永新:《做了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讲述——钱学森何以成为科学大师》《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3日)  

   

(B17)“他感慨地说: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他一生中曾经三次激动:“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感慨地说: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云中岳:《温总理为何“心情特别不好”?》, 见《强国博客》2009-11-07 )  

   

(B18)“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冯·卡门,匈牙利人,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1970年,月亮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他还说过,“人们都这样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本报记者赵喜滨、于建:《钱学图谱[1911-2009]》,见《北京晚报》2009/11/06)  

   

(B19)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  

他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早上6点起床,除了上课和做实验,一天的绝大多数时间独自泡在图书馆,很少与人交谈。直到1847年9月回上海探亲时与蒋英结婚,钱学森一直单身,从无绯闻。他最喜欢的书之一是梭罗描写自己隐居生活的《瓦尔登湖》,仅有的娱乐爱好是听古典音乐。波士顿交响乐团1935到1936年一共举行了20场演奏,钱学森一场都没有错过。  

(鲁伊:《钱学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1期)  

   

(B20)他从来不看电视  

“他从来不看电视。是早年在美国任教时养成的习惯。”儿子钱永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老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任教期间,那里的教授为了专心工作,多少年来从来不看电视,钱老也保留了这个习惯。  

(安然:《钱老晚年不寂寞》,《中国新闻周刊》2009/11/9)  

   

(B21)加入“火箭俱乐部”  

加入“火箭俱乐部”是在他读博期间。当时,冯·卡门的另一位博士研究生弗兰克·马利纳正在研究火箭的飞行和推进,并与几个热衷于此的学生组成了“火箭俱乐部”。后来,钱学森也加入其中,成为火箭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  

“火箭俱乐部”很快引起了美国航空工业界和军方的重视。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亨利·安诺德还亲自到加州理工学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  

(蔡如鹏:《“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11月9日出版41/2009总第443期)  

   

(B22)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涂元季  顾吉环  李  明整理:《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人民日报》2009年11月5日)  

   

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5)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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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啼声初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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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1935年至1955年,是钱学森在美国的20年。这20年中,钱老对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对推动美国乃至世界的科学技术发展也有着重大贡献。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  

(见《北京晚报》2009/11/06《钱学图谱[1911-2009]》本报记者赵喜滨、于 建)  

   

(c2)“什么资料都不带也照样能在中国发展”  

原上海交大校长、航空航天专家范绪箕,从麻省理工学院那时起开始了同钱学森4年的同宿舍生活:难以想象,从毕业到成为教授,他只用了7年时间。他是昂首回国的,什么资料都不带也照样能在中国发展。  

(本报记者赵喜滨、于建:《钱学图谱[1911-2009]》见《北京晚报》2009/11/06》)  

   

(c3)被授予上校军衔  

1939年6月,钱学森博士毕业后,在冯*卡门的推荐下,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研究员,留校工作。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战事的需要,冯*卡门被美国军方聘为顾问,钱学森、马利纳等“火箭俱乐部”成员也开始参与军事研究项目。据考证,美国导弹计划第一份正式的建议报告《远程火箭的评论和初步分析》,就是钱与马利纳合作完成的。  

1945年,战争接近尾声。钱学森随冯*卡门前往德国,接收先进的导弹成果和技术,并被授予上校军衔。  

郑哲敏说,当年钱学森出入五角大楼的通行证,以及前往德国的军官征至今仍被他的一个美国朋友所收藏。“1993年,我去美国访问,还看见过。”  

(蔡如鹏:《“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41期)  

   

(c4)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  

“二战”期间,钱学森海还和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  

(《钱学森的“四心”境界》,《人物周报》2009/11/16,根据《国际先驱导报》、《半月选读》等综合整理)  

   

(c5)同门三代泰斗,景遇却令人唏嘘  

1945年初,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美国空军咨询团的成员。德国投降后,他随团的考察小组到欧洲考察航空和火箭技术。卡门和钱学森在德国哥廷根的审讯室里,同卡门的老师、现代流体力学的奠基人路德维格·普朗特尴尬相遇。同门三代泰斗,景遇却令人唏嘘。  

(关山:《钱学森:“导弹之王”远去》,《看天下》2009/11/08第30期)  

   

(c6)被美国人称为“龙之父”  

36岁那年,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两年后,他又应聘为加州理工学院正教授。同年,他第一次提出“火箭旅客飞机”的概念。五六十年代,正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美国人发展出一种称为“龙”的三角翼飞行器,这就是美国航天飞机的祖先。而钱学森,日后则被美国人称为“龙之父”。  

(关山:《钱学森:“导弹之王”远去》,《看天下》2009/11/08第30期)  

   

(c7)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  

因为冯·卡门的关系,更是因为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军事科学研究的需要,钱学森在上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参与了多项美国军方机密工作,包括前往德国探究V-1和V-2火箭的秘密,从事美国最早的探空火箭和“下士”导弹的研制等。他在1943到1944年为美国军官学员所编写的《喷气推进》一书,讲述喷气推进的基本原理和喷气推进飞行器的性能,成为未来10多年中的经验教科书。而为美国导弹发展规划了未来半个世纪的蓝图的著名报告《迈向新高度》(To ward New Horizon),9卷中便有5卷出自钱学森之手,详细分析论证了超音速飞行、洲际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可行性。由于这些工作,1945年,他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并被颁予“二战和平勋章”及“国家服务优等勋章”。  

40年代末,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为美国科学最明亮的新星之一。《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开始预测他会成为另一个冯·布劳恩。然而,在马利钠随手画下的一幅描绘冯·卡门主持下的古根海姆实验室成员开会情景的漫画中,却出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坐在会议桌左首的钱学森看上去有些神思不属地玩弄着一枚蛋,蛋的一面写着美国,另一面,是中国。  

(鲁伊:《钱学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1期)  

   

(c8)“我会说,他是为此奠下基础的人。”  

在接受美国“60分钟”电视节目专访时,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拉尔夫·莱波(Ralph  Lapp)被问及钱学森在中国核武器和导弹研制计划中扮演的角色,莱波回答道:“我会说,他是为此奠下基础的人。事实上,具有火箭科学背景的他,必定是中国导弹计划中指引方向的那盏明灯。就中国目前以及未来的成就来看,我都会将之归功于钱学森的带领。”  

(鲁伊:“《钱学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1期)  

   

  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6)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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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探亲归去来(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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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仿佛一直在漂泊  
  45岁之前的钱学森仿佛一直在漂泊。这种地理上的变换,又因为选择地相当鲜明悬殊的极性差异而变得与众不同。1911年生在上海,在北京度过自己的小学和中学时光,然后回到上海,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读火车制造,1943年毕业后再度北上,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到美国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只待了一年,一拿到硕士学位就转入加州理工学院,在那里学习工作了10年,再回到麻省理工学院,但只停留了3年,便又回到加州。东南西北,仿佛是人生如转篷的注解。  
  (鲁伊:《钱学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42期)  
  (D2)他们不愿意有中国人坐在旁边  
  虽然绝大多数时间封闭于自己的学术天地,虽然在专业领域中可以傲视同侪,敏感而高傲的钱学森依然不能摆脱种族歧视带给他的情感困扰。向来寡言的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讲起那次看电影的遭遇:他与一个中国朋友在电影开场后走进影院,借着银幕的反光寻找座位,连声向周围人说对不起。可是刚找到地方坐下,旁边的外国人便招呼影院的工作人员,要求让他们移到别的座位,因为他们不愿意有中国人坐在旁边。  
  (鲁伊:《钱学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42期)  
  (D3)禁止屋主转售房子给非白人  
  据美籍作家张纯如考证,1949年重返加州理工学院前后,钱学森花了很长时间在帕萨迪帕萨迪纳四处寻找可以买下来长住的高级住宅,有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屋主转售房子给非白人,即便钱学森已经是小有名气、收入丰厚的大学教授。  
  (鲁伊:《钱学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42期)  
  (D4)“你这全都是理论上根本行不通的扯淡”  
  即使学术上的见解高人一等,他讲课时的“带着德国和中国口音的英语”依然受到学生的嘲笑。。。。。。他只会在学生略显刻意卖弄地用流利的英语做学术报告时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频频变换百叶窗的方向,然后在听到漏洞后大喝一声,“你这全都是理论上根本行不通的扯淡”。  
  (鲁伊:《钱学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42期)  
  (D5)“盼子子不归”  
  1947年7月,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请假,回国探亲。这是他来到美国12年后第一次回国。家中,父亲一边向他叙述母亲去世的情形,一边打开电灯,从枕头下摸出一页泛黄的小纸,递到钱学森手里。钱学森一眼便认出了母亲那娟秀的手迹:  
  窗外细雨飞,老妇命垂危。夫君简药苦,盼子子不归。  
  诗笺上泪痕斑斑,钱学森手捧母亲临终留下的小诗,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悲怆,竟像儿时那样放声嚎啕起来。他的泪水和母亲的泪水,在诗笺上汇合在一起。  
  (关山:《钱学森:“导弹之王”远去》,《看天下》2009/11/08第30期)  
  (D6)“我们多么需要在一起”  
  二战硝烟散尽后,钱学森于1947年夏天回国探亲,拜访了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并与未婚妻蒋英完婚。  
  钱蒋两家是世交。蒋英5岁那年,钱学森母亲就向蒋英的父亲、著名军事教育家蒋百里提亲:“你们这个老三(蒋英排行第三),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  
  就在钱学森留学美国的同一年,蒋英考入柏林音乐大学声乐系。蒋百里赴美国考察时,把蒋英在欧洲留学的照片拿给钱学森看。照片中,脸上泛着动人微笑的钱学森,依然是钱学森记忆中的摸样。他心中掀起了微谰。1947年,钱学森借两人回国之际,向钱学森求婚:“12年了,我们天各一方,只身在异国他乡,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我们多么需要在一起,互相提携,互相安慰!天上的牛郎织女每年还要相逢,我们却一别12年,太残酷了。这次我回来,就是想带你一块儿到美国去,你答应吗?”  
  1947年9月,这对新婚夫妇回到美国。在他们家里,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架黑色钢琴。这是钱学森送给妻子的新婚礼物。后来,这架钢琴随着他们回到中国,成为他们一生的爱情见证。  
  (朱珠:《留美20年酸甜苦辣》,《环球人物》2009年11月/上)  
  (D7)将来要给我们钱家当儿媳妇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英的父亲蒋百里(1882~1938),同时就读于杭州求是学堂,然后又同往日本留学,归国后又同赴北京,在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下做事,前者在教育部,后者在总统府军事处。人们常说人生有此一“同”,就是前世的缘分,两位有此三“同”,自是缘上加缘。   
  钱蒋两家通好,亲如兄弟。钱家自始至终就一个儿子——钱学森,一枝独秀。蒋家接二连三生了五个女儿,五朵金花,分别是蒋昭、蒋雍、蒋英、蒋华、蒋和。钱学森十多岁的时候,一天,钱家对蒋家说:“你们家太热闹,我们家太冷清,干脆把你们的女儿分一个给我们,怎么样?”蒋家不假思索,回答道:“可以呀,你们要谁,随便挑。”钱家于是挑了1919年出生的老三,就是蒋英。   
  这不是开玩笑,双方都动了真格,有证人,有仪式,连名字也给改了,蒋英改成钱学英。鉴于英子年幼,不能独立生活,蒋家索性让保姆跟她一起入住钱家。   
  然而,过了一段日子,蒋百里夫妇才意识到,家中陡然少了一个孩子、一块心头肉,越想越不是滋味。蒋家转而向钱家要人,钱家说:“人可以让你们领回去,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们这个老三,现在是我们干女儿,将来要给我们钱家当儿媳妇。”   
  (卞毓方:《钱学森与蒋英的姻缘》,《北京晚报》2009/11/04)  
  (D8)钱学森急了:“不行!不行!现在就走!”  
  1936年,蒋百里夫妇前往欧美考察军事,特意前往加州理工学院,看望在那里读博的钱学森,并送他一帧蒋英的玉照。   
  1946年,蒋英结束在欧洲的学习,回到上海。又一年,旅美十二载的钱学森回沪探亲。“山中桂树自有枝,心中方寸自相知。”钱学森这时三十有六,蒋英这时二十有八,都早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如果没有一根红线在暗中维系,两人能坚持这么久的单身吗?  
  但是,据蒋英回忆,一开始双方并没有把事情捅破,钱学森只是常去她们家玩。有人建议,让她们为钱学森介绍对象,蒋家姐妹真给他介绍了一个,钱学森看也不看,只是一个劲地往她们家跑,说是看蒋伯母(这时蒋百里已经去世),看老三。谁都知道老三下面明明还有老四、老五,可钱学森的眼里就只有老三。蒋英看得出来,钱学森是个书呆子,没有一点与女孩子打交道的经验。他不懂得女人要追,也不懂得向女人献花,他献的是心。   
  摊牌的时刻终于到了。一天,钱学森鼓起勇气对蒋英说:“你跟我去美国吧!”就这一句,再无下文。蒋英当然明白钱学森的意思,明白了又怎么样,总不能立刻就说“好吧”,她镇静心神,故作迟疑地说:“我为什么要跟你去美国?我还要一个人呆一阵,咱们还是先通通信吧。”钱学森急了:“不行!不行!现在就走!”这句话,他翻来覆去地说了好几遍。遇着这样的“宝”哥哥,你让人怎么办?蒋英没辙,只好红着脸答应:“好吧。”   
  (卞毓方:《钱学森与蒋英的姻缘》,《北京晚报》2009/11/04)  
  (D9)绝对是传世经典  
  1947年8月30日,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国际饭店结为伉俪。按照主持人的吩咐,首先由新郎、新娘宣读誓词。   
  钱学森宣读的是:   
  我钱学森,真诚地爱慕蒋英女士的品格及其才华,我愿娶她为妻。我将尊重蒋英女士的独立人格,并平等地对待她。在我有生之年,我将与蒋英女士同甘共苦。这就是我对蒋英女士发出的神圣誓言。   
  蒋英宣读的是:   
  我蒋英,愿意选择钱学森先生做我的丈夫。今天在家长及众位亲友面前,我庄严承诺——不管将来我们的生活遇到什么样的曲折,我给钱学森先生的爱情将永无改变。我永远是他的好妻子。   
  这场面有点像教徒在上帝面前宣誓,恋爱中的人心头都有上帝,恋爱中的人自己也都是神,如果有谁把他俩的誓词抄下来,供后来的、后代的恋人们使用,绝对是传世经典。   
  (卞毓方:《钱学森与蒋英的姻缘》,《北京晚报》2009/11/04)  
  (D10)被回绝的理由:年纪太轻、资历过浅  
  1947年夏天,去国12年的钱学森回上海探望父亲,便曾有留下来的想法,而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也适时向他发出担任校长的邀请。然而,未曾想到的是,当报告提交至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时,却被以钱学森年纪太轻、资历过浅的理由回绝。加之斯时国共内战正酣,前途未明,钱学森只得打消这一念头,携新婚妻子重返美国。  
  (鲁伊:《钱学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42期)  
  (D11)另一版本:国民党政府一再挽留。。。。。  
  1947年,钱学森曾回国省亲,在当时的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了工程和工程科学的演讲,引起轰动。国民党政府一再挽留他,但看到当时时局混乱,他毅然谢绝,又回到美国。  
  (本报记者柳剑诏整理:《两弹元勋昨乘鹤 公众今起悼清名》,《北京青年报》2009/11/01)  
  (D12)又另一版本:被他拒绝了。  
  1947年秋天,钱学森回国探亲期间,国民政府通过胡适邀请钱学森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但被他拒绝了。
  (刘铁石:《钱学森:一个懂得拒绝的人》,《北京晚报》2009/11/04)

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7)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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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经受着炼狱的煎熬(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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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美国官方怀疑这个“共产党”  

1950年8月,钱学森在接到父亲想见最后一面的家书后,提出请假返国探亲。美国海军次长丹·金布尔得知消息,立即要求移民局禁止这位海军炮火研究所的顾问出境,因为美国共产党1938年的一份文件中被发现有钱学森的名字,美国官方怀疑这个“共产党”想带着“满脑子的美国秘密”投奔红色中国。  

(慌章晋 吴珊:《钱学森:国家的名片》,《凤凰周刊》2009/12/15)  

   

(E2)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扣开钱学森的家门  

1950年春天,当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扣开钱学森的家门,要求他就是否曾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支部“122教授小组”成员、是否现时仍为共产党员等问题接受调查,而他参与空军研究计划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也被因此吊销时,钱学森感到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时任加州理工学院工程系主任的林威尔(Frederick Linkdvall)后来回忆道。FBI的探员上门后不久,钱学森就来找他说,“我觉得我在美国已经不受欢迎了”,并表示决定返回大陆。随后,钱学森向轮船公司订购了全家从美国到香港的船票,还专门请了专业的搬家打包公司Bekins Van and Storage收拾行李,“钢琴、家具、锅豌瓢盆床、书、书桌、收音机组合,还有一台洗碗机。。。。。。种种一切,显示出他们回国定居不再返美的决心”。  

(鲁伊:《钱学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2期)  

   

(E3)正准备离开美国的钱学森被移民局逮捕  

1950年9月初的一天,正在旧金山旅游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看到报上的一则新闻后,十分震惊,立刻结束了旅程,返回其就读的加州理工学院。  

新闻说,正准备离开美国的钱学森被移民局逮捕。  

“事先,我知道他想回国,但没想到会是这个结局。”如今已85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哲敏对那段往事仍记忆犹新。“那时,我是他的博士研究生,正在做热学应力学的论文。”  

郑哲敏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当我赶回洛杉矶时,钱老已被关押到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里。”开始几天,看守人员不许任何人探视,也不准钱学森与外界联系。多年后,钱学森的夫人蒋英回忆,在被关押的15天里,他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严重的损害,体重骤降了13·5公斤。  

移民局逮捕钱学森的理由是“企图携带机密的文件离开美国”。“这是子虚乌有的”, 郑哲敏说。事先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扣留了钱学森一家已经装船的所有行李,包括三角钢琴、800多公斤重的书籍,但没有查出一件机密柴材料。郑哲敏说。  

“那都是借口。实际上,美国人就是不想放他走,因为他是世界顶级的火箭专家。”  

(蔡如鹏:《“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11月9日出版41/2009总第443期)  

   

(E4)交去1·5万美元保释金才将钱学森释放  

钱学森并没有能马上走成。去华盛顿就“国家安全许可证”被吊销一事上诉时,钱学森拜会了以前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共事过的坎贝尔(Dan Kimbeel),后者此时正担任美国海军部次长。那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我宁愿枪毙他,也不愿让他离开美国,他无论如何抵得上三到五个师的兵力”,便出自坎贝尔之口。。。。。。。  

坎贝尔当时力劝钱学森继续留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在没有安全许可证的情况下先担任数学教授,此外,还为钱学森介绍了一位律师保罗·波特(Paul Porter)。然而,随后发生的莫须有的“机密文件事件”,却令局势急转直下。8月23日,钱学森一家在洛杉玑机场被移民局官员拦截,9月6日,他以“企图运输秘密科学文件”罪名被逮捕,关押在特米娜岛长达14天,直到加州理工学院交去1·5万美元保释金才将钱学森释放。此后,他更是被软禁长达5年之久。直到1955年日内瓦会谈,中国政府以释放11名美军飞行员战俘为代价,才换来美国政府批准钱学森回国。  

后来的调查显示,钱学森丝毫没有带走美国军事科学机密的企图,那些被没收查扣的文件,不过是钱学森的私人书籍、笔记和数学对数表。  

然而,他的确带回了自己的大脑,还有一颗深深蒙羞、亟待雪耻的心。  

(鲁伊:《钱学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2期)  

   

(E5)每个月必须要到移民局去。。。。。。  

后来,加州理工学院师生募集了1.5万美元的保释金后,钱学森才获准保释。然而,他在美国的生活已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每个月必须要到移民局去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
(本报记者柳剑诏整理:《两弹元勋昨乘鹤 公众今起悼清名》,《北京青年报》2009/11/01)

  

(E6)他失声了,不会说话了  

“等到我们过了15天以后,去接他出来的时候,到家里了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他点点头或摇摇头,我明白了,他失声了,不会说话了,体重15天之内掉了15公斤。”钱学森夫人蒋英后来回忆说。
(本报记者柳剑诏整理:《两弹元勋昨乘鹤 公众今起悼清名》,《北京青年报》2009/11/01)

  

(E7)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
在漫长而痛苦的等待中,钱学森并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为了能够随时回到中国,也为了躲避美国方面的监视,他和家人租住的房子都是只签一年的合同,而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箱子,他就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一旦有机会,他决定随时离开美国。  

(本报记者柳剑诏整理:《两弹元勋昨乘鹤 公众今起悼清名》,《北京青年报》2009/11/01)

  

(E8)全家的活动范围似乎大受限制  

对于在监视下生活的那些日子,出生于1948年的钱永刚最深的印象是,全家的活动范围似乎大受限制。  

 “有一次,爸爸好不容易答应带我和妹妹出门玩,结果沿着马路转了几圈又回来了。我刚想埋怨爸爸,发现他脸色很难看,什么也不敢说了。”钱永刚回忆说。  

(新华社记者李清华白瑞雪:《大师的遗产——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前身后事》,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北京日报》2009年11月11日)  

   

(E9)他很快就稳定下来  

钱学森被捕后,他的同事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加州理工学院主席杜布里亲自给金布尔写信,要求放人。移民局迫于压力,再加上没有确凿证据,在收了15000美元的保释金后,释放了钱学森,但要求他不能离开洛杉矶,并且定期到移民局报到。  

“人身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郑哲敏回忆说,钱学森的信件和电话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为了不给同事、朋友们带来麻烦,他开始深居简出。  

“我想那时钱老的压力是很大的,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针对他的新闻。但他很快就稳定下来,还是照常上课,做研究。这个毅力是很不简单的。”  

(蔡如鹏:《“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11月9日出版41/2009总第443期)  

   

(E10)只能默默地准备  

“钱先生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国,只能默默地准备。”郑哲敏说。  

 除了随时可以拎走的行李箱,钱学森还进行了另一项准备,写出了一本划时代的《工程控制论》。这本被美国人称为“高超地将理论和实践两只轮子装到一辆战车上”的著作,至今仍是国际自动控制界的经典教材。  

(新华社记者李清华白瑞雪:《大师的遗产——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前身后事》,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北京日报》2009年11月11日)  

   

(E11)夫吹竹笛、妻弹吉他  

抄家,流放,拘留。。。。。。没完没了的政治迫害接踵而来。在长达5年的软禁的日子里,钱学森和蒋英常常只能夫吹竹笛、妻弹吉他,以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来排解寂寞和烦闷。  

(朱珠:《留美20年酸甜苦辣》,《环球人物》2009年11月/上)  

   

(E12)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  

整整5年在美的软禁生活并没有消磨掉钱学森和蒋英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常常吹一芝竹笛,蒋英弹着钢琴,两人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以排除寂寞与烦闷。  

(《钱夫人美过赵雅芝》,《报刊参考》2009年第39期,摘自《伴侣》)  

   

(E13)发表了著名的《工程控制论》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钱学森发表了著名的《工程控制论》,后来他幽默地说,“不让我做研究,我会在这里(用手指头)发展”。  

(关山:《钱学森:“导弹之王”远去》,《看天下》2009/11/08第30期)  

   

(E14)“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被扣留在美国期间,由于被美国政府取消了接触机密资料的资格,钱学森无法继续进行喷气推进技术的研究,他决心另起炉灶,搞一门新的学问,这就是后来的工程控制学。  

上世纪40年代,美国科学家维纳出版了一本名为《控制论》的书,研究系统与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运动关系。钱学森当时敏锐地意识到,这与火箭制导工程问题是相通的。  

经过4年的潜心钻研,钱学森撰写出《工程控制论》,这本书被誉为工程控制学的开山之作,他本人也完成了从一个空气动力学家向一个控制论学家的转变。据说冯卡门看了这本书,曾感慨地对钱学森说,“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为你骄傲。”  

(蔡如鹏:《“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11月9日出版41/2009总第443期)  

   

(E15)导师冯·卡门回忆;钱学森回国经历  

我的朋友钱学森是1945年我向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推荐的专家之一。  

我记得,他在导弹试验初期已敏锐地感到导弹的重要性将日益增长。他半开玩笑地提出,美国应设立一个名称叫喷气式武器部的新机构,专门研究遥控导弹。当时他还指出,控制导弹与操纵常规武器的技术要求完全不同,因此,必须委托军事部门的一个新团体,以崭新的作战思想和方法进行管理。后来事实证明这个设想完全正确。  

钱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能算是最受欢迎的一位教授。因为他对待学生态度严厉、性情急切,又显得有些高傲。不过我倒认为,学生跟他接触接触,看看他怎样解决技术问题是大有裨益的。他一直对我很尊敬,虽然我们已经成为挚友,他还是按中国的传统方式称我为“尊敬的老师”。 1947年12月,我非常乐意地推荐他为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  

 此后不久,钱接到中国来的家信,说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决定回去安慰年迈的老父,这是他12年来第一次回国。数月后,他写了一封长信寄我,信里详谈了他亲眼目睹他的家乡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贫困和痛苦情景,还述及我以前几个学生的情况。信的结尾顺便告诉我,他已经与一位名叫蒋英的姑娘在上海结婚,并打算与她一起来美。蒋英颇具声乐才华,见多识广,先前在柏林学习德国古典歌曲,而后又在苏黎世接受一位匈牙利女高音歌唱家的指导。钱很喜欢音乐,他显然感到很幸福。  

钱回美后,麦卡锡反共浪潮席卷了美国,掀起了一股怀疑政府雇员是否忠诚的歇斯底里狂热。对大学、军事部门和其它机构几乎天天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在这种情况下,素以聚集古怪而独立不羁的科学家著称的小小加州学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注意。凡是1936~1939年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过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40年代中的不可靠分子。后来,很多好人不得不通过令人困迫而可恶的审查程序来证明自己清白。  

有一天,怀疑终于落到钱的身上,事情可能是这样开始的:当局要钱揭发一个名叫西尼·温朋的化学家,此人因在涉及一件共产党案件中提供伪证,当时正在帕沙迪纳受审。钱和温朋本是泛泛之交,只是替他介绍过职业,还不时去他家欣赏欣赏古典音乐。  

我听说,由于钱拒绝揭发自己的朋友,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怀疑。结果是1950年7月,军事当局突然吊销了他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安全执照。  

此举严重伤害了钱的自尊心。他去找杜布雷奇院长当面申述,没有安全执照他无法留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继续工作。他情绪激昂地说,与其在这里遭受怀疑,宁愿返回中国老家去。杜布雷奇以好言相劝,希望他先保持镇静,并建议他就此事提出上诉。钱不想上诉,他觉得在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下,一个侨居的中国教授很难打赢这场官司,更何况他秉性高傲,认为没有必要去向美国司法当局申诉自己不是共产党人。我想,在当时情势下,要是有人利用我曾经为匈牙利短命的库恩·贝拉政府干过事而诬陷我,那么我也会作出和钱同样的反应。  

当钱的安全执照被吊销时,我正在欧洲,我从杜布雷奇院长的来信中获悉此事后立即给钱去信,表示对这事感到震惊,并告诉他我将为他的事尽最大努力。其时,许多要人都站出来声援钱。杜布雷奇与华盛顿许多部门进行了接触,后来任通用航空喷气公司总裁的贝尔·济希走访了五角大楼,要求海军情报局局长英格利斯海军上将复查此案,然而,一切活动都无济于事。  

钱约见了负责他在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海军次长金波尔,当面告诉他,如果不发还他的安全执照,他决定立刻返回中国。当毫无结果时,他便下定决心,打电话告知那位次长说,他准备动身了。  

金波尔接到电话后十分紧张,立刻将此事通知了移民局。后来,事情转眼之间就搞得如此不可收拾。有个同事对我说,移民局是政府中最专横的部门,看来确实如此。他们不仅拘留了钱,进行了搜查,还把他在特敏纳尔岛的拘留所里关了15天,后以重金保释才放出来。  

接下来事情发展到了顶点:海关官员没收了钱的行李,包括800千克书籍和笔记本,硬说其中有不少机密材料。接着,西方报纸又以“共产党间谍图谋挟带机密文件逃离美国”为标题进行了大量报道。不言而喻,这些都是谎言。事实上,我听说钱光明磊落,在装箱之前,他把全部资料让克拉克·密立根过目,接下来,帕沙迪纳地方检查官又复核一遍,确认钱没有携带任何机密资料。  

尽管如此,移民局于1950年10月又根据麦卡锡法案发布了一项驱逐令,宣布钱是侨居的共产党分子,1947年重返美国是非法的。  

我和我的不少同事都认为,移民局所谓的证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事曾经有好几种说法。马勃尔教授告诉我说,其中有个说法是:两名洛杉矶的警官说,他们在一个什么共产党员登记卡上看到过钱学森这个名字,但不是钱本人笔迹。此外,似乎还提出过其他疑点。  

马勃尔教授对我说,当局让一个共产党教授出庭作证,咬定钱也是共产党。一开始那个教授拒绝作证,说当局对钱的指控纯属虚构,这一来他立刻被指责犯了伪证罪,要判4年徒刑。这时那教授便摇身一变,立刻成了坑害钱的证人。他的陷害证词说,他“推想”钱是共产党,因为他在一次所谓共产党会议上好像看到过钱。这就是“证据”。  

帕沙迪纳移民局向钱发出了驱逐出境令。甚至还威胁说,如果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将以伪证罪论处。结果是,钱被强留在美国达5年之久。这件事导致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情况下监禁一名中国公民。  

据说扣留钱的理由是,他所掌握的机密5年之后就陈旧过时了。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执教,但每月得上移民局汇报一次。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屈辱。他从未放弃返回中国的打算,他认为中国真正在营救他,只有在祖国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  

钱、他的夫人蒋英和2个孩子于1955年离开了美国。 1956年,我接到钱的来信,邀请我去北京出席本杰明·弗兰克林纪念大会,并重游旧地,到我从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去看看,不幸我当时无法前往,只得婉言辞谢。此后在1960年,他给我又来过几封信。在一封回复我邀请他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正式来函中,他语气坚定地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如果会议邀请台湾代表,他决不出席。  

(冯·卡门 李·爱特生:《冯·卡门回忆录》,摘自《大江南北》2009年第12期)  

   

钱学森:也是我们的万世师表!(8)  

——乱读随抄之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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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艰难回归路(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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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不买房子,也不买保险  

不买房子,也不买保险。从出国那天起,钱学森就从报纸、广播里关注着国内的局势。两院院士、曾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师从钱学森的郑哲敏至今记得,当他们谈到共产党努力保留和发展少数民族音乐时,钱学森欣慰地笑了。  

(新华社记者李清华白瑞雪:《大师的遗产——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生前身后事》,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北京日报》2009年11月11日)  

   

(F2)他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回国探亲  

“1948年,他为了准备回国,退出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辞去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国的心情更加急迫。1950年夏,为了顺利返回祖国,他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回国探亲,但临行前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遭受无理羁留达5年之久。”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钱学森同志生平》,见《人民日报》2009/11/07)  

   

(F3)“你知道历史是经常被篡改的吗?。。。。。”  

1954年12月8日,钱学森给当时已经因为麦卡锡主义的阴云而辞去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一职、潇洒地跑到巴黎学习现代绘画的马利纳写信。经历了突然逮捕、监禁,不允许与任何人交谈联系,晚上每隔10分钟被开灯检查一次,半个月内瘦了30磅,学术前景一片黑暗的钱学森,蓦然惊醒,所有那些学位、奖章、职位、做过的贡献、认识的上层人士,都救不了他。在信中,他曾悲凉地写道:“你相信。。。。。。行政当局会伤害他们自己的未来,只为了忠于历史?就算你相信历史会还你一个公道,但你知道历史是经常被篡改的吗?。。。。。。毕竟,一个人在最后的日子里,能告慰自己的良心说,他为人群付出的比人群给他的要来得多的话,岂不是很好?”  

附记:我把你的信和这封信的影本保存起来给未来的历史学家了。  

(鲁伊:《钱学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1期)  

   

(F4)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  

“美国海军部次长(引者注:丹尼尔·金布尔)听闻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他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随后移民局抄了他的家,还把他本人关在特米那岛上长达14天。直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1·5万美元保释金后才被释放回来。海关方面也设置了重重障碍阻挠钱学森回国。他们没收了钱学森夫妇的行李,其中包括钱学森多年积累下来的800公斤书籍以及珍贵资料的笔记本。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新中国震惊了。”“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焦急万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样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信中署名竟是‘钱学森’。原来钱学森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把信写在了一张小香烟纸上,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辗转带给了陈叔通。信中前学森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陈叔通把信亲手交给了周恩来。”“在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可约翰逊(引者注:美方代表、副国务卿)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回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王炳南(引者注:中国代表团秘书长)于是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并驳斥说:‘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公开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由此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等上了回国的旅途。”  

(吕春:《钱学森回国始末》,见《人民政协报》)  

   

(F5)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
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想回到祖国,为国效力,但是却遭到了美国无理阻挠,在美国人看来,钱学森的价值抵得上五个师。因此他们对钱学森严加看管,甚至钱学森的一举一动都被特工监视,而钱学森每天想的事情就如何回到祖国。钱学森夫人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可以讲,他最后是作为‘美国犯人’被驱逐出境的。”在这样紧迫的情况下,钱学森将希望得到祖国帮助的信,写在香烟纸上。为了将这封信顺利寄出去,钱学森缠住监视的特工,由他的夫人蒋英偷偷将信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要求转交给陈叔通副委员长。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当即作出了周密部署,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道:“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尹玉泉:《检索钱学森在北京生活的地理坐标》,《北京青年报》2009/11/11)  

   

(F6)把信写在小香烟纸上  

长达5年的时间,钱学森在美国人身自由受到限制。1955年6月,钱学森摆脱特务的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一封给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恳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他回国。信件很快转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上。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并亮出钱学森来信要求协助回国这一铁证,要求美国方面不再阻挠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回国。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  

(黄祺 应琛:《传奇钱学森》,《新民周刊》,2009年第43期)  

   

(F7)“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有人曾质疑钱学森当初回国的动机,认为钱学森的回国只是因为彼时麦卡锡主义泛滥的美国没有他容身之地。对此,钱学森的一番话颇能说明问题:“在美国期间,好几次有人问我存了保险金了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从1935年到1950年,整整20年没有购买任何保险,这在美国这个极其强调个人保险的国度无疑是不可思议的。  

(关山:《钱学森:“导弹之王”远去》,《看天下》2009/11/08第30期)  

   

(F8)冯·卡门:“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买了四张“克利夫兰总统号”三等舱船票,在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舱内,带着夫人和一对儿女睡着上下铺,踏上了回国的路。临别时,冯·卡门充满深情地对钱学森说:“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  

(《钱学森的“四心”境界》,《人物周报》2009/11/16,根据《国际先驱导报》、《半月选读》等综合整理)  

   

(F9)离开美国前对记者说:“我不打算要回来。”  

离开美国前,钱学森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不打算要回来,我想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协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能令他们活得快乐而有尊严的国家。”  

(鲁伊:《钱学森》,《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2期)  

   

(F10)“我还不够做一名共产党员”  

在马尼拉港口,美联社一名记者问钱学森“你是否是共产党?”他回答说,“我还不够做一名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  

(蔡如鹏:《“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11月9日出版41/2009总第443期)  

   

(F11)“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在香港九龙火车站候车室,有记者问:“在美国时是否经常有人监视?”钱学森回答:“有没有监视我,只有美国人知道!”另一个记者用英语提问,他说:“对不起,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  

(蔡如鹏:《“现在我要说中国话了!”》,《中国新闻周刊》2009/11/9)  

   

(F12)“我是中国人”  

“1955深秋的一个上午。大约10点来钟,香港九龙港骤然热闹起来,上百名中外记者拥在港口,望着缓缓驶来的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钱先生第一个走下轮船,记者蜂拥而上,围了个水泄不通。······操着一口流利英语的香港记者问:‘钱先生,有消息说,一位美国将军得知您要回国,曾气急败坏地说,不能让钱先生离开美国,他的价值可以抵得上美军五个师,我宁肯把他枪毙了,也不愿愿放他回国。请问,您如何看待自己的价值?您回国后将意味着什么?’钱先生说:‘对不起,请你用中文和我讲话。’香港记者大惑不解:‘为什么?’钱先生说道:‘我是中国人。’”(见《文艺报》2009/11/10李鸣生:《钱先生》)  

   

(F13)钱夫人演奏了贝多芬的钢琴曲《英雄交响曲》  

一周后周末的夜晚,钱先生携夫人出现在北京饭店。中国科学院为欢迎钱先生回国举行隆重晚宴。出席晚宴的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吴有训以及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华罗庚等上百人。本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是要参加的,却因台湾海峡滋事临时作了改变。晚宴由郭沫若致欢迎辞。接着科学家们举杯祝贺钱先生旅美归来。之后晚宴进入高潮。先是郭沫若献诗一首,后是钱夫人演奏贝多芬的钢琴曲《英雄交响曲》。钱先生在夫人优美的钢琴声和科学家期盼的目光中精神焕发豪情澎湃,高举酒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上百位中国科学家也在热情的“干杯”声和优美的钢琴声中,集体举杯一饮而尽。  

(李鸣生:《钱先生》,见《文艺报》200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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