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生平

    这里要讲的是一位老人的故事，他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上个世纪的1955年，当他以83岁高龄在首都北京的一家医院里安然辞世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民盟中央主席。

今天的年轻人也许不再知道他的名字，然而，提起开国大典上站在毛泽东身后那位身穿长衫、银髯飘拂的老者，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印象。他就是张澜。新中国最负盛名的油画《开国大典》记录了这个永恒的时刻，同时也把一个不大不小的问号留给了几代中国人。

曾子墨：长袍外加上瓜皮帽，这在很多工农干部的眼中是最典型的地主装扮，所以，也有人好心，送给了张澜一顶贝雷帽，希望他能够以此改变形象。但是，张澜却把贝雷帽上的小揪揪去掉，贝雷帽也变成了西式的瓜皮帽。

然而，时隔半个世纪，正是这个匪夷所思的独特形象把张澜留在了中国民间，迅速稀释的集体记忆里。也许这并非一个偶然，描述这位老人一生的际遇，乃至种种言谈行状，匪夷所思将是一个常被提及的词汇。

１９１１年－１９１５年　　任川北宣慰使　隶属清“大汉四川军政

１９１５年－１９１７年　任嘉陵道道尹，隶属北京政府

１９１７年－１９２０年　任四川省省长，隶属北京政府

１９２５年－１９３０年　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

１９３３年　任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隶属中华民国政府

１９４１年　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

１９４９年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民主同盟主席

这是一份极不寻常的履历，在共和国的政府里，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一路走来的知名人士不在少数，而在每个时代都在政治舞台上身居要职并且举足轻重，除了张澜绝无仅有。

在北京皮库胡同的一个四盒院里，张澜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五年。没有人相信这个毫不起眼的地方住着一位国家副主席，据说张家曾在这里开辟了一小块地，地里种的不是什么奇珍异卉，而是老百姓饭桌上最常见的蔬菜，种菜的人也是不我们想像中的保姆或者警卫员，而是张澜的夫人刘慧征。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这个四川乡下的小脚女人身材清瘦，衣着简朴。儿女们说，他们的母亲热爱劳动并且确确实实操劳一生。因为，她嫁的男人虽然身居高位，可带回来养家的钱却总是太少。

张澜的大半生，都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他和各个时代当权者的关系曾被后人猜测不已。

张梅颖：蒋介石不得不佩服这个人，蒋介石很怕他。

关于张澜和蒋介石，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是，抗战胜利前夕，张澜曾以民盟主席的身份直言蒋介石，要求他结束训政，还政于民。然而，在第二天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却以讥讽的口气，打起了官腔：“训政还是需要的，昨天张表老（张澜）不就训了我一顿吗。”愤懣之下，张澜忘记了自己天生口吃，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痛斥了蒋介石，然后拂袖而去。

毛主席重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重庆谈判前夕，张澜向走出延安的毛泽东伸出双手，从此，民盟和中国共产党命运与共，尽管从未见过面，一向冷峻的张澜却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和毛泽东的第一次长谈之后，张澜说：得天下者毛泽东。

另个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发生在公元１９２０年，地点是川陕交界的秦岭深处。在被当时的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后不久，张澜奉命出川前往北京。时逢乱世，张润的身边只带了两个随从。

张正华：最后走到川陕边界的地方啊，突然前头一彪人马来了，挡住去路，为首的一人赶紧下马，一抱拳，说：“张省长，我们是来接你的。”（张澜：）“哎，你们是谁呀，”（说）“我叫王三村”，一听王三村就知道，当地有名的土匪，打富济贫啊，就是那种土匪。（张澜：）“你要干什么呀？”“我们来迎接你，护送你出去”。（张澜：）（说）“你为什第要这样啊”，（他说）“因为你是为老百姓的省长”。

梁晓声：评价到张澜先生，这位大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屈原的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也会想到范仲淹的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也能想到周恩来的年轻时的那种表达他个人抱负的诗句，就说：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包括鲁迅的诗句，鲁迅的座右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这样的一些诗句，都可以作为对张澜先生的生平的一个诠释。

第二段：

公元１８７２年一个暮春的夜晚，四川南充乡下，蜗居一隅的教书先生张本清梦见了他从未见过的大海，惊涛骇浪之间一叶小舟飘飘荡荡。就在同一天，第家的第三个儿子出世了。或许是对未来有所预见，张本清给儿子取名张澜，字表方，希望此儿能像梦中的方舟一样，于即将到来的乱世中自我保全。

这一年正值清同治１１年，苍颜皓首的大清王朝正频频向西方行礼。包括詹天佑在内的第一批幼童留学生被派往美国。洋务运动方兴未艾，西学东渐蔚然成风，中国人千古不变的表情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然而，在山水阻隔的四川腹地人们对这一切闻所未闻。教书先生张本清谨守着祖宗的规矩，将千年不变有课业传授给他的弟子和几个儿子，并在若干年后收获了农家五父子，一门四秀才的美誉。

张家本是佃农，又兼子女众多，生活自然十分清苦。张澜五岁起便跟随家人割草、拾柴、放牛、种地，却偏偏与劳作的间歇背熟了邻人所赠的半部论语。张本清见儿子勤奋早慧，便早早地将他延入书馆学习。于是，汲取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张澜一天天长大成人。与此同时，父亲的正直端方，母亲的克勤克俭也给了他深深的影响。这使得青年张澜不仅品学兼优，更恢恢然有古人形貌，川北圣人的气质此时便已隐约可见。

1894年，24岁的张澜穿着生平第一双布鞋，踏进了科举考场。然而，当他顺利考中秀才并为之欢欣鼓舞的时候，真正的乱世到来了。

１８９４年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１８９５年　清政府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

１８９５年科举制度废除

１８９８年６月　光绪帝下昭实行变法，史称“戊戌变法”

１８９８年９月　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惨遭杀害

甲午战败，举国震惊，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赫然摆在了第一个中国人的面前。科举制度的废除固然让张澜不无惆怅，亡国灭种的危机却更令他感到锥心的疼痛。在几乎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张澜子承父业作了一个教书先生。１８９９年，２８岁的张澜受聘来到广安，执教于维新派人士创办的新学：“紫金精舍”，在这里他结识了四川维新派的代表人物罗纶和蒲殿俊，并很快成了维新思想的拥戴者。此时，戊戌变法失败已经整整一年，慈禧太后继续独揽大权，力主维新的光绪帝已被囚禁在中南海。

曾子墨：紫金精舍的校舍是一座庙宇，张澜他们在那里修建校舍的时候庙里还有三座满是灰尘的菩萨，有人戏言请三位真神下殿，想捣毁塑像，却发现菩萨是铜铸的。于是，有６位青年抢走了菩萨的塑像，并且把他们丢弃在了阴沟里面。这个事情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地方官以为他们是康梁的余党，要抓捕张澜等人，而这一段经历也成为了张澜民主活动的起点。

其实，所谓请神下殿，乃是针对慈禧的一个隐喻，此后，张澜的斗争便不再含蓄。

１９０３年，３２岁的张澜作为四川官派留学生远渡重洋来到日本，进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格致。目睹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巨大变化，张澜迫切希望光绪皇帝也能重掌大权，带领中国变法维新。于是，在为留日学生举办的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庆祝会上，张澜大声疾呼：皇太后既已年过古稀，还不退位更待何时。为此清政府驻日公使，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张澜关押起来。由于学院出面干涉，张澜很快得以释放。从此，人人都知道， 留学生里出了个不怕死的四川人。

两年后，张澜完成学业回到家乡，在南充县顺庆府官立中学堂他满怀教育救国的热忱，大刀阔斧改革旧习俗，推行中西合璧的新课程。很快，一所默默无闻的乡学，成长为生机勃勃的近代新学堂。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元帅的朱德就是张澜这一时期的学生。对于教务长张澜，朱德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严厉与刚直。

罗涵先：张澜当学堂教务长的时候，为了整肃教育纪律，颁布了许多条令，其中就包括，任何来视察和走访的官员，只能入一道门，不能进第二道门，只能到一间会客室里边去，清茶待客，有的官员对此非常恼火。当他身为教育者的时候，他绝不会在大官面前低眉顺眼。

正当教育革新家张表方的名字逐渐为川人所熟知的时候，急转直下的国事把他推向另外一个陌生的舞台。１９１１年５月，清政府悍然把原本属于四川人民的川汉铁路宣布为国有，继而又以路权为抵押向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大举外债。这一无耻行径激起了全川人民的愤怒，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以破约保路为宗旨向官府提出强烈抗议，这就是象征川人觉醒的保路运动。作为南充县股东代表的张澜会同保路同志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冲进了总督府。

张正华：当时的四川总督叫赵尔丰，要把这些四川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全部关押起来，候旨听斩，要杀头啊。赵尔丰叫他投降，他说我决不投降。两刀架在脖子上，枪顶住胸口，在这个情况下别人都不敢说什么了，他还据理力争。从此，四川人民很钦佩他，真是威武不屈。

曾子墨：正是因为张澜等人被囚之后，成都震动，数万名市民自发地到督署门前请愿。赵尔丰恐吓无效，命令清兵向门外要求放人的民众开枪。在混乱当中，有数十名无辜的百姓死于非命。这一惨案直接引发了省内的暴动，并且以连锁反应之势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在辛亥革命的风暴当中，张澜被官府礼请入狱，一时之间名扬整个四川，以至于整个中国。而孙中山先生也曾经高度地评价保路运动，说如果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武昌起义至少要延后一年半载。

这首《田家乐》是张澜留存下来的最早诗作。１９１１年闷热的仲夏，在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的牢房里，当其他狱友纷纷以沉痛的笔调留下遗书的时候，张澜信手拈来的却是这篇由３０种鸟名连缀而成的游戏之作，字里行间中国传统文人的雍容淡定跃然纸上。

毛泽东曾用与日俱进比拟张澜思想的进步，而在他的血液里，传统而又放达的文人风骨却始终生生不息。这或许是他一生都穿长衫的最好诠释。

第三段：

保路运动以后，与张澜在同一舞台上叱诧风云的人物，有的因环境所迫而销声匿迹，有的因意志消沉而渐渐淡出，更有人因堕入陈腐而被历史淘汰。唯有张澜一颗始终炽热的爱国爱民之心，伴随着他走进了跌宕起伏的新时代。

在很多老年人的记忆中，张澜曾是巴山蜀水间并不多见的包青天。上世纪的初叶，当孙中山以民主革命的先驱名满天下的时候，曾有相当数量的四川人认为张澜就是孙中山，这个印象来自民国初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不惑之年的张澜曾在八年中历任川北宣慰史和嘉陵道道尹，１９１７年更是官至四川省省长。正是这不长不短的八年，造就了一位老百姓传说中的川北圣人。

张正华：保路运动以后，就是１９１２年担任川北宣慰史。上任之后他就去视察，老百姓申冤，到处在告，有的人告这个，农民啊告恶霸晏弘，把他女儿霸占了，完了他就去查，他抢占农田，抢占民女，无恶不作。这时候就把他抓起来审问，这时很多人来说情。他一看来告状的都是贫苦人民，来说情的都是富豪，当然他心里就很清楚。最后经过审判把他杀掉了，整个大快人心。（所以）由这几年在川北的治理，所以蔡锷送他一个匾，现在还在，你们去可以看到，叫“今日之管仲”。

梁晓声：张澜在当省长的时期，四川有一年闹灾害，他的四弟致书给他，希望在政府部门谋一个低微的职位，以挣一点现钱养家糊口。张澜就回信说：“我受百姓推举，实为百姓仆役。”那时他就谈到权力是谁给的问题。身系一切权力都是百姓所委托，我怎么能够用这样的权力，来为自己的弟弟安排一个职位呢。然后还写道：“弟如爱我，应体谅我的心情，以在家中替我孝敬侍奉老母为最好。”

南充是张澜的家乡，出任川北宣慰使后，亲朋故友托关系的越来越多，对此，张澜曾以辞职一了百了。后来，北京政府任命张澜为四川省省长，张澜却把母亲和妻子留在乡下，让她们依旧进着养猪种地的农村生活。张澜为官清廉，对外应酬总是自掏腰包，因此负债累累，不得已将祖辈留下来的几亩薄田变卖，家中一贫如洗。

梁晓声：当时的南充地区呢有一名军阀就受别人的唆使，要兴起倒张的举动。他派了一些密探到张澜的家乡去，打算在生活方面寻找到张澜的一些做人、做事甚至包括我们今天的说法，腐败的一些破绽。结果去侦探的人，回来给他打报告说：“但见环堵肃然，家人庵居素食，无可窍物。”，意思是，墙上什么都没有，一屋空空，家人过着一种像出家人的一样清苦的生活。这个军阀叫石清扬，他当时听到了这样的汇报后，沉吟良久之后就长吧了一声，“天使张澜，如此清政，倒张必招天谴”。后来他就完全打消了这样的一个念头。

然而，为官清廉并没有为张澜换来他所梦想的桃花源，那时候成长起来的军阀开始了连年的混战。张澜视线所及四川万里焦土，百姓民不聊生。

曾子墨：1917年北京政府为了控制四川，任命张澜为四川省省长。但是，在那个时候四川军阀割据，张澜手中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兵权。仅仅靠名望和声誉根本没有办法制止混战，于是在九个月之后，张澜被迫离开了四川，前往北京。

张澜来到北京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新风气下，流行于市面的各种思潮汹涌澎湃，中国社会被推向大变革的前夜。身为北洋政府的朝中人看似保守的张澜却对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并很欣赏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在他主持《晨报》期间，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曾是他的专栏。从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２０年，张澜与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交往频繁，北京大学的红楼见证了他思想的转变。

张茂延：他在北京的时候设立了四川省长行署，在找国家的出路。一边是苏联的榜样，另外一边是帝国主义，他对于孙中山的革命啊他已经觉得有些失望了，觉得孙中山那种革命不能够彻底救中国。

十月革命爆发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名词出现在中国人的闲谈中，人们还没有能力把它和中国的未来相联系，在欲知其底蕴的冲动下，年近半百的张澜开始研究这个为劳工的新主义。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这个名字曾不止一次地进入张澜的视野。这个年轻人智的思想和笔端的锋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由于地位悬殊，张澜和这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一直不曾谋面。

１９２０年，张澜因母亲病故辞官回到家乡，此时北洋政府正陷入走马灯般的政权更迭，军阀连年混战，人民普遍厌战。一时间，地方自治成了一段历史时期之内的人心所向。张澜说：南充要自治就要发展实业，那么南充的教育也就不能不倾向实业。

在张澜的推动下，南充各地中学纷纷开办了农业、蚕丝、工业、医学、师范等各种专业班，几年以后，大批实用人才支撑起了南充的地方经济。

张梅颖：那时候不是很接受马列主义那种暴力革命。他比较主张像他治理川北这样，大家都是很和谐，从他做起，都是一级一级都是很廉洁地把老百姓致富。他搞了这么个试验田，很成功。当时川北是夜不闭户，大家丰衣足食。当然，后来在中国那种情况下，他放弃了。

国立成都大学１９２６到１９３０年的校长，张澜）

１９２６年，军阀刘湘坐镇四川后，新成立的成都大学校长一职出现空缺，深知其中利害的刘湘自然把目光投向了德高望重的张澜。十五年前，张澜出任川北宣慰使时，刘湘曾任职于他的麾下。出任校长后，张澜提出一个口号，就是打开夔门，无论教师政治信仰如何，来自何党何派，学历出自何校，一律惟才是举。

张梅颖：他那时候搞教育改革，教育思想就比较活跃，比较开放。他请了很多外国的教师，而且他不排斥任何人，你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只要你上台讲你的理论，都可以。

当时成都大学的校园里活跃着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张澜称赞他们：多诚笃君子，有为青年。又说：我帮助他们乃是为国育才，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一乐也。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０年，张澜把只有一块牌子的成都大学办成了声名远播的高等学府，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人们一度把他和北大校长蔡元培相提并论。然而，对于这个民主与科学的堡垒，四川军阀始终心怀畏惧。１９３０年，曾是张澜学生的军阀刘文辉放出了三校合并的烟幕，试图排挤张澜，裁撤成都大学。八月，张澜自动辞职。行前，他与朋友话别时说：人当有超出环境之情操，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

第四段：

１９３１年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以后，执掌民国大权的蒋介石一度消极抗日，试图以所谓国际力量来阻止日军的入侵。对内则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集大批军队对中共苏区展开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妄想，并在国难当头之际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目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一切从良心出发的张澜决定以布衣之身帮助共产党。

１９３２年，红四方面军从陕西进入四川，准备在川北一带建立根据地。张澜积极发动民间力量，迎接红军入川。鉴于张澜对红军的同情，以及他在四川乃到全国的号召力，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强和他的联系。

１９３６年，多年杳无音信的次子张谔突然回家，张澜为此惊喜若狂，他没有想到这个他一直牵挂的儿子已是中共旅德书记。

张梅颖：张谔是１９２６年的老党员，从北大到德国，在旅德的支部做支部书记。后来呢又到苏联，在第三国际做宣传部的工作。为什么把张谔派回中国，因为得四川必先得张澜，说老实话让张谔回国，就是为了派他到张澜身边。当时张澜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并且以为张谔已经牺牲了，后来看到张谔的所作所为，张澜其实心里是非常明白了。当时张谔有两个任务，一个是在张澜身边，以张澜的名义保护一些人，来做一些事情，因为张澜那时候没人敢动他。第二个呢，就是恢复川北的，华营山这些地方的地下党组织。

张谔在张澜身边工作两年，也让父亲享受了两年的天伦之乐。在儿子身上，张澜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两年后，年仅３０岁的张谔因病去世，张澜悲痛不已，短短的两年相聚使张澜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当他以古稀之年奔走国事的时候，他的心中多了一份对儿子的怀念和对共产党的理解。

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爆发，被蒋介石委以剿共重任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共同扣押了他们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委派周恩来等人到西安调停，最终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包括停战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在内的六项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华民族的暗夜呈现出第一缕曙光。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以国家首脑的身份发表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被压抑了六年之久的中国人民的抵抗斗争终于全面爆发。不久，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一年后，在国民政府组织的第一届参政会上，张澜邂逅了极具个人魅力和亲和力的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这位统一战线的头号功臣深知张澜对于革命的价值，他向张澜详细阐述了中共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并希望他能团结西南各界人士联合抗日，拯救危局。张澜愉快地答应了。那时候，两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承诺将最终导致一个政党的诞生。

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８年，国民参政会共举行过十三次会议。虽然如舆论所言，它不过是占有四分之三的主人请四分之一的客人吃饭的会议。然而，张澜却往往能够出其不意在参政会上反客为主。一次，张澜向蒋介石提意，取消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中统和军统，并比之为明代的东厂和西厂。蒋介石大为不快，开始对这个四川人心存芥蒂。

回首民国历史上，事实上早在北伐胜利后的１９２８年，刚刚夺取政权的蒋介石就宣布在中国实行训政，意即由国民党来教导人民学习民主。此后，所谓党化教育，信仰教育成了大中小学的必修课，一个党，一个主义，和领袖崇拜的思想被强行向全社会灌输。由此可见，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历史由来已久。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武汉大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反共独裁的苗头再一次显现出来。１９３９年１月，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四项方针。并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由蒋介石亲自提案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也在这次会议上获得通过。为此，张澜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大好事，为啥子要反它、限它。

然而，会后不久，一系列迫害共产党人的事件陆续发生了。１９３６年６月，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屠杀了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六名共产党员。１９４０年３月，在成都抢米风潮中，国民党逮捕并杀害了车耀先、罗世文等重要党员。１９４１年１月，更大的惨案发生了。在皖南泾县的茂林地区奉命转移的九千新四军遭遇八万国军的突然袭击，七千壮士殉难，统一战线遭到极大破坏。在强烈谴责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同时，张澜冒着生命危险，把周恩来送来的皖南事变真相材料秘密散发出去。

张梅颖：国共合作蒋介石一贯就是说了不算，所以在皖南事变几乎所有的新四军遭到了国民党的屠杀。当时，抗日是中国最大的事情，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张澜和像黄炎培啊，梁漱溟啊，一些当时的国会议员吧，觉得有责任站出来成立一个组织，就是在国共之间，求民主、团结、抗战。

早在１９３９年，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等当时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就曾在重庆发起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皖南事变后，他们一致决定把这个组织改组成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以期以更大的影响推动民主和抗日。

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９日，在有民主之家之称的重庆特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从此，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多了一支高蹈民主的生力军，未来，它势必将对中国的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张茂延：张澜说，在组织上民盟是独立的，但不是中立的，他要在非曲直之间作选择，哪个对，哪个对国家民族有利，他就赞成哪一边。他就是要形成一种不同于蒋介石党国政府的声音。共产党当时在与国民党的政治斗争的时候，也需要一个第三者来看一看是非。

张正华：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了，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对外宣布不了。蒋介石派张群等人去查，民盟没法活动，民盟就派梁漱溟到香港办《光明日报》，准备在报上宣布这个消息。国民党得知以后，就派立法院长到香港去阻碍这个报纸发表这个事情。民盟刚成立的时候主席是黄炎培。黄炎培当时任抗战公债募集委员会的秘书长，蒋介石是主任，孔祥熙是副主任，黄炎培是秘书长。他的这个身份，和政团同盟主席当然就很矛盾了，另外，他要到南洋去考察和募集公债，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辞去民主政团同盟主席。黄炎培辞去主席，民盟就有解体之趋势，当时就有人提出来是请张君迈担任主席。张君迈的兄长张嘉璈是国民党的教育部长，坚决反对，就让让张君迈躲到昆明去了。这时候梁漱溟提议，由张澜担任民盟主席。

就这样，六十九岁高龄、略微口吃，并且一贯反对结党的张澜被推上了民盟主席的位置。起初，他并不愿意就职。

张正华：张澜说我一贯反对政党政治，所以，我参加民主政团同盟也是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的。所以他不同意当主席。这时候，各方面都来做工作，其中包括周恩来。周恩来在那一段时间，包括以后，经常到特园去，有时候一天去两次，有时候去呢关着门谈，有时候呢讲几句话就走。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他还是同意就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

张梅颖：因为抗日战争以后重庆成了陪都了，四川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当时蒋介石要拉拢张澜，共产党这边要拉张澜，就是说，得张澜者得四川。

1955年张澜追悼会

１９５５年，张澜去世后，陈毅在悼文中写道，当时反抗蒋政权就要冒生命的危险，而张澜领导的民盟竟敢和蒋介石分庭抗礼，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张梅颖：民盟成立的时候是三党三派，都是知名人士，谁也不太服谁，尽管不再分党派了，任何人都是民盟成员，但是各有各的政治立场，作为一党的主席当时也只有他能够镇得住。

后来，民盟人范朴斋在谈到张澜的凝聚力时说，民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团体，有人以为张先生一定是一个手腕灵活的人，哪知恰恰相反，张先生的妙处，就在丝毫不懂得什么叫做手腕。他的高明之处就是直，巧妙之处就是拙。就这样，他真的领导了民盟，而且领导得恰到好处。

在半年后的国民参政会上，张澜、罗隆基等人根据民盟纲领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国民党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蒋介石恼羞成怒，拍案大骂：把我当宣统了。随即派特务对张澜进行严密监视。张澜不以为然，与蒋介石当面辩论长达两个小时，并在此后两年中拒绝出席参政会。

三年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布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应该说，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

张正华：政团同盟是各党派联合起来的，虽然也有个人参加的，但主要是以党派为基础参加的。而民主同盟呢是开放社会基础，人人，就是凡是愿意参加的，抗日的，争取民主的都可以参加。所以性质就有很大的变化。

正是在这次更名之后，张澜亲自发展了四川和云南两省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刘文辉、潘文化、龙云为秘密盟员。五年后，当解放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及时的投诚义举，大大减少了人民军队的损失。

第五段

１９４３年，世界法西斯格局发生重大转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迫使纳粹德国节节败退，日本也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到惨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呈现出即将结束的态势。此时在中国，蒋介石一方面暗中加大独裁力度，另一方面却摆出一副民主的姿态，承诺将在民国实行宪政，并邀请张澜等人重返参政会。

曾子墨：在这次的参政会上，张澜当场直言蒋介石应该结束训政，还政于民。然而蒋介石却在会上表示：训政还是需要的，昨天张表老不是还训了我一顿吗。听到这番话，张澜当场就斥责蒋介石，对国家大事毫无诚意，并且对国民党彻底失望。

那时候，国统区正流行一本言辞激烈的小册子，这就是张澜所作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文章揭露了蒋介石宪政的谎言，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比作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党霸政治。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所谓党治的实质，党治并不是政党政治，而是不愿意他党存在、否认他党的存在。他是某一政党获得政权后，就高唱以党治国，视国家为一党所私有，甚至党权超过国权的政治。就是在这一次的参政会上，愤怒的张澜当着蒋介石的面向会场散发了这本匕首投枪般的小册子，一时间，他被舆论界称作为真理而强横到底的硬汉。

历史的瞬间常常凝缩着一个时代。１９４５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和平与民主的曙光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的时候，中国向何处去，这需要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作出回答。

１９４５年８月下旬，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连续三电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共同商讨国是。

在重庆机场

这张拍摄于半个世纪以前的照片，揭开了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谈判的序幕。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张澜作为民主党派的代表欢迎毛泽东来到重庆，他们一见如故。

张梅颖：张澜在１９１９年办《晨报》时，就知道少年中国学会，知道有毛泽东这么一个人。后来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中，毛泽东所有的讲话，发表的文章他都是要看的。所以这两个人，毛泽东一看就知道他是张澜，而且知道他这个表方的这个字表方怎么来的。一见面，毛泽东就说：美髯公啊……，因为他留着长胡子嘛。

位于重庆清寺的特园，是张澜的老朋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鲜英的家，也是张澜在重庆的住所。由于陪都各界的民主人士经常在特园集会议事，这里又被称为民主之家。飞来重庆的第三天，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特园。

张正华：毛泽东进门的时候两边很多人，鲜特生的夫人、仆人都在外边迎他，都拍手，而且有的跟他握手，他都一一主动跟每个人握手。

张梅颖：各种工人啊，不论手多脏，毛泽东都一个一个跟他们握手。张澜就很爱教育，回来后他说，他也是一个苦出身，我没有毛主席这样对下人这么平等。

张正华：这是原来的大客厅，进客厅呢就是人们就介绍啊，就是这是谁谁谁谁，介绍到一个先生的时候，说他是冯先生，喔，毛主席喔了一下，马二先生，他就笑了笑。完了之后，都介绍完了，说了几句话以后，还有我祖父，还有宣老宣特生，领到我祖父的卧室，那么他们谈了很长时间。

特园的隔壁就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住宅。为安全起见，毛泽东和张澜的会谈被安排在张澜的卧室进行。对于即将进行的国共和谈，张澜的心情非常复杂。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中共力量的发展极度敏感，他命令共产党的军队原地驻防待命，却让自己的嫡系部队积极向前线推进，企图垄断中国地区的受降权。据此张澜推测，所谓和谈很可能只是一种姿态，他为毛泽东的安全感到担忧。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人们有目共睹的是，目送毛泽东离开特园后，一向谨言慎行的张澜感慨道：得天下者毛泽东。

为了把重庆谈判的进程置于全国人民的监督之下，几天后，张澜以一封《致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向舆论界挑明了政局的实质：目前是国共两党全盘彻底解决国家问题的最好时机，中国必须实行彻底的民主政治。重庆谈判的43天中，毛泽东总共三访特园，其间觥筹交错，侃侃而谈。在对和平民主的共同努力和殷殷期盼中，民盟和中共结下了风雨同舟的友谊。

此时，国共和谈正处于僵局，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向张澜提出了内战不可避免，四川怎么办的问题。张澜心领神会，在对毛泽东做出承诺后，张澜推心置腹地说：张国涛在四川如果不是杀人过多，早站住脚了。毛泽东回答：我们纠正了。

张梅颖：毛主席三访张澜以后，应该说张澜的思想上起了一个很大的飞跃，就是唯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在那时候他是很坚定了。

1945年10月10日  国共双方代表共同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根据《双十协定》的决议，1946年1月，由全国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政协会议取得了五项民主议案的胜利。它在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

然而，1946年留给中国人的注定将是无限的遗憾和悲哀。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于是再一次试图武力夺取。3月，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彻底推翻了政协会议的各项决议。6月，国民党军队围攻中共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内战，同时血腥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和反内战呼声。7月在昆明民盟重要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先后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残忍杀害。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去。在成都慈惠党召开的追悼大会上，张澜的悲愤达到了极点。他说：李闻先生之死是政治暗杀，本人决定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的和平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0月11日，在攻占中共解放区张家口后，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当天，周恩来宣布中共拒绝参加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召开的伪国大。作为国共之间的第三种力量，此时此刻，民盟是否承认和参加国大便显得至关重要。

罗涵先：当时这个民盟里面，还包括青年党、国社党，青年党跟国社党这两个党是同意参加伪国大的。

在国民党无孔不入的欺骗拉拢和分化瓦解下，南京的民盟中央一时人心浮动，关键时刻周恩来出现在民盟总部，他向黄炎培和罗隆基建议，对民盟是否参加国大这样的重大问题，应向主席张澜请示。

罗涵先：周恩来站在电话机旁，等着张澜从成都打电话来，参不参加国大请他表示态度。后来，张澜在这个电话里说：民盟绝对不参加国大。他声音很洪亮啊，就不参加国大。周恩来就站在那儿听，等这个答复，听了以后放心了。

在中共和民盟的共同抵制下，１９４６年的所谓国民大会成了国民党尴尬的独角戏，无人喝彩的表演落幕后，蒋介石终于恼羞成怒。

第六段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张澜抱病从重庆来到上海。他的到来让这个花花世界的政治气氛突然浓缩起来。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场合，张澜对于时政毫不隐晦的抨击，总是让国民政府头疼不已。

上海集益里8号是张澜的寓所。他从是1946年的12月16日一直住到1949年的春天上海解放前夕。1947年的11月５日，这里呢曾经发生过民盟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国民党要解散民盟。蒋介石写好了文告要民盟签字，一个字不许改。国民党提出，只要民盟宣布自动解散，盟员可以不照异党分子登记办法执行。异党指的就是共产党。否则按照异党分子逮捕。

在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国民党立法院长陈立夫交涉无果后，１１月５日，清晨民盟主要领导人聚集在集益里八号张澜寓所里，气氛异常沉闷，一份由国民政府起草的解散文告触目地摆在他们面前。楼下客厅里，上海各大报社的记者拭目以待，窗外，国民党军警的汽车停满了整条弄堂。黄炎培宣读完解散文告后，大家一片静默。良久，张澜抓起笔在解散公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负责宣传的民盟委员叶笃义含泪下楼把文件交给记者。

罗涵先：：当时参加会的有，后来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叶笃义。他回忆说：“当我走下楼梯的时候，当我把手上的这份民盟总部解散的公告，这个公告当时是在南京，是由陈立夫他们起草的，而且陈立夫跟黄炎培说一个字都不能改。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好像是战败国的这么一个代表，去把一个投降书递下去。”

梁晓声：民盟如果不自行解散，那就可能会被蒋介石的特务们四处地追捕、暗杀。张澜为了保护民盟的这些精英，签发这个解散令。但是，让一个人亲自来签发这样的声明，而且这个声明将被载在历史上，如果一个人真的是有私念的话，可能反而会犹豫的。

张澜曾对叶笃义说：杀头我不怕，我考虑的是全体盟员的安危。尽管如此，他的签字还是引起很多盟员的误解。11月7日，张澜又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希望全体盟员站在爱国公民的立场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继续为国家的和平、民主、统一而努力。解散风波让张澜和所有的盟员都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和平改良的第三条道路是走不通的。

曾子墨：在民盟被迫解散之后，民盟中央常委章伯钧和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沈钧儒在２６日秘密地离开了上海前往香港。１９４８年１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决定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并且与中共合作。民盟新总部还号召，必须用革命手段，为推翻整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而斗争。

民盟的再生让蒋介石大为恼火，国民党当局称张澜勾结中共，投靠苏俄，下令不任其逃出国境，他在上海的住所成了国民党特务监控的目标。此时，张澜的健康每况愈下，从四川赶来照顾他的女儿，这才发现，身为一党主席的父亲竟然穷到了无钱就医。

就在这时候，上海虹桥疗养院院的丁惠康院长出现在集益里八号。因为一向仰慕张澜的为人，丁院长执意要接张澜住院治疗。在虹桥疗养院病房里，张澜和正在接受治疗的罗隆基不期而遇。不久，他们发现，经常有化装成医务人员的特务出现在医院的走廊上。

1949年，蒋介石搬起来的石头终于砸到了自己脚上。三大战役结束后，华北和东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国民党赖以生存的军队几乎消失殆尽。岌岌可危的形势下，蒋介石一边摆出一副下野的姿态，一边试图与中共进行和谈。

张梅颖：张群是四川人嘛，也叫他（张澜）老师了，来求他，再让他调解国共两党再合作。蒋介石看着大势已去又来找，张澜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我绝不再做调停人了。

在拒绝参与所谓和谈之后，国民党特务开始秘密谋划谋害张澜。

曾子墨：1949年4月23日，南京总统府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抛落在地，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五星红旗。虽然南京已经解放了，但是民盟的张澜和罗隆基却仍然被软禁在上海的虹桥医院。

南京解放后，国民党对外封锁了张澜和罗隆基的消息，他们的病房被划为禁区，荷枪实弹的士兵不分昼夜轮流警戒。

5月26日，上海解放的前一天，蒋介石下令将张澜和罗隆基押送到台湾。当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队长阎绵文，带着士兵出现在虹桥疗养院，一番争执之后，一辆小汽车，载着张澜和罗隆基驶出医院。此时，夜已阑珊，上海港的最后一艘轮船起锚待航。警察局长毛森焦急地等待着，阎锦文把张澜和罗隆基送上船。然而，押送着党国要犯的小汽车并没有驶向海港，七拐八拐甩掉毛森派来的增援的车辆后，阎锦文的车带着张澜和罗隆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原来，这里是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公寓，张澜和罗隆基意外地得救了。

曾子墨：这次营救张澜和罗隆基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时任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有意脱离蒋介石，他通过地下党向周恩来表示要戴罪立功。而在上海解放前夕，周恩来也通过地下党转告杨虎，让他想方设法营救张澜和罗隆基，于是才有了这样惊险的一幕。

张梅颖：在建立新中国的这个征途中，中国共产党的鲜血和民盟盟员的鲜血是流淌在一起的。这一点为多党合作的基础是很牢固的。

梁晓声：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在五四的时候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有过一次比较有机的结合。但是后来的时候，这传统曾经丧失过。但是在张澜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身上，应该说继承得非常鲜明。

张梅颖：他跟我们经常的教育就是，我一生的坎坷呀换来一条真理，就是没有共产党绝对没有新中国。

梁晓声：中国在改革开放经历了２０年之后，以后还要可持续发展，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的大多数官员们，能不能找回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分子那些忧国忧民的精神营养，变为自己执政期间的对黎民百姓的悲悯情怀。

张梅颖：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我想在将来，在全世界逐步会得到共识的。

１９５５年２月９日，８４岁的张澜先生因患重度动脉硬化和肺炎，在北京医院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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