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们神化李锐好友 抬着棺材招摇撞骗
孙大光1917年1月7日出生，曾任交通部部长、地质部部长等职务，2005年1月13日逝世。此公是李锐最好的朋友之一，被《炎黄春秋》们说的近乎完美。我认为，对于孙大光的评价应该实事求是，对于孙大光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不应该回避，至少以下几个问题应该被人民了解。
一、关于反右运动中揭发章伯钧的问题
章伯钧，著名民主人士，1957年时任交通部长，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言：“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的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1957年6月8日被定为右派。
七月八日，交通部举行全体职工大会揭发批判章伯钧。在十四人发言中，部长助理孙大光最引人注目，第二天的各大报纸都以醒目位置刊登他的发言。孙大光说，章伯钧的阴谋活动是由来已久的。自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别是去年５月间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十大方针以后，章伯钧在不少的场合散布了许多恶毒的谬论。孙大光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党的十大方针提出后，孙到章伯钧的办公室去找他，在谈完工作上的问题以后，又谈到了党的方针。当时章伯钧很兴奋地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早就有这个意见，我就是不讲。中国这样大，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个时候全国是九百万党员），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当时，我要他解释一下，所谓一个上帝是指什么，清教徒又指的是什么？在我的追问下他才解释说，上帝就是马列主义，清教徒就是党员。他不仅攻击了我们的党，而且还侮辱了全国五亿农民。第二个例子，全国体制会议以后，我问他会开的怎样？他又乘机说：“现在部的权限太小了，上面管的人太多，有委有办，党组上面还有工业交通部，实际上管不了什么事；所以当部长的劲头都不大，有劲头的是那些副总理或兼什么委什么办的负责人。我要是党内的，我也要兼点旁的什么事。为什么一个病号还要挂副总理的名义？现在文教界问题很多，林枫怎么能把文教工作办好？”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章伯钧对我们国家制度是不满意的，尤其不满意的是他现在的职位。他是想取消上级领导，至少由他来担任副总理。他想搞文教工作，想利用文教工作岗位的方便来控制知识分子。孙大光说，难怪这次帮助党整风一开始，章伯钧就要在许多学校中放火了。
应该说，孙大光的揭发给了章伯钧致命一击，尽管当时章伯钧已经被定为右派，但是主要的批判都是围绕他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言展开的。孙大光揭发出章伯钧的“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个时候全国是九百万党员），统治着五亿农奴。”的言论等于是把共产党定为邪教组织，社会主义定为封建农奴制，章伯钧变成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死敌。随后对章伯钧的批判大大升级，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
《炎黄春秋》们为孙大光辩护，说孙大光和章伯钧原来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完全是当时的政治气候造成的。我认为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孙大光和章伯钧积怨很深，借机报复还可以说是人之常情，正是因为孙大光和章伯钧原来的关系很好，把老朋友间私下的谈话（如果章伯钧真的说过这些话的话）拿出来揭发才令人不齿。何况，同样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为什么其他人对章伯钧的批判揭发远不及孙大光激烈呢？与孙大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梅兰芳。1959年，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观看演出，章伯钧无意中发现他的座位与梅兰芳先生紧挨着，出乎意料之外，梅先生一看见他，便立即起身主动和他打招呼：“章部长，你好吗？”这一句很普通的寒暄，却使章伯钧大受感动，他立即向梅兰芳回敬亲切的问候。坐下后，他想买一张说明书，谁知一掏口袋，发现竟没带钱，梅兰芳马上又替他买了份说明书。回家后，章伯钧激动地对家人说：“许多昔日故旧，不及梅先生这样素无交往的人呵！”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据章伯钧的孩子回忆，后来章伯钧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的“政治设计院”等言论已经被平反，但是右派问题仍未予平反，不予平反的唯一罪证就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一九八○年中共中央批转的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文件里，保留的五个右派里，章伯钧位列第一。父亲一九五八年定性材料全部推翻，却单单挑选孙大光的揭发作为唯一的凭证。‘文件’宣布的前一天，中共中央统战部请母亲和我到统战部谈话，副部长张执一怀着歉意对我的母亲说： ‘李大姐，其实，这一条也不能成立。两个人谈话内容，谁能证明？’”（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8777 ）
当然，笔者这里只是谈孙大光揭发章伯钧这一行为，并不是为章伯钧鸣冤叫屈。笔者感觉章伯钧确实对党的领导有些不满，对他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言的许多观点是不赞成的。当时对章伯钧的处理也是比较温和的，章伯钧被划为右派后，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
30年来，李锐一方面拼命拉近和毛主席的关系，自称是毛主席“私人秘书”，另一方面大骂毛主席，这种行为引发了魏巍等很多老同志不齿，孙大光却极为赞赏李锐这种行为。看了孙大光揭发章伯钧的往事，大家可能就理解他为何欣赏李锐了。
二、关于七十年代后期“内部招工”的问题
温家宝总理指出：“他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10年也曾有过失误，如在1976—1979年富铁矿会战期间地质队伍快速膨胀，造成了不良后果。大光同志发现后，从1979年开始严格控制队伍规模，1980年停止内部招工，力图‘消肿’。” （http://news.qq.com/a/20100113/000207.htm）
孙大光悼词中却说：“在1975年恢复工作后，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开始着手恢复和调整国家地质工作局面，同年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将这两段话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发现七十年代后期“内部招工”的问题绝非偶然，大概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孙大光在揭批“四人帮”中斗争的太英勇了，以致把地质部的本职工作都忽视了，没有仔细考虑利弊的情况下就推出了“内部招工”这一错误政策。
第二种是孙大光为了和“四人帮”、“凡是派”等“极左派”斗争，故意用“内部招工”这一招拉拢中间派，（众所周知，“极左派”是强烈反对“内部招工”这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近亲繁殖的作法的。）等到打倒了“极左派”之后，再搞“消肿”，把中间派一脚踢开，只留下自己的亲信。
无论是那种情况，孙大光这一时期的错误都不应该被忽视。
三、关于选拔干部问题
1980年后，孙大光把主要精力逐步转向选拔干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他把近年擢升为省局领导的中青年干部作为考察对象，亲自带队赴基层做三四十天的流动调研。从1980年开始，先后组织了五批这样的考察，涉及30多名中青年干部。
《炎黄春秋》们竭力称赞孙大光这种行为，说：“他以独特的言传身教和实情实景培养考察人才，为国家培养选拔了大批优秀年轻干部。”
然而我们不要忘了这样一个问题：孙大光当时是地质部长，并不管组织人事工作，有什么权力自己选拔自己的接班人？恐怕很可能是依靠自己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时任中组部副班长李锐的特殊关系。显然，孙大光这种做法是一种严重违规的越权行为，导致了人事制度的混乱。
今天这种“孙大光式选拔”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很多部长局长都自己选拔任用本单位的干部，导致近亲繁殖、买官卖官等等诸多问题，这和80年代孙大光等人破坏人事制度，胡乱插手不归自己分管的组织人事是分不开的。
四、关于地质勘探工作市场化的问题
孙大光在地质部部长任内大搞地质勘探工作市场化，推行了地质队伍基地进城，地质工作社会化、地勘单位企业化、地质成果商品化的“三化”改革的工作。退休以后孙大光仍然极力支持地质勘探工作市场化，1999年还干预中国新星石油公司的改革、重组。
应该说，地质勘探工作市场化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首先，地质队伍基地进城使地质人员尤其是干部脱离了地质勘探的第一线，导致地质勘探工作发展缓慢。
其次，地质勘探工作市场化和胡耀邦的“有水快流”结合，导致矿难频发。至于地质条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资，由于与矿主的利益最大化相矛盾，也不符合“有水快流”政策，就成为不需要的了，即便是国有矿产企业，也出于成本考虑大量雇佣没有结果安全训练的农民工，所以最近20多年来矿难急剧上升，例如，中国每开采百万吨煤的生命代价急遽上升五倍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地质勘探和资本的结合，盲目追求利润导致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通常一个矿产企业的投产，事先需要对矿脉资源进行初步勘探，摸清蕴藏量和矿脉走向，弄清楚地质条件和安全生产投入要求，然后再根据可能的地质储量去决定年产量和生产投资规模，这样一个过程要求大量的前期信息投入，不是短期内可以看到经济效益的，地质勘探工作市场化使这种投入很大程度上被荒废。80年代以来，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矿山资源，成为各种社会势力争抢的对象，被少数人霸为己有，不顾后果的胡挖乱采。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矿主们挑肥弃瘦，大量本来可以采掘的珍贵资源被抛弃，原本可以开采数十年的资源，在群挖群采的无序状态下，矿山寿命大大缩短，早早就夭折了。这种无序开采不仅毁掉了矿山资源，还造成地面大量裂缝塌陷，毁掉了大片农田和耕地，在大部分矿区，地面裂缝龇牙咧嘴，随处可见，形成潜在的安全隐患；废弃的矿渣到处堆放，大片农田被压占。由于地面裂缝的缘故，无法浇水灌溉，许多农田成了望天收。依靠开矿致富的人纷纷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在大中城市养尊处优，其他农民们只能耕种望天收的农田，靠着老天爷的恩赐生存。土地耕种条件的恶化，地下资源被开采殆尽，留下来的农民们只好世世代代穷困下去。
80年代末，孙大光主导的地质勘探工作市场化的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当时已经退居二线的孙大光却于1989年在中共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中顾委第二组会上作“矿产资源形势危机四伏”的发言，把地质勘探工作市场化导致的乱挖乱采等问题统统推到了“旧体制”身上，鼓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地质勘探工作市场化中出现的问题，只有进一步推进地质勘探工作市场化才能解决”，导致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纠正，一直延续到今天。
五、关于“退而不休”问题
1985年9月，孙大光离开原地矿部领导岗位，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退居二线后，戏称“闲云野鹤”，实际却“退而不休”，到处指手画脚。
1988年7月中顾委常委扩大会后，孙大光上书中顾委领导。其中针对当时的物价问题、经济理论和政策认识混乱的问题、党的生活中的“透明度”问题、党的建设和党风问题，痛切陈辞，直言不讳。特别在党风问题上，历数“人们谈论的所谓‘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高级干部的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干部的使用问题、党的高层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直指社会风气存在的严重问题。《炎黄春秋》们竭力称赞孙大光这个讲话。其实，前文已经指出，党风败坏正是孙大光等人大搞任人唯亲、私有化市场化造成的。孙大光当然不是要批判自己，而是把责任统统推到“旧体制”身上，推到共产党身上，想制造混乱借机渔利。果然，孙大光上书引发了极大震动，最终酿成了第二年的动乱，中国差点像苏联一样土崩瓦解、四分五裂。
1990年8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小组会上，孙大光作了“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发言，其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等诸多问题。90年前后，全党都在反思那场风波的教训、反思80年代改革的失误、防止和平演变，回归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民尤其是党内元老的呼声。陈云、李先念等革命元老认定搞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政策的赵ziyang等人就是走资派。而孙大光此次谈话的倾向就是要进一步大搞私有化、市场化，这为近20年来教育产业化、国企私有化、医疗市场化、住房商品化等等祸国殃民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其实，不用说孙大光退休后的所作所为造成了很大损失，单单他本人“退而不休”，到处指手画脚的行为就和他本人一再鼓吹的“政治体制改革”是背道而驰的。不过这也很正常，右派一贯口是心非。像孙大光好友李锐等人不也是一方面大吹“政治体制改革”，猛烈批判终身制和“退而不休”，一方面自己却又“退而不休”，90多岁了还以《炎黄春秋》为阵地指手画脚吗？
最后要说的是，笔者对孙大光并无偏见，孙大光在民主革命时在“一二·九”等运动中是有功劳的，在五六十年代为开辟中国远洋运输事业和改善公路、内河运输也作了一些贡献。笔者很不喜欢批判这些已去世的老人，但是《炎黄春秋》们老是抬着胡耀邦、孙大光等人的棺材招摇撞骗，企图借尸还魂，笔者也不得不捏着鼻子把当年的历史回顾一点点，希望《炎黄春秋》们有所收敛，这较之胡耀邦、孙大光等人的错误，连冰山一角也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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