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又在胡诌：为西安事变，毛泽东与张闻天发生争吵
向以颠倒事实，编造历史为“能事”从而达到它诋毁、削弱毛主席伟大形象的《炎黄春秋》又在胡诌了。说什么“不除蒋是由张闻天首先提出的”、“张毛争吵的很大激烈”等等，然而“胡诌”的水平却不敢让人恭维，因为它不堪一击！
《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载文《西安事变，谁先提出“不除蒋”？》。就突发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的所持的态度以及对策过程，文中说道：“〔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处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意见则是‘审蒋’和‘除蒋’，即‘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介石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为此他〔指毛泽东〕还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毛报告之后的其他同志发言都基本上同意报告的意见。周恩来发言的一个有所不同之处，就是提出‘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然而这里所说的南京也是没有蒋的情况下的南京。张闻天的发言早与毛的报告有明显不同之处，一是通篇没有一个‘除蒋’、‘审蒋’的字眼，也没有任何一点类似这样的意思；第二，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第三，，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这里所说的南京政府不但完全没有与蒋分开的意思，相反却用了‘正统’这样一个字眼，事实上当时的南京政府也唯有蒋介石才称得上正统。”
为了表明文章史实的“可靠性”，文中又采取了《炎黄春秋》惯用的伎俩，把无法开口的已作古了的但却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给抬了出来。“在高举抗日旗帜，支持张杨，最终要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些问题上毛张两个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是不可否认两人确有过分歧和争论。曾列席这次会议的两位老同志冯文彬、郭洪涛都证实毛和张确过不同意见和争论，冯文彬还记得当时两人争吵得很激烈，给他留下印象很深的是毛冲着张说了一句：‘让历史埃作结论吧！’”又为了更进一步地体现“真实性”以达到更大的欺骗性，文中又煞有介事，言之凿凿地胡诌道：“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谈及西安事变中央决策过程时，也说不能认为过去的那次宣言是对的。”
《炎黄春秋》的偷梁换柱，断章取义，望“文”〔此“文”仍卑鄙者之主观臆想〕生义，强奸历史，的确是行家里手，也颇具煽动性与蒙蔽性。但事实毕竟是事实，它不是橡皮泥，任人揉捏。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9.18”以后民族危机的极限暴发的必然产物，是全国性的“12.9”运动催生的“历史婴儿”。
早在“西安事变”前夕，面对时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应声音，尤其是蒋介石眼看日本人很得寸进尺，严重危及南京政府而发生微妙的不满与波动的形势之下，毛主席审时度势，洞察秋毫，于1936年4月9日亲笔起草电文，并与彭德怀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号是在停止内战的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 通电中没有再提“讨蒋”、“反蒋”。这与四个月前的“瓦窖堡会议”的言语是截然不同的。并且在称呼上也作了象征和平的变化，对蒋介石称为“蒋氏”。在今天保存下来的这一电稿的背面有一个“注”：“此电刚发即接到洛甫来电：‘所说立场同意’”。这就说明了“所说立场”是有毛主席首先提出而张闻天表示“同意”的。而且由于“蒋贼”改称为“蒋氏”，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当晚，周恩来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张问：“假如我们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周恩来说道：“现在我们中共中央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重新”就是只要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愿意在“蒋氏”统一领导之下，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1936年5月28日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军事报告时再次强调：“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
由于经过红军的挫折和革命实践的检验，毛主席已成为实际的中国革命的领袖，他的决策及其思想已被广泛接受与拥护。于是，1936年7月底，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由毛主席负责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这一时期我党的首要工作就是抗日统一战线。
1936年8月1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时局会议上，毛主席具体地分析道：“蒋介石的对日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召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上是变了。战术变了，将来会影响他的战略的变化。”由此可见，毛主席就是在这个时候仍然并未“排蒋”。
1936年12月1日 ，还是由毛主席起草、联名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致信蒋介石：“望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先生”称谓，说明以毛主席代表的共产党人为民族大义的抗日的真诚与决心。
事态的发展往往是戏剧性中蕴含着客观的必然性。应该说这一年的社会动态完全是按着一种民族与正义的自然规律而发生它应该发生的一切。
就在南京政府试探性地进行局部阻击日本帝国主义南犯东进的时候，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亲临西安对陕北苏区的继续、更大规模的清剿进行督战，张学良、杨虎成在经过前两个月之久的书谏、面谏，而今再三苦谏、哭谏，蒋介石不但无动于衷，一意孤行，居然明令还欲将张学良调防安徽、杨虎成调防福建的归还时候，又在1936年12月9日全国暴发了著名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惩办卖国贼”、“还我河山”、“打回来老家去”的“12.9”运动的压力之下，本身就已决意抗日，以牺牲小我换取大我的张学良、杨虎二位将军终于在12月12日的凌晨被迫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兵谏”，即：著名的“西安事变”。张杨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并致电毛主席、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随后，张杨联名电邀中共中央立即派人赴西安共商大计。
对此全国各界及其民众，尤其是爱国学生的普遍反应是欢呼雀跃国，拍手称快。广泛呼吁“公审”、“极刑”。国民党内部悲愤、哀伤、忧愁、窃喜、观望等等心态、表现不一而足，顿时乱成了一锅粥。当晚，南京、上海都同时采取了紧急行动。国民党中央在南京连夜召开了中执委特别会议，决定削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并交军事法庭审判；组成讨逆军，由何应钦任总司令；由于右任为陕甘宣抚使游说、安抚张学良、杨虎成。宋美龄、孔祥熙在上海召见当时著名记者、社会活动人士、孙中山、蒋介石和张作霖父子的共同朋友澳大利亚人端纳，委托其次日飞抵西安，希望能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对于这一促不及防的事变，中共中央也是始料不及的。。当即，在延安的政治局常委在毛主席所住的窑洞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议对待“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因事发突然，不完全了解真相，但是又必须立即回复张杨，会议决定先予以电复，再作对策。于是，迅速电复张杨：“作好军队的调动安排，以防南京的不测行动。”同时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1936年12月13日 上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主席首先做了发言，最后又做了总结。发言中毛主席阐明了我党应有的态度与立场，就是认定“这一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注意这里没有使用“反蒋”〕，应该拥护。”而后在作结论时，说道：“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介石的个人错误。”随后又辩证地、客观地说道：“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当天下午由毛主席起草，与周恩来联名再次致电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毛主席的发言与总结，丝毫没有“倒蒋”、“除蒋”的意味。既反对张国焘“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的“左倾”躁动意见，又批评了当时博古“统一战线一切领导权归南京政府”的“右倾”消极认识。确立了一条“统一”与“独立”的正确路线。
1936年12月17日 ，毛主席在获悉了日本声明：“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及关东军发表的声明，要求南京政府“反共防共”时便与张闻天、博古等人商议，公开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是周恩来刚到延安的日子，也是我党首次明确地公开地提出“恢复自由，和平解决”。而且完全是由毛主席主张提议的。次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的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介石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开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大会，决定对日作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声称：“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蒋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问题。”
1936年12月19日 ，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毛主席又做了重要报告。毛主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黑暗方面的表现，是于抗日不利的。目前的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介石个人问题。”会议讨论时，政治局意见完全一致地统一到了毛主席的思想方面。博古表示：“完全赞同主席的这个解释。”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最后，会议通过了仍然由毛主席起草并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了“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就在这一天，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毛主席一天之内就亲自起草并发出了14份申报。其中发给西安周恩来的就有11份；一份是发给在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政府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936年12月21日 ，毛主席又再次电告潘汉年，：“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识大体，顾大局，精诚抗日的精神感召之下，22日，宋美龄、宋子文在端纳〔端纳的劝说无功而返〕的陪同下飞抵西安。蒋介石的惊讶之余的第一句是：“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呀！”宋美龄回答道：“达令，宁抗日，勿死敌手！”两人相泣而望。
次日，周恩来又再次单独面见蒋介石，陈述中共中央的态度与立场，终于在二十四日，蒋介石口头接受了六顶协议，但拒绝签字。杨虎成在周恩来晓以大义的耐心说服下勉强同意释放蒋介石。25日，在周恩来、杨虎成等人的欢送下，在张学良的亲自陪同下，蒋介石、宋美龄安全飞回南京。十二天的“西安事变”就此结束。
承上启下，一以贯终。从真实的历史文献记载完全可以弥补、填充、证明历史的确切性。以消除人们的空白与模糊意识，粉碎别有用心者的“笔下春秋”。
“西安事变”前，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忠实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的博大胸襟，从民族利益与民族矛盾出发，首先提出了“重新考虑对待蒋介石的问题”——“抗日反蒋”问题；明确地致电张闻天：“不应发布计蒋令”、“请蒋出兵”。就是“西安事变”暴发的当天，毛主席在接到张学良电信后，仍然没有提出借机“除蒋”。即便是《炎黄春秋》所说的“1936年12月13日在保安窑洞召开讨论应对西安事变的会谈来说”，事实真相却与之大相径庭。该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是由张闻天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做时局报告并做最后结论。会中除张国焘言辞激烈外，与会者意见完全一致。尤其是会前已做了交流与沟通、达成共识的毛主席和张闻天不仅思想统一，配合默契，还共同地批评了张国焘“打倒南京政府”的提法。根本不存在两人“有过不同意见和争吵”。一、“西安事变”前后两人的思想认识完全一致，每次会前，一个实际领导人和名义上的“负总责”领导人都有“碰头”，何“吵”之有？二、从长征途中的北盘江，到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数量的阿坝，从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到“西安事变”之前，对毛主席已从思想和情感上都完全认可与拥护的、襟怀坦白的张闻天反复要求辞去“负总责”之职，由毛主席担任，但都被毛主席推辞了。据《杨尚昆回忆录》记载，“遵义会议”时众多与会者就推举毛主席接替博古，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是众望所归。但是被毛主席以“身体不好”为由所谢绝了。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毛主席的宽容大度，顽强坚定的英明思想决策令张闻天折服，两人思想感情灵犀相通〔直到1938年秋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才了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思想”是张闻天在党的“七大”前夕率先提出，被中央政治局通过后才有刘少奇在“七大”报告中宣读公开的。〕，何“吵”之有？三、该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非“扩大”，时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长的冯文彬〔已于1997年逝世〕、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郭洪涛〔于2004年逝世〕，是不可能参加会议的。就是“扩大”也未必能够与会。如此而来，何见“争吵”之有？
“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谈及西安事变中央决策过程时，也说不能认为过去的那次宣言是对的。”一贯以写作“三要素”的时间、地点、人物伪造历史的《炎黄春秋》，在这里却使用了“后来”〔哪一年？〕、“一次”〔哪一次？〕、“谈及”〔与谁？〕、“认为”〔怎么“认为”？〕、“那次”〔哪次？〕，均无法明确交待，这能令人信服吗？
文中有一句话倒是正确的——“靠的是党内民主”。此话无疑是正确的，但其“靠”之所指，却未必是正确的了，此“靠”自然是要把毛主席排斥在外的。而长期的、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实践所创立的“枪竿子里面出政权”、“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队上”、“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的“党内民主”，正是由毛主席和他所领导的革命集体，如张闻天等所创立的——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承认张闻天的历史功绩；我们钦佩、学习、发扬张闻天的高风亮节，但是有人心怀叵测，不可告人地在两位伟人中间横生芥蒂，扬此抑彼，破坏中国共产党的战斗集体，诋毁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人民与历史都是不会答应的！
好在历史是真正的人民写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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