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业永在，浩气长存--纪念邓中夏烈士诞辰110周年

功业永在，浩气长存
——纪念中华全国总工会主要缔造者和早期杰出领导人之一邓中夏烈士诞辰110周年

1933年9月21日，年仅39岁就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慷慨就义的邓中夏烈士，是中国现代工会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者之一，特别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主要缔造者和早期杰出领导人之一。

邓中夏的革命生涯，主要在工运方面，但是他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其他革命组织中，也曾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他是中共第二至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第二届和第五届中央委员，第三届和第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他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同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923—1927年间，曾任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委员长和中央局组织部主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干事。中共五大以后，曾任党中央秘书长和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等职。党的六大后，他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1930年7月奉调回国后，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湘鄂西特委和前委书记，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和红二军政委等职。1932年11月，他被调回上海，任中华全国互济总会主任和党团书记，他就是在履行这个职务半年后,被捕和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的。

邓中夏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后走上革命道路，到他牺牲前的十多年间，以火一样的革命激情，轰轰烈烈地进行的许多革命活动，为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表现了可歌可泣的革命精神。他的短暂而伟大光辉的一生，如果要用几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功业永在，浩气长存”。

去年9月，是邓中夏烈士殉难70周年；今年9月是他诞辰110周年；明年5月，是他亲手缔造的中华全国总工会80周年。在这样的时刻，特就邓仲夏烈士在工运方面的主要事迹和杰出贡献，作些回顾，以表达一个老工会工对烈士的敬仰和怀念之情；并为年轻的工会同志继承先烈遗志，做好当今的工会工作，提供学习参考材料。

背叛官僚地主阶级家庭  献身工人阶级解放事业

1894年9月21日，邓中夏出生在湖南宜章县。其父在清末中过举人，在民国初年当过省议员和县长。他自幼聪颖好学，“从八岁起进私塾，以后在县办小学、郴县中学念书。二十岁考进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一九一七年，他二十三岁的时候，才随父亲来到北京，七月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系。”

邓中夏出身官僚地主家庭，能够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走上革命道路，并进而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和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由他本身的品质和他所处的时代条件决定的。

从邓中夏本身来说，虽然当时他在学校文科读的书，主要还是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但是他在学习中却养成了一些有利于后来接受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优良品质和性格特点。例如，他在学习中继承了古人“悬梁刺股”的勤奋刻苦精神和执著追求真理的品性；他受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影 响，从小树立了要为社会做一番事业的志向；他从来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而是在学校学习中经常关心集体和国家大事，热心公益活动，喜交朋友和善交朋友的活泼青年。据曾在北大和他同过学的杨东莼先生回忆：“邓中夏是一个非常朴素、勇敢和热情的人。他爱帮助别人，在同学中他享有很高的威信。”此外，邓中夏从那时学校里的一些新式课程中，也曾受到一些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萌发了追求平等自由的观念。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适应历史潮流走上革命道路作了准备。

从邓中夏所处的时代条件来说，他自幼生长在中国和世界的矛盾、冲突空前尖锐、剧烈的大变动年代，特别是生长在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不断爆发革命运动，正在寻找出路的年代。邓中夏出世以前，中国已经遭受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走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道路。就在邓中夏出生那年，即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在他六岁那年，即1900年，又爆发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战争。经过这两次侵略战争空前严重的打击，使中国完全变成了东西方各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和相互争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面临着被宰割、瓜分的危险。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革命运动也日益发展起来。邓中夏出生以前，曾经爆发过历时14年、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他四岁那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开展了变法维新运动。特别是在他17岁那年，即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为首的各派封建军阀篡夺了去，国家陷入了在各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的军阀割据、互相混战、四分五裂的严重局面，人民更加困苦，国家更加危险。

国家的危亡，人民的苦难，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无不给青少年时期的邓中夏以强烈的刺激和深刻影 响，使他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操和救国救民的抱负。

1917年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是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对邓中夏的人生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这年年初，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一上任，就采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首先聘请创办《新青年杂志》、倡导开展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接着又聘请经常发表文章、宣传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这样，就使北大既是一批老学究研究传播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旧文化的堡垒，又成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阵地。邓中夏首先就是在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教育下，走出书斋，投身到爱国学生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的。1918年5月，他作为最激进的学生代表之一，参与发动和领导了北京学生反对所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请愿游行。特别是1919年5月，他又作为最激进的学生代表之一，参与发动和领导了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成了一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第二件大事，是这年冬天，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新纪元，掀起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浪潮。十月革命给予了辛亥革命后苦难更加深重、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国人民、首先是他们中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极其深刻和巨大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中国，首先起来欢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积极研究和传播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号召人们走俄国工人阶级革命道路的，是邓中夏在北大最尊崇和亲近的老师——李大钊。1918年7月，李大钊率先在《言志》杂志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他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但是俄国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立于社会主义之上的革命”。他号召中国人民“翘首以迎其世纪文明之曙光”，“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同年11月，正当军阀政府煽动群众狂热地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胜利时，李大钊在天安们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同时，他还写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与他的演说稿一同发表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在这两篇文章中，他深刻地指出：这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的胜利，而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断定，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世界革命的新潮流必将浩浩荡荡地发展起来，“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号召人们“适应这个潮流”，使“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

据统计，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的两年另两个月间，李大钊发表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130多篇。李大钊的这些文章，影响、教育了五四时期的一代进步青年，尤其直接和深刻地教育了邓中夏等特别激进的一批北大学生。邓中夏就是这批北大学生中十分突出的一个。他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联系实际，勤奋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识了世界革命的新潮流和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认识到在当今世界，只有像俄国那样，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革命，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才有中国和世界的光明前途。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邓中夏决心背叛自己的官僚地主家庭，献身工人阶级革命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

1920年3月，邓中夏作为李大钊的助手和骨干，参与建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时响应李大钊“到工人中去”的号召，开始从事工人群众工作。这是他从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开始。他拒绝父亲给他在北洋政府农商部谋得的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气得他父亲不再给他提供生活费用，从而与他的官僚地主家庭彻底决裂，是他决心献身无产阶级事业的断然行动和重要标志。他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深入到长辛店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工作，表明他已正式转变成了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并且开始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生活。

深入长辛店工人群众  开创现代工运成功范例

1920年冬，邓中夏根据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决定，深入到长辛店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是他作为中国现代工人运动的先驱进行活动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中国现代工会运动的重要起点。

早在1920年2月，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邓中夏等北大学生，就曾在李大钊的指导下，进行过组织人力车夫和印刷工人工会的尝试。1920年3月，邓中夏等在五四运动前夕发起建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举行第三次常务会议，根据邓中夏的建议，决定把讲演团的活动由城内街头，发展到城郊工厂、农村。根据这个决定，1920年4月，邓中夏带领部分团员去长辛店演讲。因事前没有联系，当地工农反映冷淡，只有几个好奇的小孩和老年妇女，听了一会儿也都散去。几次尝试的失败，使参加这些活动的部分学生产生了灰心、畏难情绪。但是，邓中夏却坚定不移，更加积极地探索着深入到长辛店工人群众中去的道路。

1920年冬，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把开展长辛店的工人运动作为工作重点。邓中夏经人介绍，结识了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师傅史文彬。五四运动时，史文彬曾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生的影响下，带领百多名工人在长辛店举行过声援学生的爱国游行，还曾带领工人进城参加过爱国学生的请愿活动，他还是五四运动中建立的铁路工厂工人救国十人团的团长。1920年11月，邓中夏通过史文彬找到几位也曾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的工人积极分子，商量决定，用“普及平民教育”的名义，在长辛店开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和准备， 1921年元旦，举行了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大会，1月5日正式开课。从此，邓中夏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有了一个开展工人群众工作的落脚点和阵地。

根据邓中夏的意见，劳动补习学校自编课本，把反映工人劳动、生活的字、词和诗文编进去。讲课时，联系工人的实际，着重讲劳动创造世界、工人为啥穷苦、工人怎样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等道理，结合教工人学文化，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遵循这样的方针进行教学的结果，不仅使参加学习的工人迅速提高了觉悟；而且通过他们的传播、影响， 使许多未参加补习学校学习的工人也开始醒悟起来。

工人有了觉悟，就迫切要求组织起来为改善自己的生活处境而斗争。1921年5月1日，邓中夏等通过劳动补习学校，发动长辛店工人，举行了有千多人参加的劳动节纪念集会和示威游行。在这次纪念大会上，史文彬等工人宣布建立了工会。不久，工人们在邓中夏的指导下，经过斗争，清除了封建巴头对工会的影响，并且把工会改名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同时加强了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这样，使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声誉大增，许多地方的工人纷纷学习长辛店的经验，建立起自己的俱乐部。

应该承认，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领导建立的工人组织中，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并不是最早的。在它之前，1920年10月和12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曾领导建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但是，上海机器工会原是依靠工头按职业原则建立的，成立不久就因领导人脱离共产主义小组，而逐渐蜕变成了旧式行帮组织；上海印刷工会存在的时间更短，几乎没有产生什麽实际影响。所以，就实际的成果和影响来说，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开办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成立，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的现代工会运动的真正起点和第一个成功的范例。这同时也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李大钊的号召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实行与工人群众结合，在工人群众中灌输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创造基础和条件的一个范例。对于邓中夏来说，则是他背离剥削阶级家庭、转变成为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旗开得胜，做出的一个杰出贡献。

谋求全国工运团结统一  推动工运高潮迅猛发展

1922年1月，爆发了香港海员大罢工，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工运（包括罢工斗争和工会组织活动）高潮的序幕。为了推动全国工运的进一步高涨，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邓中夏代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会上提出了《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获得了大会的通过。这个决议案规定：各地要以产业原则为主，建立各种产业和职业工会；在此基础上，“组织每个地方所有的工会（无论是职业组合或产业组合），而成为一个地方的劳动联合会；将来更由各地方劳动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大会在通过这个决议案时 ，还决定：1923年5月1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在汉口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全国总工会；并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的通讯机关。

1922年7月，邓中夏在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共第二届五名中央委员之一。大会还决定由邓中夏接替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大会后，邓中夏回到北京，立即根据一次劳动大会和中共二大的决议，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和全国工会总通讯机关负责人的身份，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全国工运的统一和发展。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成立的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它开始随党中央设在上海，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设有地方党部的处所设立了分部，作为各地秘密党部领导开展工人群众工作的公开机关。书记部在上海时，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本应是联系和指导各地分部工作的总机关；但是当时书记部的主任是在党中央负责组织工作的张国焘兼任。他除用书记部名义与上海一些招牌工会进行过谈判外，既不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进行实际的宣传组织工作，也很少用书记部的名义与各地分部联系。上海书记部的工作实际是由李启汉等秘书、干事深入到上海机器、纺织、烟草等产业和行业工人中进行的，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上海，实际等于上海分部。只有在邓中夏担任主任，并将机关迁到北京以后，才根据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决议，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的名义开展了许多重要活动，使书记部俨然成了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和雏型，对于推动当时全国工运高潮迅猛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中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以后，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强书记部对全国工运的领导，推动了全国工运的迅猛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

第一，邓中夏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时创办的《工人周刊》，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联系指导全国工运的机关报，发行到全国各地，对推动全国工运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他利用北洋政府召开所谓的“国会”，标榜要“制定宪法”、“保护劳工”的机会，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起草了《劳动法案大纲》，向“国会”提出；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招待记者和部分议员，把《劳动法案大纲》向全国公布，号召全国各地工会发动工人群众，广泛开展了劳动立法运动。这个运动，虽然没能迫使反动军阀控制的“国会”接受工人的要求，但是，它在全国工人中起了极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实际成了指导全国各地工人群众斗争的纲领，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工人为争取实现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组织和斗争。

第三，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根据中国（实际是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启汉的提议，通过了一个《罢工援助案》。邓中夏根据这个决议案和一次劳大关于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通讯机关的决定，凡有罢工发生，即通过《工人周刊》发表消息和评论，进行宣传鼓动，扩大其在各地工人中的影响；遇有重大罢工发生，则以书记部的名义，发表声明、通电，号召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工会起来援助。这些措施使全国工运经常形成了一处罢工，八方响应，相互支持援助的局面，壮大了罢工声势，鼓舞了群众斗争情绪，推动了全国罢工浪潮的不断高涨。

第四，他还以选派特派员或亲自前往参加等方式，直接指导了北方一些铁路和煤矿工人的重大罢工，如1922年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的8月大罢工，同年10月的开滦五矿工人的大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等等。在这些罢工的发动和激烈斗争期间，他都曾亲临现场与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商议筹划，给予指导。在开滦大罢工的关键时刻，他还曾破指血书，激励工人坚持斗争。

第五，为了贯彻由他提出、经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筹备建立全国总工会，他在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推动全国罢工高涨的活动中，十分重视推动各地工会组织的发展，和按产业地方相结合的原则，推动建立产业地方工会联合组织的工作。1922年10月，邓中夏利用全国各大铁路的工会推派代表，来北京商议共同援助开滦五矿大罢工事宜之机，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召开会议，讨论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的起点。但是，继香港海员大罢工之后，真正在全国各地形成罢工斗争风起云涌、工会组织纷纷建立，而且彼此声气相应、继涨增高的全国性工运高潮，是从1922年7月邓中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以后才开始的。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则是这次高潮的顶点和终点。

1930年，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专有一节论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高潮中的领导作用”。其中说到：“在那样紧张的罢工潮中，书记部的工作不用说是万分的忙碌,差不多天天有特派员派出，遑遑于火车轮船道中，……而同时全国的罢工，差不多都得了书记部（总部或分部）的指导，因此书记部的信仰越发增高起来……”。这同时就是他自己当时工作情况的真实写照。

反对低潮时期的消极情绪  坚持为复兴工运顽强斗争

1923年2月1－7日，当时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直系军阀，武力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野蛮屠杀为此举行大罢工的京汉铁路工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残案”。各地军阀随之封闭工会，镇压罢工斗争，搜捕工会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一时反动军阀的嚣张气焰和恐怖气氛弥漫全国，正在猛烈发展的全国工运高潮，遭此打击，随之转入低潮。

“二七惨案”后，在北京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到军阀统治当局的查抄、取缔，邓中夏遭到通缉，被迫秘密转移到上海。在上海，邓中夏为在低潮形势下坚持和复兴工人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顽强斗争。

第一，“二七惨案”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虽然不能公开活动，但是邓中夏的书记部主任职务并没有从党内撤消，同时他还是党的中央委员。他到上海后，就以这样的身份，参与了指导全国工运的工作。特别是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同年11月党的三届一中会议、1924年5月党的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和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都参与了起草和通过有关职工运动决议的活动，从而参与制订了坚持和复兴全国工运的方针和策略。

第二，从1923年4月起，邓中夏经党中央的决定和李大钊的推荐，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校长的上海大学，担任了实际主持全校工作的校务长。他利用这个机会，对该校校务大力进行了改革。首先，他增设了社会学系，聘请瞿秋白为系主任，设置了社会主义史等课程。其次，他整顿加强了教师队伍，淘汰了一些反动顽固和不称职的教职员，聘请了一批进步的著名政治家、文史专家和艺术家，如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萧楚女、李达、蒋光赤、任弼时、李立三、杨贤江、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丰子恺等，来校任教授或义务讲学。第三，他将关门办学改为开门办学，把课堂教学与指导学生走上社会，参加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第四，他采取减免学费的办法，给一些有志革命的穷苦学生和青年工人入学提供帮助。通过这些改革，他把上海大学由一所面临倒闭的私立学校，办成了一所培养造就革命人才的红色大学（实质是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国共合作的革命干部学校），学生由原来的160多名增加到800多名。其中，许多人培养成了坚持和复兴上海工运的骨干；有些还成了深受工人爱戴的群众领袖和烈士，如刘华、何秉彝、郭伯和等；有些后来甚至成了在革命和建设年代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王稼祥、杨尚昆、杨之华、张琴秋等。

第三，他积极地进行了反对工运低潮时期党内出现的消极悲观情绪，特别是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轻视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作用的工运取消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二七惨案”后的低潮形势，使党内部分人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产生了悲观失望和取消主义的情绪，主要代表就是当时党中央的总书记陈独秀。他在1923年4月和11月，曾连续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集中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情绪和观点。他说：“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他断定中国工人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 他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各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所以，民主革命的 成功“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努力奋斗只是为了“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 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二七失败后差不多有一年，陈独秀的中央，实际上对于职工运动不闻不问，或者怠工。”

针对“二七惨案”后党内在职工运动问题上出现的悲观情绪，特别是针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观点， 1923——1924年间，邓中夏在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中国工人》、《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我们的力量》等文章，依据事实和经验，进行了尖锐有力的批评斗争。他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革命的领袖。”他还指出：“工人的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着主力的地位，有法兰西俄罗斯两大革命可以证明……。中国工人的群众有革命的趋向与可能，而且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有香港海员和京汉铁路工人 罢工可以证明……。所以，我们不欲革命则已，要革命非特别重视工人运动不可。” 他说：“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是现在或将来，总要推工人群众居首位。” 他曾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发表的《论工人运动》一文中，公开不指名地向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不幸京汉路失败后，许多社会活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你们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亿万年，也不能成功呢”； “望你们仍鼓起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啊！”

在“二七惨 案”以后的工运消沉时期，邓中夏反对在职工运动问题上的悲观情绪和取消主义的斗争，不仅对于党在当时坚持和复兴工人运动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当时探索和坚持党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的正确路线，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他在1925年5月发表的《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文章中，明确提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强调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才能“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邓中夏关于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这些论述，表明他与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等一样，是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最早最明确地提出了正确主张的少数几个杰出领导人物之一。

经过邓中夏等的批评斗争，终于在1924年5月的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上，纠正了陈独秀的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倾向，通过了符合邓中夏主张的《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这次会议还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党部的工农部中，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并以邓中夏为中央工会运动委员会书记，重新加强了党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

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以后，邓中夏以中共中央工会运动委员会书记和国民党上海区执行部农工部干事的身份，为复兴上海工运进行了艰苦工作。

上海原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集中。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最早，工运工作开展的也最早。但是，直到1924年5月以前，党在上海的工运工作，却屡遭挫折，始终没能深入广泛地开展起来。在1922年的全国工运高潮中，上海虽然也有过一些较大的罢工，但是失败的多、胜利的少。1922年7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到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封闭，实际主持书记部工作的秘书干事李启汉被捕入狱，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坐狱最早最苦的……第一人”。这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在上海工运中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同年11月，更因金银业、日华纱厂和英美烟厂的罢工，连续遭到军阀镇压而一蹶不振，提前进入了消沉时期。因此，1924年5月邓中夏开始从事上海工运的恢复工作时，一切都要从头做起。

邓中夏过去在北方主要是做铁路和煤矿工人的工作，对上海的社会环境和工人状况颇感生疏，开始不知工作从何着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常常换上工人服装去工厂区找工人了解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他在沪西小沙渡找到两个办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家里的、规模很小的工人补习班，同时结识了孙良惠等几位纱厂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他就以此作为重新开展上海工运的基础。在他的指导下，由孙良惠出面，在朗勃生路租到三间民房，把原来两个工人补习班合并到这里来，加以整顿扩充，办成“沪西工人补习学校”。随后，他又指导孙良惠在沪西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筹备建立沪西工友俱乐部，并派项英、刘华等以上海大学学生的身份前往参加。1924年9月，沪西工友俱乐部正式成立，推举项英为主任，孙良惠为副主任。不久，项英调走，由刘华继任主任。

在邓中夏的领导下，沪西工友俱乐部通过举办识字班、文化补习班、讲演会和各种娱乐活动，结合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在这些活动中，俱乐部将一些受了教育、有了觉悟的工人，吸收为正式部员，并在他们中发展党团员，建立秘密的部员小组。到1925年初，沪西工友俱乐部已经在沪西十多个日本纱厂建立了部员小组，共有部员七八十人，为迎接上海工运的新高潮准备了条件。

1925年2月2日，沪西小沙渡日资内外棉八厂粗纱间日籍领班毒打两名女工，厂方还将对此事表示不满的40多名男工全部开除，激起全厂工人愤慨。工人派代表到沪西工友俱乐部，要求领导他们罢工。邓中夏把此事报告中共中央。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决定以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上海地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为总负责人，建立专门的罢工委员会，来领导这次罢工斗争，使之发展成为各日资纱厂工人联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罢工。

在邓中夏、李立三的领导下，由沪西工友俱乐部出面，代表工人向厂方提出不准日本人打人、恢复被开除工人工作、增加工资、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等项条件，进行交涉。厂方对工人要求置之不理，反而布置暗探捕去工人活动分子多人，更加激怒了工人。继内外棉八厂之后，2月9日，内外棉第五厂的东西两厂和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等厂工人全体罢工。以后七八天，每天都有新的日资纺织厂工人参加罢工，并且从小沙渡逐渐蔓延到曹家渡、杨树浦的日本纺织厂。到2月18日，日本人在上海的27家棉纺织厂、5万余工人中，参加罢工的已有22家、4万余工人，还有继续蔓延扩大之势。

从2月9日大罢工开始，邓中夏、李立三领导罢工工人，天天到租界对岸属于华界的一块荒地——坛子湾开群众大会。在第一天的大会上，就由沪西工友俱乐部主任宣布建立纱厂工会，得到与会群众欢呼赞成。在以后的每天大会上，邓中夏、李立三、刘华等罢工领导人和各厂罢工积极分子，轮流上台讲演，鼓舞斗争情绪，揭露破坏阴谋，指导群众坚持罢工斗争；并组织罢工纠察队，对付敌人破坏，维持罢工秩序。

日本在华设立纺织厂，是其对华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当时日本在华纺织厂共计41家，大半设在上海，其余设在青岛的9家，设在东北的5家。上海日本纺织厂发生“这样一个破天荒的”反日大罢工，自然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异常惊慌和恼怒。他们采取了一切阴狠毒辣的手段，来打击破坏罢工。他们还勾结和胁迫上海官厅出动军警，逮捕了罢工总领导人邓中夏和一些工人积极分子。但是，所有这些手段都未能使工人屈服。罢工坚持到2月25日，终于迫使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接受上海总商会的调解，答应了罢工工人的部分要求，并由上海警厅释放了全部被捕工人和邓中夏等罢工领袖。

这次大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上海纱厂工人，使他们相信了团结起来的力量，纷纷要求加入工会。罢工胜利后，设在坛子湾的纱厂工会会员从开始时只有小沙渡的约1000人，增加到小沙渡6000余人、杨树浦3000余人，总计近万人。

邓中夏等领导的这次2月大罢工，不仅是上海工运复兴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全国新的工运高潮即将到来的信号。它是不久引发全国反帝革命风暴的上海五卅大罢工的序幕和前奏。

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大  主持创建中华全国总工会

邓中夏在上海领导日本纱厂工人的二月大罢工取得胜利、从敌人监狱获释后，就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去广州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持创建中华全国总工会。

本来，1922年7月邓中夏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后，就根据由他提出、经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积极推动全国罢工斗争和工会组织的发展，为如期召开二次劳大建立全国总工会准备条件。到1922年底，这样的条件正在成熟起来。不料，1923年2月发生了“二七惨案”，原定计划被迫延期。

“二七惨案”后，虽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在职工运动问题上，产生了悲观情绪和取消主义倾向，但是由于邓中夏等的坚持和斗争，党中央始终没有放弃筹备建立全国总工会的计划。1924年1月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逐渐恢复，党中央于同年9月建立了以邓中夏为主任、李启汉为秘书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邓中夏在上海从事的工运工作和领导的二月大罢工，实际上是他重新进行全国总工会筹建工作的一部分。

1925年1月，在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强调：党在日益高涨的民族革命中，要“力争职工运动的独立及发展”，“以取得其领导权”，“而使民族运动充分的革命化”。为此，在职工运动的策略上，要求 “主动力争工会的公开”，并“主张工会的统一”；同时决定加强中央和地方党部的职工运动工作机构。大会后，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改由张国焘挂名兼任书记，增加李立三、刘少奇两名副书记，邓中夏改任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增加项英、王荷波、林育南、李启汉、张昆弟、刘华等6人为委员。上海二月大罢工胜利后，中共中央调邓中夏和出狱后化名李森的李启汉到广州，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创建全国总工会的决定，就是根据党的二大精神做出的。

考虑到“二七惨案”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军阀统治地区不能公开存在，党已不常用它的名义开展活动；同时，国民党右派正勾结各地工贼和其他反动势力，在工运问题上大肆进行反共分裂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召开第二次劳动大会， 不利于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不利于争取广大中间和落后的工会派代表出席大会。为此，邓中夏提请党中央决定，改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工人代表会等四大工团，联合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随即由四大工团派出的苏兆征、刘少奇等代表与邓中夏、李森等组成大会筹备处，以邓中夏为筹备处秘书长和党团书记，具体主持大会的筹备工作和大会进行中的各项会务。

1925年4月8日，大会筹备处以四大工团名义，通过上海《民国日报》等新闻媒体和其他渠道，向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同时对国民党右派纠集各地工贼、流氓和其他反动势力进行的破坏活动展开了斗争，粉碎了他们的破坏阴谋，使这次大会于 5月1日在广州如期举行。大会共开6天，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经济斗争的决议案》、《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工农联合的决议案》等30多个决议案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首届执行委员会委员25人。最后，大会发表了宣言，向全国工人宣告：大会“已正式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是指挥全国工人奋斗的总机关”；大会号召全国工人今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一致团结，提携着贫农，联系着全世界无产阶级”，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封建军阀，铲除使我们贫穷痛苦的根源而“共同奋斗”。

1925年5月7日，即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了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会议依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的有关规定，选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为副委员长；并推举林伟民为总干事，李森为组织部主任、邓中夏为宣传部主任、孙云鹏为经济部（即财务部）主任、戴卓民为秘书部主任；各部视工作需要，另选配干事若干名，组成干事局，作为全总常设的工作机构。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胜利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全国性团结和统一。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历史上，都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事件。此事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领导全国工人阶级经过多年奋斗的结果。即使是这次大会的筹备和各项会务工作，也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各地党部和国民党左派从各方面给予的支持、援助下，由参与筹备的各大工团的代表共同努力，才得以胜利完成的。但是，就个人来说，邓中夏自始至终是此事的倡议者、坚持者和完成者，他为二次劳大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花费的精力最多，做出的贡献最大，则是应该肯定的。特别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各项文件，包括决议、章程和宣言，都是由他主持起草的，其中一些特别重要的文件，完全出自他的手笔。他在着手进行大会筹备工作时，撰写的《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一文，为这次大会提出了正确的任务和讨论解决这些任务的基本原则,实际是指导这次大会顺利进行和获得成功的纲领。大会根据这篇文章的精神起草通过的各项文件，正确地规定了工人运动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方针、策略和组织原则，不仅使中华全国总工会产生以后，就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去指导推动全国工运的发展；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破坏活动作斗争，也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产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成员任职情况，有两个史实问题，需要做点考证说明。

前面，我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首届领导机构的设置和领导人员推选情况的叙述，是根据1925年5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说的，当时上海《民国日报》也有同样报道，只是其中“郑泽生”的名字变成了“郑绎生”。按《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全总首届副委员长是刘少奇、邓培、郑泽生，共三人；邓中夏的任职是全总宣传部长。但是，1930年在邓中夏编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记载的全总首届副委员长是刘少奇、刘文松，共二人；邓中夏的任职是全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两种说法各有依据，但因当时看报的人不多，即使当时看过那条关于全总首届领导人推选情况报道的人们，后来也大多忘记了，连实际主持其事的邓中夏也记不清了；所以，后来流传的大多是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的说法。

两种说法互有出入，都有可信之处，也都有不完全准确的部分，需要经过分析加以澄清。我的看法是：

第一，关于全总首届副委员长的人选问题，1925年5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因为是当时当地的新闻报道，应该是可信的。在二次劳大以后到三次劳大以前的一年间，全总的委员长、副委员长未曾发生过任何变动。所以，全总首届副委员长只能是上述《广州民国日报》报道的刘少奇、邓培、郑泽生等三人，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但是， 1930年邓中夏在莫斯科主要凭记忆编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所列二次劳大选出的全总执委名单、和首届执委会议推举的全总领导人任职情况，都既不完全，又有一些差错。特别是在中夏的书中，把二次劳大后选出的全总首届副委员长，错记为刘少奇和“刘文松”二人。其实，刘文松作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代表，只是二次劳大选出的全总执行委员之一，并未当过全总副委员长；同时，按照当时全总的章程第八条规定，全总首届执委会推选的副委员长是三人，不是二人。中夏书中出现这样的差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1925年5月全总首届执委会领导机构的选举产生，到1930年中夏编著此书，虽然只相隔5年，但这5年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许多惨烈变动。中夏本人在这五年中，从广州、武汉到上海，从国内到国外；从工会工作、党务工作到国际工作……没日没夜地奔波忙碌。最后，在远离祖国的莫斯科，在身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双重职务的百忙中，挤出时间，主要凭记忆编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出现这样差错是很难避免的，我们不应脱离实际苛求古人、不应对烈士遗著求全责备。1943年延安解放社首次在国内出版发行此书时，限于那是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条件，对该书这类具体史实的某些差错没能核实更正，也是应该谅解的。问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经人民出版社两次修订出版和六次印刷发行，对该书中这个差错均未订正过来，以致在一些涉及这个问题的著作中，直到现在还在以讹传讹，继续把全总首届副委员长说成刘少奇和刘文松二人。这就不应该了。

第二，关于邓中夏在全总首届执委会的任职情况，按上述《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是全总宣传部长；按中夏自己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的记载，是“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这里也有出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应该相信中夏自己在书中的记载。理由是：1925年5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的只是单反是全总首次执委会按照全总章程规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员任职情况，没有反映后来的实际变化，不能用党的报道来否认后来邓中夏实际担任过全总秘书长的职务；邓中夏在全总首届执委会中担任的是“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这虽然是他自己在自己编的书中这样写的，而且主要也是根据自己的记忆写的；但是，应该相信：第一，以邓中夏的为人，在刘少奇李立三等当事人和知情人都在的情况下，他绝不至于在自己编写的书中对自己过去的任职情况凭空捏造，任意夸大；其次，1930年邓中夏编写《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时，对全总首届执委会领导机构中别人的任职情况虽然记不清楚，但对他自己当时在全总担任的主要职务和工作，应该是印象深刻，不会忘记，他凭记忆对自己当时在全总任职情况的记載不会有错；更重要的，是这样说才符合邓中夏当时在全总机关实际充当的角色和实际从事的工作情况。诚然，按当时全总的章程规定，全总领导机构中只有“秘书部”，没有“秘书长”一职；而上述5月7日全总首次执委会议推选的秘书部主任是戴卓民，不是邓中夏。但是，当时全总章程规定的“秘书部” 职务，主要是收发保管文件、起草印发会议通知、充当会议记录之类的一般文秘事务。而邓中夏当时既是全总的宣传部长，又是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长和驻全总的党团书记；他在当时留在广州全总机关工作的领导人员中，工运的经历最长，经验最丰富，理论水平和文字水平最高，因而他对当时全总工作的策划、部署和文件起草等方面，所做过的工作和起过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一个宣传部长的职责范围，甚至超过了一般秘书长所能起的作用。特别是1925年秋冬以后，林伟民因病逐渐退出了领导工作岗位，邓中夏实际代替他主持了全总的工作。从三次劳大后刘少奇担任了全总秘书长的情况来看，全总成立后、特别是林伟民患病以后，全总根据工作需要增设了“秘书长”一职，并由邓中夏担任，是完全可能的。从他曾主持第三次劳动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的情况，也可以肯定他当时担任的不仅是宣传部长，而应该是秘书长兼宣传部长。

领导省港大罢工  促进广东革命化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为动员和组织全国工人阶级迎接全国革命高潮作了准备。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不久，上海发生了日、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学生的“顾正红事件”和“五卅惨案”，激起了上海和全国各阶层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中共中央决定领导上海各阶层人民开展罢工、罢课、罢市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并把这一斗争扩大到全国去。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华全国总工会立即指示各地工会，结合贯彻二次劳大的决议，动员组织工人群众响应、支援上海工人的五卅大罢工，迅速掀起各地人民的反帝革命高潮。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要求，担负起“指挥全国工人奋斗的总机关”的责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从自己的领导成员中分出一部分，由刘少奇副委员长率领到上海建立全总办事处，协同上海总工会参与指挥上海工人的“五卅”大罢工；同时代表全总，指导中国中部和北部军阀统治地区工人群众的反帝运动和工会工作。留在广州全总机关的部分领导人员，以刚选出的香港海员出身的林伟民委员长为首，以中共驻全总的党团书记邓中夏为协助林伟民的主要助手（实际是类似“军师”的角色），形成以邓中夏为中坚的全总实际领导核心。留在广州的这个全总领导核心，主要在邓中夏的协助和实际主持下，除通过公开和内部刊物及通讯等方式，对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进行了必要的联系和指导外，着重地指导推动了两广革命根据地的工人斗争和工会工作，特别是直接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为了响应和支援上海工人的“五卅大罢工”，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出面发动和组织开展起来的、上海五卅大罢工爆发后，中共广东书记陈延年，召集中共中央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邓中夏、中共中央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杨匏安、中共中央驻广州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决定，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公开的指挥机关，领导广州、香港工人开展响应、支援上海五卅大罢工的反帝爱国罢工斗争。根据这个会议的决定，首先由邓中夏代表全总去香港联络各派工会，进行了大罢工的发动工作。罢工从6月19日开始。到7月初，香港各业华工全部罢尽，加上沙面租界的洋务工人，总计参加这次反帝大罢工的省港工人达到25万余人。

香港工人罢工后，除少数回到各自家乡外，绝大多数都撤回到广州。为了安排好罢工工人的生活，并领导他们坚持斗争，还在大罢工爆发前的酝酿准备期间，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商得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的同意和支持，建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专司其事”。大罢工开始后，随着罢工人数的增加，罢工事务日益浩繁，原有的临时办事处，已经承担不了领导罢工的责任。经邓中夏的周密策划，报请中共广东区委召集有关方面会商决定，从6月底开始，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出面，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罢工的组织领导机构，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加强。经过整顿，建立健全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分别作为处理罢工事务的最高议事机关和最高执行机构。在省港罢工委员会下，设干事局（类似现今有些大机关的办公厅）、财政委员会（负责筹集和管理罢工经费）、会审处（负责审判破坏罢工、私运粮食和“偷卖仇货”等罪行的犯人，并设有拘禁犯人的监狱）、保管拍卖处（负责保管和拍卖被纠察队截获的走私货物和仇货）、法制局（负责起草各机关组织法及各种办事细则）、审计局（负责审核各机关开支账目）、筑路委员会（负责组织和管理罢工工人参加修筑马路的工程事宜），以及罢工工人宿舍、饭堂、医院、宣传学校和劳动学院等等。此外，省港罢工委员会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武装纠察队。纠察队开始有2000余人，后来发展到5000余人，编为一个总队、五个大队，每大队下辖支队、小队和班，每班12人。纠察队配有枪械500余支，还有由小火轮改装的小舰艇12艘和一些电船。纠察队的任务，是沿海岸线布防，执行对香港的封锁和维持罢工秩序。

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有关各方面的配合、支持下，由于组织严密、坚强，策略运用得当，坚持一年另四个月，才由于北伐战争开始后的形势变化，于1926年10月自动解除对香港的封锁，宣告基本结束。这一年零四个月的反帝爱国大罢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予了统治香港的英帝国主义者空前严重的打击。20多万充满革命激情的罢工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高度组织起来，集中住在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并有数千罢工纠察队在沿海布防和协助维持治安，给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和广东革命政府，形成了坚强的后盾和强大的社会支柱，对广东革命政府的东征、南伐、清除内部反动分子、整顿社会秩序，以及整理财政、增加收入、进行经济建设等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援助，有力地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巩固和革命化，为1926 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作了重要准备。

省港大罢工，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巨大革命威力，充分显示了工会组织特别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巨大作用。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中的威信。

省港大罢工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驻广州各直属单位的共同领导下，在有关各方面的配合支持下，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总指挥部，统率20多万罢工工人共同奋斗的结果。邓中夏作为中共中央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党团书记和全总秘书长，同时担任了中共驻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 （李森——即李启汉为副书记）、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和罢工纠察总队训育长（即总队政委）。可以说，邓中夏自始至终是在斗争前线的广大群众中实际领导进行省港大罢工的最重要、最关键的核心人物。从大罢工的发动，罢工组织机构的建立和整顿，罢工策略的制定、调整和贯彻，罢工的宣传工作和对罢工工人的教育训练，罢工武装纠察队的组建、训练和防务，直到对英谈判、结束对香港的封锁，长达一年另四个月、多至25万余人的这次反帝爱国大罢工中的每个重要环节，无不浸透了邓中夏的心血，无不显示出他对领导工人阶级大规模群众斗争的热情、勇气、智慧和卓越才干。领导省港大罢工，是邓中夏革命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光辉篇章。

利用革命高涨的形势  推进工会运动的统一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邓中夏作为中共中央驻全总党团书记和全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除着重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外，还利用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开始的革命高涨形势，为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旗帜下，推进广东及全国工会运动的团结、统一，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略举数项如下：

一、创办《中国工人》杂志和《工人之路特号》日报，分别作为全总的机关刊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机关报，并亲自撰写发表大量有关工运的著作，对指导推动工会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作为全总宣传部长，邓中夏还编辑、编写出版了一些有关工运理论、政策和工作经验的小册子，如《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决议案和宣言》和《工会论》、《一九二六年的广州工潮》等，供工会干部阅读。直到1927年1月3日，他还在全总执委会议上，提出了编辑出版一套包括27种读物的工运丛书的计划，获得会议通过。

三、推动实现香港工会运动的统一和发展。

1925年4月8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等四团体在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通告中，明确宣布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是“本阶级互助精神，谋全国一致之团结”。为此，二次劳大除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指挥全国工人奋斗的总机关”外，还就香港、广东、上海的工会统一问题，分别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全总成立后，立即把领导全国工人在斗争中实现工会组织的统一，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邓中夏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特别在促进香港、广东工会的统一上，进行了大量工作。

香港原有工会130多个，分为工团总会派、华工总会派和无所属派等三大派。在发动省港大罢工时，邓中夏曾代表全总召集全港各工会代表联席会议，建立了“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组织全港工人参加罢工的统一指挥机关。但是，这只是罢工期间的临时组织。为求得全港工会的真正统一，1925年11月28日，全总发出了由邓中夏起草的《对于香港工会统一问题意见书》，要求在向香港各工会和工人群众进行关于工会统一问题的系统宣传基础上，“联络各工会领袖共同协商”，消除派别和门户之见，实现各业和全港工会的统一。在邓中夏和苏兆征等全总领导人的指导推动下，1926年1月，中国海员工会首先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整顿健全了各级组织。随后，相继筹备建立了全港运输业、金属业、建筑业、粮食业、西业、洋务等各业工人联合会和街道工人联合会，实现了全港工会按系统的统一。最后于同年4月召开全港工会代表大会，建立了香港总工会，实现了全港工会的大统一。

四、大力推动广州工会运动的统一和挫折。

广州原有工会200多个，分属两大派：一是国民党右派控制的机器工会和广东总工会，二是共产党领导和国民党左派支持（即国共合作）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在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时，邓中夏、刘少奇和广州工人代表会的领导人刘尔崧等，都曾尽力争取机器工会和广东总工会派代表参加大会，但都遭到其上层领导人的顽固拒绝。1926年3月7日至9日，邓中夏用分期连载的办法，在《工人之路特号》上发表了《评广州工会之争》一文。针对国民党右派和有的反动资本家，经常挑起工会之间的纠纷和流血冲突的严重情况，根据省港罢工代表大会的经验，提出由全市各工会按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组成全市的工人代表大会，每月开会一次，讨论解决工会之间的纠纷和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进而实现全市工会统一的主张。根据邓中夏的主张，由广州工人代表会发起，邀请广东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等10多个最有影响的工团派代表共同筹备，于1926年4月1日至11月1日，召开了三次全市工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工会和它们的会员人数一次比一次增多。到第三次大会时，参加的工会达到206个，会员达到19.37万余人，占全市20余万工人的90℅以上。正当广州工人阶级准备继续开会，进一步实现各业和全市工会统一时，国民党右派勾结各业工贼流氓加紧进行破坏捣乱，中断了广州工会统一运动的进程。不久，广州国民党军政当局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更把邓中夏和广州工人阶级在这方面的努力淹没到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屠杀的血泊之中。

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邓中夏不再担任中共中央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和全总秘书长、宣传部长等领导职务。但是，它代表全总首届支委会筹备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作为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主持了大会开幕式，致了开幕词。。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1927年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他都继续当选为全总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11月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时，他虽在莫斯科，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仍被选为全总执行委员，继续作为全国总工会领导成员之一，为指导推动我国工运事业作出了贡献。

参加国际工运的领导机构  奋斗在党和工会国际舞台

1928年2月，邓中夏作为以苏兆征为团长的中国工会代表团的副团长，赴莫斯科参加3月18日开幕的赤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和苏兆征都被选为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委员。同年7月，他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经中共中央决定，他被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直到1930年7月回国，共在莫斯科从事党和工会国际工作两年零五个月。

邓中夏在莫斯科工作期间，身兼两职，做过的工作自然不少。但因缺乏材料，不能详说，仅举与工会有关的几点简述如下：

一、1928年8月19日，他在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曾向大会主席团提出9点书面建议，请求讨论做出决议。建议主要是关于加强中国党和工会等群众团体的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方面的。如建议共产国际组织一翻译委员会，将马克思全集与列宁全集翻译成中文出版；建议共产国际东方部附设之中国问题研究会，组织力量系统搜集整理材料，进行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国职工运动史、中国农民运动史、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中国农村经济，以及中国关税制度、中国租税制度、中国军队等专题研究和编篡工作；建议中华全国总工会恢复《中国工人》杂志的出版，作为比较理论性和系统地报道工运消息的机关刊；等等。

二、邓中夏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曾与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米夫进行过坚决斗争，反对他粗暴干涉中共内部事务、打击迫害中国学生的恶劣行为，尽可能地保护了一些受到迫害的中国学生。如1929年底，苏共开展所谓“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的“大清洗运动”，米夫在劳动大学也搞“停课闹革命”，趁机把一个反对过他的、曾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人学员，定为“流氓无产者”，开除党籍。在邓中夏的指导和支持下，这个工人学员向共产国际申述，得到纠正。

三、邓中夏在莫斯科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工运方面。在这方面，他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工会国际的代表和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委员，在沟通全总与共产国际和赤色工会国际的关系、参与国际工运领导活动等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例如：

1、他在出席赤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就在国际的刊物上，发表了《白色恐怖下之中国职工运动》一文，分析了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工人阶级在白色恐怖下艰苦奋斗的状况，指出了当时中国工运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呼吁“世界无产阶级予以广大的援助”。

2、1929年夏，他在赤色工会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长篇发言。他在这次发言中，分析了“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国民党的工人政策”、“黄色工会的兴起”、“赤色工会的困难”、“党内对职工运动的错误”等问题以后，作出了8点结论。会后，根据邓中夏的发言精神和他的建议，赤色工会国际作出了《关于中国黄色工会的决议案》。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邓中夏的发言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这个决议，也都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在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上，同样存在拒绝利用合法的左倾错误。但是，他对国民党的工人政策和对黄色工会性质的分析，他对赤色工会限于困境和党内对职工运动有错误等问题上的认识，他强调要“加紧在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工作去夺取其群众”和“注意组织广大无组织的工人”等主张，是基本正确的。

3、搜集国内工运材料，向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反映，或向国际转交国内的工作报告；同时联系办理国际对中国工运的援助事项，如索要学习和工作参考材料、催拨和请求追加捐款，等等。

4、接待国内派来苏联参观访问的工人和准备回国工作的工会干部。如1930年2月，全总曾发出通告，要求各地赤色工会从工人中推选代表，组成赴苏联参观访问的代表团，邓中夏为此与赤色工会国际联系，作了接待的安排和准备。又如，1929年1月，刘长胜到莫斯科参加苏联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了邓中夏，暴露了自己想回国，但不会外地方言，怕做不好工作的顾虑。邓中夏亲切地接待了他，向他详细介绍了自己作为一个湘南人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武汉等地领导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他鼓励刘长胜说：“你的俄语是怎么学的？学外乡话虽然有困难，但是总比学外国话容易的多。”他深有体会地说：“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你能不能真正到工人中去，真心实意地为工人做点有益的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工人就会信任你。……你能帮助工人出主意、进行斗争，解除工人身受的压迫和精神上的痛苦，工人就永远不会忘记你。”邓中夏的谈话，使刘长胜深受启发和鼓舞，打消了对回国工作的顾虑。这次谈话给刘长胜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隔29年之后，长胜同志在1958年的《中国工人》第20期上，发表了《一次难忘的会见》一文，回忆了那次会见的情景和感受，表达了他对邓中夏的深切怀念和敬仰之情。

系统总结中国工运历史经验  编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邓中夏在莫斯科代表中国的党和工会驻共产国际和赤色工会国际期间，还做了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那就是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深入研究，系统地总结中国工运历史经验，编写了《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

邓中夏早有系统总结中国工运经验，编著中国工运历史的计划。1927年1月，他在全总执委会议上提出的编辑出版职工运动丛书的计划，其中所列准备编著出版的27种书，基本上可以看作编著中国工运历史需要进行的一些专题研究成果。1928年8月，他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的书面建议中，在建议由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问题研究会组织编篡的一系列书目里，正式提出了编著《中国职工运动史》的课题。他利用在莫斯科生活比较安定的机会，挤时间抓紧进行了本书的编写工作，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他多年来的愿望。

本书，邓中夏原计划要写30章，到1930年6月他奉调回国时，只写出其中的13章， 共计16万余字。这13章是原定计划的第4——16章，依次是《原始的职工运动》、《职工运动黎明期》、《中国第一次罢工的高潮》、《香港海员大罢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及劳动立法运动》、《开滦五矿大罢工》、《京汉路大罢工》、《职工运动消沉期》、《职工运动复兴期》、《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附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计划要写，因工作变动未能写出的前三章为《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未写出的后14章为《广东时代极盛期》、《反奉战争》、《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海罢工期》、《北伐期中两湖职工运动之发展》、《上海三次暴动》、《武汉时代极盛期》、《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国民党叛变后》、《广州暴动》、《大革命失败后的消沉期》、《职工运动的转机》、《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最后一章是《总结》。

对于未写出的各章，邓中夏原有“将来有暇时再写”的打算。不料，他回国以后，在极其艰苦危险的条件下，紧张工作了三年，就被捕牺牲了，以致本书最终没能完成，成了令人痛心的憾事。幸好邓中夏在起程回国前，将已经写成的13章交苏联中央出版局先行出版，这部用烈士的鲜血和生命写出的遗著，才得以保存下来。1943年，延安解放社约请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马纯古同志，根据苏联中央出版局的版本作了初步校订，书前加了《再版申明》，书末作为《附录》增加了《邓中夏传略》一文，首次在国内解放区出版发行。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9月，人民出版社根据解放社的版本、并将它作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的一种，首次在北京出版，发行全国。1953年经过进一步校订，出了发行全国的第2版。以后曾多次增印，到1979年已印刷了6次，仅最后这一次，就印发了5万余册。可见它曾经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工会干部和近现代史学工的热烈欢迎。

邓中夏在将书稿交付出版时写的《著者申明》中说：“本书缺乏材料参考，大部分都是凭记忆所及，秉笔直书，脱漏及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加以匡正”。的确，中夏书中有的具体情节确有一些“脱漏及错误之处”，如前面提到的他对第二次劳大选出的全总首届执委名单和全总首届执委会副委员长人选的记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这样的例子并不多，即使有些，对这本书来说也是很次要的方面。我们不仅不应该因此而轻视它，倒是应该为邓中夏能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写出那样一本系统论述我国工运历史的专著来，感到惊奇和由衷的敬佩。

据我个人的粗浅体会，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可贵之处，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 它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样系统地总结我国工运历史经验，正确地论述我国工运历史过程的专著。 他在许多方面为总结工运经验，编著工运历史，探索了路径，开创了范例。

第二， 它是把中国工人运动作为中共领导的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论述其历史发展的。因而，它既体现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与社会历史条件和整个人民革命的密切联系，又体现了工运史作为一门专史在内容和形式上应该具有的特色。

第三， 它对工运历史的论述，采取分期概述和重点专题详述相结合的办法，既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各个时期工运发展的总体状况和趋势，又比较深入详细地论述了一些重大事件的经过和经验教训。

第四，本书叙事较好地贯彻了史论结合的原则，大多数立论正确，行文简洁流畅。特别是书中对有些重大史实的论断和提法，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如把1922年全国各地的罢工浪潮称为“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把这年1月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作为这次全国罢工高潮的“起点”，“职工运动的消沉期”、“职工运动的复兴”……等等。后来谈及这段工运历史的人们，大都参照了他的这些提法。

1943年延安解放社在出版邓中夏这本书的《再版申明》中，指出：本书“对于研究中国大革命初期历史，特别是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发展史，提供了许多具体斗争史料。故本书不仅为职工运动中之宝贵文献，同时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文献。”不仅如此，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至今还是研究编写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工运历史的一个值得参考借鉴的范本，至今还是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工人阶级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总之，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是他洒血雨花台、为人民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以前，给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留下的最后一份宝贵遗产。

当然，邓中夏给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留下的，远远不只是这样一本书。更为重要得多的，是他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领导开展起来的伟大革命事业；是他对实现工人阶级解放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和无比忠诚；是他在工人运动和其他革命事业中，一贯表现的火一般的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一贯坚持的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勇于实践、善于学习、勤于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实事求是、探索前进的工作作风； 特别是他在敌人的监狱里和刑场上表现的凛然气节和慷慨牺牲精神。这些才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邓中夏烈士，给我们留下的最最宝贵的遗产和精神财富。

最后，把我去年为纪念邓中夏烈士殉难70周年填的一首散曲，抄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

[中吕]山坡羊• 纪念邓中夏烈士
殉难70周年
三湘钟秀，
炎黄英胄。
少年励志把中华救。
立潮头，
驾方舟。
投身时代风雷骤，
洒血雨花天地愁。
生，
火焰球；
亡，
浩气留！

（写于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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