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历史往事，历来是人们关注度极高的焦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是弄清建国以来历史的一个重要切入口，本文试从公开的史料入手，加上笔者的思考，力求客观的再现和解析这段历史，鉴于很多人不太了解刘少奇建国前的情况，而建国后介绍这类问题的文章又很多，所以笔者对于49年前的部分采用相对完整叙述的办法，而对49年后的部分用偏重细节叙述的办法。我们今天来回顾历史，必须坚持真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历史人物的功绩和过失，都要做到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本文力求做到这一点，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初始始于1922年夏天，刘少奇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归国后在长沙清水塘会见了当时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毛主席，两人进行了长谈。毛主席介绍了湘区中共组织的情况；刘少奇谈了去苏俄学习的经历。当即被任命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9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同志委派刘少奇去安源领导路矿工人的罢工斗争。在罢工中刘少奇担任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与担任工人俱乐部主任、罢工总指挥的李立三一起成功的指挥了这场斗争。应该对他在这场斗争中的作用加以肯定，严格说来，刘在安源罢工的中的地位是低于毛主席和李立三的，60年代初以此事为蓝本拍摄电影《燎原》中的主角雷焕觉其实就是刘和李的混合体。从这个罢工斗争的胜利起，刘少奇作为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走上了历史舞台，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1948年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时他担任名誉委员长的渊源就在于此）。
此后刘少奇在上海、广州、武汉参加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1927年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在河北、上海、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从苏联回国后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冬进入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领导职工运动，后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这个时期中，他受到了王明路线的打击，由此逐渐认识到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应该实行深入群众、长期隐藏、积蓄力量的方针，并曾对当时中共党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进行过某些抵制，在当时的中央内部是难能可贵的。他对王明路线的系统批判主要集中在1936年他到华北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这个时期，他撰写的一系列文章提出要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从而奠定了他在白区领导工作中正确路线代表的地位。
1937年他参加了在延安的白区党代会。会上他尖锐的就白区错误路线问题批评了张闻天等人，这个批评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尽管当时还不具备对教条主义加以系统揭露的条件，但是，刘少奇敢于用正确路线顶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的勇气一定给毛主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由于王明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而刘少奇作为资格很老的中央负责人对此有较早和较早的批判和纠正，他被认为是白区工作的模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抗战全面开始时刘少奇深入敌后，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原局书记，随后组织力量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这一时期，刘少奇坚决抵制了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投降主义错误，特别是他在皖南事变中第一个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而在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这个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方针，正是刘向中央提出的，并说服了毛主席（毛主席最初的部署是展开军事反击，消灭华中的国民党顽军）。对皖南事变的正确处理和解决，很大地提高了我党在国际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力，胡乔木认为，对皖南事变解决，使毛主席在党内的核心地位更加巩固。而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处变不惊和判断才能无疑又给他加分不少。
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整风全面展开后，对中央领导机关的改组提上议事日程，在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中既有理论水平又有指导抗日根据地斗争实践经验的并不多，加上考虑到党内的资格问题，比较符合条件的就是刘少奇和任弼时同志，这里要特别强调，刘少奇和任弼时同志在1940年和1941年都没有突出的歌颂过毛主席，这两人地位的上升，完全是当时工作的客观需要和条件使然，如果说当时看刘少奇是历史上一贯支持毛主席的，那么苏区时期的“赣南会议”上严厉批评毛主席的人中就有任弼时同志，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立党为公，正是毛主席一贯的原则和作风。某些所谓学者，恶意杜撰和拼凑材料，是为了造谣诋毁毛主席和中国革命，捏造出一个整风“阴谋论”来，我在这里只是提及一点，希望相关同志能够写出更多的有说服力批驳文章来，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当刘少奇按毛主席的安排于1942年12月底从苏北回到延安后（刘从接到电报到返抵延安用了近一年，沿路指导了各个根据地的斗争），立即投入了中央领导工作和指导党的宣传组织工作中。延安时期的刘少奇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党的七大上他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提法为全党所认可和拥护。在之前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对刘少奇贡献作了充分肯定。七大上刘少奇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书记处排名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他的地位得到了确认。解放战争中刘少奇担任过中央工委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主持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在土改运动中搞“搬石头”则是他一个明显的错误，而且为日后的四清运动打击基层干部扩大化留下了伏笔。
综合以上史实，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毛主席和刘少奇两人战友关系是确立在刘少奇拥护、捍卫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基础上的，毛主席曾指出：“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毛主席成为我党领袖是实践检验的结果，是全党全军公认的选择，即使没有刘少奇，毛主席的地位也是不可撼动的。在帮助全党认识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刘少奇成为了毛主席的助手，这也是历史给予他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事实。但是，就在延安时期，刘在写作《论共产党员修养》时表现出一些唯心主义思想的苗头（这个苗头也体现在他给续范亭的信中），毛主席即在刘给续范亭信件上做了很多批语，严肃而认真的指出了这一点。现在有人说，毛主席对《论共产党员修养》一开始就是完全肯定的，这不符合事实，应该说是基本肯定，有所批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的唯心主义思想并未完全改正，这就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一个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刘少奇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毛主席事实上的接班人，世界观方法论上存在的哪怕微小的缺陷和不足，也有可能会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这是历史反复证明过的真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也就在于此了。
建国以后，刘少奇担任了一系列显要职务，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职责。毛主席从52年国民经济恢复基本结束和大规模计划建设开始的时候起逐步考虑改变党和国家的领导结构，53年斯大林逝世更加坚定了毛主席设立中央一二线制度的决心。刘少奇是中央一线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先被毛主席拟定为议长（人大委员长）的人选，高岗事件爆发后他的地位更加巩固。八大上刘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并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一），八大公布中央委员名单序列是按得票多少为序列的，刘少奇的名字就排在毛泽东主席后面，说明他得的很可能是全票。八大后中央的一二线制度开始形成了，刘少奇正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尽管没有正式的制度规定），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1959年二届人大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注意：当时的我国宪法（1954年版）有这样的规定：
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第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 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
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这里的国防委员会和最高国务会议的设置说明当年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时是有相当的实际职权（这两个机构在后来恢复国家主席职位时并没有一起恢复）
关于49年以后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关系的讨论文章已经非常繁多，笔者不想重复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内容，下面只讲几个大家可能忽略的几个方面或细节，与大家探讨研究：
一、刘少奇年谱提到： 1957年12月30日 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12月31日 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度财政预算问题。 1958年的全年，他去了很多省市视察讲话，对于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大加赞赏。关于刘在大跃进中的言论集，网上已有，可以参考，这至少说明刘在大跃进时是积极参与的。而毛主席和周总理在1958年8——10月间都把精力大量投入了炮击金门、与美蒋斗争中去了。就在58年的8——9月份，报纸上粮食产量的夸大吹嘘到了顶峰，那个著名的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0434斤就登在 9月13日 的人民日报上。同时期那些日子，毛主席正在外地视察并随时关注着 9月15日 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毛主席在 9月15日 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表了回顾金门炮击的讲话，讲话中提到：“金门打炮每一个环节都是我跟总理搞的，如何打法等等。那么一个严重的局面，美国十二艘航空母舰来了六艘，第七舰队是他最大的舰队，搞边缘政策，护航。”等等，毛主席还写下了“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仅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的名言。毛主席在建国以后对于捍卫马列主义纯洁性、保卫国家安全、领土主权等问题看得最重，投入精力也最多，而纯属具体业务性质的工作则过问较少（除非他认为某项工作有巨大的理论或现实意义），换句话说，毛主席对重大问题抓得很紧，而对细节问题并不太在心。（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 1956年到1966年8月，这种具体业务工作主要由中央一线负责人承担，1966年8月以后主要由周总理承担。顺便再说一句，毛主席讲过，蒋介石不看中央日报，他不看人民日报，这说明了他对于常规性的宣传工作关注并不多（那是宣传部门和党务领导机关的事情），1959年他卸任国家主席更有不愿意被繁琐礼节束缚的意味在其中。
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书面报告，并在会上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补充说明，在发言中要求全党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技枝节节、吞吞吐吐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甚至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但，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报告和讲话里没有提到他个人（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是否也有错误，是否也需要承认和纠正，也没有讲到他所分管的部门所存在的问题。而毛主席在会上则指出：“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它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敬爱的周总理在会议闭幕式上也主动提到：对于几年来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其下属部门要负很大的责任。这里还要提到一点，公正客观的说，不管林彪当时主观真实想法是什么，他在该次会议上所讲的“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这些内容传达到基层后，对于团结全党、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三、邓力群同志1981年传达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一个讲话中提到，当时包括他在内，不少人都在背后暗中议论，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毛主席以后的最高领导人似乎应该有很强军队背景的人来担任，而刘少奇并不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尤其是在60年代初中国周边国际环境形势严峻，帝修反联合大反华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尤为突出。我想，毛主席在1966年（当时正是美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而苏联对我国边境压力越来越大，印度始终威胁我西部的时候）更换接班人时应该也考虑到了这一点的。
四、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和刘少奇发生了公开争执，关于会议的情况，介绍的文章很多，本人认为，目前为止，最权威的是中央文献版的《毛泽东传》，里面透露出的相关信息是很值得重视的。从公布的内容看，毛主席牢牢的把握住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个关键问题，强调“‘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同时尖锐的指出“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这些振聋发聩的教导，今天听起来都是字字珠玑啊。而刘少奇的观点，即派出大量工作队，订立繁琐条文（有兴趣者可以看看后十条，对比一下前十条和二十三条，就清楚了）狠整基层，人人过关，尽管可能对整顿基层干部作风起点作用，但远远不起治标的作用。刘的这种思想，前有1948年“搬石头”，后有文革初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时候起，毛、刘之间的路线对立就明显了。这里还要提两个细节，1、12月15日会议上，刘少奇还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的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毛主席说：“不能征购。要到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周总理插话：“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毛主席特别指出，“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2、12月20日会议上，毛主席在举例时提到了煤炭部长张霖之的名字（这只是回应刘少奇问：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派？），毛主席提出：把张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张去蹲点。这只是举个例子说明高级领导需要改造而已，并不是针对张霖之个人的，张在文革中不幸身亡后，1970年国务院业务组就发文明确他是革命干部（该文是周总理亲笔起草的，参见周恩来选集），1975年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六、文革发动后，在运动中出现了镇压学生和其他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现在披露的资料看，这种镇压的确是有的，且部分单位和地区的矛盾还很激烈。 1966年8月4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讲道：“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
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请大家注意，毛主席话中提到了“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结合前文所述，应该有所体会了吧。毛主席曾讲过他自己“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历史无可挽回的走到了毛刘分手的这一步。另有两个细节不得不提及，1、现在网上很多文章都介绍了 8月4日 会议上毛主席对刘少奇那些尖锐的批评，但几乎没有提及，在毛主席讲了“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后，刘少奇当即顶了一句“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如此针锋相对的回应；2、据中央文献版《周恩来传》记载，总理在66年8月的内部打招呼会议上讲，毛主席写好《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让周总理向全会传达，但是，随即又将大字报收回去了，隔了一天，才再次交给总理。从这一发一收再发的过程中，是否可以看出，那时毛主席其实也在认真和全面思考刘少奇的问题，并没有立即做决断。最终考虑的结果，用周总理的话说就是：“毛主席已经下了决心，要改组常委”。
七、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改组中央领导机关后，刘少奇也是逐步离开领导岗位的，据笔者看到的文革中一个材料，刘少奇在66年的8、9月还是继续批阅文件工作的（材料中提到了刘和邓对于成立红卫兵纠察队的批示）， 1966年9月2日 越南国庆，我国仍以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联名的形式发去电报祝贺，电报也全文登载于人民日报上。从1966年8月到11月，刘继续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参加毛主席八次检阅红卫兵，其中1966年国庆节那次，做为国家主席的他排名在第三位，仅次于毛主席和林彪。随着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精神的传达，刘少奇才停止了工作， 1966年12月6日 刘出席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作了发言，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中央会议。据中央文献版《周恩来传》记载，1967年1月中央决定，刘少奇等不再参加会议。
八、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确考虑继续保留刘少奇的一定位置，关于这个，介绍的文章也很多的。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直到1967年2月，毛主席还提出，一方面要批判《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方面将来九大要选刘做中央委员。但是，越来越多的揭发刘历史问题的材料改变了这一切，下来的事情大家都了解了，成立了专案并于1968年10月的党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定案。对于历史问题和后来的功绩的关系，毛主席曾说过：“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见毛泽东传） 应该说,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很全面的。至于刘案本身，因本文侧重于路线方面，就不多讨论了。
现在，很多人看到这段历史后都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毛主席最初为何会赞赏刘少奇，后来却与之决裂，我想，合离皆因路线起这样的回答是能够令人信服的。对于毛主席和刘少奇关系的变化，美国著名作家斯诺在1970年访华后写的文章中讲到，毛和刘的决裂，关键在于这对相互间认识了45年（1922年到1966年）的领导人其实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斯诺准确的看出了毛刘之间是路线之争，而不是什么权力之争，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比很多中国人清楚。当然，本文仅是从这个角度小小的做了一个尝试而已，希望能看到相关的更多文章。
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书写历史本是严肃的事情，而当下戏说、炒作满天飞，妖魔化毛泽东时代成为某些人出名的捷径，不少媒体跟风追捧，抄来转去，以讹传讹，影响极坏。长期以来，毛刘关系一直是某系炒作的重点，在将一些情节颠来倒去讲了无数遍以后，去年《炎黄春秋》上演了一出好戏，它先是发表了顾英奇《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文中比较客观的讲述了对刘少奇抢救的过程，但文中却有一个明显至极的错误，把刘少奇的去世地点说成是洛阳而不是郑州。然后《炎黄春秋》再发表文章拿这个明显的错误开刀，进而否定顾英奇全文，再次挑起争端，以混淆视听，攻击毛泽东主席。这种编辑发文时故意在文章中留把柄的手段（若不是故意，那就说明《炎黄春秋》编辑、校对水平太低，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没有），用卑劣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在这里，笔者倒是要对一个涉及刘少奇逝世后骨灰海葬的细节提出点质疑，在网上到处流传的《刘少奇骨灰海葬始末》中都说是刘伯承元帅提议由海军执行该海葬任务的，但是，刘伯承元帅自1973年以后就丧失了思维能力（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是1973年8月出席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5年以后，又多年患病形成了多脏器衰竭，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的能力，这样一个人，是如何在1980年提议为刘少奇海葬的呢？可能性近乎为零吧。不知道如《炎黄春秋》之类的某系刊物看了这点后，有何感想，是不是也要因为一个细节而去否定全文呢？！
历史的记忆中总有很多的人和事像金子般的闪耀，毛主席的一生，立党为公，彪炳史册，无私无畏，彻底革命。他考虑问题都是从政治路线高度出发的，他捍卫的是党、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事物的发展本身多数就是在曲折中前进，不可能要求任何人在一开始就预见到后来的变化，也不可能要求任何人在后来面对事物变化时不做相应的调整。1965年9月，毛主席曾对彭德怀同志讲过，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而伟大导师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掷地有声的讲话则更值得我们深思：“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是的，今天，穿过历史，结合现实，我们应该而且能够理解毛泽东主席了，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上，在这“好戏不断”的2010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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