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时间检验真伪--兼评东夫《“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

让时间检验真伪　　

——兼评东夫《“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　　

宋晓丽 姚齐源

1998年10月，原四川省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写了《我对原温江地区大跃进中的两个问题的交代》（下简称《交代》）一文，对他经历过的两个重要历史事件——“大跃进”中的粮食产量“放卫星”，及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该地区有粮食却饿死人的问题（以下简称“两个问题”），做了“大夸大，不缩小”的陈述。　　

检验真理靠实践，检验真伪靠时间。这个《交代》，可以说经历了三十年的时间检验，因为，在“宋文彬文史资料”博客中发表的宋在文革前期1968年写的《检查两个错误》（下简称《检查》，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mbda.html），就是《交代》的原始稿。对比这两份文献，再看看时下“热”到发烫的诸如东夫的《“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下简称《成因》）一类的文章，不能不令人感慨：对于那段过于复杂的历史，无论它是由“王”写还是由“寇”写，由政客写还是由史家写，最终，都还是需要靠足够的时间，去检验其真伪。　　

1、东夫“特殊成因”说的漏洞　　

特别热衷于拿李井泉说事的东夫，在写了“撼世”大作《麦苗青，菜花黄》后，去年又发表了《成因》一文，对三年困难时期四川超常严重饥荒的“特殊成因”，作出了一个带有“终极版”味道的结论：　　

……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于：从1949年中共建政伊始到“大跃进”期间，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笔者认为，由于统揽地方大权的李井泉不遗余力地追随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顽固推行极左政策，加上中央对四川的粮食等农产品外调施加了强大压力，甚至不惜以四川农民的生命为代价，结果把素有“粮仓”盛名的四川变成了大饥荒的重灾区。　　

简而言之，四川饥荒持续久、饿死人多的“特殊成因”，主要是从中央到四川一致要对四川搞粮食高征购，其中“统揽地方大权”、“不遗余力地追随毛泽东”的“极左分子”李井泉个人的因素，又特别突出。经过从《麦苗青，菜花黄》艺术性极强的宣传，到《墓碑》的全面“论证”，以及挨李井泉“整”过的廖伯康的渲染，“李井泉要对四川大饥荒负重责”这个结论，眼下已成为许多人接受的定论。　　

无须讳言，由于历史、文化及个人的诸种原因，李井泉在治理四川的过程中，时断时续地出现过一些“左”的东西。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生态，与其它地方相比，李井泉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独到”之处，但并无本质差异。何以如是说？根据东夫以政绩优劣判善恶的法则去推理，李井泉既然是一个一如既往的“极左”分子，那么李对四川的治理，就应该是一如既往地糟糕透顶：全国出大问题的时候，四川就该出最大的问题；全国形势好的时候，四川也决不可能好于全国。以这样的“东夫思维”去观察，如何认识下面这样一些史实，就真要费尽心思而难得其解了：　　

——自1962年走出困难时期后，到1966年（李井泉结束治理四川）截止，全国粮食年均递增6%，而四川则递增9%，相当于1966年多增产了粮食90亿斤。四川人均粮食占有量，1962年比全国低7%，而1966年已高出6%。如果说仅仅比粮食还有某种偶然性，那么再看当时两种最重要的农产品：生猪与油料，同期全国增幅分别为1.93%和1.94%，四川则为2.23%和4.43%。　　

——如果因为四川是“天府之国”有农产品天然优势，那么再比基本工业产品增长：例如那时比较重要的钢材、水泥、发电量、化肥等，同期全国分别增长2.27%、 3.36%、1.80%、5.19%，而四川的增幅则分别是2.94%、5.67%、1.94%、7.12%，四川好于全国。　　

——如果说上述比较还不够全面的话，那么再看经济总量，1952年四川人均GDP只有全国的66%，而1966年已达到79%。注意到1978—2006的30年间，四川人均GDP与全国的比例有16年都是下降的，而且从未达到过李井泉时期的最高水平。　　

笔者绝不主张以“生产力标准”论成败，更不赞同仅仅凭某一时段的经济数据（哪怕足够多），就去对某人的治理作出评价。作为全国的一个局部，四川经济发展态势是由诸多的因素决定的：受历史条件，在全国的地位，国家的战略决策等影响，经济量的增减绝非一个“李井泉因素”就能决定。而东夫等人实用主义地寻找出自己需要的一堆数据，去论证其要为某人某事下的结论，因此笔者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非是要告诉此辈：思维不要过于简单化了。　　

在《从<墓碑>中的一桩历史公案说开去》一文中，笔者已分析过这一“特殊成因”。其中谈到一件基本事实：在“大跃进”接下来灾害已开始严重起来的1959年，作为全国粮基地的四川，减产幅度超乎寻常地接近了30%，比全国的15%降幅大了一倍，这事与调“过头粮”一起发生，无异于雪上加霜。东夫作为50年代初出生的四川人应该知道，“天府之国”四川的粮食生产出现此种异常，很值得深入研究。从宋文彬对于“两个问题”第一稿《检查》开始，到他最后写的《交代》，都介绍过一个重要的事实：四川1959年大面积地搞“万斤田”，极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导致了比全国严重得多的减收。《检查》中如是说：　　

李、邓决定四川搞一千三百万亩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田，给温江分配四百万亩。我先盲目迷信他们，省委第一书记、总书记研究决定，是经过考虑的，我接受了。后研究布置，要采取广东办法，2X2X5双龙出海密植法，发现人力、畜力、肥料和生产季节都不允许。当时只认为（四）百万亩不行，还没认为万斤不行。　　

《交代》中则说：　　

党中央郑州会议以后，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来西南视察工作，李井泉同志陪同邓小平同志到贵州省视察工作，给省委打电话回来，要四川省一九五九年种亩产一万斤的水稻一千万亩，亩产五千斤的水稻多少万亩，亩产两千斤的水稻多少万亩(后两个数字记不得了)，省委召开地、市、州委书记电话会议，省委书记、省长李大章同志进行了传达，具体布置我们温江地区种亩产一万斤的水稻四百万亩。　　

这才是导致了四川1959年粮食比全国大出近一倍的减产幅度（再加上调“过头粮”），从而使四川饥荒的特殊（即全国多数其它地方没有完全这样做）的“成因”。这一点，不仅在《墓碑》里没有讲清楚，就是在把“批李”转向“批邓”的《成因》一文中，也只是稀里糊涂地带过而已。《成因》把一贯的高征购、高指标、大跃进之类的东西加到四川身上，不能说一无道理，但对于四川比全国其它地方突出得多的饥荒，这些其实并未起“特殊”作用。为此，笔者曾经算过一笔帐：如果1959年四川的粮食减产幅度能与全国一样，就可以腾出救活约1200多万人的粮食，“饿死人多、时间长”的历史又焉有不改写之理？再反观后来的发展，如果硬要说这是李井泉对“左”热爱至极所致，就难以解释四川经济恢复的状况为何会明显好于全国。　　

2、“非线性”的历史与“线性”思维　　

明摆着是出于特殊的政治需要，在《成因》一文中，除了重复李井泉的“极左”之外，东夫又煞费心机地加了一个“邓小平因素”，指李的“极左”是受到了邓的支持。为此，东夫不惜狂耗笔墨：　　

——1949年底，共产党占领四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征粮，主政西南的邓小平以强硬手段组织了这场运动。……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缓慢，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等人一再做检讨。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将接力棒交给了李井泉。李井泉以激进著称，在不择手段方面与邓小平的作风投合，因而被邓看重，李对邓则几近崇拜。　　

——李井泉与邓小平的个人关系也日益密切。1952年四川合省，邓小平推荐李井泉为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1956年邓小平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开始参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重大决策，并被毛泽东有意作为接班人培养。邓对李井泉的信任和支持也强化了李井泉的地位，促使李井泉全力以赴地为中央效力。　　

——李井泉在“文革”中承认，他对邓一直有好感。邓到中央工作后，许多重大事情李都是先向邓汇报，然后按照邓的意见行事，“特别是干部问题上，常和他商量，再报中央”。　　

——邓小平获毛泽东的信任，担当了“大跃进”操盘手的角色（后来他也不得不承认，那时候头脑很热），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的狂热，与邓不无关系。　　

……　　

在一篇不到两万字的文章中，“批邓”文字如此之多，确实是东夫关于“饿死人”问题的一个“新创意”。有一点东夫倒是没有完全说错，作为“特殊成因”的四川的1000万亩万斤田，确实主要不是李井泉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总书记有关。于是按照“既然‘左’是灾难的原因，那么就要追究李井泉的后台邓小平也‘左’”的线性思维路线，东夫便把矛头转向了邓小平，这就很容易地达到了东夫等要达到的理论顶峰——最终把问题提高到了“GCD专制是万恶之源”的高度。但是，从东夫“这与邓小平在贵州宣传‘少种、高产、多收’有关”这句话不难看出，此公并未真正搞清楚事情的真正原委。此事最初宋文彬记载在《检查》中：　　

（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决定，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在五八年翻一番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四十。同时决定实行“少种、高产、多收”方针，主（逐）步实行“三三制”，搞高额丰产运动。我都接受了。　　

①李（井泉）、邓（小平）决定四川搞一千三百万亩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田，给温江分配四百万亩。……　　

到了写《交代》时，宋文彬关于此事的描述有了跟具体的内容：　　

一九五八年冬党中央郑州会议提出，农业“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具体解释是，耕地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种经济作物和饲料，三分之一轮息。党中央郑州会议以后，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来西南视察工作，李井泉同志陪同邓小平同志到贵州省视察工作，给省委打电话回来，要四川省一九五九年种亩产一万斤的水稻一千万亩，亩产五千斤的水稻多少万亩，亩产两千斤的水稻多少万亩(后两个数字记不得了)……　　

笔者在最初注意到这一事件时，多少感到有种种的别扭：1959年，大跃进“最狂热期”已经过去，为何四川还会有此“万斤田”之举？“万斤田”这样的荒唐行为，怎么会出自以“务实”著称的邓小平？对郑州会议决定逐步实行“三三制”更感意外，因为这与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的指导思想似乎出入太大。在反复仔细查阅了当时的相关文献才感到，对于复杂的、“非线性”发展的历史事件，实在不宜用“线性”思维去理解之。　　

在《中国园林》2002年第3期上，毕业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农业大学的著名园林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俊愉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重提大地园林化和城市园林化》的文章。其中说到：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提出：“要使我们祖国的山河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同年11～12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土地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　　

……　　

大地园林化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对祖国锦绣河山生态环境建设和全面绿化、美化以及生态建设宏伟目标的向往。今天在全国人民基本实现小康的情况下再提大地园林化，实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在留过洋的老专家眼里，50年前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做出的“大地园林化”战略决策，至今还“实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恐怕就不好简单地以一个“左”字概言之了。这里可以算一笔帐：1957年，全国谷物单产平均约为100公斤/亩，2008年达到了约370公斤/亩，提高了3倍多，超过了实行“三三制”所需要的单产。此即是说，当年这个宏伟目标至少在技术上是有其可行性的。特别是在被今人概括为“以粮为纲”的年代里，能够提出这样具有“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性措施，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而非一些人喜欢说的“好大喜功”。就此而言，邓小平、李井泉贯彻中央这一战略部署，本来无可厚非。　　

然而，对实现“大地园林化”过于积极的邓、李二人，却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按照前面的算帐，推行“三三制”完全无必要去搞什么“万斤田”，只要有比原来高出两倍的产量即可。就四川而言，即便是优势不大的小麦，90年代初单产超过1957年的2倍以上，技术基础也是存在的，而四川有优势的水稻，只要搞个大约1500斤的亩产即可。因此，提出要单产高出近20倍的“万斤田”，实在是大无必要。特别是1958年各地已经出过不少“万斤田”笑话，身处总揽全局地位、应该知道些“内部情况”的总书记，就更不该出此误招。　　

为什么作为一个既有务实思想、又有战略远见领导者的邓小平，当年竟然会做出这种决定，人们不妨继续去做种种研究或猜测，但无论怎么样去研究或猜测，有一个结论则是毫无疑问的：在那个年代，即便像是邓小平这样后来领导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人，也同样难免犯重大错误。　　

无论是东夫的《麦苗青，菜花黄》，还是杨继绳的《墓碑》，翻来覆去地就是想说一个意思：“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饥荒，根子都在制度。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否则中共建国以后就不必进行不断的制度改革了，但其最大可疑之处，就是难以解释中国恰恰是在“制度根子上就不好”的中共手中、而不是在其它什么政党手中，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为世界强国。其实，这种认定了中共“只左而不右”的线性思维，否定了中国近代历史曲折、复杂的非线性历程，否定了邓小平所说的“在黑暗中”艰难探索的过程。有探索就会有试错。东夫们不是盛赞美国“最完美”的民主制度吗？但正是有着“完美制度”美国，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仅犯错误，而且一次又一次地重犯同一种错误：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试图以武力战胜“独裁政权”，至少不成功；越战再次犯同一错误，大败而归；20多年后又到伊拉克去一错再错。而且，这是一个科技、经济、政治都世界第一的国家之所为，其制度能说就“完美”了吗？所以，对于“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那一段惨痛历史，你可以将之归咎于制度上的缺陷，但也可以说：制度因素有其影响，但这同时也是一个长期落后的大国在艰难探索中的一次重大“试错”。这就取决于人们是线性地还是非线性地观察、研究历史了。而最后的结论，也只能靠时间的检验，去鉴别其真伪；而不能靠占据“主流”而展开姿意的想象，靠夸大其词的宣传，甚至靠刻意造势，去对历史做“结论”，最终使一些相信其“结论”的人对其“历史预见”终感失望。对此后面还要做进一步探讨。　　

3、伪造出的“历史场景”　　

“文革”中曾在某报搞过新闻的东夫，大概是习惯了那个年代新闻人爱用的“情景创作”，去制造出一种包围读者心态的语境氛围，从而提高自己文章的“心灵穿透力”。在《成因》这样原本属于研讨性的文章中，此公凭着自己的丰富想象力，对人物的心理活动展开尽情的“文艺创作”，不仅夸张离谱，还不能不编造谣言，留下笑柄。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廖志高敢于如此解释毛泽东的话，是因为掌握了李井泉提供的背景信息。在向地委书记传达时，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读了毛的信后宣称自己是“悲观派”，廖志高便向他交底说，主席这样写，是因为“北京有冷空气，主席有压力”，暗示毛所写的并不是真心话，宋听后吓得赶紧作检讨。　　

只要恢复当年的真实历史场景，就不难看出这段描述绘声绘色的实在是中看不中用。不妨来看看宋在40年前的《检查》中是怎么说的：　　

旧省委在成都召开西川地区地、市、州委书记会议……。我在这个会议上讲了我的意见，被廖（志高）批为“吹冷风”，虽没点我的名，但我知道是指我……先我问郫（县）意见，他们说下面研究的4X7寸，省委问郫（县）3X6寸怎么样，他们又说可以。我发火了，冒了两句：“我是稳健派，不是激进派。”最后决定，按他们的黑“纪要”办。我又从私字出发，怕犯错误，没敢坚持。　　

宋文彬政治上比较谨慎，一般讳言自己是什么“派”别，在反对给温江下达的400万亩“万斤田”任务时，情急之下用过一次自己属于什么“派”的说法。而其原话，是说自己是“稳健派”而不是“激进派”，东夫却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一个颇具“伤感”色彩的“悲观派”说法，无疑可以增强其“艺术感染力”。而制造出廖志高给宋文彬“交底”这样一个“私密动作”，更塑造出了廖的“阴谋家”形象，连“文革”中喜欢玩这一手的造反派都不能不佩服这一高招出蓝胜蓝。至于宋文彬被“吓得赶紧作检讨”一事，就更是拙劣透顶的“人物心理创作”，请问：宋文彬究竟在什么地方、做过什么“检讨”？事实是：李井泉确实说过“宋文彬还没给我检查呢”，但此时的宋在与地委常委商量后，就到了李井泉那里，非但不做检讨，而是“危言耸听”地说了温江切不可搞400万亩“万斤田”的理由，而且李也接受了宋的意见（如果按照东夫的“场景创作”，倒是不妨说是宋文彬把李井泉“吓”倒了），这才是“终极版”的真实场景。东夫这简单几句戏剧化描述，借宋的“畏缩”去衬托出李井泉之“独裁”、“威严”，把严肃的研史文章写成了“新编历史剧”，真该奖励他一枚“一等戏说历史勋章”。　　

这种以戏说方式伪造历史场景的笔法，在东夫文章中几乎是随处可见。如：　　

1950年1月，200万人的征粮工作队进入全川各地乡村和城镇，以征收1949年公粮的名义，开始全省范围的强制性征粮，随即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　　

这里隐藏的逻辑，无疑是想说建国初期的四川严重的匪患，是因GCD强制性征粮所致。这真要令那些费了许多力气，搜集了大量资料研究建国初期剿匪史的人蒙“羞”。　　

再如：　　

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10]，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　　

那么，对李大章“不满”、又在干部问题上听计于李井泉（他与李大章有矛盾）的邓小平，就该想方设法地迫害我们的“大章同志”，那又如何解释1960年成立新西南局后，作为四川省长（而不是书记）的李大章却能当到西南局的二把手（常务书记）？　　

再再如：　　

李井泉在粮食征购上对中央的特殊贡献，使其个人政治地位大大提高。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李井泉和柯庆施、谭震林一起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了全国各省区第一书记中的拔尖人物。　　

真是绝妙无比，这可算得上是传说中的那个“李井泉用几百万四川人的命换了个政治局委员”的翻版。本来，中共八大以后政治局补选，是在当时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有着多种的、复杂的考虑，而东夫先生拿一个“调粮有功”，就解释了李的政治升迁史，真把那时的干部提拔当成小孩子“过家家”了。　　

……　　

等等等等，难一一而足之。如今，随着那个年代的越来越远去，人们对“困难时期”等的看法，越来越容易受后来叙述者的影响。而由于历史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出自何种原因或目的——或者是记忆有误，或者是感情用事，抑或是政治需要，再或者是想改写个人历史，等等等等，这些“后来叙述”，都多多少少带上了种种“加工色彩”，这就为东夫这类急于重写历史者创造了绝好机会，他们将这些“色彩”堆砌在一起，“布置”出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场景”，让人们习惯于在这种场景环境的包围、影响下去看待历史，从而大大提高了东夫之类的宣传品的“信用度”。下面这个例子虽然小，就颇有寓意：　　

主管宣传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阎秀峰曾因阻止报道郫县红光公社的万斤田消息而挨了李井泉的骂，被下放到红光公社蹲点。　　

这里，一个悄悄加进来的“下放”，就巧妙地布置了一个“被迫害”的“惨景”。在过多过滥的伪造下，“下放”如今已经成了那个年代某人被“贬谪”的同义语：被打成“右派”后要被“下放”，压缩回乡的人口叫“下放”，知青下乡也叫“下放”……“下放”于是就等同于了“悲惨遭遇”。于是，李井泉的“亲信”阎秀峰到郫县“下放”，就当然是一种惩罚。　　

在那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看来，这真是有点滑稽：且不说李井泉确实一直重用的阎秀峰“文革”前从来就没有受过惩罚，东夫说的阎1959年到郫县下放，本是李要他去搞密植试点，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享受到这种“下放”待遇恰恰是可能是要提拔的前兆。这种“下放=惩罚”的细微奥妙的历史场景编造，今天甚至被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推广应用”，例如自称在四川受李井泉排斥的省委副部长马XX、明X等，就曾暗示自己当年被下放担任县委书记是被贬谪。这种说法可以骗骗不知情的后人，但知情者则会如此去揭穿这种伪造：就在这些人被“排斥”的同时，李井泉的“亲信”、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李的秘书黄流，李井泉从晋绥一直带到四川的“随从”、省委副秘书长周颐，李井泉的秘书陈震寰……，当时也都曾被“下放”去当县委书记。再联想到那位“正省级历史伪造者”廖伯康之所为，人们不禁要哀叹：眼下，连某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也要加入到“历史改写”队伍中去，那一段本来就复杂的历史，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　　

4、“政治道具”与历史逻辑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饿死人过多一事，无疑是建国后经济建设最重大失误所造成的一个最严重后果，即便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都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如果真是立足于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东夫、杨继绳等人对此事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无论观点多么出格，言辞多么激烈，本来都不必苛责。然此辈的“巨著”，显然已经远远脱离了“研究”的范畴，更多地透出了一种政治上的谋略，甚至透出一股子腾腾杀气。《成因》一文在讲述完了李井泉受1000亩“万斤田”任务后，就有这样一段来势汹汹的论断：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重用邓小平，邓小平则把毛的意图传达给李井泉，李井泉便义无反顾地忠实执行——这是解读“大跃进”中李井泉狂热表现的一个关键点。　　

东夫的这个把毛泽东、邓小平、李井泉都拉到一起的所谓“关键点”，是欲言又止，他真正想说的是：仅仅说一贯“左”的毛泽东之“左”，尚只算是特例，只有GCD里“最务实”的邓小平也不过是毛的一丘之貉，才能体现杨继绳所说的，饿死人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而是ZG实行的制度从根上就烂掉了。因此，被右翼法学家们所指唯一支撑GCD“执政合法性”的“政绩合法性”，不唯在毛泽东主政的前三十年就一塌糊涂，由于邓某人有大罪在身，所以他后来继续主政也无合法性可言。进而，杨继绳、东夫等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向国人献上最后一道“大菜”：他们通过《炎黄春秋》（笔者就是从该刊物中查到《成因》全文的）等媒体号召的中国式“颜色革命”，很有必要且非常及时。东夫要用“关键点”一词，就是要点出其结论的这一“深刻”或者说真实内涵。　　

这里暂且放下“烂制度”，先沿着东夫的思路往下走：邓小平既然是秉承毛泽东之意，在“大跃进”最狂热的1958年过去之后，还要指示李井泉搞“万斤田”，而且，既然李井泉已经知道邓小平已位居“毛泽东参谋长”高位，那么，下面一件宋文彬先后在《检查》和《交代》中都说到的事，就显得十分诡诡谲：　　

我把话（录者注：即向李井泉解释温江为什么不能搞400万亩万斤田一事）讲尽了以后，李井泉成（沉）默了一会儿，很勉强地说：“也许你考虑的比我实际一些。”问我你们的意见怎么办？我把我们的意见又讲了一遍。最后（李井泉）勉强地说：“那你们就按你们的意见搞吧！！！”我才回去把我们的意见传下去。把四百万亩产万斤和2X2X5密植吹了，可是坚持了一个五（千斤）、一个两（千斤）的计划，和4X7寸密植。　　

须知，李井泉从邓小平那里奉命而来的“圣旨”，是搞1000万亩“万斤田”，而被宋文彬这一“吹”，就少了40%！有邓小平撑腰，又有东夫说的毛泽东的私下授意，“以激进著称”，“不择手段”，在“大跃进”中表现“狂热”的李井泉，仅仅听了一位地委书记的话，居然就放弃了他的好大喜功，这就实在不像是东夫笔下那个霸气十足的“李政委”了；而且，在四川位极人臣说一不二的“李政委”，居然还会承认这位自“放卫星”以来就同他“闹别扭”的宋文彬“比我实际一些”，更是实在需要东夫再写点“补充剧本”。　　

要解释李井泉的这种矛盾表现，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维：　　

——第一种，为了否定GCD执政合法性的需要，继续把历史事件和人物当作“道具”，这就需要继续编出更多的瞎话，伪造出更多的历史场景，例如像杨继绳把李井泉演绎成了一位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理学家”那样。而越是这样，就越是会漏洞百出，愚不可及。　　

——第二种，就是承认历史本来的“非线性逻辑”：既要承认从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到李井泉在大跃进的“左”的错误，又要承认他们在之后的“右”的校正，还要承认这种校正过程中还会有反复。而这种反复，即基本政策不断的“左-右-左-右……”的调整，恰恰是执政以后的中共与其它类似政党的一个重大差别，是其能将一个积贫积弱之国逐步引入世界大国行列的“秘诀”之所在。　　

笔者曾仔细研究过李井泉在执行“万斤田”过程中的“四次摇摆”，研究过在东夫、杨继绳之类看起来很别扭的李敢于违抗“毛泽东之右”，及其追随“邓小平之左”的怪异行为，研究过李井泉至少在温江地区“万斤田”问题上尚能“不唯上”而能“唯实”的行为（这保住了温江当年减产幅度低于全省，从而保留了这个天府之国的核心区域对全省的支撑能力）。其实，这四次摇摆，也恰恰是建国后经济建设道路艰难的探索过程的一个缩影。　　

最有意思的是，今日杨继绳、东夫笔下的“李极左”，在“史无前例”中，却被当年那些极左派看成是“反毛泽东思想”、“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如果认真翻一翻那时候出的“大批判作品”，人们可以找出“李极左”的大量“极右言论”，而现如今被东夫们大加渲染的李井泉追随邓小平坚定地执行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光辉事迹”，那时却被造反派们一笔勾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已逝去20余年的李井泉，在与“文革”大相径庭的今天，再度成为狠批猛斗的对象，而“颜色革命派”为其安排的角色则与“文革”完全相反，他又成了“忠实追随毛泽东的极左分子”，李在三十多年前就被造反派揭发出的“改革功绩”（走资本主义道路），又被全部抹杀了。　　

这一看似极其矛盾的现象，恰恰映衬出了中国非线性历史的最深刻之所在：一个真实的李井泉，与其他一些既有过“忠实追随毛泽东”历史、又有过“反对毛泽东思想”经历的高级领导干部们类似，既不是什么“一贯”的“左派”，也不是什么“从来”的“右派”，而是在“左”和“右”中不断地反复调整、摸索前进的“试验派”；可能是军人出身的原因，李井泉做事有些过于操切，所以探索中出现过一些大的失误；加之李又被委以了四川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之重任，最终导致了较多的民怨官怨。非此认识，就难以解释李井泉“极右言论”与“极左言论”并存的历史，难以解释他在四川搞的那些“复辟倒退”，更难以解释四川为何在饥荒后能以快于全国的速度好转。而也正是因为李的这种起落较大的特点，也就使得无论是坚持“极左”还是“极右”的人们，都可以将之挑选出来，去当作彰显自己态度的最佳“政治道具”。　　

常为左派网站群殴的“凤凰网”，最近发了《四川大跃进人口损失占全国一半，事后如何过关》一文，对李井泉做了稍微客观一点的评价，招来右派网站群起而攻之。此事深有意味。其实，2009年以前，“凤凰卫视”一直是师从国内极右翼，为“08宪章派”们试图发起的“中国式颜色革命”帮忙。但奇怪的是，自2009年下半年起凤凰卫视悄然转向，开始宣扬“宪章派”们深恨的爱国主义，甚至要扭扭捏捏地为毛泽东、李井泉等说几句“不偏不倚”的话，居然全无了“浴火”壮烈“涅磐”风姿了。原因在哪里？别看“凤凰”那位刘总裁很是肠肥，却不脑满，当年他作出要为“颜色革命”敲边鼓的选择，是在谢韬、辛子陵、杨继绳等人鼓噪下，以为中国“颜色革命”时机成熟，当然极想入伙其中去分一杯羹；但是，随着中国在搞“特色”而不搞“普世”中崛起，08北京奥运会中国被莫名损害，特别是从08金融危机暴露出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中，刘老板终于看出这个世界眼下需要一点“向左转”了，才定下了要走“爱国路线”，尽管绝非真心，刘还是见机而作“脱右入左”，以不错过对“崛起红利”的分润。而着了迷要否定GCD执政合法性，誓为“颜色革命”做宣传的杨继绳、东夫等，似乎不如刘总裁明智，把自己重复多遍了的谎当作了真实，以为“颜色”指日可变，不依不饶地拿困难时期饿死人一事和“极左分子”李井泉当政治道具，幻妄着要为“革命”作“历史性贡献”。然而，随着“民主”与“民粹”纠缠不清而导致的右翼内部“经改派”与“政改派”的分裂，本来期望在某个20周年纪念日前后发起的“革命”，逐渐失去良机，悄然进入“低潮”，历史继续按照其自身的（而非杨继绳、东夫们想象甚至编造的）逻辑前进，这些“戏说家”们除了剩下几套供人玩赏的历史编造术外，只能茫然迷失于“革命自恋”之中。　　

中国数千年文明史极其复杂的历史逻辑，及其在战乱和被侵略中展开的近代史，使得任何试图变革者都不能不进行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探索。而中国共产党，在工业化这一社会发展中世界各国都难以避免“血腥周期”中，尽管也走了不小的弯路，甚至付出过惨痛代价，至今也还面临着诸多的棘手难题，但它毕竟是实践这一探索的一个耐久力最强的政党，也是在世界上所有共产党之中进行“左右”路线调整最多的一个党。这本身就证明，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共还算得上是一个具有一定自我校正能力的政党。有曲折不怕，就怕不能校正。有时侯，甚至在有了“好制度”情况下，也未必做得到能够恰当地自我调整。十九世纪就建立起了民主宪政体制、民主传统最悠久的法国，长期为偏“左”的福利市场制困扰，但其花费了近三十年时间，仍不能调整到偏“右”一点的制度上去，以至于经济停滞乃至倒退，足见“好制度”也确实不是万能的，这未必就不是一种“制度悲剧”？而有了困难时期的大饥荒教训，即便在“文革”那样的极左状态中，中国的农业也基本保持了发展，这就是“坏（？）制度”未必无效的例子。　　

历史已经也还将继续证明：既不能把“左”当作主要倾向，也不能把“右”当作绝对合理。合理的状态是：当左能左，则社会稳定，如建国初期；当右能右，则发展迅速，如改革开放；当左时不能左，甚至极右，则国破民乱，如建国以前；当右时不能右，甚至极左，则国贫民穷，如三年困难时期。这也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的中共不断的自我改革史的基本写照吧。　　

（本文是缩写，原文正在宋文彬文史资料研究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219308682中陆续刊出）　　

2010年11月18日——12月2日，第1-6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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