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文为10月6日增补稿
再驳赵于平扬朱抑毛的谬说
——并驳某些人扬蒋（百里）抑毛的谎言
奚兆永
最近，在网上看到赵于平写的一篇题为《看看到底是谁在扯谎——反击奚兆永 “神毛灭朱”的陈词滥调》的文章，此文无疑是冲着我的《驳赵玉平扬朱抑毛的谬说》而来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现象。有批评，又有反批评，这才像一个论战。可惜的是，赵文虽然气势汹汹，好像是要决一死战的样子，但是，整个文章除了谩骂还是谩骂，除了空话还是空话，并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论据出来。这样的文章当然也可以置之不理，不过，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决定还是作一回答。当然，我也很想利用此一机会，把上次文章意犹未尽的话，应该进一步补充的论证都写出来，于是就写成了这篇《再驳赵于平扬朱抑毛的谬说》；同时，在文中也对新出现的在“持久战”问题上扬蒋百里抑毛泽东的谎言进行了批驳。
一、从赵文的文风说起
赵文一开头就说，“自从《炎黄春秋》2009年第七期刊登了我的文章《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神坛众徒齐悲号。”有的人喜欢自我吹嘘，不过一般都是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像赵文这样公开露骨地为自己大吹大擂的，在论坛上还是不多见的。
赵文在大肆吹嘘自己的同时，对于论敌则是出言不逊，大骂出口。赵文骂道：“最近，有一位奚兆永先生，在某臭名昭著的宣传个人迷信的网站上著文《驳赵于平扬朱抑毛的谬说》，读罢这篇冗长沉闷的文章后发现，奚文通篇所用资料几乎都是文革前后个人迷信极盛时期的陈词滥调，除了重复当年歪曲或造假的所谓党史以及阿谀奉承、顶礼膜拜之词，了无新意，不值一驳。”
我的文章发表在《毛泽东旗帜网》、《网》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网》，还有不少网站和个人博客作了转载。在我看来，这些网站和博客都是很严肃的，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究竟有什么错？赵文凭什么对其破口大骂，说他们是“臭名昭著的宣传个人迷信的网站”？须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赵于平是一个公民，应改懂得宪法的尊严，何以如此无法无天？至于歌颂毛泽东，那也绝不只是这些网站。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民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三中全会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5页）胡锦涛在17大报告里也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现在我们正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歌颂毛泽东的影视节目随处可见。应该说，毛泽东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人民歌颂他，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大如天，极少数人想反对，你反对得了吗？倒是那个刊登大作的杂志，一贯反对马列，反对毛泽东，还常常造谣生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名声很不好，如果将“臭名昭著”四字移来用在它身上，那才是名副其实的，
赵文说“奚文通篇所用资料几乎都是文革前后个人迷信极盛时期的陈词滥调”，更属胡言乱语。我要在这里郑重声明，我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以下的出版物：《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自述》、《朱德选集》、《朱德诗选集》、《朱德自述》、《陈毅军事文选》、《何长工回忆录》等当事人的著述，再就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这些国际友人写的影响极为广泛的著作，还有就是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组织编辑的《遵义会议文献》，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毛泽东传》、《朱德传》、《周恩来传》等传记。应该说，这些都是研究毛泽东和朱德的必读之作，怎么可以把它们说成是“陈词滥调”？这样说是不是太不严肃了？而且，这些著作的写作时间有些就在历史发生的当时，有些是稍后进行的回忆，当然也有的是后来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档案资料编写而成的，明显地具有权威性；而其出版时间可以说没有一本是在所谓“文革前后个人迷信极盛时期”，赵文如此信口开河，颠倒黑白，实在令人感到吃惊。值得一提的是，赵文在说我引用的资料是“陈词滥调”的同时，又说我的文章“洋洋万言，引经据典”，既然引证的是经典，怎么又是“陈词滥调”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或者在赵文看来，凡是经典的东西都是陈旧的东西，都是应该除去的“陈言”，而只有他道听途说得来或干脆就是凭空臆测的才是具有新意的“真材实料”？但是，这种说法究竟又有谁会同意呢？
赵文还大骂奚某人“极其虚伪地说他自己是‘孤陋寡闻’。实际上，他是对朱老总的历史功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装聋作哑，自欺欺人，极力歪曲诬蔑，而对毛主席的功劳则添油加醋，插枝加叶，夸大溢美，无限拔高，以图达到矮化朱老总，丑化朱老总，抹煞朱老总，消除朱老总，从而可以顺利采用移花接木，偷天换日，瞒天过海的手段，把所有的功勋全都归并到‘神’的光环下，借以证明他们造‘神’的‘正确性’。他的最终目的，就是继续欺骗中国百姓跟着他们走，把中国重新拖回到文革专制的黑暗暴政中去，他们便可以‘继续革命’接班人的身份，名利双收，成为恢复红色王朝的‘中兴功臣’。”赵文用了这么多贬义成语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简直成了贬义成语展览，但是，我要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捏造罪名，其中没有任何一句话是说得对的，没有任何一个成语是用得正确的。试问赵于平：我说“恕我孤陋寡闻”只是说“红军之父”的说法过去没有听说过，何“虚伪”之有？又有什么根据说我对朱老总的历史功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装聋作哑，自欺欺人”？而我根据权威的资料来评价朱毛的历史功绩，你又有什么根据说我对毛泽东的功劳“添油加醋，插枝加叶，夸大溢美，无限拔高”？究竟“添加”、“夸大”、“拔高”了些什么？又有什么根据说我“矮化朱老总，丑化朱老总，抹煞朱老总，消除朱老总”？究竟“矮化”、“丑化”、“抹煞”、“消除”了些什么？还有什么“移花接木、偷天换日、瞒天过海的手段”也请一一指出。如果这些东西交代不出来，那就是诽谤，而诽谤是一种犯罪，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二、再谈所谓“红军之父”
赵文说，“奚某人声言朱老总是‘红军之父’一说没有根据，而我说，‘红军之父’与‘朱毛红军’是同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他们相伴而生，都是在红军初创时期，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形成的，许多老红军老八路早就知道。而且，它不但流传到党内外，军内外，传遍了全球，甚至也流传到敌人营垒。”
说什么早在“红军初创时期”，“红军之父”的说法就已经“传遍了全球，甚至也流传到敌人的营垒”，赵的这一说法有根据吗？斯诺是第一个进入苏区的外国人，但那时早已不是“红军初创时期”，而是1936年的事了。他在《西行漫记》中说，“中华天国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难以进入。自从1927年11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的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页）既然没有一个外国人来过并做过报道，又如何能够“传遍了全球”？这话能成立吗？
说到“敌人的营垒”，敌人会用“红军之父”来称呼朱德吗？这实在是天方夜谭。对于敌人如何称呼红军和朱德，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里有一段话非常真实地反映了“敌人的营垒”是怎么称呼朱德的：“我到延安以前，曾经在中国居住过七年之久。在这七年里，南京政府方面的报纸曾用‘赤匪头子’、‘共匪’、杀人犯、强盗、放火犯等各式各样的名称来称呼朱将军，国内国外的报纸也吠影吠声。”（《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页）这才是真实的情况，赵文所言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现在赵文又说史沫特莱是在她的《伟大的道路》的姊妹篇《中国的战歌》第21章里，谈到初见朱德的印象时说的：“他有50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
因为网上有人说“红军之父”是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首先说的。对此，上篇文章我曾查阅此书并据实进行了批驳。应该说，我的这个批驳是无懈可击的。赵文现在说是《中国的战歌》说的，那岂不正好证明《伟大的道路》中并无此说吗？问题在于，《中国的战歌》里说的是“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这和说“朱德是红军之父”难道是一回事？什么叫“像”？似是而非也。从史沫特莱的前后文看，这个“像”字，说的仅仅是年龄和外貌；而这一个“像”字，实际上就已经说明了他“不是红军之父”，这正如我们说“古月很像毛泽东”而其实并不是毛泽东一样，怎么能够因为他像就说他是毛泽东呢？这岂不荒唐！于是我又找来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一书。打开一看，该书只有10章，根本就没有赵文说的第21章，而书上的文字与赵的引文也颇不一样，那里明明写的是“就像是红军的父亲”，而不是什么“红军之父”。显然是某些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已经做过手脚。为正视听，我现在把书上那句话再引录如下：
“果然，他看上去就像是红军的父亲。他早已年过半百，皱纹很深的面孔和蔼可亲，他丰厚的嘴这时咧出一个宽阔的表示欢迎的笑，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搂住她的颈脖，吻了他的双颊。”（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页）
这里有个“果然”，这是因为，史沫特莱是由国际友人马海德大夫陪同去见朱德的，事前，马海德显然已向她介绍过朱德。至于赵文说什么“‘红军’是个集约词。这说明，史沫特莱早已听说朱德是‘红军之父’”就很让人费解了。什么是“集约词”？我没有听说过，查《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也没有找到这个说法。应该说，红军是一个“集合名词”，其特点是它既可以表示事物整体，也可以表示构成这个整体的每一个成员。史沫特莱在这里说“像是红军的父亲”，显然不是指红军整体，而是指它的构成成员；不是说朱德创造了红军，而是说他像一个红军的父亲，或者说像一个老农民。事实上，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里谈到初见朱德的印象时就说，“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页）显然，两本书对朱德最初印象的描写文字上虽然略有不同，但所表现的史沫特莱的感受却是完全一样的。
赵文又说，“澳大利亚墨尔本 《时代报》（《The Age》） 1976年7月8日关于朱德去世的报道文章的第一段，该文标题为：红色中国悼念去世的英雄，内容为‘少量人群围着报摊阅读官方讣告。讣告说，九十岁的革命战士昨天去世了。他通常被尊为中国红军之父。”
世界之大，为什么偏偏找一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这个《时代报》（《The Age》）的报道？应该说，《时代报》的这个报道是很可疑的。如果说，一个外国记者用《红色中国悼念去世的英雄》这样的标题是有可能的，但是若说“讣告说，九十岁的革命战士昨天去世了，他通常被尊为中国红军之父”，那就显得很不符合事实了。须知：朱德的讣告是由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出的，其中怎么会用像报道说的那种语言呢？实际上，真正的“官方讣告”对朱德的一生是这样评价的：“朱德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朱德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在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我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人民日报》1976年7月7日第一版）可见，该报道的语言既不是讣告的原话，也不是对这个讣告原话的概括。而且，“红军”是十年内战时期对人民军队的称呼，抗日战争时已改称八路军、新四军，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又改称人民解放军，前后的时间跨度长达近半个世纪，实际上，人们早已不用“红军”来称呼人民军队了，而报道者竟然还说什么“通常被尊为中国红军之父”，这样的报道符合当时的情况吗？
赵文还说，“1976年7月6日朱老总去世后，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各大报刊上刊登的各国领导人发来的唁电中，就有高度评价朱德是‘中国红军之父’这句话。这说明，长久以来，朱德是‘中国红军之父’早已蜚声国际。”
这又是弥天大谎。我曾为此查阅了当时的《人民日报》，该报从7月8日到7月24日确实连续刊登了大量各个国家和许多政党领导人的唁电，给了朱德以高度的评价。如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唁电中说，“中国确实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儿子”，还称他是“毛主席的最忠实的战友”。（《人民日报》1976年7月9日）但是却没有见到有称其为“中国红军之父”的。赵文如果坚持说有，就请指出是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是这样说的？登在哪天的《人民日报》上？如果指不出来，那就是凭空捏造，就是公开造谣！
值得一提的是，赵文还反守为攻地挑战说，“我倒要问问奚某，毛主席也在同一年去世，有没有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来电中称呼毛主席是‘中国红军之父’的？按照你的观点，只有‘缔造者’毛泽东才配得上‘中国红军之父’的称号，然而，出处在哪里呢？”
我声明，我没有说过什么“只有‘缔造者’毛泽东才配得上‘中国红军之父’”这句话，而且我对这个来自苏联的说法（苏联在国内战争时期曾经称托洛茨基为“红军之父”）以及来自中国封建社会的“父母官”一类的说法，都是持保留看法的。不过，我很感谢赵文的这个挑战，因为它给我提供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机会。我要说，如果我们在朱德逝世后发来的唁电里没有找到 “中国红军之父”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这样的说法，那么，在毛泽东逝世后发来的唁电里，有关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说法，却一再被提到。比如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金日成在唁电中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朝鲜人们最亲密的战友。”（《人民日报》1976年9月11日第一版）又如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唁电中说，“杰出的革命家、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把他的整个一生献给了现代中国的自由、独立、创立和发展的斗争，几十年意志领导了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人民。”（《人民日报》1976年7月11日第7版）甚至连尚未与我国正式建交的美国的总统福特在唁电中也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同上）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则在悼念文章里说，“任何语言确实都不足以描绘毛泽东同志的雄伟形象。”“毫无疑问，毛主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并且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一样，他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师。”（《人民日报》1976年9月14日第9版）当时，来自世界各国和各兄弟党领导人的唁电和悼念文章，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唁电和悼念文章，占据了《人民日报》绝大部分的篇幅，而且从9月11日一直登到9月30日，充分表达了人们对他的崇敬、爱戴、悲痛和怀念之情。即使在今天，毛泽东的影响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每天前往韶山故居和天安门纪念堂的群众总是络绎不绝，在他的生日和忌日，瞻仰的人群更是如同潮水一般。事实上，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这些又岂是某些人想反就能反得了的？人们没有也不会忘记毛泽东，他的思想和业绩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并将永远鼓舞继续奋斗。
三、毛泽东说“根本没有经验”是指什么？
赵文说，“关于‘十六字诀’，说一千道一万，毛主席的著作上他自己写得最清楚，1928年4月以前他‘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余部’到来后，才改变了局面。也就是说1928年4月前他并不知道或掌握‘十六字诀’。他自己都否定掉了，而你却还不死心，还在这里喋喋不休地瞎解释，啰嗦个没完。”文章还说什么，“你要真的有本事，就把毛主席著作里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给改了！”
赵文的这些话乃是对毛泽东著作的蓄意篡改。为了说明真相，这里且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有关的原话摘录如下：
“我们的战争是从1927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成熟出来了，那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毛泽东讲得很清楚，毛泽东所说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不是说他个人，而是说的1927年开始的“我们的战争”，是包括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也包括秋收起义开始时的情况在内的“我们的战争”，总之，是指整个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毫无疑问，它也包括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在内。应该说，包括毛泽东、朱德在内，当时所有的人对于革命战争都是“根本没有经验”的。而这个“根本没有经验”，与其说是军事的，不如说是政治的。就是说，还没有认识到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还不懂得攻打大城市是错误的，不懂得实行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因此，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乃至湘南暴动都失败了。至于十六字诀，它只能来源于革命战争的实践，而绝不可能来自朱德当年在滇军中的实践，更不可能是由他“带到井冈山来的”。毛泽东讲得很明确，“第二年四月”朱德领导的部队“转到了井冈山”，而十六字诀“产生出来”的时间却是“1928年5月开始”。如果是朱德“带来的”，怎么会有这个“时间差”呢？
赵文说，“我熟悉多位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如何长工、杨至成、宋裕和、李克如、聂鹤亭、刘型等，他们曾经亲口讲述，朱毛会师之后，井冈山的原有部队兴高采烈，纷纷奔走相告，说‘这下好了，来了个会打仗的’，‘朱军长有一个御敌的十六字诀’。”
赵文提到的这些老红军都已经去世，说他们“曾经亲口讲述”又怎么能教人相信呢？不过何长工留下了他的《何长工回忆录》，在这本回忆录里他曾明白无误地说，“后来，毛泽东同志就把这些经验总结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我军有名的战术原则。”（《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我在上篇文章曾经引用了这些话，实际上已经把赵文的谎言完全揭穿，不知他怎么还有勇气继续说这样的谎话？至于杨至成、李克文、聂鹤亭和刘型等，前三人是随朱德的部队到井冈山的，刘型虽然参加了秋收起义，但是却没有上井冈山，而是去了醴陵游击营，到1928年5月才上井冈山的，根本就不是“井冈山的原有部队”，又怎么会说“这样好了，来了个会打仗的”？至于说什么“朱军长有一个御敌的十六字诀”’，就是和朱德一起领导湘南暴动、担任党代表的陈毅都不知道朱德有这么一个“御敌的十六字诀”而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的”（《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这些下级军官又怎么会那样说呢？
赵文说，“奚某一会说‘毛泽东说从1928年5月开始只是表明，十六字诀是1928年4月28日朱毛会师以后产生的’，紧接着又说‘在遂川时(即1928年1月)就听到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个字原则了’，按照他的这两句自相矛盾的说法，无异于说‘1928年1月’是在1928年4月28日朱毛会师的后头，日子会倒着走，这难道是‘火星‘历法？真是颠三倒四，逻辑混乱，语无伦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又是赵文的恶意编造。我在上文引述了理论界关于十六字诀的三种观点，即朱德提出说，毛泽东提出说，和共同提出说，并且介绍了三种观点的依据。其中在介绍第二种观点时曾提被称为“井冈山之子”的到陈正人的看法：“在遂川时(即1928年1月)就听到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个字原则了，特别是这年的上半年，听得就更具体了。”（陈正人：《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从表面上看，陈正人的上述说法和毛泽东后来说“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如果用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看，二者其实并不矛盾。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一个过程，这就如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样。陈正人说1928年1月就听到毛泽东讲十六字诀，但是不太具体，说明还未最后成型；而讲“这年的上半年，听得就更具体了”，说明此时的“十六字诀”已经是完成形态。显然，他的话实际上反映了“十六字诀”从酝酿到成熟的过程。这有什么矛盾的？赵文批评别人“倒着走”、“颠三倒四”、“逻辑混乱”、“语无伦次”，除了说明自己不懂辩证法外，还能够说明什么呢？
最近网上有人撰文说，“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攻克遂川县城，并在遂川县城召开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上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诀’。当年的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说:‘在遂川时(即1928年1月)就听到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个字原则了，特别是这年的上半年，听得就更具体了。’”这一从“十二字诀”到“十六字诀”的说法，可以说进一步说清楚了“十六字诀”从不够完备到完备的产生过程。
关于运动战的战术原则，开国中将、井冈山时期老红军、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韩伟在《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一文中也有回忆。他说，“1927年12月，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毛泽东就对部队官兵讲了战术问题，他说，战无常法，要善于根据敌我情况，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下，抛掉旧的一套，来个战术思想的转变。打仗也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他还讲到走路问题，说：走路，连两三岁小孩也会，可是说到打仗，走路是一门好大的学问哩！他举了个例子，从前井冈山上有个老土匪，和‘官兵’打了几十年交道，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委员说打圈是个好经验，当然土匪打圈是消极的。我们要改它一句: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就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强敌来了，先领他兜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抓得狠，要打得干脆利落，要有缴获。最后他笑着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韩伟的这个说法和我上篇文章所引的《何长工回忆录》里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赵文几次提到何长工，似乎很崇拜何长工，怎么竟然不知道他生前写的《回忆录》呢？
赵文还说，“奚某说的‘毛泽东早在朱德上井冈山之前就已经带兵打仗的事实是对赵文说法的一个很好的回答’，我看这个回答并不‘很好’，而是‘很糟’，他的所谓‘早’，也太可怜了，因为‘朱德上井冈山之前’的时间，离开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时间仅仅只有短短的７个月。而且，毛主席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秋收起义，然而秋收起义的军事指挥却是卢德铭（中共党员，黄埔二期）而朱老总，此时已经从军十八年，在沙场上征战了十六年，早已是著名的游击战专家，军界名将。 毛主席再英明伟大，仅仅只经历这短短几个月的军事斗争实践，就能够从一个完全没有战争经验的政治家突变为一个成熟而老练的军事家，总结出如此精妙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来，岂不是天方夜谭？”
这里，又再一次暴露了赵文的单纯军事观点，看不到人民军队和旧的军阀军队的根本区别。在他看来，似乎只有进过军官学校、打过多年仗的人才能指挥军队，其实，没有进过军官学校、打仗经验不多的人照样能够指挥军队，并且战胜那些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并且富有经验的指挥者。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最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而在人民革命战争的初期，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乃至湖南暴动的，也并不乏进过云南讲武堂和黄埔军官学校的受过正规训练而又富有经验的军事人才，为什么失败了？按照赵文的说法，朱德“此时已经从军十八年（？），在沙场上征战了十六年（？），早已是著名的游击战专家，军界名将”，怎么也没有取得战争的胜利而要上井冈山呢？可见，这里需要的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在这里，政治才是真正的灵魂，它要比军事技术重要得多。当然，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秋收起义的部队在到达文家市之前也是准备攻打长沙的，但是，挫折教育了毛泽东，打长沙不行；这才有把起义部队转移至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沿罗霄山脉南下到井冈山的思想。正是这个极其光辉的思想，才使中国革命有了走向胜利的新起点。赵文提到了卢德铭，卢德铭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不过他的了不起不是因为他是黄埔出身并在北伐战争中屡建战功，也不是是因为他率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参加了秋收起义，并且担任了起义总指挥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而是他在文家市赞成毛泽东不进攻长沙而向罗霄山脉南部转移的主张，因而迅速统一了起义部队的思想。这再次说明指导思想和政治智慧对于军队的重要。可惜的是，在1927年9月25日遭敌人袭击后，为了掩护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当时年仅22岁。毛泽东为之痛惜不已，叹曰：“还我卢德铭！给我三个师也不换！”最近他被评为100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提出“十六字诀”还曾遭到许多有经验的“行家里手”的反对。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记述了当时毛泽东的话：“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人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为什么不赞成？因为那些有经验的军人在旧军官学校学的是正规战、阵地战的一套，那些学校是不讲游击战的。抗战开始后，国共再次合作，共产党向蒋介石提出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为蒋介石所接受，于是在南岳办起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共产党派以叶剑英为首的教官讲授有关游击战的课程。听讲者许多都是进过黄埔、讲武堂及其他军官学校的，他们听了共产党教官的课，大受启发，非常佩服。这也说明，旧式的军官学校是根本不知游击战为何物的。赵文把上井冈山之前的朱德吹捧为“游击专家”“军界名将”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朱德自己在谈到他以前的经历时很低调。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里曾这样写道：“朱将军谈到军阀割据的年代时，从没有打算把自己描绘成英雄。相反，他把自己所处的环境描绘成一场噩梦，他的身影好像是穿过了混乱的瘴雾，最初满怀自信和希望，接着是茫然和踌躇，最终还是陷入自己所一直反对的黩武主义的泥潭。”（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8页）他后来为什么要去找共产党，从这里也可以得到说明。赵文对朱德在旧军队的历史大加宣扬，朱德地下有知，也是会坚决反对的。
应该说，赵文现在提出这个“十六字诀”问题，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实际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朱德都没有说“十六字诀”是自己提出来的。既然他们自己都认为“朱毛不分家”，我们为什么要把他们对立起来，要分这个家呢？人们完全可以把它看做是两个人的共同创造。当然，根据井冈山时期许多重要当事人如陈毅、陈正人、何长工等的回忆，包括朱德本人在1962年的回忆，将其说成是以毛泽东为主的朱毛二人共同创造的可能要更加客观些。
四、关于“第四次反围剿”、遵义会议和“新三人团”
关于毛泽东对第四次反围剿的影响，我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经用大量事实进行了论述，赵文拿不出事实进行反驳，却拿一些空话来进行“反击”，说什么“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是由于‘毛主席的影响’的说法，你奚某不觉得滑稽可笑吗？身经百战的杰出的军事统帅朱德在李德未到之前，以他高超的指挥艺术亲自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你却认为这还不如毛主席的‘影响’重要，‘影响’这样神奇？没有职务，不在其位，也未谋其事，就能靠‘影响’无形的作用战场取胜？”
赵文显然不懂得精神与物质之间的辩证法。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了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马克思已经去世126年，恩格斯已经去世114年，列宁已经去世85年，斯大林已经去世56年，他们的理论在今天对我们还有没有影响？怎么毛泽东一被撤销了职务，他的影响就变得无影无踪了呢？在今天，毛泽东去世已经33年，人们还在继续运用他的思想指导实践，这不是影响是什么？
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毛泽东和朱德非常重视总结经验。他们作为政委和司令，都直接参加领导了前三次反围剿的斗争，对这三次反围剿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作战原则。毛泽东后来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朱德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蒋介石、外国人，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连党中央也不相信我们只有那么多人。”（《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131页）试问赵某：认为毛泽东和朱德都明确肯定的这已经形成的“红军作战的原则”，这“很好的革命战争的经验”对第四次反危机没有影响，并不重要，这说得通吗？
赵文说，“身经百战的杰出的军事统帅朱德在李德未到之前，以他高超的指挥艺术亲自指挥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巨大胜利”，以此来否定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可是红军里实行的是“党指挥枪”，朱德从来就不是“统帅”。这里，我们看朱德自己是怎么说的吧。他显然不像赵文那样高调，而是很低调、很客观地说，“第四次反‘围剿’时，因为有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所以还打了一些胜仗，但教条主义已经把红军削弱，把游击队吃掉。”（《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页）这就是说，那时，在他头上还有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他的作为是受到限制的；而之所以能够“打一些胜仗”，则是因为“有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人们要问：究竟是朱德自己的说法法正确，还是你赵某的说法正确？
关于遵义会议，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曾经批评赵文“轻轻一笔带过，好像遵义会议对于红军长征，对于中国革命都不值得一谈似的。更有甚者，文章居然不承认遵义会议以后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领导人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此，赵文的回答是：“我的文章不是专门谈遵义会议的，为何不可‘一笔带过’？‘一笔带过’未必就是‘轻轻’，你篡改遵义会议决议才是对遵义会议的歪曲和诬蔑！遵义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但绝不是什么‘永放光芒’，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放光芒’的事物，就连太阳也有陨落的一天。我问你，陕北红军，红25军，南方14个游击根据地，琼崖纵队等部队，他们并不知道遵义会议，不是也打得很好吗，你怎么解释？‘影响论’？抑或是‘天人感应论’？ 铁的事实表明，即使没有那个个人，即使没有遵义会议，红军也不会亡，革命也不会败，地球也照样转！”
赵文说他不是专门说遵义会议的，但是，讲长征怎么可以不讲遵义会议这个伟大的转折呢？不知赵某为什么如此仇恨遵义会议，难道他前文的不讲和此文的一番歇斯底里的话语，就能够否定遵义会议在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了吗？他特别大反“永放光芒”的说法，其实在我上篇文章里根本就没有出现“永放光芒”这一说法，这哪里是论战，完全是借题发挥，发泄个人的情绪。他说“即使没有哪个个人，即使没有遵义会议，红军也不会亡，革命也不会败，地球也照样转！”使我们知道：他是冲着被誉为“红太阳”的毛泽东而发的。但是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由于王明路线排斥了毛泽东对于红军的领导，不能打破第五次反围剿，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失去了中央苏区根据地，红军在长征出发时有八万多人，而过湘江后只剩下三万多人。如果不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让博古、李德继续担任红军的指挥，红军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能够改变吗？长征能够取得胜利吗？中国革命能够成功吗？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历史作用不是哪个人吹捧起来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谁也无法代替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英雄史观，但是并不否定个人可以推进或延缓历史发展的作用。赵某其实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这方面，不是别人，正是赵某所非常崇拜的朱德曾用诗的形式歌颂了遵义会议和毛泽东。他在《遵义会议》一诗中写道：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
（《朱德诗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68页）
诗中所说的“群龙得首”、“路线精通”不是指毛泽东又是指谁呢？而诗中所说的“天空无限”不是指遵义会议以后的新局面又是指什么呢？赵某一再宣扬朱德，似乎非常崇拜朱德，但却如此不尊重朱德亲笔写下的文字，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究竟是真崇拜朱德，还是假崇拜朱德？说穿了，他不过是把朱德作为一个工具，借宣扬朱德来否定毛泽东而已。
赵文说我篡改遵义会议决议，但却拿不出任何事实来。赵文说，“你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还说‘常委分工张闻天“负总责‘显然只是一个过渡’，有史料根据吗？当时毛泽东是‘帮助’周恩来，这能叫‘确立’吗？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制政党搞‘确立’正确吗？干脆叫‘登基’好了！就按你说的‘张闻天只是一个过渡’那么过渡刚刚开始还远未结束怎么就是‘确立’了？你这不是自打嘴巴吗！还有，既然是“确立”了领导地位，怎么就管不了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不久之后就闹分裂？你能够自圆其说吗？”
提出这些问题，反映了赵某对这一段历史缺乏了解和思想的混乱。现在就来看看我的观点有没有“史料的根据”，是不是所谓“自打嘴巴”？
首先，关于遵义会议清算了博古对于红军领导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1935年1月17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说，“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博古，即秦邦宪）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即李德）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陈云在1935年2月或3月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议最后做了下列的决定：㈠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㈡指定洛甫（即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㈢常委中在进行适当的分工。㈣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着，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同上，第42页）四件事里，最重要的显然是第一件事，也就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对这件事，陈云后来有个说明：“1934年初，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改选了政治局，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等人被增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但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那么，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文件中或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会出现书记处、常委的名称呢？我想，这是由于当时中央虽然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领导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所以，说他被增补书记处书记也好，增补为常委也好，只是表明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而不表明当时中央设有书记处和常委。”（同上，第74页）
关于“史料”，这里还可以举出几件：一是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均实施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页）二是胡乔木在1951年所著《中国共产党的30年》一书中写道：“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党在1935年1月，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坚决的斗争，在贵州遵义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多数同在的觉悟和拥护之下，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一直在这位杰出的伟大的可以信赖的领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之下，而这就使革命的胜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证。”（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30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三是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又再次重申,“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核电站有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当地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三中全会以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0页）
其次，关于“确立”和“过渡”的关系问题。应该说，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进入政治局领导核心，这本身就是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地位。赵文竟然把共产党通过民主程序而确立的领袖和封建社会因血缘关系而‘登基’的皇帝一样看待，是不是太过分了？
但是，遵义会议是在长征途中举行的，当时是战争环境，只能解决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至于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当时还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清算。对此，张闻天后来在高级干部整风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当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的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他还说，“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因此我在上篇文章说“常委分工张闻天‘负总责’，显然只是一个过渡”，固然与他不会指挥打仗有关，也与当时“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还没有可能进行清理有关。虽然我的“过渡”之说并不是权威的说法，但是它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后来的历史发展的。赵文把“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张闻天是过渡性的人物绝对地对立起来，完全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其实，无论是“确立”还是“过渡”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完全实现的，而是一步一步地逐渐地完成的。二者 之间既无矛盾，又何言“自打嘴巴“？同样，赵文对“毛泽东‘帮助’周恩来”的理解也是偏颇的。上篇文章我已讲了“帮助”与“协助”的不同，“帮助”是自上，而“协助”是自下，不能认为进行帮助的就不是领导者。对周恩来的做法当然与对张闻天的做法有所不同，但也有某种类似。总之，毛泽东当时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集中力量解决长征中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这正好显示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处理问题的风范，仅仅从常人的角度来观察问题，那就往往不能看到事情的本质所在。
赵文说在毛泽东的诗词里就没有和遵义会议有关的，以此说明遵义会议并不那么重要。这样说也是完全错误的。遵义会议解决了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当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是，更为根本的政治路线还没有解决，特别是长征途中还有许多艰难险阻，还不是“尽开颜”的时候。毛泽东自己也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4页）但是，遵义会议毕竟给了他很大的信心，这在他第二次向遵义进军途中写的《忆秦娥·娄山关》里是有所表现的。其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句固然是指攻克娄山关，但是也含蓄地表达了对于未来胜利利前途的信心和决心。而到过了岷山之后，顷刻间就感到“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了。毛泽东有关长征的诗词大部分并不是在长征过程中写的，而是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以后写的；在长征过程中写的实际上就是这首《忆秦娥·娄山关》。赵文所说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赵文说西北红军、红25军，南方14个游击根据地，琼崖纵队等部队，他们并不知道遵义会议，但是也打得很好，当然，这些红军和根据地受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之害比之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要小得多，但是，对于全国各地的红军和根据地来说，遵义会议的转折都是一个重大事件，是不可能不传达的。至于说管不住张国焘，那是因为他是一个野心家。连他亲自参加会议同意了的事如北上路线他都拒不执行。应该说，他拥兵自重、另立中央是他个人野心的大暴露，怎么能够以此来否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呢？应该说，遵义会议不仅在当时有巨大的意义，对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的建立何建国后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不可估量的意义。在中国，谁要想否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绝对不得人心的。
至于赵文否定“新三人团”的存在，这令我非常吃惊。因为不是我先讲这个“新三人团”的，而恰恰是赵自己先讲了这个问题。他在上篇文章里说，“1935年3月11日，中央成立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才成为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他讲这个“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新三人团”）是为了说明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主要的军事领导人，而四渡赤水与毛泽东无关。对此，我在上篇进行了批驳，指出了毛泽东对于“四渡赤水”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赵文竟然来了个180度的转变，根本否定“新三人团”的存在，说什么，“历史真实中真的有过吗？党史研究部门至今找不到任何文字根据，只是根据周恩来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次谈话，这可信吗？事实上，他所谓的‘成立’时间之后不久，1935年7月，张国焘就任总政委，根本就没有“三人小组”这回事，云消雾散。如果经过政治局批准成立了‘三人小组’，它怎会没有任何手续和交待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你奚某对此有何真凭实据？请你摆出来！”
赵文如此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原来自己作为依据提出来的东西，一下子竞变成了所谓“莫须有”的东西。如果他真的认识有了变化，也应该向读者说明为什么有这个变化的，怎么可以摇身一变，说变脸就变脸呢？这难道是一个严肃的应有的态度吗？
赵文说“新三人团”是“莫须有”，“党史研究部门至今找不到任何文字根据”，还说“周恩来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次谈话”不可信，讲这些话是极不严肃的。虽然红军长征时期不同于和平时期，但是历史上有关“新三人团”的文字资料还是不少的。除了周恩来在1972年写的材料外，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在《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还引述了毛泽东、周恩来在1943年讲话的回忆记录。毛泽东说，长征途中，“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20余人的中央会议。洛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周恩来也说，在鸭溪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据中央档案馆所存中央会议记录稿，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4页）张闻天在1943年12月的笔记中也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同上，第135页）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也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回忆说，从这件事得到一个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那么多人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经他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页）
这些史料都出自当事人之口，而且有中央档案局保存的会议记录作证，赵文却不承认，认为不可信，试问赵某：什么样的材料才是可信的呢？联系到他的那些只是根据道听途说得来的东西却将其说成是“真材实料”，这不是搞“双重标准”是什么？
当然，新三人团存在的时间只有几个月，这主要是由于情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红一方面军在1935年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6月25日举行了两个方面军的会师大会。会后，张国焘向周恩来打听一方面军的实力，周告以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现在不到。张国焘一听脸色大变，原来四方面军经过休整，兵强马壮，有八万多人，而且装备精良，他的个人野心于是膨胀起来，不愿北上，而想南下川康，或西进青海、新疆。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发展问题。经过三天讨论，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北上的意见，但是在行动上却很不积极。一方面军会后立即北上，于7月16日攻下松潘附近的毛儿盖，而张国焘却拒不执行计划，按兵不动。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此举行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 ，主张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周恩来主动表示愿让出红军总政委，张闻天也说可以把自己的职务让出来。毛泽东认为，提拔干部是需要，但不需要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他说总政委可以让，而张闻天之职不能再让，否则，张国焘以此名义分裂中央，那是极危险的。这里表现了毛泽东的英明与远见。在当时，为了团结张国焘需要做让步，但是也不能让其得寸进尺。后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估计和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由于这一变动，原来的新三人团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显然，这个变动是在特定情况下发生的，我们显然不能用后来的变动否定当初的存在和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赵文强调“新三人团”只存在了几个月，但是，不要忘记，中央红军整个长征的时间（包括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原“三人团”指挥的时间在内）也就是一年时间，几个月的时间并不算短暂，而且，它根本改变了由博古、李德把持时的错误，是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开始，怎么可以将其忽略掉呢？
五、再说《论持久战》并驳扬蒋抑毛的谎言
在赵某新近写的文章里有许多问题没有再提，如“东北根据地”问题，有的问题如“论持久战”及“三大战役”的指挥问题好像曾经有过一点议论，不知是他已经认识到自己在这些方面错了还是另有原因。对此，我本可不再多讲，但是，由于在上一篇文章里这些问题还讲的不够充分，我觉得还有进一步补充的必要。
比如关于“持久战”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抗日战争爆发后才提出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十年内战后期就已经提出的问题。持久战的提出，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正确认识。毛泽东在其1936年12月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报告里带有总结性地说，中国革命战争“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991年版，第188-190页》在此基础上，他进而分析了持久战的原因：“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同上，第191页）他指出，持久战是战略原则而不是战术原则，战术原则是速决战，不能旷日持久。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还明确地指出，战略的持久战和战术的速决战不仅适用于国内革命战争，也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外战争。他说，“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这是国内战争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同上，第233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写的《论持久战》，不是一时的想法，更不是受朱德的影响，而是他基于对从建立井冈山红色政权以来所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总结。如果我们联系他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后来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论著，可以说，他的这一战略思想，其实是由来已久，而且是一以贯之的。当然，《论持久战》一书进行了中日各方面的对比，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对于指导抗日战争具有更加现实的指导意义，不仅在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赵文的谬说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关于《论持久战》的观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赵文发表后，一些一向反对毛泽东的人如获至宝，大肆宣扬赵的观点，于是所谓毛泽东剽窃了朱德的谎言也就不胫而走。去年因为在讲《古代汉语》课时不务正业，离题胡言乱语而遭学生激烈反对、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杨师群教授，在他的博客上也发表了一篇题为《伟大领袖的剽窃和造假考论》的文章，文章说：“今年第七期《炎黄春秋》上登了赵于平的一篇文章《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其中谈到许多老毛的军事思想其实都是朱德提出和首创的。”“文章还谈到“朱老总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由1937年4月和8月的二次延安演讲为根据，并在《前线周刊》上发表专著《论抗日游击战争》。老毛是在抄袭了朱总的军事思想后，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最近蒋百里的儿子提出，是蒋百里率先提出抗日要打持久战，1937年蒋写了《国防论》一书，其中已经明确提出这一军事战略。然而大陆民众却只知道“持久战”是老毛首创的。”
这位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是专攻历史的学者，其父杨宽是在史学界颇有些名气的先秦史专家，本来，既是科班出身，又有家学渊源的他，也应该是一个功底深厚、治学严谨的学者，但是，从他的所作所为和这篇文章看，情况远不是这样。你看他，读了别人的文章，既不去考证其真伪，也不去辨别其是非，一篇所谓的《伟大领袖的剽窃和造假考论》就出来了。这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应有态度吗？这像一个历史学教授写的“考论”吗？
我怀疑，这位杨教授也和那位首先发难的赵某一样，既没有认真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没有认真读朱德的《论抗日游击战争》，更没有将二者进行对照研究。至于蒋百里的《国防论》，我可以断定那位扬蒋抑毛的杨教授压根就没有看过。如果他们看过并且比较过，就不会说什么毛泽东“剽窃”了。这除了我在上篇文章和本文所说的毛泽东有关“持久战”的思想远较朱德和蒋百里为早外，朱德的论述与毛泽东的论述显然不是一回事，而蒋百里甚至根本说不上有什么论述，他们根本没法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比，怎么可能是毛泽东“剽窃”朱、蒋的论述呢？
这里须得介绍一下蒋百里其人。蒋百里早年曾留学日本、德国，并到西方一些国家进行过考察；他还创办过《浙江潮》，其著述除军事学外海涉及文、史、哲及外交等诸多领域，是一位学贯东西、文武兼备的学者型军人。台湾学者张其昀说他是“中国近代军事学的开山之祖”。他做过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民国初年曾因经费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开枪自杀过（未遂）。中国军界许多著名将领包括蒋介石本人以及陈铭枢、唐生智、白崇禧、陈诚、张治中等都是保定军校出身，可见这个保定军官学校在中国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他被任命为校长，可见其当时在军界的地位之高。后来，他曾给不少军阀（从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直至蒋介石）当过顾问，最后还被蒋介石任命为被称为军事最高学府的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并被授予上将军衔。不过他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在一定意义上说，他更像一名学者，但我们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军事家。他在1937年初曾出版《国防论》一书，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曾派其赴德国、意大利考察，1938年回国后还发表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抗战的基本观念》等论著。毫无疑问，在近代中国的军事和军事学史上，他都是一个极为显赫的人物。
现在有人通过电视台（凤凰卫视）和网络大讲蒋百里在《国防论》里对“持久战”的论述比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论述不仅更早，似乎还要高明。比如在凤凰卫视的一个访谈节目里就说，“蒋百里在《国防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用空间换时间，等待时局扭转；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但是，我找来《国防论》进行阅读，感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下面是该书的目录：
导言一
导言二
导言三
第一篇 国防经济学
第二篇 最近世界之国防趋势
第一章 世界军事之新趋势
第二章 兵学革命与纪律进化
第三章 介绍贝当元帅序杜黑制空论之战理
第四章 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
第三篇 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
第一章 从中国历史上解释
第二章 从欧洲历史上解释
第四篇 二十年前之国防论
第一章 政略与战略（敌与兵）论战志之确定
第二章 国力与武力与兵力
第三章 义务征兵制说明
第四章 军事教育之要旨
第五篇 十五年前之国防论
第一章 裁兵与国防
第二章 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
第三章 义务民兵制草案释义
第六篇 中国国防论之始祖
第七篇 现代文化之由来及新人生观之成立
第一讲 古迹与新迹
第二讲 美术与宗教
全书共三篇导言七篇正文，是多年所写、所译文章和讲稿经过整理而成，讨论的是国防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未专门涉及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更未讨论“持久战”。当然书中有些思想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如该书的题词说，“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而在导言里他还说，“要想解决中国当前的困难问题，复古也不行，学新也不行，还是从两者中间再辟一条路。”他分析：“如今从世界全体状况来说起，所谓国力的原素（战斗的与经济的是同样的。）可以大别之为三种：一曰‘人’，二曰‘物’，三曰人与物的‘组织’，现在世界上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三者俱备者，只有美国。实际上美国关于人及组织方面尚有缺点。……
“第二组是有“人”有“组织”而“物”不充备的，为英、为法、为德、为意、为日，以及欧洲诸小邦。这里面又可分为二种：
“第一种如英如法，本国原料不足而能求得之于海外者。物的组织长于人的组织。
“第二种如德如意，原料根本不够，专靠人与组织来救济。
“第三组为有‘人’有‘物’而组织尚未健全者，为俄。
“今日欧洲人所劳心焦思者，重点偏于物之补充，所谓基础武力 Force Potentielle 者，即是此义。至于人及组织之改善，要皆由于物之不足而来。故若将今日欧洲流行之办法强以行之中国。其事为不可能，抑且为不必要。
“盖今日之中国亦处于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组，而中国之生死存亡之关键，完全在此‘组织’一事。此在稍研究德法两国历史者皆可知之。“（蒋方震：《国防论》，民国丛书第二编第31集，上海书店影印本，第11-13页）
这些话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凤凰卫视访谈里说的三点在书里是怎么也找不到的。我还看了台湾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的该书第三版，上面有台湾著名史地学家、台湾文化大学创始人张其昀和蒋百里之侄、前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分别为此版写的序和跋，他们二人对蒋百里的《国防论》虽然称赞有加，但是都没有说到该书有什么关于“持久战”之论。与《国防论》相比，蒋百里在1938年回国后写的《抗战的基本观念》一文与抗战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但是里面也没有某些人所概括的那三点。至于《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人们对其最后一句话——“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载戴季陶《日本论》之“附录”，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往往表示欣赏，常有引用。应该说，此话中的“不要和他讲和”固然说得很好，但是前面的“胜也罢，败也罢”则说得并不好。中日之战关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怎么胜败皆可“也罢”呢？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既批判了“亡国论”，又批判了“速胜论”，并且在科学地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各种因素之后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这些，比之于蒋百里的说法显然要积极得多，也科学得多。我怀疑，这个所谓的三点概括，是某些人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伪造出来的，与《国防论》根本无关，只不过是谎言而已。其实，就是从语言上也可以看出伪造的痕迹。比如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变换问题，显然不是蒋百里的语言，而是白崇禧的语言。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人在网上说，“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题，当时中国共产党屈居西北贫瘠之地，人少枪少，毛泽东不可能从全国的角度来论战，他只能从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及悠久的历史来作理论上的肯定：日本无法灭亡中国。而蒋百里则是从具体的战略战术和全中国的军事、经济的实际状况，回答了‘中国怎么样打赢日本？’之题目，他提出了一线在上海开战，二线在武汉一带作顽强抵抗，最后退入大西南作长期的抗击，终能最后打败日本的战略战术；蒋介石的抗日基本上是遵循了这一战略的。所以说蒋百里提出以时间换空间的理念，就坚持持久抗日，在中国的确实是最早提出的第一人。”
这种说法明显地是为了贬低毛泽东而抬高蒋百里。不错，当时的共产党和毛泽东还“屈居西北贫瘠之地，人少枪少”，但是这并不妨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人能够以宽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眼光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和世界的问题。斯诺在谈到毛泽东时说，“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惊人地熟悉。甚至在长征路上，红军似乎也收到无线电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还出版自己的报纸。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6-67页）实际上，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已认定，“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同时，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革命发展不平衡，指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正太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同时，第153页）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此基础上谈到了党的策略问题，即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缺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同时，第155页）最后，他还谈到国际援助的问题，说，“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与他们是休戚与共的。”（同上，第161页）而在1936年7月16日与斯诺的谈话里又进一步谈到了这些问题。在这些事实面前，又怎么能够说毛泽东只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题目，而蒋百里回答了“中国怎么样打赢日本？”这个题目？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35年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两个题目。
事实上，不是毛泽东剽窃了蒋百里的思想观点，倒是蒋百里可能有意无意地学习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我们知道，1936年冬，蒋百里在考察欧洲后回国，他去西安准备向蒋介石报告出国考察情况，正在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当时蒋介石顽固得很，于是张学良就想利用蒋百里从中斡旋，蒋百里一口答应应，去面见蒋介石，起了很好的作用。而当时的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相当密切，有关共产党抗日方针政策当然也十分了解，要蒋百里去做蒋介石的工作，不可能不把这些情况告诉蒋百里。因此蒋百里对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战略三个阶段的思想也就很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言论里把它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在《国防论》里还没有。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自是蒋百里所不能相比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发表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据曾经担任白崇禧办公室机要秘书的程思远回忆，白崇禧在协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后回到武汉，适值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发表，他曾从当时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那里得到这篇著作的原文，看后深表赞同。当下，将此文的精神概括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他拿去给蒋介石看，蒋也十分赞赏，即以此两语由军事委员会令发全军，作为抗日战争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在1938年11月25日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白崇禧还建议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汤恩伯和叶剑英主其事，请共产党的军事干部讲游击战。由于程思远当时是白崇禧办公室的机要秘书，了解此事的全过程，后来在其所写的《白崇禧传》等著作里一再提到此事。（程思远著：《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0、206页）应该说，程思远的这些说法的可信度是很高的。这些事实说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不仅对于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有着巨大影响，而且对全国范围的抗战都起了非常重要指导作用。
六、从为朱德祝寿到后来禁止给领导人祝寿说明了什么？
赵文说，“我从小就知道，国统区流传最广的口号是‘朱毛不死，大乱不止’，‘杀猪（朱）拔毛’把朱老总放在必欲扑杀的‘共匪匪首’的首位，可见他们对朱老总是既仇恨又畏惧。”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赵的出生年份，他是1940年出生的，所谓“小时候”应该是解放战争时期，那是蒋介石反动统治正在走向灭亡的时期。此时人们早已把蒋介石看透，而对共产党、对朱毛也已由不了解到逐渐有所了解，由害怕而转向向往。我比赵某长几岁，而且生活在国统区，却从未听到过那样的“口号”。相反，在解放战争后期，音乐老师教我们唱《山那边呀好地方》，语文老师跟我们讲鲁迅，而我们还在家里偷偷地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这一切都反映了人心是向着解放区、向着共产党的。至于蒋介石痛恨共产党，痛恨朱毛，称其为“共匪”，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然是事实，但是，要把“朱毛不死，大乱不止”和“杀朱拔毛”说成是当时“流传最广”的口号，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这个问题上，赵某显然犯了时代的错误。他说的不是解放战争时期，也不是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事。不过即使在那时，蒋介石要抓要杀的“赤匪”“匪首”也决不仅仅是朱德，而是把毛泽东放在了首位的。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斯诺在《西行漫记》里的描写：“毛泽东，南京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蒋介石悬赏25万元银洋不论死活要缉拿到他那个那么高昂的东方人脑袋到底有些什么名堂呢？朱德，称作红军总司令的这个人的生命在南京看来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又是怎样的人呢？”（《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底-4页）显然，在蒋介石看来，朱毛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赏格都是25万银洋这个天文数字——据斯诺说，当时红军大学“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15元银洋。”（同上，第88页）不过，排在“南京通缉名单第一号”的“赤匪”仍然是毛泽东而不是朱德。
赵文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朱德六十寿诞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叶剑英等以及各个根据地也都发来了贺信或贺电，对朱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解放日报》刊登这些贺信和贺电用了几天时间。赵文想以此说明朱德在党内和军队的地位是无人可以企及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人们之所以向他祝寿，一是因为朱德的年龄较大，中国人有敬老的传统，所以向他祝寿；二是因为他在过去为革命作出了贡献，通过祝寿对他的功劳表示肯定；三是当时蒋介石正自食其言，召开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并且通过伪宪法， 同时发动对苏北、鲁南解放区的进攻，通过祝寿也是为了鼓舞解放区军民的士气和斗志，粉碎敌人的阴谋。
需要指出的是，从1940年5月起，毛泽东就要朱德回到延安协助自己进行工作。朱德回延安后曾协助毛泽东解决皖南事变，协助毛泽东领导大生产运动，还协助毛泽东领导文艺界的整风，做了大量工作。因此在党的七大毛泽东提议朱德担任第二书记，其原因一是因为朱德年纪较大，已经不适合在前线指挥，同时也是希望把朱德留在自己身边协助他进行工作，有利于他从事重大问题的研究。经过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产生的领导班子，毛、朱、刘、周、任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这样，朱德的位置就靠前了，朱毛画像并列也就是在这时开始的。在解放战争初期，朱德继续协助毛泽东进行工作。后来胡宗南进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等组成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后来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而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则留在陕北，继续指挥着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在1948年9月8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由毛泽东作总报告，刘少奇和周恩来都做了重要发言。刘主要讲政治，而周对军事工作做了系统的发言。后来的三大战役实际上也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进行的。当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五大书记都共同参加了擘画、研究、制定了作战方针的工作，朱德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各个野战军的司令、政委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是，真正起统帅作用的无疑还是毛泽东。应该说，毛泽东在指挥三大战役方面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而周恩来在组织实施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这以后，由于朱德已经早就过了花甲之年，而刘少奇和周恩来仍然年富力强，加以刘的理论水平较高，而周的组织实施能力较强，刘周和周在党内的地位都在上升，而朱德的地位则有所下降。这在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将工作重心由战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更是如此。在这种形势下，继续把朱德画像与毛泽东画像并列的情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记得，在刚解放的时候，许多地方还画朱德与毛泽东并列的画像，开会也是如此，挂毛泽东与朱德两人的画像，但是，后来不久，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情况就不复存在了。到了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以后，领导班子的构成和排序也有变化：毛泽东仍然当选为中央主席，刘、周、朱、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秘书长。政治局常委由毛、刘、周、朱、陈、邓组成。在中央常委的排序中，刘少奇由七大时的第四位提前到第二位，而朱德则由第二位退到第四位。我认为，出现这样的变动是正常的。如果像赵文所主张的那样，将历史“定格”，以为朱德的画像曾与毛泽东的画像并列就应该永远并列下去，那显然是不正常的。
赵文把这样的变动说成是“50年代后期，57年，59年，国内政治风云突变，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个人迷信愈演愈烈，到文革发生时已是登峰造极，无人敢讲真话，个个谨言慎行，至今人们还心有余悸。”他问道：“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条件下，编造出来的‘党史军史’创造出来的文艺节目，能够实事求是吗？ 这样产生出来的资料，可信吗？有参考价值吗？”我们说，这个变化并不是50年代后期发生的，而是早就发生了；问题也不是什么“个人迷信愈演愈烈”造成的，如前所述，乃是形势发生了变化的结果。显然，用静止的、固定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看问题，就必然要出错。
其实，早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就没有将朱德与毛泽东并列，开国大典只有毛泽东的像而没有朱德的像。难道当时就已经搞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了吗？
说到“个人迷信”，毛泽东在这方面恰恰是比较自觉的。早在十年内战时期斯诺就说，“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几乎所有组织里，他都是一位委员——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实际影响是通过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发挥出来的，一位政治局有着决定党、政、军政策的大权。不过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去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同上，第64页）
在这方面，倒是对朱德的祝寿做得似乎过了头。前面已经说过，在朱德60岁生日时给他祝寿当然也有它的道理，但是连续几天在《解放日报》大登祝寿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确实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没有搞过祝寿，恩格斯也反对祝寿。恩格斯在一封信里讲到了他1891年生日那天逃避祝寿的情形：“晚间，我们到杜西家去，伯恩斯坦夫妇也在那里。这样，工人协会的歌手们为我排练的小夜曲，就没有能演唱，这个安排我星期六早晨才知道，因此，很遗憾，未能早些阻止他们。老实说，这样的结果我倒很满意，我一向厌恶这类场面。当一个鼓动家、演说家或帝国国会议员，对此很难回避，但是，直到目前，我都顺利地避开了，希望以后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页）同样，列宁也不愿听别人在生日时当面对他歌功颂德的尴尬场面。他在50岁生日时，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举行了一个“庆祝列宁50寿辰大会”，由于列宁反对此种祝寿方式，因而组织者就没有让列宁听那些祝寿讲话。后来列宁在讲话时说：“同志们！首先，有两件事我自然要感谢你们：第一，感谢你们对我的祝贺；第二，更感谢你们让我免听祝词。我想，这样也许会逐渐地——当然不是一下子——创造出一种比流行的祝贺方式更合适的方式，以前的祝贺方式有时竟成了绝妙的讽刺对象。”（《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第353页）实际上，毛泽东也反对别人给自己祝寿。如果他不反对的话，延安一定会在1943年给他祝50寿辰，北京也一定会在1953年举行庆祝他60岁生日的活动，而贺词肯定不会比朱德的少。为了防止在祝寿时经常会出现的对个人的过分称赞以及这种风气对党的领导人所具有的腐蚀作用，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几条规定：“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送礼。三曰少敬酒。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命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7页）这几条规定虽然没有写进决议，但是却是广为人知的。这六条，与其说是针对别人的，不如说是针对毛泽东自己的。因为在中国“不与马、恩、列、斯平列”对其他人都是谈不上的。七大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其实并不赞成；后来吴玉章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更是坚决反对。他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里又提到这个问题，说，“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由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这样讲了，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连“毛泽东思想”也没有再提，只是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林彪在《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一文里才重新提出。应该说，重新提出毛泽东思想，提倡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强调突出政治，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能把这些叫做什么“个人迷信”。如果这些都叫做“个人迷信”，那么，赵文连篇累牍地引用1946年11月底《解放日报》上刊登的那么多庆祝朱德六十寿辰的祝寿词又算什么呢？当然，在文革期间有些做法显然是过分的，但是对于林彪的这一套，毛泽东自己还是很清醒的。他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曾经说到“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还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转引自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后来，他在1970年与斯诺谈到“个人迷信”时就说到，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这以后“个人迷信”就降温了。赵文把“个人迷信”说成是1957年开始的，并且认为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总之，毛泽东对所谓“个人迷信”不仅是警惕的，而且是抵制的，虽然为了斗争的需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也曾容忍过它的存在，但这绝不是他思想的主流。赵文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真正主流，并且进而否定从50年代后期以来（1957年以后）的所有的历史文献，显然是以偏概全的偏颇之论，是不能成立的；某些人想抬出蒋百里来贬低和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更是荒唐可笑的。它们除了暴露自己对于历史的无知和对于毛泽东的偏见之外，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中国诞生这件事本身就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共产党如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离开了义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同样是不可想象的。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345页）他还说，“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同上，第347页）邓小平的这些话其实也是对各种反毛论调的一个很好的驳斥。
这些年来“毛泽东热”一再出现，这绝不是偶然的。与此同时，一些人不断想出各种办法来否定毛泽东；他们这样做显然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十月一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游行方阵里出现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牌，许多人为之而欢欣鼓舞，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厚感情。但是，我觉得，这只不过是通过游行方阵所作的一种历史陈述，还远不是已经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作为现在一切工作的指南的高度，二者显然不是一回事。应该说，进步是巨大的，而盲目乐观却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由于没有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造成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重提党的宗旨，重提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重提党的三大作风，国庆游行又重提毛泽东思想，这一切都是巨大的进步。但是，要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把这些优良传统真正恢复过来，并且发扬光大，在现实生活中真正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还要经过许多斗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革命的道路从来就不是笔直的平坦的，而是曲折的崎岖的，还需要人们进行不懈的艰苦的努力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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