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的腐败越来越厉害，这不禁让大家回想起文革来。目前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文革中没人敢腐败。这其实是相当言过其实的，即以如今官场中盛行的世袭干部和萝卜招聘而论，早在文革后期就已经特别严重了。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介绍了让广大知青刻骨铭心的一件史实，那就是毛主席当年复李庆霖的信印发全党，这是知青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值得我们知青永远铭记。但大家从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去信中，难道就不能读出当时的后门腐败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招工招生上的世袭特权？
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 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 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 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 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 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作为一名在农村呆了三年的知青，而且是一家三知青中最小的知青，笔者可以“向毛主席保证”地发誓证明：李庆霖信中的这些描述丝毫也不夸张。笔者三兄妹中除哥哥由代课转正外，笔者和姐姐都是恢复高考后才离开农村。而在此前哪怕有再多的招工招生机会，都轮不到我们这些只有表现好这一“优势”的普通家庭的知青们。比如1976夏天，复旦大学招工农兵学员，笔者本来很得招生老师喜欢（因为一段文言文能够顺利翻译而且已经在省报上发表诗歌），但最后还是区革委领导的花花公子得到指标。这种后门腐败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甚至给笔者埋下了做法律人的伏笔。1980年师专毕业前夕，笔者随同学们一起去旁听一起刑事案件的庭审，当时坐满大礼堂的几乎全部是知青，因为三位被告人是知青。他们也是因为县上领导干部在招工招生中走后门把真正优秀的知青挤下来而组织群众上访，致使县城到省城的公路被阻断数小时，因而被控扰乱社会秩序罪，最终的结果是三被告人都被免予刑事处分，避免了知青闹出更大的动静。三被告人没有请律师，但他们的自辩相当精彩，时时激起知青们热烈的掌声，因为后门腐败太伤知青及家长乃至社会的心了！
现在回过头来反思文革后期的后门腐败，发现与那些被解放出来重新工作的老干部很有关系。相当一部分这种老干部都有一种补偿心理：自己被打倒后吃了苦，让子女们特殊一点正好作补偿。再一往深处想，自然就不可避免地联想到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以及当时一篇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著名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党在进京赶考之后，党内其实始终就贯穿着搞腐败与反特权两种倾向的激烈斗争，只是谁输谁赢还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看得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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