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亦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声——读《贺新郎·读史》的联想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读《贺新郎·读史》的联想

张亦民

（一）

毛泽东爱读史，也善长诗词。用诗史相融的形式作诗赋词舒情，以史词合壁的方式咏诗吟词言志，是毛泽东读书生活中的一大特征，也是读懂读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窗口。1964年春所作的《贺新郎·读史》词，就是深入了解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侧面。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是）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数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硚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铖。歌未竞，东方白。                         ——毛泽东

这首词分上下阕，上阕讲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描绘了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之惨状；下阕是就史点评，指出了唯心史观对神化帝王将相的欺骗性，歌颂了奴隶起义的英雄们，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整首词都在揭示两种英雄史观的本质，旨在启导革命者要不断破除唯心论的英雄史观，唤醒被压迫剥削的奴隶们起来，去创造人民的世界。

读罢这首词，首先使人感到的是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以其伟大的政治家、革命者兼诗人的气质，试图以中国历史为线索，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浓缩在110多个字的一首词中，告诉人们人是怎样来的，又该往哪里去？用唯物史观武装人们的头脑。词中既有历史的综合概括，又有对历史的评价，无论是词意还是艺术，其境界之高，气势之宏，笔力之强，都为后人留下无穷的启迪和想象空间，当今读来，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开句就形象地描述了远古的猿类，经过漫长的进化与那些未能演变为人的猿类拱手告别，开始了人类历史。这样的历史虽然经过很长的新旧石器时代，但在人类社会来说仍然是小儿时期。“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是）几千寒热。”从史学家研究（猜得）的结果告诉我们，随着铜铁冶炼技术的开始（我国从进入西周、春秋、战国以后就从漫长的原始社会先后转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其时间只不过几千年的历史。

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本来是为了追求和平与幸福，但结果是“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进入奴隶封建社会后，一方面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了生产力，一方面是由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给人类带来的却是悲惨与痛苦。矛盾对立的双方，彼此用弓箭互相残杀。战争连绵不断，杀人如麻，尸积如山，殷红的鲜血流遍了广大的郊外原野。

众所周知，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正是长期劳动中使猿的手和足有了分工，逐渐向人类演化。所以说劳动创造了人类自身，劳动创造了世界，是劳动的奴隶们创造了历史。然而，几千年来由于剥削阶级的统治，谁是历史创造者的问题上被颠倒了。把一部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发展的阶级斗争史搞得支离破碎，斑斑点点的陈腐烂迹，都被神化为帝王将相的历史，欺骗着一代一代真正创造历史的奴隶们。所以，读懂了历史，就会为颠倒的历史感到气愤，令人白发直竖，飞了起来。“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是否这样理解呢？这是下阕开始对历史的综合点评。

“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硚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铖。”其实，回顾历史有多少真正创造历史的英雄值得去歌颂，如春秋时奴隶起义的领袖盗跖，战国时期楚国奴隶起义领袖庄硚，还有秦末挥起“黄铖”（铜铁制大刀）领导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陈王（陈胜）等，才是历史上真正的风流人物。“歌未竞，东方白。”说的是夜吟颂歌未结束，不觉天时已破晓。如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已经沉醒，被颠倒的历史已经颠倒过来，人类社会已发展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岂容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复辟统治吗？所以要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

请注意，“盗跖”的“盗”是剥削阶级加给他的蔑称。古籍提及跖、硚，一般都是贬称。毛泽东反其道而用之，作了拨乱反正，以被剥削阶级谩骂为荣，故以“流誉”相称。这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家乡一个领头造反的“彭铁匠”被当局杀头悬挂在城门上被称为英雄那样，表明毛泽东一生为劳动人民鼓与呼的一贯思想。

（三）

毛泽东赋诗作词从来都有明确目的性。了解词作时代背景，是读懂《读史》内涵、剖析毛泽东与晚年思想的一个要津。

这首词作于1964年春，两年前的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一个“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就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工作的失误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引导人们认识客观规律，找出办法，表示了坚持三面红旗的决心。事隔四年后的1966年，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首词就产生在两件大事之间的年份。有的说，这是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初度过了一段颇为寂寞又相对安定的读书生活之心得记录；有的认为，这是毛主席将其一生所读的史书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作了“诗化的总结”；也有的认为，这是毛泽东晚年以词咏史“走向历史深入的孤独”的一种反映等等。各种说法，各有其理。但都没有回答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用“读史”这样一个人类文明的大命题作这首词的要害。

经历过的人都知道，1962年到1964年的中国并不平静，可以说是中国内政外交极为困难的时期。中苏关系从1956年开始分歧到1959年公开交恶。接着，就是公开论战，进而就形成了中美苏三大国之间开始了实力上极不对称的博奕，并极有美苏联合对付中国之势。中国周边险象环生。蒋介石依仗美国的支持准备反攻大陆，印度在赫鲁晓夫支持下挑起了中印边境战争，苏联还利用我国经济困难在伊犁地区引诱胁逼数万人到苏境内，美国在我南面挑起越南战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中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站在苏联一边等等。从表面上看，中国处于孤立无援之地。但在毛泽东的高境界、大智慧、深谋略的策划下，都取得了得心应手、化险为夷的处置，并在美苏争霸的夹缝中不断成长发展，造成中美苏三角的大格局。被亚非拉人民称为“第三世界的旗手”。

根本问题还是在党内。尽管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被认为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对毛泽东在大会上表现出高风亮节的讲话表示钦佩。其实，在领导层中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如农业部门的负责人仍然到处作报告，鼓吹“包产到户”，想放下包袱。毛泽东得知后自然会有所思考。正如他后来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说明党内“两个”司令部的矛盾斗争正是从七千人大会以后形成的。

其实，从远的讲，自土地改革完成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就在要不要走合作化、集体化？怎样合作化、集体化的问题上开始分歧，简而言之，就是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存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和两种前途的矛盾斗争，党内发生的几起重大事件，高饶事件、1959年的庐山会议、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以至改革开放，无不是围绕着这个重大原则问题展开党内斗争，而且有明显的前因后果。这首词正是党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

（四）

毛泽东作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影响着国际事务的大党大国的领导者，只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寻找答案，判别是非。在他老人家看来，尽管在贯彻执行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但“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决不退让，还决心“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凡是经他慎重思考确定要做的事，非做到不可。并将要不要坚持人民公社，要不要允许“包产到户”？提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把握上来回答问题。《读史》这首词，虽然不像青年时代的诗词那样锋芒毕露，给人留下更多思考空间，但他不再沉默了。就在这一年12月，毛主席异乎寻常地做了二次活动：

一是在12月26日，从不做寿的毛泽东，破天荒地在中南海家中摆下三桌筵席，请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领导和大区中央局书记，还有陈永贵、钱学森和回乡知青董加耕、邢燕子。毛泽东说，“李纳下乡了，李敏不下乡（身体不好），没有资格参加。”看来毛主席过生日不为天伦之乐，而是借生日宴向中央领导吐露他积闷的心声。坐在他身边的不是中央领导人，而是陈永贵、钱学森、董加耕和邢燕子，说：“我是要坐在群众一边的。”宴席上谈天说地，纵论国事，从苏联特权阶层的出现到担心中央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革命成功了，又换上新的剥削阶级”。他从一位智利记者中得知中国不久前在圣地亚哥举行的经济成就展览会引起很大震动的事。又在一次会见日共代表团时得知美国对北越实行海上封锁后，苏联援越物资经由中国转运的事，毛泽东直盯陪同的邓小平说：“我怎么不知道？”援越问题、中苏关系是当时头等大事，难怪毛泽东认为有“搞独立王国”之感。席间有谈笑风生，也有满腹牢骚。发完牢骚，毛泽东仍然意气风发，望着陈永贵、钱学森说：“搞建设，农业是个拳头，国防是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过去我们有教训，交了学费就要学聪明。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生日宴，虽在欢笑声中结束，但并不轻松。

二是1964年底，党中央工作会议前，针对“四清”运动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刘少奇说：“开个会，纠正‘左’的倾向”。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邓小平说：“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毛泽东坚持参加1965年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与毛泽东就当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广大群众的矛盾，还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问题争论起来。毛泽东强调运中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不退让，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张霖之（煤炭工业部长）就是。”本来就已很紧张的空气，突然凝固了。汇报会不欢而散。再开会时，毛泽东带着一本《党章》、一本《宪法》，摆在面前，然后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

此间的刘少奇，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已经从亲密战友、接班人、同路人，发展到难以调和的两条路线的矛盾对立者，并开始在头脑里有了刘邓路线的概念。既然是路线矛盾，那就不是你我权力之争，而是关系到党的基本路线，用什么思想指导全党全国行动的重大原则问题。这次争论就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贺新郎·读史》这首词更成了前奏曲的先声。

2011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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