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列举自艾森豪威尔始，历届美国总统及其国务卿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和策略言论，精选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第一代领袖毛泽东的防“和平演变”言论，通过对这些素材的分析对比，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毛泽东防“和平演变”认识和措施，不失其英明性和战略意义，虽然由于毛泽东防“和平演变”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和“文革”的发动，但是保证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军事的发展，保证了中国不受美苏超级大国的侵略。
同时，列举出笔者调查到的一些当前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严重问题，供参考。
关键词：和平演变、阶级斗争、反修防修。
无论从历史的视角、从哲学的深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高度，从铁的事实基础上评价一位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都应该客观公正，都不能脱离当时历史条件、政治形势、社会环境、文化背景。
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政党领导下，依靠工人、农民、士兵和广大民众，通过武装斗争和人民战争而取得国家政权。因此会遭到丧失政权的阶级和政治信仰、社会制度相对立的国家的敌视，会遇到这些国家的武装干涉甚至军事侵略、经济封锁、外交孤立等问题。例如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曾经历了14国的武装干涉，受到国内外不甘心灭亡阶级的顽强抵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美帝国主义就大举出兵朝鲜，封锁台湾海峡和实行对中国的禁运。这些都说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经历一场与国内外敌对势力武装较量和其他形式的尖锐斗争，才能得以巩固红色政权。
活生生的事实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长期“冷战”和经济遏制，虽然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并不能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只有采取“软”的一手即“和平演变”的战略才能实现其不可告人的企图。
苏联和东欧的巨变，已雄辩地证明修正主义与“和平演变”是不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是对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考验。无产阶级掌权以后会出现修正主义，出现特权阶层，是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意或不注意都将发生的现象。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防范，如果战略构想和举措不恰当，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党变质、国变色，“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断言决非梦呓。
因此，深入研讨当年毛泽东在这关系到中共和社会主义命运的严峻问题上的思考和对策，对于我们今天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有必要，对于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理论十分重要。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战略，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出自这一认识，本文将查阅到的有关文献资料和马、恩、列、斯，毛、邓等的理论以及点滴心得奉献给同仁，奉献给读者，以期引起共鸣和争论。
一、五十年代以来历届美国总统及其国务卿的“和平演变”战略及言论摘录：
翻阅历史资料发现，阻止共产主义运动，扼杀社会主义事业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目标，是美国历届总统念念不忘的心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信守不渝的战略。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杜勒斯、肯尼迪，尼克松，乔治布什等，现将他们的具体言论摘录于下：
(一)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杜勒斯于1953年1月15日在美国国会的证词中，1957年6月28日在旧金山狮子俱乐部国际协会大会的演讲中，1958年10月24日在接见英国电视公司记者采访时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洲商会的演说中分别提出：
(1)“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奴役的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
(2)“这种方法将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这种方法将不至于引起判乱，因为暴乱会被他们用血腥的暴力镇压下去····”。
(3)“中国人民首先是个人主义者，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把这样一种假设作为我们的政策的根据。国际共产主义的强求一致的政治，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我们认为，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国和中国人民的责任”。
(4)“如果我们认为，贸易和文化关系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麽我们就建立这样的关系”。
(5)“我们远东政策所追求的一个重点是不让中国共产党人得到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威望。作为完全为他们自己服务的工具，这种威望是非常大的。”
(6)“共产主义将逐步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福利、人民福利的制度”，现在“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
(二)美国总统肯尼迪于1959年10月17日在威斯康星州的演讲
中，1960年10月1日在“美籍波兰人大会”的演讲中，1960年11月7日结束竞选活动后发表的演说中，分别提到：
(1)“扩大波兰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增加美国人前往波兰旅行的人数，利用我们的资本和技术去帮助波兰的工业和住房建筑，扩大学生和教师的交换以及增加两国人民之间的接触等等，都能在这种政策中起重要作用。”
(2)“此外，在外交和新闻方面当然还要有经常的计划。”
(3)“我们的任务是奉行一种耐心地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这是一种期望演变而不是期望革命的政策 是一种依靠和平而不是依靠战争的政策。”
(4)“我们必须通过加紧美国之音的广播，通过交换情报和通过向看来经济援助会减少他们对莫斯科的依赖的地区，提供经济援助等办法，经常提醒他们，美国期待着他们有一天将会获得自由。”
(三)原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美国的对外政策，布什的日程》中指出：
(1)“施加压力促使东欧和平演变。”“东欧在90年代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政治大动荡。”
(2)“利用现代化大众传媒手段，打破东欧政权对其人民的控制。”
(3)“应向在铁幕后面，正在为“和平演变”施加压力的人们提供物质上的支持。”
(4)“对那些使其政权自由化的领导人，我们应该提供经济信贷，比较先进的技术和延长偿还债务的期限。”
(四)美国总统乔治·布什1989年3月7日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世界日报》1989年2月22日登载的乔治·布什总统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内国务院预算案举行的听证会上的证词，”1989年5月1日在美国商会发表的讲话中，1989年5月12日在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的讲话中提到：
(1)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布什政府的政策预期不会改变。
(2)“我时刻把人权目标记在心上，但在与外国不公开的讨论中
悄悄提出这个问题比较好。美国邀请中国的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出席宴会，显示了美国政府公开承担维护人权的义务。”
(3)“社会主义世界中不管那里进行经济改革，美国都应当希望它成功。”去年在总督岛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我向他表明，我们很希望苏联的改革成功。”“物质鼓励、市场经济、私营经济的确在很多国家取代了社会主义教条。当前社会主义世界有一种令人兴奋的改革潮流，这种潮流是会继续下去的。”
(上述材料摘录於《中国思想政治工作全书》上卷第1239～126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
二、毛泽东“防修反修、防和平演变”言论精选
毛泽东十分注意杜勒斯、肯尼迪等人的言论、注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策略，斗争方式的变化、注意当时的世界形势、政治环境、社会背景和国内“阶级敌人”的动向。因此不失时机地提出一些“防修反修、防和平演变”的政治见解和战略举措。 现精选部分言论如下：
(1)1959年11月在杭州会议上指出：“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
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2)“我们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赫鲁晓夫，一方面是对艾森豪威尔。”
(3)1962年1月，“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4)1962年8月9日，“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
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
(5)1963年2月28日，“国内的修正主义也不少，要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这些牛鬼蛇神。”
(6)1963年5月9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7)1964年上半年，美国侵略战火烧向北方。中共中央在5、6月间召开工作会议，突出强调防“和平演变”，防修正主义的重要性、迫切性，6月8日当刘少奇插话谈到：“光有南斯拉夫、还不足以教育全世界工人阶级;一定还要加上苏联，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领导的，它搞了四十年，出了修正主义!因此，也想想我们会不会搞修正主义?”时，毛泽东接着说：“已经搞了，像白银厂、小站、不是么?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利不拿在我们手里。”他还郑重发出号召：“省、地、县传达下去，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刘少奇插话说：“各省可以独立。”
(8)1964年6月11日，当刘少奇在会上专门作了关于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并提出：“恐怕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都可能产生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时毛泽东插话说：“如果不注意、准出。注意了也可能出。”
(9)1964年6月16日，“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像赫鲁晓夫、列宁、斯大林希望吗?还不是出了!”
(10)1964年6月16日，“如何防修，我看有几条;第一要观察干部，教育干部懂得些马列主义，懂得一些，不搞修正主义，要搞马列主义。第二教育人民大多数，要靠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服务，中国的大多数人，世界的大多数人。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也不能当中央书记、主席。第三，要能团结多数，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第四，民主作风。总要跟同志商量，总要听各种意见，反对意见让他讲出来，不要一言堂。不是团结两个95%以上吗?要讲民主。第五，自己有了错误，要自己批评。不要总是自已对，要比较。……一共五点，马列、人民、多数、民主、自我批评。”
(11)1964年7月14日，“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12)196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修改“九评”时，加上一段文字“这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13)1965年10月10日，“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你们要从实际出发。”
(14)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同越南胡志明主席谈话时说：“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
(以上素材引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79～1204页)
三、毛泽东“防修反修、防和平演变”战略及其举措的评价
历史证明，“防修反修、防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和举措，有深远战略意义和重要现实意义，正如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深刻提出的：“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入班子。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决不能放松警惕，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年防和平演变的思想和举措是狠抓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间断地开展思想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群众运动。狠抓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同时狠抓革命事业接班人和中共领袖接班人问题。为此，毛泽东提出如何进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培养接班人的思路。简言之，将“防修反修、防和平演变”战略放在生产关系领域进行实施。在这一伟大实践过程中既“有得有失”又“有失有得”。
(一)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有得有失”
1、“得”在确实培养了数以千万计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在工农商学兵政党的各个部门都能努力奋斗，忠实积极地为党和国家工作，为人民服务，无论是在“大跃进”的火红年代，还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及“文革”的动荡年月里，无论在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屈辱日子里，还是心情舒畅时期都能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尤其是经历历次政治运动磨励的知识分子，都能与工农打成一片，实现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号召，最突出的例子是“文化革命”前的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涌现出不少杰出人才和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如焦裕禄，王进喜，老孟泰，王杰，欧阳海，门和，雷锋，向秀丽，刑燕子，陈永贵，石传祥等人，正是由于这些优秀人物的存在，正是由于亿万人民的革命热情，艰苦奋斗精神，无私奉献举动，才能在没有奖金、没有物质刺激并且物质文化生活低下的艰难岁月中，在阶级斗争弦绷得最紧1958～1978年20年中使得中国的经济建设仍然在向前发展，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月经济仍然在增长，正如下列数据所示“中国从1963年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 ，其中农业产值年增长率为11.1%，工业产值年增长率为17.9% ，超过‘一五’计划时期的增长速度。”“196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已基本上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比上年增长20.4%,其中农业增长8.3%，工业增长26.4%，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增长47.7%，重工业增长10.2% 。”(薄一波著《回顾》(下卷)第1249～1250页。)
“1966年的国民经济仍然取得较好的成绩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达2543亿元，比1965年增长13.4%，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18%，全年收支相抵结余17.2亿元。许多生产建设项目都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年度计划。”原定的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无法执行，实际上被迫停止。1968年年度计划没有制订。“这是中国自建立计划经济计划以来，仅有的没有执行年度计划的两年。”(庞松 陈尧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380页。)
“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2 %。国民收1968年比1966年下降13.3%。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减少，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降低。”
“196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23.8%，国民收达到1617亿元，比上年增长19.3%。但是，这些带有明显恢复性质的增长，各项指标只是大体相当于1966年水平。”“1970年的经济建设按照这个纲要“指《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的要求，采取高投入等一系列措施。到年底，工农业生产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基本上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订的主要指标。大部分工农业产品产量超过1966年的指标。”“……1970年的基建规模(295亿元)比1969年(186亿元)增幅58.6% ，1971年又达到316亿元的水平。”“这些年的积累率在国民经济收入中的比例逐年上升，1969年为23.2%，1970年为32.9%，1971年达到34.1%。而农业投资越来越少，1971年只占总投资的10%。”“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9.2%，国民收入达到2318亿元，比上年增长8.3%，财政收入达到809.7亿元，比上年增长5.6%，实现收支平衡。”“197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达到3.2倍。对外贸易工作的一定发展，为中国今后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在铁路建设上，1970年建成成昆铁路，1972年10月建成湘黔铁路，1973年建成襄渝铁路……。”“在科学技术领域，1970年4月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中国在宇宙航天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中国能源的支柱产业大庆油田，也从1971年起保持了长期持续高速的增长，到1975年产量达到4625.9万吨。” 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与1974年仅增长1.4%形成鲜明对照。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工农业产品产量中，粮食增长3.4%;钢增长13.2%，原煤增长16.7%;原油增长18.8%;发电量增长16%。军队、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整顿，也取得明显的成绩。”(以上数据引自庞松、陈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381～407页。)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同志在《回顾》下卷第1250～1251页上谈到“这里应当提出的是，纵观1966至1970年这5年乃至1966年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就“三五”计划执行的情况来说，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正常的，粮食产量除1968年因灾害比上年减产外，其他年份都是增产的，1970年达到4850亿斤，是历史的最高产量，5年平均年增长4.5%，高于“一五”时期3.5%的水平。工业生产在后两年也有较大的增长，1970年的原煤、发电、成品钢材的产量都是历史上最高的年份，特别是原油产量突破3000万吨，比1965年增长1.7倍。工农业产值1969年为2613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1970年达到3138亿元，比上年增长25.7%，5年平均年增长9.6%，接近‘一五’时期的增长速度。财政收入4年有结余，5年合计结余10.5亿元。‘三五’计划原定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到1970年大都完成了。”
关于1958年到1978年20年来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情况，邓小平1979年也公正地，客观地指出：“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二版)
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月还能基本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取得上述的显著成果，应该归功于思想政治教育，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历来思想政治教育“精神化物质”的有力证明，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造就的有共产主义觉悟、有革命精神，有社会主义热情的广大工农、商、学、兵在党领导下，在党员和干部带动下的结果;是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批示深入人心的结果;是周恩来紧紧地掌握着党中央和国务院业务班子领导权的结果;“是被周恩来、毛泽东保卫和解放了的一批领导干部发挥作用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些基本因素起作用，才使国家生产建设在极其困难的逆境中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回顾》(下卷)第1252页。)
2、“失”对经济建设速度有所影响。如果毛泽东有充裕的时间认真调查研究中国经济状况、思想动态、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弄清情况并尊重经济规律，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在“防修反修、反和平演变”问题上下大功夫，按照中共“八大”路线坚定不移走下去，按照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精神和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一心一意地实践下去。那么，中国的科技发展、经济振兴、社会进步将是不可比拟的。具体说，如果毛泽东不将要求同美、苏、和印度斗争中应注意策略，外援要量力而行，争取时间抓紧建设，渡过困难时期的正确外交路线，冠以“三和一少”，当成修正主义来批判;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集市贸易，调动农民积极性，克服农村困难的正确主张，如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简称“三自一包”)当成修正主义来批判;不把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不积极搞“阶级斗争”的中央领导都当修正主义批判或撤销职务;不搞“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及文化战线大批判等带有“反修防修，防和平演变”色彩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将更快，市场更繁荣，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大的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得到更充分地体现。
(二)在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上“有失有得”
1、失在“倒刘、扶林”。在培养和选拔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上，在毛泽东左倾思想指导下，错误地将他在50年代就选准的接班人刘少奇打倒，将邓小平打倒又扶起，扶起又疏远。并错误地选择了林彪。翻开有关史料可知道。“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人选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一个主席，又有4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党员文摘》2003·3 第7页)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期间，当赫鲁晓夫谈到他是否当主席，谁来接班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党员文摘》2003·3 第7页)1961年9月，毛泽东在回答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关于毛的继承人是谁的问题时说：“我们几位副主席里，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党员文摘》2003·3 第7页。)
1963年9月～1964年7月中苏论战正式开始以后，在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思想紧张，将斗争矛头错误地转向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刘少奇，而后错误不断升级最后导致“文革”打倒刘少奇的极端错误的出现。正如1970年12月毛泽东回答斯诺关于“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摘掉”的问题时说的：“那就早罗。1965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1957年反右之后，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又物色到了林彪，继1958年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又在1959年9月“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来王稼祥回忆说，1965年秋周恩来与他说过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王力谈到：“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1967年9月“九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明确表示，接班人当然是林。”(以上素材引自《党员文摘》2003·3第8页。)1969年4月1日“九大召开”。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再次表明毛泽东“倒刘、扶林”的决策。
2、得在“远邓、又保邓”。毛泽东虽然决定林彪是他的接班人，但是并没有放松对他的观察和警觉，例如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挫败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图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又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揭露批判林彪集团，并整顿改组林彪集团及控制的机构，继后在1971年8月毛泽东视察南方期间，召见中南和华东等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谈话中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与此同时也没有忘记邓小平。比如1968年10月13日～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谈到：“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於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闭幕会上毛泽东又说起：“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是有些区别的。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呀，我看还是要慎重一点，”当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将邓小平攻击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加以批判时，毛泽东指示邓小平：“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党员文摘》2003·3第8页)最明显的是，毛泽东指派自己的信任人汪东兴监护邓小平，而不让林彪集团和中央“文革”插手，可见毛泽东寓意之深。1973年3月9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第377页。)1974年12月23日～27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当着王洪文的面揭露四人帮，指出江青有野心，严厉批评王洪文，同时指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在周恩来建议基础上提高邓小平的位置，让邓小平做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通宵达旦促膝长谈并作出关系到中国局势和中华民族命运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长沙决策。为邓小平复出，为邓小平肩负国家、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命运的重任创造了条件，为历史最终选择邓小平当接班人奠定了基础。在毛泽东、周恩来长沙决策后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阅的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1月8日至10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又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以政治家、战略家、思想家、革命家雄韬大略开展的一系列上层建筑领域、生产关系和制度方面的改革和运动，其结果确实防止和扼制了执政党的变修，扼制了经济领域的犯罪。在毛泽东的时代，没有贪污腐败屡禁不绝的事情;没有黄、赌、毒泛滥成灾事情，没有污七八糟的文化娱乐品充斥市场的事情;没有见死不救、见偷不抓、见强盗不管，而是众人围观的现象……等等。当然在毛泽东时代也没有这么好的市政建筑，没有这么丰富的商品，没有这么发达的交通、没有这么多的法律条文、没有这么多的警察、这么多的车辆，这么宽松的政治气氛和这么好的物质文化生活。所以说对毛泽东的防修反修，防和平演变战略思想及其举措还是应“一分为二”。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
四，从上述内容想到当今的六大政治、经济、社会难题
1、理论上，是继续搞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搞“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物质文化生活较原始、单调、朴素;思想禁锢。但思想意识，道德风尚，兴趣情调、文化艺术很高雅、优秀，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都高出很多。贪官污吏很少，并能及时的铲除，有效地根治。最值得留恋的是社会风尚、社会秩序、社会观念都很平和、安定。是人类在心灵进化中的楷模和表率。在邓小平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物质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自由化思想活跃。但西方的腐朽、没落、颓废的思想情调在中国开始蔓延。贪官污吏不断地产生和发展。人们一切向钱看的思想抬头。追求物质享受、精神刺激的人数增长。产业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开始下降，城市中出现城市贫民，农村中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不搞点邪门歪道，没有子女在外打工，没有科技开发头脑和资金支撑，仅靠老实巴交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动，已经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尤其是家中缺乏劳动力和老弱病残的人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社会上人情如纸，世态炎凉。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民不畏贫，而畏不均。”如何解决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这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的第一个考验。
2、自1980年开始至今已经25个年头，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团体，不同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的、不均衡的发展，并形成了多元的、多倾向的利益集团。粗略划分共六大类：1、中共和中央政府高层官员利益集团(邓小平理论和政策的受益者);2、高级知识分子利益集团(邓小平理论和政策的受益者);3、大款、大腕利益集团(邓小平理论和政策的受益者);4、小公司经理、小商小贩利益集团(邓小平理论的受益者);5、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小科员、小教员、小职员、一般的蓝领工人利益集团(温饱型工资收入、有一定的地位);6、一般的城镇下岗工人，农村农民利益集团(收入微薄，地位低下)。这些利益集团相互依赖，又相互抗衡;相如调和，又相互分化。如何使这些不同利益团体，不同阶层的人们能够团结起来，凝聚民心，规范秩序，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第二个考验。
3、中共中央与中共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中央集权和地方自主，国税和地税之间的平衡和调节，地方资源利用和利益分配与国家统筹安排、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调和，地方保护主义与中央集权之间，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的第三个考验。
4、中国共产党内和政权机关的腐败已成为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恶性脑瘤。君不见，腐败愈演愈烈，杀了个成克杰，又出了几个张克杰、李克杰等。是否存在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神医和仙丹妙药。很难定论。其原因：①只有毛泽东的方略可以防修防腐，然而，自邓小平始，就放弃了毛的反修防修政策和方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姑息养奸，今已成大势，不可逆转;另则，在六大利益集团中，拥护毛的治国方略的基本群众只有社会地位低下、人口众多的第五和第六经济利益集团。他们虽然人口众多，但是知识水平相对较低，谋生的本事有限，又没有什么权势，左右不了政策的制定和取向。⑵当今中共中央领导中无毛泽东的雄韬大略，胆量气魄，智谋韬略，威望权柄，不敢大刀阔斧斩杀贪官，整治腐败。⑶当今中共中央用人多是一些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留学生。这些人一般的成长历程是家门到校门再到干部门，未经过社会底层生活和工作的严酷磨砺和考验，也没有经历过社会风雨、斗争实践的洗刷和锻炼。很难说能担当大任。历史的经验证明上述读书人多是赵恬之辈。纸上谈兵，摇唇鼓舌，舞文弄墨还可以，真刀真枪的走马上阵就难说胜负了。⑷缺少社会和其他党派的有力的监督，尤其是在野党的强有力的竞争和监督。一党专政必将走向专制、腐败和没落。放眼世界局势和各国执政党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事实：蜕化变质，经济腐败是当今世界和过去历史上执政党、执政阶级难逃的“周期率。”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采取的防腐主要策略有四种。一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法令和各项规章制度。然而，自古法律只约束君子，不约束小人。君不见为自我野心、个人私利，打法律擦边球者有之，以身试法者有之，铤而走险者有之，杀人越货者有之，走私贩毒者有之，贪污行贿者司空见惯。二靠新闻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举报。什么焦点访谈，新闻在线，晚上八点钟及各大小报刊杂志，几乎篇篇有报道，天天有曝光。然而，见效甚微。违法乱纪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行我素。饱狗、肥狗杀了，饿狗、瘦狗添空补缺，吃得更多、肥得更快，再杀再来，前仆后继，源源不断。三靠中共中央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的各级纪委、反贪局的威慑力量，惩处和制裁贪污受贿行贿者。然而，得先有举报人，有蛛丝马迹才能奏效;望风扑影不行，空穴来风不行。有举报人，也要查到真凭实据、顺藤摸瓜，才能抓到“老大”。即使如此，也有藤断瓜丢、鸡飞蛋打之时。四靠所谓的法律条文进行约束，孰不知法律是约束君子不约束小人的。正如同门锁只能锁住君子，而锁不住小人一样。任何法律都有空子可钻，这已被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所证明。古代圣人治世，没什么法律，“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如周文王时代，对犯法人只是画地为牢，可见，关键是净化、善化人的心灵。不用毛泽东的方略，又不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人之教，用西方的东西能济于事吗?这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的第四个考验。
5、中华人民共和国25年的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的高增长导致社会、自然、生态的失衡。导致资源的浪费，导致自然环境的污染，导致了人际关系的恶化、导致了人的心灵的退化。如何树立科学发展观，在不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际关系恶化、民众道德品质退化的前提下，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如何挥舞好这柄政治、经济、道德双刃剑，上演出有声有色、感人肺腑的社会喜剧，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的第五个考验。
6、如何解决社会底层人民的住房、医疗、环境卫生、子女上学、失业下岗者的再就业、鳏寡孤独者的抚恤、老年人的赡养、离异家庭的子女教育、社会道德的沦丧、遏制离异家庭事件的不断上升、艾滋病人的增多等等——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纲领要负责的项目，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内容。如何处理得比当今资本主义的北欧国家如瑞典、挪威、丹麦还要好，无愧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荣称号，这是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和各级政府的第六个考验。
鲁秦川
二零零六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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