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畅游长江。(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中红网供照)
1965年，毛主席在武汉东湖散步。(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中红网供照)
1966年，毛主席在杭州。(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中红网供照)
1966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中红网供照)
1966年8月18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中红网供照)
1966年春夏视察大江南北期间，毛主席与专列随行人员在天津合影。前排坐者第一人为张玉凤，第二人为吴连登。(中红网供照)
到中南海站的第一班岗就是“一号哨”——“丰泽园”的大门口——毛主席的家。后来，毛主席入住“游泳池”，我也被调到那里，仍然站一号哨。一直到离开中央警卫团,五年多的时间里，无论毛主席在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或到外地的上海、杭州、武汉,包括在专列上,我一直站在毛主席出入必经的一号哨。
也许不会有哪个国家首脑的工作会象毛主席那样紧张繁忙,生活、警卫会象毛主席那样朴实简单。为了节俭，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很少(约十人),甚至没有一个专职的警卫员。繁杂的日常工作、生活服务及安全保卫，全由不多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些警卫战士负责。代号“一组”的这个集体，就象一个大家庭,毛主席就象家里的老人,我们则象一群孩子，整天围绕在他身边。他没日没夜的工作,我们也随着他没日没夜地忙碌。正是由于毛主席这样的工作、生活方式，才使我这个普通战士有更多机会接近和了解毛主席，亲历了中南海的寒来暑往、日出日落,目睹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熠熠风采和他作为普通人那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琐事，从一个侧面见证了那激情似火的岁月。
走近中南海
1965年冬，经过一年多连队艰苦严格的训练和学习,我从中央警卫团一营三连调入干部大队一中队。这个中队是毛主席的专职警卫部队，人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要求都很高,由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同志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同志直接指挥。
毛主席的警卫工作分为两类:住地警卫和随身警卫。住地警卫负责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家—丰泽园的警卫工作,随身警卫负责毛主席离开中南海或到外地工作时的警卫工作。“文革”前随卫部队只有二分队和十一分队两个分队，“文革”期间因社情复杂又新增了十三、十四分队。刚进中南海时，我在“丰泽园”做住地警卫工作，后来调随卫二分队。
在上岗执勤前，有一个警卫业务中的必修课——熟悉警卫环境。一人一车、一楼一路,一亭一阁,一门一窗,甚至一草一木都要烂熟于心。老同志带着我在“南海”、“中海”、“瀛台”、“丰泽园”、“春藕斋”、“勤政殿”等等地方转(重点是南海和丰泽园)。把该熟悉的地方转个遍,看个遍，也听个遍,给了我一个未曾知晓,更令人着迷的中南海。中南海磅礴大气、灵秀圣洁，它的美，几乎难以用语言和文字加以描述，似乎用“人类智慧”来形容已显得十分苍白。
人们常说：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我认为，北京的心脏则是中南海。因为这里是党中央所在地，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居住于此。那是一个即神圣又神秘的地方。
中南海始建于辽代，因蒙古人称水为海，故此得名。此前这里是自然湖泊，辽代在此建“瑶屿宫”，后更名“西华潭”。金代拓建为宫殿。明代辟为避暑行宫，称“西海子”。清代称“西苑”，“太液池”。明代在此建南北两座桥，北桥称“金鳌桥”，南桥称“蜈蚣桥”。金鳌桥就是现在俗称的北海桥，踞北海和中海之间，是北海和中海的分界，蜈蚣桥踞中海和南海之间，是中海和南海的分界。有“两桥分三海”(北海、中海、南海)之说。中南海总面积约1500多亩，水面积和陆地面积约各占一半，比现在的故宫面积大三分之一，比北海面积大一倍。经辽、元、明、清和新中国建国以后700多年的精心营造，这里集山、海、岛、桥、亭、阁、楼、榭于一园，为古今中外建筑艺术和造园艺术之精品。是世界迄今为止历史最久、面积最大、保留最完整的皇家园林，置身其中，宛若仙境。
走近丰泽园
毛主席的家在中海与南海相交的“丰泽园”，北门面临中海，南门面对南海，入新华门沿西海岸前行即可抵达。南门阔五间，门额正中的大匾上书“丰泽园”，落款在‘泽’字上方，是一方小篆体鎏金印章：“乾隆御笔”。整个丰泽园建筑群落分四重院落，由东向西分别为“花园”、“菊香书屋”、“丰泽园”和“静谷”。 整个院落占地一百多亩，据说它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曾是每年“演耕礼”时皇帝的演礼之所。当时内有一方一亩三分的田园，供皇帝在“演耕礼”时象征性的耕作，还植桑养蚕，象征皇帝鼓励国家耕织。
“丰泽园”古朴敦厚、不尚华丽。五间门庭的中间三间是六扇朱红大门，每扇门上分别镶嵌了81个馒头大的金色门钉，中间两扇门常年敞开着，为了出入方便，尺来高的门槛被卸下放在门庭内侧，另外四扇门则极少开启。门外两侧有两棵粗大的国槐，国槐旁各有一株龙爪槐，对着大门南头两侧是两棵遮天蔽日、合抱粗的雪松，雪松似乎从未修剪过，粗大的枝杈几乎贴地伸展，显得雪松格外茂盛。正对大门是跨越水渠的汉白玉拱桥(现已该做平桥)。桥下是一条镶有琉璃瓦脊砌花砖围欗的水渠，水渠东西两端各有一座跨渠凉亭，东边的是“结秀亭”，西边的是“荷风蕙露亭”，宽约两米的水渠象一张弯弓蜿蜒在四重院落前面，巧妙的把南海与四重院落分隔开来，部分中海的水通过“春藕斋”“静谷”经这条渠注入南海。清澈的水中游弋着红红的鲤鱼、草鱼、胖头鱼，还可常见几只金黄色的金龟爬在石头上晒太阳。
进入丰泽园大门经过高约尺余，宽两米的条石甬道，迎面是一座垂花散屏门。所谓散屏门就是门内的四扇门是四扇屏风，平时不开启，用以阻隔门外的视线，除非有极尊贵的宾客才开启，一般出入要走东西侧门。两侧的回廊可通达院落的每座屋宇，一直延伸到院落的最北端。进入院内迎面是一座大殿，这就是整个院落的主建筑“颐年堂”(原名“颐年殿”)。整个殿堂外面没有任何漆饰，看上去似乎有些糟朽，然而，它是中南海内唯一一座金丝楠木建筑。金丝楠木因特别耐腐蚀而极其名贵，因其耐腐蚀而无需刷漆，外观完全是木质本色，所以看上去似已糟朽。在大殿正门两侧明柱上镶嵌着一幅浮雕楹联:榴花照耀菖蒲岸，竹影扶疏翡翠亭。落款是“乾隆御笔”。据说，慈禧、袁世凯、傅作义都曾在此理事。毛主席入住后常在这里接见外宾、召集会议，五、六十年代国内外很多大政方针多决策于此。每年国庆节，登天安门观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民主人士都到此集合，然后同毛主席一起驱车前往天安门。颐年堂往北是“含合堂”，毛主席常在这里办公，偶尔也在这里为毛主席放电影。里边的陈设简单，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大地球仪非常显眼。再往北是清代建筑风格的“遐嘱楼”，这是一座二层楼，有工作人员曾住在这里。楼北边是约四米高的大红墙，丰泽园建设之初没有建北门，据说是为了阻挡中海的北风，后来为了出入方便，在丰泽园和花园北面各开一门。毛主席出入常走紧邻“菊香书屋”的花园北门。
在颐年堂和含合堂之间的东厢房门额上有“菊香书屋”的匾额，悬挂在门两侧柱子上的楹联镌刻着：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霏清静香。落款为“康熙御笔”。这就是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居所，所谓的家——“菊香书屋”。据记载清代建筑之初这里确实是一座书房。这显得很奇异，莫非古人知道后世将有一位视书如命的人入住于此?真不知道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还是毛泽东选择了历史，抑或是二者的契合。穿过厢房是一个大四合院，整个院中的建筑风格与北京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民居无异，只是更大些，院中九棵通直的古松苍翠挺拔，条石铺就的‘十’字甬道和环绕屋檐下的回廊连接了南北两座正房和东西两座厢房。现在已记不得是多少间房了，印象南北正方和东西厢房都是各九间。毛主席居住在名曰“紫云轩”的北房东侧，江青居住在北房西侧。南正房是办公和会客之所。在南正房南面各有东西厢房三间，当时李纳和江青的姐姐李云鹤居住于此。东西厢房多为毛主席的书房，里面有很多书， 1966年中旬，毛主席移居游泳池，一中队出动四十多人给毛主席搬家，说是搬家却没有多少生活用品，搬了一个星期，几乎全是书，以至于“游泳池”的书房放不下，部分书籍还暂时存放在静谷院内的“桂秀轩”。毛主席移居游泳池后再也没有回过他居住过十七年的“菊香书屋”。
在菊香书屋的东面是“花园”，园中有两座各五间正房，一座由工作人员李志绥、林克和李云鹤之子王博文居住，另一座是仓房。园中还有一座1964年建的防空洞，从外观看它象是一座房子，有窗有门，打开门却是下入地下深约十于米防空洞的阶梯，虽然防空洞里面备有简单的办公和生活用具，但是毛主席一次也没进去过。这个院子虽然叫“花园”，也有琉璃砖镶砌的精美花坛，可是却见不到一株花，我们却在花坛里种了花生、棉花和蔬菜，我们还常采些蔬菜送给毛主席。花园里之所以不养花是因为毛主席不大喜欢花，他常和我们说：种树比种花好，树可成材。种菜比种花好，菜可食。在毛主席的家，在大会堂、钓鱼台，以至于在外地下榻处，我从未见为毛主席摆设过一盆花。
与花园一墙之隔东侧是“勤政殿”，它有别于清代大屋顶建筑，是一座有点象西洋建筑风格的圆顶大殿。它建于民国初年，据说是为袁世凯复辟登极而建。每当重要节日勤政殿大门前都要升国旗，这是中南海里唯一升国旗的地方，据说，这就象征着这里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勤政殿与花园之间后来开了一个小门，毛主席常经过这个小门到勤政殿开会、接见外宾。
丰泽园西面是被称为“园中园”的“静谷”，院子约50亩，面积相当于东面三个院子的总合，是一座清代造园艺术的典范之作。整个院落显得舒展大方，清秀古朴，假山古柏，楼榭殿宇布局巧妙，错落有致，主建筑“春藕斋”宏伟华丽，贴金的外装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与其比邻的“纯一斋”前面是一片荷塘 ，每逢夏日荷花满池。在高高的假山之上“爱翠楼”“桂秀轩”掩映在青松翠柏间，与春藕斋遥遥相对。从颐年堂旁脚门引出的长廊，东西向穿越整个静谷院落。每逢周六晚上，“春藕斋”都举办舞会，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总理和其他首长常到这里跳舞，有时还在这里看电影。“文革”时期这些活动基本被取消。正对静谷门内侧，有一棵很奇妙的柏树，它下部是两棵相距约两米、粗约尺余的古柏，而在约两米高处 两树却奇幻般的长成了一棵，形成了一个大大的“人”字，看上去煞是有趣。细细看来，在两树内侧仍清晰可见早已愈合的劈痕，可见它并非天成，一定是清代园艺师别出心裁的杰作。
走近游泳池
“游泳池”在中海西岸，院落南北长二百五十多米，东西宽约六十米。所谓“游泳池”是指院中一座露天游泳池，它建设年代不详，据说民国年间就有。五十年代，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费在露天游泳池南边建了一座室内游泳池。毛主席住丰泽园时就经常来这里办公、游泳。1966年中旬，毛主席竟然把家搬到这里，游泳池的休息厅成了毛主席的书房，两侧的更衣室成了毛主席的居室和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我们则住在院子北端的五间平房内，据说这是当年为胡志明主席建的房子。
室内游泳池正门在北端，进门是门厅，经两侧走廊到最南端是后来改造成书房的休息厅，面积不足一百米平方米，毛主席就在这样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实在不能称为官邸的“官邸”办公、开会、接见外宾。正是在这里毛主席接见了诸多外国政要，接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从实际意义上讲，是毛主席在这里向世界打开了中国开放的大门。
大半圈布艺沙发占据了大半个书房，沙发上，楔形茶几上凌乱地堆着放各种书籍，有的打开着，有的闭合着，东西两侧的书架里更挤满了书籍，书籍绝大部分是线装木刻本，还有不少英文版本。很多书里夹着写着字的纸条，条条纸条垂落在书架中显得杂乱无章。竟管如此我们在打扫房间时也不能去整理这些书籍，毛主席曾规定：我的东西什么都可以动，唯独书不能动。如果不小心，谁动了他的书，在原来的位子找不见他要看的书，他会急得发脾气。毛主席有一个习惯：看完一本书就在封面的角上用红铅笔画一个圆圈，很多书的封面上都有好几个圈，在《资治通鉴》、和《红楼梦》等书的封面上至少有五个红圈，也就是说这些书他已看了五遍，很明显，红圈越多的书越显得陈旧。墨绿色的窗帘很少开启，照明灯隐于吊顶内，顶棚的漫射光是室内主要光源，沙发旁放着两个搪瓷痰盂和三个挺大的落地灯，灯杆中部镶嵌着直径一尺多的圆形玻璃盘，上面放着放大镜、许多削好的铅笔和火柴、雪茄烟。在书房东西两侧各有一间约40平方米的卧室，毛主席多居东卧室，卧室东北角有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了书，当时我看到其中还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不少红卫兵油印小报，这些小报是毛主席让我们在街上搜集来的。一个衣架上挂着两件打了很多补丁的毛巾睡衣，靠南墙下是一台50年代产的老式带唱机的‘上海’牌落地收音机，收音机极少打开，偶尔毛主席会用留声机听唱片。靠西墙是一张两米宽的木板床，床上靠墙部位堆着一尺多高的书和几个文件袋，这几乎占去了大半个床，好像是在床上磊了半截墙。床上有两条很旧的白被子，毛主席常靠在被子上看书。三条毛巾被，一个挺粗的大圆枕头，床下有一双破旧的红皮鞋、一双猪皮面的拖鞋和一双布鞋，洗手间在房间的东北角，约七八平方米，马桶旁有一个方木櫈，上面叠摞着尺来高的书籍。在游泳池外的南面有一个花园，书房与花园间有一个小门，毛主席到花园散步或出门时总是走这个小门。花园中同样没有一株花，我们在园中依旧种了许多蔬菜。在这座“游泳池”毛主席工作、生活了十年多，在这座“游泳池”毛主席度过了他的晚年岁月。
走近毛泽东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七年了，然而，无论怎样的风霜雨雪，世事沉浮，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毛主席的音容笑貌都无时不萦绕在我的心怀，叩击着我的心弦，那件件难忘的往事就象发生在昨天，每每想来总是心潮汹涌，激动不已。
伟人也是人，也是千百万人民中的一员，同样有喜怒哀乐，也食人间烟火，也有日常生活。如果说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等领域的辉煌业绩是一部伟大的史诗，那么，毛主席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的生活和他的情感世界也同样是一部动人的诗。毛主席生活中有许多看似平凡的故事，过去由于保密纪律等原因，这些故事只能在我们这些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中传颂，从来不曾向外面传播。
朴素的作风
毛主席生活的俭朴在全党是出了名的，那种具体而微的俭朴作风令人难以置信，很难相信一个大国领袖的生活如此简单、朴素。
毛主席睡的是一张木板床，两条普通白布的被子一条来自延安，一条来自西柏坡，上面都补了好几块补丁。毛主席习惯用毛巾被，床上有三条毛巾被，热时盖一条，冷了盖两条、三条。三条毛巾被都已破旧不堪，上面几乎没了绒毛，补丁摞着补丁，有时一蹬腿会把被子踹个洞，他戏称：这是闹解放，为此工作人员养成一个习惯：用过的旧毛巾不能扔掉，留着给毛主席补毛巾被，补睡衣。他洗脸的毛巾旧的发硬，暖瓶已不太保温，扫床的笤帚已经没几根篾子了，即使这样他就是不让换新的。记得1968年，经过大伙的软磨硬泡和耐心的“思想工作”，毛主席终于同意买一条新毛巾被。可是去买毛巾被的同志怕毛主席反悔，走得很匆忙，却忘了带“针织票”，不大工夫又回来了。毛主席问他买来了没有，那位同志说：忘了带“针织票”。毛主席似乎不清楚“针织票”为何物，惊讶地说：还要什么票呐，看来那不是我们该用的东西，算了吧，还是别买了。就这样，毛巾被还是没换成。
毛主席喜欢穿睡衣，在家里从来没穿过在公开场合常见的那种毛式中山装，春夏秋冬出出进进总是毛巾睡衣。冷时出门最多再披一件风衣。那三件睡衣也都破旧的不成样子，上面尽是补丁，有细心的同志数过，最多的一件睡衣上竟然有60多块补丁。在我所见到的毛主席私人物品中，那两套毛式中山装是毛主席唯一的奢华物品。
毛主席一生爱烟，爱茶，他点烟用的火柴就是北京火柴厂生产的普通火柴，他划火柴时总是小心地在一面的磷面上划，而且对火柴盒十分爱惜，一盒火柴用完了，火柴盒还完好如初，其中一面的磷面甚至一次也没用过。他把这些火柴盒小心的积攒在一起，等积攒得多了，他会让我们把那些空盒子送回火柴厂，(当然不能说是毛主席让送来的)火柴厂的师傅在收到这些空火柴盒时是诧异和不经意，他们不知道这是毛主席精心用过的火柴盒，如果知道是毛主席送回来的，不知又会弄出什么动静来。
有一次毛主席从中南海到大会堂办公，刚进“118”房间(毛主席在大会堂的办公室)，便急急忙忙叫人给游泳池打电话：告诉游泳池的同志，我剩下的那半杯茶不要倒掉，我回去还要继续喝。之所以着急，是因为他知道，他离开游泳池后那里的工作人员就会打扫卫生，那半杯茶一定会被倒掉。毛主席喜欢喝茶，可是在困难时期他却三年不喝茶，三年不吃肉，还说：勒紧裤带还债。当时工作人员发现，由于因营养不良，毛主席的腿已经有些浮肿。
在毛主席的床下有一双残破不堪的红皮鞋，是延安时期苏联领导人送的，这双鞋曾随他转战陕北，随他蹬上天安门城楼，岁月的磨蚀早已使它失去了原本的面貌，虽然已经修过好几次了，但毛主席就是舎不得扔掉。几个同志经商量后决定把那双鞋悄悄地扔掉，可是不久就被毛主席发现了，一定要把鞋给他找回来，然后又求我们到外面再去修一修。无奈，周福明同志拿着鞋到西单请修鞋师傅修理。修鞋师傅翻来覆去的看那双鞋，再看看身材干练、穿着整齐的小周，一脸惊异的说：您怎么能穿这样的鞋，还是换一双吧，这双鞋我修不了。小周回来告诉毛主席：鞋修不了。毛主席说：外面修不了，你们帮我修一修吧。实在拗不过，几个人勉强又把那双鞋缝了缝，依旧把它放在毛主席的床下。据说一直到毛主席去世，那双红皮鞋依然放在那个木板床下。
毛主席吃的很简单，常年一日两餐，每餐两荤两素，一碟辣椒，菜就是一些家常菜，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毛主席吃什么海参、鲍鱼、燕窝、鱼翅，最多吃顿红烧肉。而且坚持吃北京市民供应的那种糙米(三季稻米)，这种米没有一点粘性，吃起来象嚼木屑，毫无米香可言。竟管中央警卫团玉泉山农场产的京西稻米非常好吃，就连普通战士都经常能吃到，可是不知劝了毛主席多少次，让他换京西米，他就是不换。毛主席偶尔也吃一些煮红薯、煮玉米，他吃红薯从来不扔掉红薯尾巴，而是统统吃净。有一次吃煮玉米后，工作人员要把玉米芯端走，毛主席突然发现玉米芯上还有一个瘪玉米粒，于是叫住工作人员，把那个瘪粒捏下来放进嘴里说：浪费是犯罪。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岁月里，最让我难忘的是为毛主席采野菜。我曾经努力回忆过，但无论怎么回忆也记不清为毛主席采过多少次野菜。中南海里没有多少野菜 ，却有很多马筧菜，每次采一把，给他拌着吃或炒着吃。记得有一次毛主席特别交代：今天多采一些野菜，中午要请客。记得1967年夏在上海，当时华东大旱，一个月滴雨未下，市场上蔬菜供应有些紧张，毛主席知道后便对我们说：我们住在上海，给人家的供应增加了负担，咱们要采些野菜吃。于是我们一有空就去采野菜，并挑些鲜嫩的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和我们一样，每顿饭的餐桌上都多了一道野菜。毛主席常吃野菜曾让我大惑不解，是这位大国领袖吃不起吗?当然不是，那是什么原因让他经常吃野菜呢?我猜想，只能是猜想，毛主席小时候一定也在家乡韶山采过野菜，他一定没忘记家乡苦菜的苦涩;他一定没忘记红军“吃野菜也当粮”的岁月;他一定没忘记“困难时期”山东籍战士从家里带来的那个糠菜团子。时刻与人民息息相通，休戚与共，这或许是毛主席经常吃野菜的根本原因所在。
毛主席散步时喜欢拄手杖，说是手杖，其实就是一根约一米七长、没有任何修饰和打磨的竹竿，竹竿的下部已经劈裂，每拄一下都会发出刺耳的劈裂声。我问过许多老同志，这根竹竿用了多少年，可是谁也说不清，似乎在毛主席转战陕北的照片上看到的就是这根竹竿，这么长时间的一根破竹竿，他却视若珍宝，一直不肯丢弃。曾几次和毛主席商量买一根好的手杖，却总是被他拒绝。毛主席离开北京到外地工作，我们要做为一项挺重要的任务，就是绝不能忘了带上那根挺破、挺长的竹竿。1969年毛主席住武汉东湖梅岭宾馆，在宾馆三号楼北面有一大片竹林，里面长满了粗细不等的毛竹。一日闲暇，我从厨房借了一把剔骨刀，在竹林里寻觅，终于找到一棵竹节很密、粗细适中的竹子，把它切成了约一米七长，削平竹节，打磨光滑后送给毛主席，他很高兴说：这根手杖好。打那以后，再也听不到毛主席散步时那根破竹竿刺耳的劈裂声。正是这根手杖陪伴着这位伟人走完了人生最后的那段路。
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常在列车上办公，为了少给地方添麻烦，所有行李被褥都自带，包括拖鞋。每次都是三十六个大木箱，外加一根手杖，共三十七件，木箱里绝大部分是书。这三十七件物品专门由心细的战士孙秀亭同志负责，上下车，搬进搬出都由小孙清点。1969年毛主席入住武汉梅岭期间我亲历了一件趣事。武汉军区派战士小王在毛主席身边做服务工作，小王来的头一天在毛主席的房间搞卫生，发现床下有一双破旧的快磨透了底的猪皮面拖鞋，以为是以前谁丢弃的，便扔了出去。我发现后急忙告诉他：这是毛主席的拖鞋，不能扔。他说：你开玩笑，毛主席怎么会穿这样破的拖鞋?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就是毛主席的拖鞋。在我的坚持下，他拿起拖鞋若有所思，默不作声地看了好一会，眼里闪着泪花，半信半疑的把鞋拿了回去。
“春藕斋”是清代留下来的老建筑，因年久失修显得破旧。1962年毛主席要去南方工作一段较长时间，预计大约要半年时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决定趁机对春藕斋进行落架重修，工程由国务院行政处负责人罗某某同志负责。罗不懂建筑，但他要求设计人员，工程质量一定要高，要坚固。他还形象地对设计人员说：如果用一台大吊车钩住房脊的大樑，可以连地基一起提起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其工程不仅质量好、装修豪华，而且进度快，四个半月就完工了。当然工程耗资也特别巨大。
毛主席回北京后到春藕斋散步，看到金碧辉煌的春藕斋便问身边工作人员春藕斋怎么这么漂亮。身边工作人员告诉他是重建的。毛主席又问花了多少钱，工作人员告诉他花了四亿五千万。毛主席听后脸色立刻沉下来，转身急步回菊香书屋，并即刻让人叫来罗某某，大发脾气：我们建人民大会堂才花了个六亿，一个小小的春藕斋你就花了四亿五，你这是有意腐蚀党的干部。此后罗某某被调出中南海，毛主席也两年没进过春藕斋。
心系人民
解放后，出于对安全保卫工作的考虑，毛主席与人民群众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严格的安保规定对毛主席而言几乎是一种桎梏，然而，他个人又难以打破那种半封闭的状态，到群众中去，与人民在一起几乎成了毛主席的奢望，因此，他绝不会放过每一次与群众接触的机会。
记得1966年初夏，毛主席叫来汽车，约上汪东兴甚至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警卫人员，悄悄地出新华门入府右街，来到中南海西门外。毛主席走下汽车来到群众中与群众握手攀谈，一会抱一抱挤来看热闹的小孩子，一会敲一敲旁边的大鼓。毛主席被簇拥在中间，群众争抢着与毛主席握手、向毛主席问好，顿时府右街成了欢腾的海洋，说笑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毛主席突然出现在西门外的消息立刻被通知警卫部队，驻守在西门内的机动部队立即冲出西门，把毛主席强行拉回中南海。
1967年7月14日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第一站到武汉，他决定7月16日再次游长江。15日我们派八位同志到江边考察水情、社情。当时江边聚集着好几万人，一打听才知道，16日武汉市将举行“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横渡长江活动，现在正在做准备工作。我们这几个同志下到江里完全淹没在人海之中，江面上全是人头，不到十分钟便被冲得七零八落，失去联系。回来后向毛主席汇报：明天武汉市将在长江举行大型的群众活动，人太多，如果去游泳警卫工作很难做，假如被群众围观后果不堪设想。不料毛主席听说有群众活动兴致却更高了，一再坚持16日去长江游泳。大家再三坚持不让他去，争论得非常激烈，最后毛主席拗不过我们，只好放弃了那次到长江游泳的计划。
1968年春夏之交，毛主席一个人悄悄走出游泳池居室来到院外。正在一号哨执勤的张华同志立刻迎上去，伴随着他往南走，张华觉得奇怪：以往散步总会有人陪着，今天怎么就一个人呢?张华断定毛主席一定是溜出来的，于是寸步不离的紧紧地跟着他。毛主席竟直向南面中南海西门方向走去，边走边小声对张华说：咱们能不能到西门外去看一看，就咱们俩，别人不知道。张华一听就急了，急忙说：那可不行，安全出了问题谁负责。张华急忙上前，强行把毛主席拉回到居室。大红墙里的中南海是美丽的，然而，大红墙却关不住毛主席的心，他的心在人民之中。
1966年8月8日毛主席要去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提出要穿军装。当时毛主席并没有军装，只好到部队中去借。我们中队刘云棠个儿大体胖，拿来衣服一试太瘦。后来想到副团长张荣温体胖，便借来他的军装，一试还瘦些，可是再肥大的又没有，只好将就了。早晨五点左右我们乘车跟随毛主席来到天安门，在天安门内毛主席不让停车，而是让车直接开出天安门，停在站满红卫兵的东观礼台西北角下。观礼台紧角上一个扎刷子辮、穿旧军装的小姑娘，首先看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从车里走出来向他们招手，先是惊叫了一声：“毛主席!”，紧接着便高呼：“毛主席万岁!”顿时整个广场就象一片沸腾的海洋，“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成一片。本来广场和天安门之间的长安街是空着的，人们不顾一切地冲过警戒线，象一股巨浪一下子涌到了金水桥前。毛主席从观礼台旁转身来到金水桥前与红卫兵握手。我们紧张的视线一遍又一遍地扫视着面前每一个人，但是谁又能平息得了这股巨浪?竟管我们组成了人墙护卫着毛主席，但是我们和毛主席就像在大海里游泳，任人海潮涌飘来荡去。至今还记得，新闻电影制片厂一位个子不高的摄影师，把机器架在我的肩上抢拍毛主席的镜头。总理为了保护毛主席，始终站在毛主席前面的人墙之外，迎接着每一只伸过来的手。大约半小时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已经涌到天安门城楼下的红卫兵激动地跳着、喊着。一个体态微胖人(可能是新影的导演)，对着刚才的那位摄影师不断地喊：群众情绪，群众情绪，抓拍群众情绪。这一呼喊提醒了那位累得满脸是汗，刚要喘口气的摄影师，他立刻象重新上满了发条似的，抗着摄影机迅速冲进连蹦带跳的红卫兵当中。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发现总理的手已经被激动的红卫兵握得有些红肿。我们个个累得满头大汗，好几个同志包括团长张耀祠的鞋子被挤丢在广场，有的甚至连袜子也丢了，他们赤着脚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显得格外滑稽可笑。我们如此狼狈不堪，而毛主席却显得非常高兴。
1968年夏天的一个晚饭后，毛主席去大会堂，车出中南海东门走南长街，在穿越长安街时街上人很多，似乎在搞什么庆祝游行，车走的很慢。突然，毛主席撩开窗帘向街上的人招手，不知谁眼快，认出了毛主席，先是惊呼：“毛主席!”紧接着便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一呼不得了，长安街上顿时被“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所淹没，街上的人们不断拥向毛主席，把前导车、后卫车和毛主席的车分割开来。毛主席乘坐的笨重的保险吉斯车因长时间低速运行竟然熄火抛锚，这样的局面似乎正合毛主席的心愿，他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索性自己打开车门走下汽车，笑着与涌过来的群众握手、攀谈，竟管他已经被挤得坐在了汽车的机顶盖上。瞬间突发的情况急坏了前导车和后卫车的警卫，竟管这些人训练有素，但应付群众围观几乎没啥好办法。我们立刻冲出汽车，几乎是从人群的头顶上爬到毛主席的身边，并迅速组织群众筑起人墙，把毛主席连抬带架地送进前导车，然后号召就近的群众组成人墙为毛主席的汽车开道，后来卫戍区的同志们前来解围我们才得以脱身。我们紧张得不得了，毛主席却笑得很开心。后来听卫戍区的同志说：清理长安街现场场地时遗落的鞋子就装了一卡车。我的战友刘振臣挤丢的手枪也被卫戍区的同志找到送了回来。
1969年10月初的一天傍晚，政治局在“118”开会，鉴于中苏关系紧张，决定毛主席去南方，并决定当晚十一点出发。随卫在毛主席身边的一中队副中队长陈长江同志立刻打电话用暗语通知游泳池的随卫部队：我去南方，十一点走，把带的花生米和绿衣服送到北京站。意思非常清楚，“他去南方”就是说毛主席去南方，“花生米”是指全副武装，“绿衣服”是说不穿便装改穿军装。这样的突然行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不到半小时我们就到了北京站。九点钟，我们刚把36个木箱装上专列毛主席就到了，并通知车站，立刻发车，比原定时间提前两个小时。这种违背常态的情况经常在毛主席身上发生。这种“违背常态”亦或是毛主席自我保护的一种常态。
第二天下午列车停靠安阳车站。毛主席乘坐的是第十节车厢，我在九、十车厢交接的一号哨执勤，本来安阳站是临时停车，没有开车门的警卫程序，我站在车门的窗户里向外瞭望，忽然，我发现十车厢与十一车厢交接的二号哨的同志和毛主席出现在站台上。我断定又是毛主席强行下了车，便立刻打开车门跳下车，和二号哨的同志一起陪毛主席向列车前部走。走到列车中部正对着候车室的部位时，毛主席突然转向候车室，并向里面挥手。瞬间，认出毛主席的旅客突然欢呼起来，候车的旅客从检票口冲了出来，有的干脆从窗户跳出来，抗着行李的，拎着包裹的，挑着扁担的旅客顿时把我们围在中间，毛主席一边笑一边握着每一只伸过来的手，他的笑酣畅淋漓，他的笑质朴纯真，他这样的笑平时很少见到。站台上的欢呼声惊动了专列上的警卫们，他们冲出车厢，费了挺大劲才把毛主席拉回到车厢里。作为警卫人员，我们的想法与毛主席恰恰相反，毛主席总想到群众中去，而我们怕毛主席接近群众，怕围观。因此，毛主席常批评我们：害怕群众。
在我们之间还广泛传颂着毛主席这样一个故事：‘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为了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让一中队的警卫战士轮流回家搞调查，要求每人给他写一篇调查报告，还要求带一点家里吃的东西来。有一次，调查回来的的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一个同志拿出一个馒头，说家里吃馒头。毛主席慢慢地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另一位山东籍的同志拿出一个糠菜团子，毛主席急忙拿过去掰了一块放在嘴里，嚼着嚼着，他掉眼泪了，自言自语地说：我的人民就吃这个啊!在“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人民生活极度贫困。之所以在大灾年月国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是因为人心没有散，人民的心里有底，这个底就是坚信共产党和毛主席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一定能够带领人民扭转困难局面。
不准挂毛主席像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已近极致，有些人利用这种盲目的狂热情绪，把所谓“忠于毛主席”做为打派仗的手段和筹码，到处挂毛主席像，写毛主席语录，有的地方甚至搞所谓“红海洋”，有的更是打起了“语录”仗。中南海的大红墙没能挡住“红海洋”汹涌的浪潮，大红墙里面也挂毛主席像，贴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对这种现象其实是非常反感的，他不只一次说：名曰树我，不知树何人。在大会堂西北角的长安街上有一幅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毛主席每次路过那里，看到画像便不无幽默地说：他们在家睡觉，让我在这里挨冻。后来，毛主席越看越反感，干脆让我们打电话给北京市委，一定要把那个画像摘下来。后来那画像被摘了下来，换了一条毛主席语录。
1968年，北京化工三厂的工人师傅送给我们一幅印在塑料板上约40英寸的毛主席像，图像质感细腻，色彩鲜艳，装框考究，在当时这样精美的毛主席画像是不多见的，我们都特别喜爱，便悬挂在我们居室的大厅中央。
一个周末的下午四点钟左右，毛主席拄着竹杖，穿着那件破旧的毛巾睡衣在院子里散步，边走边和随行的陈长江、商来保、吴旭君同志说笑。毛主席看到我们种的两架长势不旺的黄瓜说：长得黄皮寡瘦，缺肥了。陈长江辩解说：我们整天和你在外面跑，没时间管理它。毛主席信步来到我们的居室门前，这时战士夏林方正在房间洗衣服，不知是谁和他嬉闹，夏林方端着一盆水追出来，正要用水泼那个同志，迎面见到毛主席，差一点把水泼在毛主席身上，引得毛主席和在场的人一阵大笑。毛主席走进居室大厅，一眼就看见了悬挂在大厅中央的毛主席像，脸色突然沉了下来，指着那张画像厉声喝问：谁让你们挂的?我们说:是化工三厂的工人师傅送的。毛主席望着画像大声说：土豪!快拿下来。这让在场的人惊愕不已，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毛主席用这样的自嘲语言，看来毛主席是真的生气了。区队长商来保立刻说：一会儿就摘下来。毛主席厉声说：现在就摘，马上摘。于是当着毛主席的面把毛主席的像摘了下来，当时现场的气氛十分紧张和尴尬。这件事证明毛主席对所谓的“红海洋”，对盲目的个人崇拜是非常反感的。毛主席似乎为了打破这种尴尬局面，走到枪架前，拿起一支自动步枪说：现在的枪短了，我当兵时枪有这么高(用手比肩)，那时候，没事就坐下来捉虱子。你们有虱子吗?我们笑着说：我们没虱子。这时气氛才舒缓了下来。毛主席又问：你们见过赫鲁晓夫吗?我们说：没见过。有一个老兵说：我给他站过岗，但是没见过他。毛主席接着说：中国也有赫鲁晓夫，他们要搞资本主义，我们要警惕啊!毛主席在和我们的接触中极少涉及政治，这次是特例。
诗人情怀
毛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作于马背上革命诗篇在政治上、艺术上几乎无人可比。生活中的毛主席和他的诗一样，豁达幽默，爽朗风趣。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豁达幽默、风趣诙谐的性格和情怀，才使毛主席能写出了那样壮丽豪放又委婉细腻的诗篇来。
有哲人说：幽默是智慧过盛的表现，这话有道理。凭着毛主席的智慧，在生活中怎能少了幽默和风趣呢?无论什么事，什么话只要从他嘴里说出来总是那样幽默风趣，甚至身边工作人员的姓名他都可以幽默一把。他的护士长叫吴旭君，毛主席说：护士长就是讲卫生啊，连名字都“无细菌”。他的服务员叫吴连登，整天工作在毛主席身边。毛主席说：你是我毛泽东的一盏明灯。一名警卫同志叫李金台，毛主席说：等台湾解放了你去当省长，你不是要进台吗?一位同志叫王德修，毛主席一见到他就笑着说：噢!你是德国老牌修正主义呀!德修吗。一位同志叫陈向义，是个身高一米九多的大个子，我们都叫他“陈大个儿”。毛主席说：你个子大，比我高，你来当国家主席吧。我的姓很稀见，毛主席知道我姓贲，随口背出《百家姓》‘丁玄贲邓’，还说：你排在邓小平前边。新华社派记者钱嗣杰做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当毛主席听说他姓钱时，便笑着说：你好，你有钱。我是无产阶级，我没钱，我只有一毛。有一次，毛主席和我们几个战士在一起聊天，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叼在嘴上，然后又在口袋里摸火柴，张广敏同志赶紧掏出自己的火柴要给毛主席点烟。毛主席阻止了张光敏，并拿起张光敏的火柴，自己划火柴点了烟，然后把火柴递给张光敏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嘛!引得我们哄堂大笑，毛主席也和我们一起哈哈地大笑起来。一次他的鞋垫儿从鞋子里窜了出来，毛主席幽默的说：它不愿意受我的压迫，要造我的反。
1968年夏，毛主席住在杭州王庄宾馆一天下午四点多，毛主席由陈长江、吴旭君陪着到西湖边散步，回来的时候毛主席边走边哼唱着京剧。当毛主席走到门口时 我故意挡在门中间不让他进，毛主席说：怎么不让我进门?我说：再唱一段吧。于是毛主席象模象样的唱起了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党中央，毛主席指引着前进方向……。然后一甩睡衣袖子用京剧韵白的腔调说：告辞了。便笑着挤进门。引得我们一阵大笑。
毛主席爱看下雨、下雪，雨天、雪天他常站在外面让雨雪拍打 。雪天他常用鞋踩一踩雪的厚度，如果雪下得大他会高兴的说：看来今年的年景不错呀!毛主席还喜欢在烈日下爆晒，夏日的南方，地表温度超过50度，毛主席几乎每天中午都光着膀子，穿一条大裤衩子，肩上搭一条毛巾，躺在藤椅上让太阳爆晒一两个小时。每次去南方毛主席都晒得满身铁黑。毛主席喜欢自然，院里的草他不让拔，说那是生命。秋天的落叶，冬天地积雪他不让扫，说走路的声音很好听。
毛主席喜欢游泳，长江、湘江、钱塘江、十三陵水库、北戴河海滨都是毛主席爱去游泳的去处。由于毛主席爱游泳所以，为毛主席做警卫工作的同志不仅政治素质、军事素质要求高，而且必须是游泳高手。毛主席游泳时我们总要有几个人下水陪他一起游泳。毛主席的泳姿实在不规范，两只手总是向侧后一个方向划水，既不是蛙泳也不是爬泳，他自己戏称：这是自由泳。毛主席游泳有一个本领别人很难掌握，他可以长时间在水面上一动不动的平躺着漂浮，累了还可以侧身漂浮。炎炎夏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开始下水时兴致很高，不要多长时间就膩了，特别是看着毛主席一动不动的漂浮在水面上，不免让我们这些人心急。这时我们就会唆使胆大的同志，潜水到他身下，挠一挠他的脚心。毛主席这时会用两脚打起大大的水花驱赶那位胆大者，似有嗔怪地说：你们这些人就会搞干扰。然后说：如果你们玩累了那咱们就上去吧!
秋冬的中海乌鸦特别多，每到傍晚几乎是遮天蔽日，常把挺粗的树杈压断，把冰压塌，而且叫声此起彼伏，整夜不停，每天路上的乌鸦粪便都有一寸厚，非常烦人。我们曾天真的以为用枪驱赶它之后它们就不敢再来了。于是，只要毛主席离开中南海到外面办公，我们就用两支双筒猎枪打乌鸦，可是无论怎么打乌鸦也不见少。后来不知毛主席怎么知道了我们打乌鸦的事，很不高兴的说：你们是吝啬鬼。人家乌鸦晚上没地方住，想到你们家借个宿也不行，你们不同意也就算了，还要用枪打。从明、清时起乌鸦就住在这里，这里也是它们的家，你们怎么赶人家走呢!而且你们晚上打枪也会干扰别人工作，以后不要再打了。从此我们再也不驱赶乌鸦了。
关心战士
毛主席曾经对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说：你们都是好同志，就是文化低了，要学习文化，有了文化人就聪明。你们应该办个学校，我任你们的名誉校长。于是警卫团一中队于五十年代初首先办起了文化学校，随后，警卫团和中直机关都相继办起了文化学校，并从大学毕业生中征召了文化教员，战士们除执勤训练外，每天有近四个小时的文化课。毛主席还曾亲自阅批战士们的考试券，还用一些浅显的道理启发我们的学习兴趣，问我们天为什么兰，树为什么绿，鹰为什么能飞，鱼为什么能游。毛主席到外地巡视总要嘱咐随卫的战士，不要忘了带上课本。一中队的文化学校“文革”时期还坚持上课。我小时候读书不多，文化底子薄，刚当兵时连写信都很费力。我由衷的感谢毛主席关心和号召我们学文化，感谢中央警卫团的文化学校，使我在部队学了文化，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把我引入了学习之门，让我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成就了我大半生的新闻记者生涯。那时候我们不懂的问题也去请教毛主席，毛主席也愿意为我们解答。记得1968年林彪说：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学习讨论时，我们为此发生了激烈争论。一方认为：林彪说的有道理。另一方则认为：不理解的就没法执行，双方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最后“官司”打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两句话让我们双方心服口服，毛主席说：在部队可以，在地方不行，还是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1968年，我们在蜈蚣桥哨位栽的一架葡萄长得特别好，至今记得其中最大的一串竟达到七斤四两重，果粒长得很紧，而且又大又甜。我们舍不得吃，就把这硕大的一串葡萄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着葡萄惊喜地说：噢!中南海还能长出这么好的葡萄!伸手摘了两粒，边吃边说：真甜啊，不过不劳动者不得食，还是拿回去你们吃吧。于是，这串葡萄又被送回了一中队。地方的同志和外国领导人经常给毛主席送一些水果、香烟和土特产品，毛主席总是舍不得吃，全部都送给我们。
有一次，毛主席在大会堂工作，夜里两点多要回中南海。值班的同志通知正在睡觉的随卫人员，可是，有的同志动作慢了些，毛主席站在外面等了一会，见有的同志还没出来，就回到房间去等。对于警卫人员来说，这是严重的失职，怎么能让毛主席等警卫呢?这样大的过失，是一定要受到批评和处分的。毛主席怕那个同志受批评，就对队长陈长江说：年轻人觉多，不要批评他们。
毛主席吃饭常剩一点，可是有一次竟把其中的一个素菜吃光了，最后还把盘子舔了。这让细心的护士长吴旭君百思不得其解，是菜好吃呢还是有其它别的原因。吴旭君便问炊事员于存：那个素菜你是怎么炒的，毛主席特别爱吃，全吃光了，还把盘子舔了。小于说：和平常一样，没啥特别的啊。小于努力回想着，突然一拍脑门说：坏了，那个菜我忘了放盐。吴旭君问毛主席那个菜是不是没放盐，毛主席说：小于年轻，出点错没啥大惊小怪的，你们千万别批评他。后来小于在会上惭愧地说：毛主席为了不让人知道我没放盐，才把盘子舔了啊。
1969年夏，毛主席住在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常来看望。一次午饭后，曾司令看到我们在打篮球，便和我们队长陈长江说：我们军区篮球队很厉害的，你们敢不敢和他们比一比。陈长江说：好啊，我正愁没对手呢，明天就比。当时我们分析，技术肯定不如人家，但身体素质一定比他们强，我们和他们比速度，拼身体素质是有希望赢的。
毛主席听说我们赛球，吃过午饭就兴致勃勃地来到球场边，坐在藤椅上看比赛。毛主席显然是我们的“拉拉队”，只要我们进球他就带头鼓掌、叫好，不时还有些评论，心情非常好。军区球队的“拉拉队”当然只有曾司令一个人。这场球我们打得很不错，速度确实胜对方一筹，最后我们赢了，毛主席回来后还夸我们球打得好。第二场比赛，毛主席又来观战。上半场毛主席的心情仍然很好，依旧鼓掌叫好。下半场他似乎看出了什么，显得情绪低落，也不大鼓掌了。比赛结果又是我们赢。第三场比赛，毛主席又准时到场，而情绪则大不如前，只看了半场就阴沉着脸走了。回去后便叫来队长陈长江，劈头便是：你们太骄傲，太不谦虚。我们住在武汉，是客人，我们要尊重主人，怎能一点情面都没有?陈长江向我们转达了毛主席的批评，我们决定第四场比赛让球。第四场比赛毛主席又来了，由于“让球”，比赛打得松懈无生机，毛主席只看了一会就走了。他批评陈长江：你们闹情绪，不好生比赛，球打得稀稀拉拉。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细致入微，对我们的缺点也丝毫不放过。
在我的眼中，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然而在我心里，毛主席更是我们中间可亲可敬的长者。
我将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永远缅怀这位令整个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一代伟人毛泽东。
(2013年12月6日于石家庄)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