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龚云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过去跟现实之间的对话”，“亦即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解释，他对于有意义的和有联系的东西的选择，是随着新目标在前进中的不断出现而改变的”[①]。
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历史观，不同的历史观又与不同阶级所信奉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紧密相联的，近代中国的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史家对中国近代史的评说。
历史学是一门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对同一历史事件、同一历史人物，因为史家的立场、观点不同，会出现不同的评价。20世纪30年代，政治是中国社会的主题，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关注的焦点是政治。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政治的发展。整个中国社会呈现出高度政治化的特征。在这一政治环境下，以刚刚过去的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自然会呈现出强烈的政治取向。20世纪30年代具有不同政治立场的近代史家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对近代中国农民运动的不同评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
20世纪30年代，一批受欧美影响很大，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南京国民政府，自觉地以学术为工具为国民党政权辩护。蒋廷黻就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他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是为了这种目的而写的一本论著，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时，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个学者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著作。他对近代农民运动的评价集中反映在这本小册子中。
蒋廷黻认为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现代化，要现代化就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中国现在固然是百端待举，但归根起来还是一件事，就是国家的现代化”[②]，“我们的出路在对内对外两方面，均不能不求之于建设，所谓建设就是物质和制度的创造与改造，就是全民族生活的更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③]。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主张中国首先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高效率的中央政府，“能维持全国的大治安，换句话说能取缔内战及内乱，全国必须承认它是中央”[④]，“我们应该积极的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该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因为它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它不满人望，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即使这三四个小朝廷，好像都是励精图治的，我更以为中国要有好政府，必须自有一个政府始，我说政府不统一，政府不能好，只要有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维持国内的安宁，各种的事业——工业、商业、交通、教育，亦就自然而然的会进步”[⑤]。蒋廷黻的上述关于内政的主张，使他在现实中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在他看来只有南京政府对外才能够合法的代表中国，对内才能统一中国，推进中国现代化。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坚决反对共产党，尤其共产党的暴力革命，认为共产党在搞割据，阻碍中国统一，而“统一的势力是我们国体的生长力，我们应该培养;破坏统一的势力，是我们国体的病菌，我们应该解除，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不是个哪种国家的问题”[⑥]。因此他坚决支持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先剿匪后抗日’是当然的步骤……我们唯一的出路在于未失的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产党的肃清”[⑦]。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反映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为国民政权服务的观点，在本书第四章第四、五、六、七节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是第七节“蒋总裁贯彻总理的遗教”就是在讲现实。在这节中，他称赞1928年蒋介石誓师北伐，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岭，是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革命遗愿。蒋介石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正统继承者，称蒋介石“在最近10年内的事业一贯的以中山先生的遗教为本”，蒋介石“领导全国向近代化道路迈进”，使中国“已踏上了复兴之路”，并替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的外交政策辩护，最后号召全国追随蒋介石实现抗战建国。蒋廷黻的反共立场在这一节中也得到了反映，他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国民党联俄容共;把共产党与军阀相提并论，说成是误国的政治派别，称共产党主张九一八事变后对日开战是“反动分子”，怀阴谋假爱国之美名消灭国民党政权[⑧]。
蒋廷黻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使他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坚决反对五个社会形态说，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鼓吹庸俗进化论，反对革命尤其是阶级斗争，主张“一点一滴”地渐进改良，宣扬“个人造成历史”的英雄史观，所以在现实中他们极力否认群众的作用，鼓吹精英政治。他不承认中国有阶级斗争存在，虽然承认中国有阶级存在，有地主，佃农，自耕农之分，却认为阶级之间的关系，完全由传统来决定，而不是以法律来解决;皇帝的地位是超然的，他的职责就是领导人民和谐相处;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与工人的矛盾，因为中国还没发展到资本主义，因此他认为共产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错误的。
蒋廷黻的政治观点，既指导了他一生的政治行为，也支配了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影响到他对近代中国农民运动的评价。
蒋廷黻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他相信英雄创造历史，他自认为是先知先觉者，是社会的中坚分子，在政治上都有一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之慨。他在《中国近代史》中对农民领袖充满了蔑称，“在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动类似流寇”;他称“尚有烧炭的杨秀清……，耕种山地的萧朝贵，曾捐监生与衙门胥吏为伍的韦昌辉，富豪石达开”。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分析了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救国方案，及其成败得失。他衡量每一个救国方案的标准是以近代化为标尺的。他认为洪秀全领导的旧式民间运动，企图建立新王朝，与时代大潮相背，所以失败。他称义和团运动为拳匪运动，是第三个救国方案，这个方案是“顽固势力的总动员”，是反对西洋化的、近代化的，所以更是大败，从反面证明了近代化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惨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⑨]。
总之，从维护国民党统治和现代化视角出发，蒋廷黻对近代中国农民运动的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二
陈恭禄是20世纪30年代，一位以学术为职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作为大学教授，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试图超然于任何党派，站在学者的立场客观地叙述中国近代史，但是现实的中国条件和主观因素使他又对中国政治抱有一种强烈的干预态度。作为一个无党派的学者，他以他的著作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以学术来影响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主观上他不傍依于任何党派，在客观上他的观点和立场却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他对近代农民运动的评价反映在他193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中。
陈恭禄的近代史研究，不仅将历史研究作为认识现实社会的一种手段，而且他在书中，直接对现实社会进行研究，而且通过提出他自己改造中国政治的主张。因此，他虽然主观上，想“客观”研究历史，以写“信史”为目的，但他所献身的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和主体毫无例外地与各种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些关系构成了从各自的阶级立场上来观察社会生活过程的可能性。马列主义科学公开承认研究的主体从属于由学者的党性所表达某一阶级的利益”[⑩]，在阶级社会，“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已经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敌视这个阶级的人或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这个阶级发展的人表示愤怒”[11]。所以他著作中强烈的现实性，使他鲜明地把自己的政治立场表达出来了。作为一名教会大学的学者，他受西方影响很大，他的政治理想也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为楷模，他看问题的态度是以中国是否能成功的演变为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为基点。他的著作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人物为核心，这种学术方法使他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评价和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与当时中国社会主流知识分子观点非常接近。当他从历史介入现实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又会使他在某些问题上认同于国民党政权，但在内心，对中国社会的出路，既不寄希望于国民党，也不将理想寄托于共产党，他希望走一种两党之外道路。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学院知识分子，他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得出了中国社会走向的结论，反映了他个人的政治立场，但在当时，又不自觉地表征着中国社会中间势力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取向，这是时代在他著作中投射的结果。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既反映了现实中的政治如何影响和支配了一个学者对历史的认识，也反映了一个历史学家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都会借自己的学术研究介入现实政治。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历史学家是属于他本人的时代的，而且由于人类生存的条件使他将不得不属于这一时代”[12]。在一个政治为主题的时代，一个对政治关注的学者，是会有自己政治态度的。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冲突背景下的中国政治嬗变为主线，叙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坛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兼及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思想演变、典章制度更易、内外战争过程、主要条约内容等方面，构筑了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分析框架。他研究了在外力冲击下，以内政外交为主要内容的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并提出了自己解决20世纪30年代中国问题的出路的设想。陈恭禄受西方学者对中国认识影响很大，在叙述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时，衡量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标准是以西方为标准，所以在书中，对西方的作用多持积极的评价，对中国传统大加抨击，对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总体结果持否定态度，表明了他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失望和对当时的中国走向的强烈关心。作为一个爱国的并且富有人道主义的学者，对近代中国的命运深感痛心，对人民所受的痛苦寄予了高度同情。
陈恭禄对近代中国基本走向的把握，影响了他对近代中国农民运动的评价，这种评价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他认为爆发的原因：一是由于清廷政治之腐败，外交之失策;二是由于人口增加，民众生计困难;三是由于会匪之不安。他称太平军初期的参加人员“多为民不畏死之无赖，铤而走险之贫民，乘势附从之会匪”。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一方面含有古代寓兵于农之意，一方面则本于孟子所言之井田”，所以，过于理想难以实现，“其难于实现之原因，则为中国耕种之地属于农民，其田多或不足20亩，大地主之田则多受之于勤俭耐劳之父祖。政府收为国有，给予代价，则时无法偿还，多而取之则非事理评，分受田地之先，对于国内田亩、人口，须有精确之统计，而时实不可得”。敬拜上帝对于中国文化“摧残破坏，不遗余力”，所以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攻扰17省，历时17年，始行消灭，“除人民流离、死亡而外，别无有意识之结果”[13]。
对于义和团更是大加否定，他认为义和团运动“始于愚蠢暴民之活动……造成于顽固雪耻之大臣。其人不知国际上形势，缺少辨别是非利害之能力，恨恶外，而力无如之何，仇视外人之心理，蕴郁日深，其报复之心愈毒”，由于义和团“心中存有恨恶之成见，而于不知不觉之中，袒护匪徒，甚至欲借其力，以杀外人汉奸，雪国耻，才造成战端”。所以他认为“义民不过动于情感，或唯利是图之愚民尔”，所以失败是固在料中，惜“中国于兵败屈服之际，而朝廷尚未彻底觉悟”[14]。他对主张镇压义和团的人，例如：荣禄，称之为“于此残忍仇杀暴民专制之中，勇敢直言生死于度外者”[15]。
总之，具有很强的社会精英意识、持自由主义立场的陈恭禄，虽然他也同情农民的悲惨生活，却看不起民众，他多次称民众为愚民，说“愚蠢者原无判断之知识，比较之能力，而为风俗、礼教所束缚”[16]。他称三元里人民抗英是“广东三元里之聚众，后经文人之浮夸，流传民间，使人信民力可恃”[17]。在他眼里，农民无知无识，不可能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中扮演积极角色，因此他对近代中国的农民运动都是持否定态度。
三
李鼎声(1907-196年)是中国现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平心的笔名。他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序论》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价了近代农民运动。
李鼎声公开声明他遵循的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新的历史观就是当时不能公开指明的唯物史观。他认为这一史观改变了历史学的传统，历史学不再单纯的是一种记载的科学，“它不仅要记述人类在与自然斗争及创造自己的历史过程中的种种活动，而且要说明此活动历史的条件与原因，解释历史上各种重大事变的因果关系以及指出在何种情况之下一种旧的社会为新的社会所代替”[18];历史学任务的改变，决定了传统的“那种以帝王、圣贤、英雄为中心，专门记载朝代兴亡治乱的历史体系和那种偏重于人类文化生活的记载，而不能说明文化兴衰递嬗的全过程的历史编制，不能合理的存在了”[19];“中国历史是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历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考察中国社会在全人类历史之一般的进程中，特有的发展路线，同时要解释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变，如民族的分合斗争、社会形态的转变、交替，各阶级的分化战斗，各种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递嬗变化等等发生的原因与其成果，说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影响。只有这样，中国史才能成为人类一般历史的一个支流，才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民族的内在变化与外在关系，而变成我们一种有用的智识的工具”[20]。中国近代史更是直接关系到20世纪30年代人们的生活，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片段，研究它的任务“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记录”[21]。
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要线索，构筑中国近代史的分析框架，所以，对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事件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一线索是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体现，也是他自觉地将史学研究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的一种表现。他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认识和鲜明的政治动机，决定了他对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
李鼎声认为中国近代史指的是“自鸦片战争直到今日的中国历史”，明末清初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发端。因为明末清初不过是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涛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鸦片战争后，中国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思想文化上都表现出巨大的历史转变[22]。显然李鼎声是按照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形态去区分出中国近代史的，这样就对中国近代史的概念有了一个科学的界定。
他认为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国近代在西方侵略下，被纳入世界近代史的范畴，但中国近代却不是一个独立资本主义国家，因为“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经济”，因此，“中国的近代史完全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史相提并论，后者是资本主义的发达史，而前者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这部编年史是血与火来写成的”[23]。
根据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李鼎声表明了他的《中国近代史》的写作目的：“暴露国际资本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吮吸膏血来膨胀他们自身，怎样驱使他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的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狡榨”[24]。从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判断出发，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就是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整个的国民经济屈服于国际资本的铁蹄之下，而且益加深其殖民地化的创痕，结果使国内的社会关系因此起了分化，受着帝国主义驱策，并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的阶级，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剥削制度的阶级，站在另一条战线上，这样就激起了巨大的社会斗争，由对立发展所引起的突变——革命结局是要否定帝国主义与国内的旧生产关系，这便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变化”[25]。显然，李鼎声是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他分析中国近代史的。他的研究目的决定了他的《中国近代史》取材“偏重富于历史意义之事实，如农民之战斗、民众之反帝运动、劳工之政治斗争、帝国主义之对立与阴谋”等，而“名人之言行、宫廷之变故、官吏之陟黜、政府之组织，则概从略”[26]。李鼎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作用，明确声明他的书重点在歌颂人民群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主体作用，这是与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极大不同点。
李鼎声不仅在史观上与当时非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不同，在研究方法上也与他们不同。“没有正确的方法，要想了解中国近代史的真实内容与每一种事变的历史意义及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27]。他指出了当时许多近代史研究者普遍采用的形式逻辑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形式逻辑并不能解释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变，不能投入历史现象的里面，更不能发现贯穿全历史过程的法则性，这是因为形式逻辑排斥事物自身中的矛盾性，而历史上的一切正是基于矛盾的不断发生与解决上的;形式逻辑把全部的历史看作彼此孤立的事象之总和，而历史上的一切事象，正是彼此相联系相影响的;形式逻辑忽视了量与质的关系，而其实历史上一切事变都是由量发展到质的变动，引起量的变动的过程;形式逻辑把每个历史事件看作静止的陈死的，而其实每一种历史时间都是在历史的过程中运动着变化着的;形式逻辑只是用抽象的方法去观察历史的事变，而不能从具体的情况中考察历史的内在联系与其过程。是因为这样，形式逻辑就只能看到历史的外壳，而不能捉住历史的内心[28]。为了克服这种局限，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就必须：第一，我们须将历史看作对立物相互转变的过程，即是矛盾不断的发生与解决的过程;第二，我们须得从各种历史现象变动的过程去追究它的发展;第三，我们须从历史上各方面的联系去研究一切事变的过程与联系;第四，我们须从具体的情况去研究，即是要考察每一种历史事件或事变的特质与其特殊的原因。它与别的历史事件或事变的内容上意义上的不同之点在什么地方，他在何种具体的特殊状态中发生出来;最后，我们还须警戒着机械的方法论侵入我们的研究中，机械论第一种错误就是否认量与质的区别，而以为质在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量的发展;其次，机械论认为一切运动都是由于方向相反的力量彼此对抗发生出来的，而不能认识此等运动正是事物内部对立的发展，与相互转变的结果，机械论会抹杀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与战斗[29]。李鼎声认为只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采用上述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揭示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面貌和发展规律。实际上他提倡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国民党把宣传马克思主义视为违法犯罪的情况下，他只能以科学研究方法来命名唯物辩证法。
李鼎声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认识和鲜明的政治动机，决定了他对中国近代农民运动的评价。
对于近代中国农民运动，李鼎声站在人民的立场，从反帝反封的角度，肯定了农民运动的正义性， 剥去了统治阶级对农民运动的诋毁和当时的学者因阶级偏见而产生的对农民的蔑视，恢复了农民在历史上的地位，指出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重新评价彰显了他的政治立场。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为勃起于清道、咸间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伟大斗争”;是“喘息于残酷的封建剥削下的千百万农民反对封建榨取的集中斗争”，“它不仅掀起了国内反满州政府的统治的民族革命，而且一开始就发展为划期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提出了打破封建土地关系的土地政纲与解放妇女的男女平等纲领，颁布了一切废除人压迫人的奴隶剥削制度之社会政策，取消了贵族官僚的特权利益，这正是反映了全国被压榨的农民劳动大众的迫切要求，火一般的事实，已将反动者的造谣、污蔑烧成灰烬了[30]。太平天国爆发的原因是“在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的榨取，错综复杂之必然爆发之革命战斗”，太平天国的失败“直接刺激了国内反动封建势力的猖獗，同时膨胀了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运动”。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观原因是：“由于缺乏有严密组织与彻底的政治觉醒的中心领导力量”，“在当时没有进步的市民阶级之坚强的反封建组织，亦没有现代的集团的城市生产阶级之有力的革命指导，而充分的表现出来的散漫的私有制的农民意识”[31]。客观原因是“在革命扩大和深入以后，商业资产阶级起来帮助地主贵族，一致起来反攻革命，形成一条巨大的地主、商人、富农、绅士、官僚、贵族的反革命战线”和“帝国主义曾竭尽全力帮助地主、商人资产阶级进攻革命”[32]。李鼎声称与太平天国同时的“捻党叛乱”和回民暴动，都是反对清政府统治的农民暴动，他还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进行论述。
关于义和团运动，他认为“义和团暴动本为一种初期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它是近代中国从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发生的反帝运动的继续，这种斗争的初期是极原始而带有漫无组织的自发性质，“鸦片战争后，广东平英团的反英运动及太平天国时代上海匕首党与法帝国主义的英雄抗战，正是南方贫民与农民最原始的反帝斗争”，这种斗争，“因为没有坚强有力的基本阶级的领导，同时因为不能与全国的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就常常给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镇压下去了”，“义和团的暴动便是北方农民、贫民自发的反帝斗争，他表现了被压迫民众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暴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分割中国的真相”，但是，义和团不能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所以“就一面为国内统治阶级丑恶的利用糟蹋，一方面为帝国主义的炮火残酷的消灭下去”，“尽管义和团暴动是充分的暴露出流氓无产阶级乌合之众的散漫幼稚诸弱点，它始终不失为一个伟大的群众的反帝斗争”[33]。对“许多历史家竟公然称义和团暴动为‘拳匪之乱’，他们痛恨义和团的肇祸辱国，甚至以为帝国主义之加紧侵略中国是由所谓‘拳匪’招之而来的，他们根本不认识帝国主义分割和掠夺中国的阴谋毒计，不认识当时的满清政府是如何地腐败昏暗，而只是将八国联军之祸归咎于所谓‘拳匪’，这真是‘不齐其本，而务其末’，在客观上是替帝国主义和满清政府辩护的”[34]。义和团暴动与八国联军之役根本原因，是“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想从中国割去一块肥肉，以扩大其资本主义生产基础，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想用武力镇压中国的反帝斗争，以遂其自由侵略之愿，而榖疎于帝国主义的暴力前的满清政府又没有能力反抗列强的侵略”[35]。李鼎声引用了拉狄克对于义和团的评价：“这次农民运动决不是暴徒土匪的运动，而是旧中国衰败的结果，是以后中国革命的先兆，虽是他们被满洲政府所利用了，可是它还是表示旧中国崩坏的一个伏流的波浪”[36]来评价义和团。“正是因为义和团没有健全的生产阶级作领导，正是因为义和团为清政府所劫持所利用，这种运动就变成了可耻的反动的运动，但不能因此抹杀群众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之意义。至于义和团以迷信的幼稚可笑的咒语与法术来抵抗帝国主义的炮火的武器，这当然是初期的反帝运动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亦就是因为这样以来而注定它的失败”[37]。
李鼎声对农民运动的肯定反映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农民革命的高度赞扬。对农民的态度，对历史上农民运动的评价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与非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重要分水岭。既肯定农民的优点，又承认其不足，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对农民的基本评价。
结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三大政治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语境下兴起的。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近代史研究者根据自己的阶级立场，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表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学术讨论，虽然不完全等同于阶级斗争，但在阶级社会里，“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知识社会各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38]。
从20世纪30年代三种不同政治立场的史家对农民运动的评价可以看出，置于政治斗争旋涡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公开地在著作中表明自己的政治目的，自觉地把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将中国近代史视为认清国情、认清历史和为革命服务的工具，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层面，论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正义性、必然性及其走向。为国民党政权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也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当作确立国民党政权正统合法性，为其辩护和驳斥共产党革命的利器。视中国近代史研究为纯学术研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主观上或许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基于自己的学术立场研究中国近代史。但作为刚从传统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现实中的政治观点，也会在著作中体现出来。即使抱着客观主义的立场，也会被时人视为一种政治立场，而且在他们内心深处，也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当作学术救国的表现。毕竟中国社会还不能为学者创造一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氛围，他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由于史观、认识方法、对中国现实理解不同而产生与其他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不同的观点。所以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导取向是政治取向，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9]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就是因应了这一时期的政治需要，并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运行的历程和走向。
那种认为历史学可以脱离政治、完全做到客观是不符合实际的，问题在于科学地处理政治和学术的关系，尽量做到客观地再现历史。
[①]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5页。
[②]《蒋廷黻选集》第一册，第169页。
[③]《蒋廷黻选集》第三册，第475页。
[④] 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号，1933年12月31日。
[⑤]《蒋廷黻选集》第二册，第304页。
[⑥] 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第12月。
[⑦] 蒋廷黻：《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独立评论》47号，1933年4月。
[⑧]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127页。
[⑨]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109页。
[⑩] 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教学文献》编辑部编：《历史科学·方法论问题》，刘心语译，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1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135页。
[12] <英>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麽?》，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页。
[13]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150、143、178、144、150、218页。
[14]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501页、537页。
[15]同上，第523页。
[16]同上，第468页。
[17]同上，第504页。
[18]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7年5月版，第1页。
[19]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7年5月版，第1页。
[20]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7年5月版，第1-2页。
[21]同上，第2-3页。
[22]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7年5月版，第4页。
[23]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出版1937年5月版，第4页。
[24]同上，第5页。
[25]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7年5月版，第10页。
[26]《中国近代史·编辑凡例》。
[27]同上，第6页。
[28]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7年5月版，第7-8页。
[29]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9-14页。
[30]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7年5月版，第61-62页。
[31]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7年5月版，第62-63页。
[32]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7年5月版，第95-96页。
[33]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7年5月版，第231-232页。
[34]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7年5月版，第232页。
[35]同上，第333页。
[36]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转引自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57-258页。
[37]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7年5月版，第25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1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