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 1911~1949
鸦片战争敲响了腐朽清王朝的丧钟，而晚晴政府通过签署一项项丧权辱国条约的方式来苟延残喘，巨额赔款经济负担以及列强洋人跋扈作恶压迫得中国老百姓跪下身去站不起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的火种在地下不断地升温，清廷色厉内荏的奔波各地弹压不过是在延缓火山爆发的时间，却也增强了火山喷薄的威力，威力大到革命成功的结果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是王朝政体制度的终结。
1911年初，全国铁路的内资建设潮流显然有碍列强的在华利益。各国一再对清政府施压，指责其“纵容百姓，专与外国人为难，使中国前途叵测”。国之危亡，仁人志士探寻救国道路，奸臣贼子也在抓紧卖国。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想向四国银行借债筑路，并把铁路主权交给英法德美四国，名义上收归国有，实质属卖国行径。四川人民率先发起保路运动，而后演变为保路同志军起义，无意中触翻了辛亥革命的第一块骨牌。清政府急调驻扎湖北的清军入川镇压，致使湖北防务空虚。革命党人抓住机会发动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保路运动以及武昌起义仅是压倒晚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晚清政府倒台实属不可避免，因为不断战败赔款早已让清政府彻底破产，只能采取出卖主权资源和民众财富给列强的方式维持统治，而这注定是饮鸩止渴不能持久，因此保路运动、武昌起义这样的轻微局部冲突便引发了各地民众乃至封疆大吏的响应，最终清廷委以兵权的袁世凯反戈一击逼宫，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宣布退位，清王朝就此灭亡。
1912年开始，中国这个大一统王朝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在西方民主革命思潮的冲击下进入资产阶级各种宪政体制的试验期，真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时中国的各省自治国家结构组成更类似于美国建国初期的邦联制(而非南北战争后的联邦制)，因为在辛亥革命后各地封疆大吏、革命领袖纷纷响应，相当于以本省之地盘、兵力、民众投资入股，只不过他们参与的生意是革命。因此革命成功后，每省获得参议院5个代表席位，便进入了军阀割据互不归属的局面，中央政府仅能实际管控中央周边地盘，对各地军阀只能起到一定的协调作用。而持续不断地内讧斗争和外敌威胁更让中央无暇顾及对地方各省的整合掌控，中央政府政体也从内阁制、总统制、君主立宪试验到清王朝复辟以及北洋军政府，但都不能给中国带来安定与富强。
1919年，这一年份在中国近代史上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年，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准备签署丧权辱国条约将德国在华利益转让给日本，激发了北京学生以“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为口号的五四爱国运动;出现了第一次北京、上海等22个省联动的工人大罢工运动。中国革命思想最为活跃的群体学生和工人开始觉醒，而未来的革命领袖也开始找到了革命的方向，这一年已经埋下了一场更彻底革命来终结辛亥革命这一失败试验的导火索。
五四爱国运动最大的历史价值便是这爱国二字。经过学者呼吁、学生运动以及各地工人运动的响应与传播，捍卫国家统一、不容主权割让的爱国基本信念深入人心。这是1840年后割地议和重重屈辱压迫下，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最大一次喷薄爆发。从此以后，国家统一再也不是仁人志士孤独的呐喊，而成为了中国人民的共同诉求，不可阻挡。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要强大，要摆脱列强侵略凌辱的命运，首先就要实现国家统一，对外要坚决斗争收回主权，对内要终结军阀割据局面。国家统一是中国道路的第一个历史逻辑。
在成为党和国家的领袖之后，毛泽东非常强调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其实在1919年左右，毛泽东已经在探寻解决中国问题本质的“道”。他悟出了“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此时分析，毛泽东应是在当时便慧眼看透了中央政府的各种欧美式政体试验以及政策，都因不触及改变军阀割据实质分裂的国家结构而不能落地实施，沦为不痛不痒的细枝末节。实际上即便扭转了各省自治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中国形成了统一国家，也并不适于搞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因为当时欧美列强靠侵略掠夺和近代工业发展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而且各国基本上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威胁，因此，他们需要所谓的多党制选举制度(本质是资产阶级精英代议制)来平衡资本财阀内部各派别的利益，也能够在政府偏离资本财阀整体利益时及时刹车换人。但中国仅是一个人口众多而人均资源不足的落后农业国，蛋糕还没有做大到可以单纯考虑划分平衡的时候，而且黄河、长江年复一年的洪涝灾害更需要中央集权的统一调度救灾，此时配上刹车只会让国家发展更加停滞不前，而中国国内资本财力弱小根本无法抵御西方资本财阀插手来操纵中国的政党选举。中国此时急需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的发展道路上迎头赶上，那么就需要强大的高度组织的动力系统。落后的民族一定要抵制住欧美列强赠送民主闹剧的诱惑，想方设法学习科学技术来向工业国转型，用高效率的中央集权国家结构来凝聚整个国家的力量全力追赶。因此实现国家统一，并用中央集权这种组织结构把五个手指握成强有力的拳头，便成了毛泽东此后的奋斗目标。举国上下的当权者、革命者和知识阶层都在争论欧美哪种中央政府政体更适合于中国时，唯有毛泽东看透表象直达本原。大智慧者，当如此也。中央集权是中国道路的第二个历史逻辑。
别说其他国家，就是美国，林肯在1860年代顶住违宪骂名坚决发动南北战争维护美国的国家统一，把建国时松散的各州可以随时独立的邦联制扭转为中央集权下的联邦制。虽然战乱伤亡损失惨重，但林肯一举成为美国史上最伟大最受崇敬的总统，可见捍卫国家统一、通过集权发展强大对美国人而言也远远重于所谓的民主自由。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奴隶主再也无力阻挡美国的工业化进程，1894年，美国终于超越英国成为第一大工业国，同时也在向着世界第一强国大步迈进。美国之前的世界第一强国是英国，也是通过工业革命成就了世界霸主地位，以机器代替人力，实现了农业社会中的手工业所不能达到的生产效率，凭此人口小国英国也站到了世界之巅。中国的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西方列强工业立国的巨大成功，李鸿章等发起的洋务运动就是模仿西方工业化的实践，但中国当时尚不是主权独立、统一的国家，因此洋务运动失败、企业被外资吞并就是必然的了。尽管如此，洋务运动仍然促使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发展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引进西学促进思想开放，大量西方科技和机器的引进促进了中国现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更为重大的意义在于，它让中国从上到下都见识到了现代工业的高效率与高组织性。这种高组织性正是中国社会所缺乏的，面对外敌时这一点显得尤其突出。因此，在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后，工业化是中国强国富民的必经之路。工业立国是中国道路的第三条历史逻辑。
在外忧内患动荡不堪的当时中国，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呢?毛泽东既然认为“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那么他认为如何才能真正深刻地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呢?毛泽东等爱国青年在创立以“改变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问题。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等人创办《湘江评论》周刊创刊，毛泽东执笔创刊宣言写到：“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而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它打倒。”笔力千钧，直透纸背。短短几句话便找出了改变中国与世界的根本力量，那就是民众联合的力量。在官僚、军阀、资本家面前，民众看起来是弱势的一方，那是因为民众是分散的，一旦被号召组织起来联合到一起，那必将是所向无敌的震撼力量。民众联合是中国道路的第四个历史逻辑。
1919年底，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同李大钊等人联系密切，同时更广泛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回忆说：“我热情地搜寻了一切那时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论。”至此，毛泽东又找到了号召组织民众联合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1919年终将在青史上闪耀光辉，正在于这一年是中华民族爬出漆黑沼泽谷底的中国道路的形成元年。中国道路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根据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中华民族复兴道路。1840年后被腐朽晚清政府与凶残西方列强压迫得跪下去的中华民族，在1919年终于昂起了头颅。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一大的召开，正式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一大参会的全部名单13人，1949年建国时只有毛泽东、董必武登上了天安门，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和陈潭秋在建国前便病逝或壮烈牺牲，李达、李汉俊和包惠僧中途脱党，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和陈公博公然叛党投敌。可见当时进行解救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何等的艰难，以常规力量对比角度计算革命成功的希望实在微乎其微，没有超于常人的信仰定力根本坚持不下来，没有超凡入圣的智慧抉择更是根本活不下来。
中国共产党建党是在苏联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起初的工作开展也是遵循苏联的革命模式：发展工人运动。但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远落后，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1921年全国的产业工人总人数才约为200万人，这与苏联十月革命时的工人阶级力量相差太远。因此中国共产党起初走的工人运动革命路线遭遇了重大挫折。毛泽东在湖南帮助的两位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在组织罢工后便遭到了军阀赵司令的秘密杀害。毛泽东极为愤慨，两次召开追悼会，发行纪念特刊，形成了全国范围声讨赵军阀残忍杀害工人领袖暴行的浪潮，可惜赵军阀毫发无伤，还是做他的军阀。此时，毛泽东开始思考，“平民主义的高呼”还不足以打倒军阀，必须掌握赵军阀所拥有的力量——枪杆子，才能将其打倒。
1923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实力弱小的中国共产党与同样实力不强的国民党展开合作。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注意国民党一大比中共一大还要晚两年多。毛泽东以国民党湖南组织创始人和中共三大中央局秘书身份出席，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负责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就是笔杆子的掌握者，这段工作奠定了毛泽东后来夺得天下重视宣传工作的路线。毛泽东在国民党领导层中排名十三，地位比蒋介石都要高得多，年仅三十一岁就成了中共、国民党两党的最高层面领导人。此时，蒋介石在孙中山安排下筹备黄埔军校事宜，而枪杆子就是蒋介石日后叱咤风云一时的核心本钱。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国民党内分为左右两派。随着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又涌现以蒋介石、戴季陶和胡汉民为代表的掌握军权的新右派，预示着国民党向着军阀统治迈进，这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都意味着灾难。而最早觉察到这一苗头的正是毛泽东。他在1925年12月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篇文章可以称之为革命纲领性文件，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篇。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摆脱了共产国际灌输的工人运动是革命成功唯一路径的束缚，认识到中国最广大的赤贫的农民，才是可以依靠的力量，此时他们还没有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强大力量，只是因为还没有被组织联合起来，一旦革命力量把他们发动组织起来，所有的权贵、军阀、资本家都会在他们巨大的力量面前颤抖溃败。强化组织是中国道路的第五个历史逻辑。
但此时被中共四大赶出中央局的毛泽东的真知灼见并没有得到中共领导者的重视，蒋介石却因为军队力量的建设强大得到了江浙财团以及其背后的英美势力的青睐，为此蒋介石不惜与苏联和共产党彻底闹翻。很快，蒋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次试探发现苏联与中共束手无策不敢反击后，蒋介石随即在1926年推动国民党出台《整理党务案》，把共产党从国民党的领导岗位上赶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结束。
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依附于国民党，在国民党右派的无理挑衅下又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没有果断斗争，蒋介石发现中共这么好欺负，终于露出了残忍刽子手的真面目。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面对危机，软弱的陈独秀没有任何作为。毛泽东则预感到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的大劫难即将到来，忧心忡忡，写下《菩萨蛮·登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涛涛，心潮逐浪高。
6月10日，汪精卫撕下左派伪装，与蒋介石、冯玉祥联手反共反苏，史称宁汉合流。新民学会的另一位创始人蔡和森，时任中共中央局常委，提议由具有思想智慧与行动力量的毛泽东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立即赶到长沙开展工作，决定要用武力反抗反革命军阀势力，以枪杆子还击枪杆子。这样，毛泽东的笔杆子与枪杆子两大武器双剑合璧，为日后的革命胜利积蓄着力量。诚如毛泽东的预判，汪精卫一旦撕下左派伪装，就比蒋介石更右更血腥。7月15日，汪精卫政府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非法，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武装的屠杀必然要以武装的斗争来反抗，这么简单的道理却要用几十万人的血才能弄懂，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下定决心。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共产党人，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了，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军旗上的“八一”便来源于此。毛泽东出席后随后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正式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民众联合后强化组织，然后形成武装力量，才能夺取政权。掌握武装是中国道路的第六个历史逻辑。
不可思议的是，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等人仍然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武装夺权的路线，仍然坚持走工人运动这一马克思、列宁提出的正统道路，即便这远远背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毛泽东毅然决然地选择下乡上山，要实践自己制定的革命路线。8月9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他制定了5条纲领：1.与国民党决裂。2.建军。3.没收土地财产。4.高举共产党旗帜。5.组织政权。起义并未如设想的那么成功，因为反动军队的武装更加强大也更加训练有素。毛泽东指挥果断下令撤退，放弃自投罗网的攻打长沙，退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此时，毛泽东做出伟大的决策：“三湾改编”。对于这支打剩下不足千人的部队，毛泽东做出了令人惊讶却绝对英明的决策：缩编。愿走便走还发路费，只要把枪留下。而留下来的不再发饷，而且要接受严格纪律的约束不能侵害民众，因为毛泽东要建立的军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人民解放而打天下。同时，实施官兵平等、党指挥枪。三湾改编的伟大程度甚至要超越南昌起义，因为南昌起义依靠的还是旧军队，而三湾改编后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几千年来中国第一支不靠发饷召集的军队，在世界上也独一无二，而且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与人民军队两位一体不可分割，毛泽东为武装注入了灵魂，这个灵魂就是永远为人民解放而战。
毛泽东带领这支人民子弟兵上了井冈山众所周知，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后毛泽东一边领导打仗扩大地盘，一边在根据地实践土地改革，苏联留学归来的中共中央高层此时偏向极“左”路线，要求土改要“大杀大烧，使小资产变为无产阶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在这时毛泽东又体现出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仅抓捕、分发了大地主、土豪劣绅的田地，基本不杀，对于支持革命的富农的土地都没有收缴，因为他知道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很弱小，需要最大范围地联合民众，拘泥于本本主义只会走向灭亡。结果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下做出开出毛泽东中央委员的决定，却被特派员误传为“开除党籍”。正确的毛泽东被误传的中央决定变成了党外人士，也就不能再担任井冈山红军的前委书记，相当于解除了军事指挥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走过多次错误路线，大多都是因为共产国际不考虑中国国情的错误指导造成的，都可以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不能独立自主做决定的结果。独立自主，在此后被毛泽东及共产党人格外的高度重视，就是因为走过太多弯路，牺牲了太多的同志，是血的教训换来的。独立自主是中国道路的第七个历史逻辑。
很短时间后，毛泽东又被请回前委书记的位置上，一方面是中央发现误传了决定，另一方面更因为一离开毛泽东就不再打胜仗了，而毛泽东回来指挥便能够连续打胜仗，毛泽东在1927年后到1935年间的几起几落，都印证了这一“真理”。在活下来便是胜利的武装革命斗争初期，毛泽东用高超的军事能力赢得了红军将士们和中共领袖们的切实信服。其实，总结起来，毛泽东此时展示出来的军事思想就是八个字：掌握主动，避实就虚。但真正能悟透这八个字并能坚持执行下去并不容易，因为这样的作战方式很辛苦，需要不停的转移部队寻找作战时机，靠拉壮丁和给军饷拉起队伍的国民党军队即便识破了也无法使用，这就是毛泽东三湾改编的光辉意义，只有心怀天下受苦受难人民的人民子弟兵才能吃得这等辛苦。而在红军军中，毛泽东一手指导提拔的林彪和曾任毛泽东警卫连长的粟裕就是从毛泽东身上活学活用军事思想最为受用的两位将领，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军功最盛的元帅和大将，这是后话。
红军在中央表决撤掉毛泽东军事指挥权后遭遇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展开长征，事实上就是被迫转移以保存革命力量。在长征途中，中央仍拒绝归还毛泽东指挥权，博古、李德从起初的蛮干变成消极地避战，在湘江遭到了优势敌军的夹击，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的谁被红军的血染红。在周恩来接替博古、李德掌握军事指挥权后，他有自知之明地求教于毛泽东，在毛泽东指导下，1935年1月红军西渡乌江占领遵义，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并在此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意义就在于中共中央终于承认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尽管当时确定周恩来为军事最高负责人，但周恩来从未再下过指挥命令，全权交由毛泽东定夺。而也正是在遵义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独立自主做决定，共产国际不再能对中国发号施令，此后的中国共产党做决策更考虑中国实际国情，也就很少再出现重大的路线失败。张闻天曾提议毛泽东担任党的总书记，但是被毛泽东拒绝了，可见毛泽东并不贪恋党的最高权力，他更希望通过贡献军事指挥能力让红军将士的鲜血流得最少。遵义会议完全符合党的章程规则，毛泽东光明正大地靠党内中央委员民主投票获得了稳固的军事领导地位，这是共产党人的多次试错后最英明的决定，军事指挥权集中到由毛泽东和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决定，事实上就是毛泽东亲自掌握军事指挥权，因为周恩来和王稼祥对毛泽东绝对信服。确实，战场上瞬息万变，做军事决策时容不得坐下来慢慢讨论，需要指挥权相对集中。有民主也有集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最高原则。民主集中是中国道路的第八个历史逻辑。
毛泽东重新掌握军权后，用神出鬼没的四渡赤水摆脱了优势敌军的重兵包围，得以从容北上。北上要通过少数民族彝族聚居地区。毛泽东这时候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民族政策，强调各民族平等，而且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在毛泽东之前历朝历代少数民族都是要向中央政府掌权民族纳贡的低一等级民族，何时得到过平等乃至优待的待遇?毛泽东的民族政策是非常进步的，是基于民众联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来的，为中国日后的民族大团结打下了坚实基础。民族平等是中国道路的第九个历史逻辑。
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他与彝族首领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红军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北上抵达延安。在国民党围剿兵力与红军对比最为悬殊的时候，在蒋介石军队掌握更为扎实的江西，蒋介石都没能把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围剿消灭，当中共红军抵达远在西北的陕西延安后，隔着山西军阀阎锡山，蒋介石就再也没有办法奈何得了毛泽东了。直至1936年底，蒋介石飞到延安气急败坏地督战并非嫡系的西北军和东北军剿灭中共红军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为民族大义扣押了蒋介石，逼蒋抗日，毕竟抗击日军侵略才是民族大义。此后，蒋介石无奈接受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后来有颠倒黑白史学家说是日本人帮助了共产党夺取天下，事实上只要你研究透蒋介石几次围剿红军的战史，你就会发现蒋介石根本无法把毛泽东指挥军事及指导土地革命的共产党剿灭。只是，在蒋介石逃避抗日而把战争矛头指向中共搞内战的倒行逆施更快地让中国的仁人志士和底层民众用脚投票，站在中国共产党的身后。
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短短4年时间，蒋介石原本优势于中共三倍的军力(430万人对127万人)就被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地击溃了，直到退无可退困守台湾孤岛。这不能不说蒋介石在抗日大义上的亏欠以及依靠英美财阀却掠夺背离民众大有关系。
1911年到1949年这三十八年的历史，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使用的手段前期是各种政体试验，后期是军事斗争。因此政治和军事成为这段时期中国社会的最高主题，而经济还处于并不重要的地位，事实上这几十年中国经济也确实处于几乎停滞不前的境地。
在毛泽东1949年9月21日在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的著名讲话中，有一句话光芒万丈，被历史永远地铭刻下来：“中华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1949年建国以后，虽然还有抗美援朝、对印自卫反击战等局部战争，经济建设不可避免的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中国已经被列强、军阀、财阀压榨掠夺耽误了百多年的时间，抓紧时间进行工业化建设必然成为建国后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首要任务，在革命时段生效的九大历史逻辑是否仍然在经济建设时段生效?中国道路是否又产生了新的历史逻辑?就要等下回书《壮起来 1949~1976》来分解了。
写这种历史分析文章真的好累，请大家谅解我行文中难以避免的笔误与见识偏差。期待您的指正和批评，我们有共同的出发点：中国进步，责在你我!
参考资料：
任志刚先生的《为什么是毛泽东》http://read.jd.com/15860/ 史料充足，论理精辟，推荐购买深读。
《剑桥中华民国史》http://www.quanxue.cn/LS_MinGuo/JianXiaoMingGuoIndex.html 史实可观，史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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