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毛泽东处理好台湾海峡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矛盾问题之后，又回过头来解决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大量极其复杂、尖锐的矛盾问题。他在领导处理台湾海峡问题时，中央在一线领导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1.毛泽东最先觉察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亲自深入实际，调查存在的问题。
当人民公社犹如一轮朝日，刚刚在中国大地上升起，一大堆问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匆忙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什么“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则是刘少奇在那里抓的试点：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
对此，毛泽东表示怀疑。他虽然派人去过徐水了解情况，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10月14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主要是谈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10月16日下午和17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21日向他汇报。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他亲自派人深入实际调查。
10月19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1958年9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赞扬，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此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主席到河北调查。)、李友九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九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刘子厚汇报徐水县的情况。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也叫地瓜)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瓢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之后，毛泽东进一步调查研究大跃进中出现的各项问题。
10月23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10月26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13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10月28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做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11月2号或3号回到郑州即可。
2.毛泽东决定开会解决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
毛泽东10月31日傍晚，乘坐专列离开北京，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11月2日到达郑州。
第一次郑州会议
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称“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会议的议题。毛泽东说，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先派几个同志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关于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书记开会。主要是听取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
有人讲到交换的范围缩小了;还有人讲到现金结算减少了，没有货币流通了。
毛泽东讲，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账。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毛泽东还说：“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毛泽东在农业生产问题上，他仍然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他说到，“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这是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对商品、货币等问题最早的比较明确的表态。
有人汇报要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
关于搞一个新四十条
一开始，毛泽东让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史向生负责。
关于叫什么题目，吴芝圃说，议了一个，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面否定那个东西。”
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毛泽东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规模。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主要领导人，以及分管农业和工业的领导都参加了会议。
后来就把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起草。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
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思路愈益清晰，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做法，他提出在纲要里写进：“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有许多重要的思想，特别是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1974年他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讲话，讲了系统的十分重要的理论观点。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将来实现共产主义，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9日)
同一天，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510-511)
关于《郑州会议纪要》和毛泽东的讲话
第一次郑州会议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11月7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这个决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同时划清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是极其重要的。
11月10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他说，大跃进搞得人的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需要对一些同志做说服工作。
他说：“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见《毛泽东传》<1949-1976>，P897，注释)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他又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他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毛泽东文集》第7卷，P436-439)
毛泽东10日的讲话，实际上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总结。毛泽东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作了初步的科学回答。特别是在“划线”问题上，在对待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问题上，毛泽东形成了更为鲜明、更为系统的思想。然而，因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在中央主要是处在“一线”领导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大刮“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命令主义，瞎指挥，出现了许多问题，不可能设想通过一两次会议，能够完全纠正。
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这次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经过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之后，毛泽东很快改变主意。11月12日上午7时，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说：“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毛泽东改变主意，说明会议虽然散了，但他还是放心不下，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人民公社的一些问题。正如他所说：“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519-520)
毛泽东继续调查研究，一面贯彻郑州会议精神，一面为武昌会议做准备。
毛泽东11月13日下午离开郑州去武昌。在郑州期间和去武昌途中，毛泽东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的负责人作调查。
13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对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建议。他提议讨论两个问题：“（一）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二）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指《对于与1951年11月讨论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这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主要部分。）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先作精神准备。”他解释说：“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他要求省一级的会议也要讨论这两个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525)
划线问题、商品问题，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已经明确了的，为什么毛泽东还要求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当作问题提出”，进行讨论呢？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这两个问题上有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的，并不是少数人。首先要在中央、省市自治区这两级领导干部中，进行充分讨论，真正把这两个问题弄懂弄通，才能在全党统一认识。这两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解决，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是不可能的，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在武昌，毛泽东一面批阅文件，一面找人（有一些省委书记，还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谈话，了解郑州会议贯彻情况和下面的反映。
武昌会议
毛泽东于1958年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第一次讲话
在第一天(21日)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讲了八个问题：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二、十五年规划问题；三、这次会议的任务问题；四、划线问题；五、消灭阶级问题；六、商品经济问题；七、减少任务问题；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反复考虑的，据他说：“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减少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减少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减少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
关于郑州会议上搞的那个《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毛泽东说，那些数目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们中国人吹牛。他提议，这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讨论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和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安排，为召开六中全会做准备。这样，邓小平主持炮制的那个集中反映大跃进中追求高指标达到登峰造极的“纲要四十条草案”，也就被搁置起来了。
在谈到一九五九年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由可能性转化成有现实性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实现的。
要不要降低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是毛泽东翻来覆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北戴河会议提出的指标是2700万吨至3000万吨。毛泽东当时根据有关主管同志的意见，是很赞成的，只是想过，生产这么多钢有何出路？干什么用？还没有想到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一到武昌，他已觉得不妙了，应当考虑有没有可能的问题。毛泽东问：“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有没有危险？”薄一波答：“翻一番没有问题，比较稳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1日)
这个问题，毛泽东始终放心不下。当天晚上（实际上已经是22日凌晨1时了），他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找来，问他们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夜不能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842)最后他提出，不是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但是，就在22日这天召开的工业会议上，主管计划工作的同志还是提出，必成二千二百万吨，争取二千五百万吨。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向他们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第二次讲话
23日，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指标问题，他再次强调：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
他说：意见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定的是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今年翻一番，是个冒险的倡议，搞了六千万人上阵。“北戴河会议后这两个月的经验，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搞二千七百万吨到三千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把指标降低，只翻一番，不翻两番，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他又说：昨天晚上我们谈，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许多同志说有把握。毛泽东把各协作区报的一九五九年钢产计划数字加起来，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正好比一九五八年翻一番。由此，他提出搞两本账，第一本账是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账是翻一番，两千二百万吨。各部门的指标也都要相应地降下来。
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三千万吨降到一千八百万吨，可见毛泽东下了很大的决心;这也充分说明毛泽东对领导搞“浮夸风”，对为了沽名钓誉而说假话，不讲究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人，是不满的。
针对大跃进中“浮夸风”所以会刮到那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了一条。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他强调地说：“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
“破除迷信”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提出的口号。在这次讲话中，他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过一个分析。在这次讲话中，又作了进一步的更为全面的分析。他说：“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23日)
毛泽东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的一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报告反映，这年春夏之间云南发生因浮肿病等引起严重死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紧张持续的苦战，对群众生活缺乏注意。毛泽东十分看重这件事，当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会议，认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承担责任，吸取教训。他指出：“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传动态》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及时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样的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导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584-585)
在这之前，11月14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同样内容的批语。当时他看到一个消息，反映河北邯郸地区伤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群众生活，致使社员过度劳累，身体抵抗力下降。毛泽东也把这个批语在武昌会议上印发了。批语指出：“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530)
要关心群众生活，生产、生活一起抓，要保证群众睡足、吃饱，不能把工作任务提得过重而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毛泽东从郑州会议讲起，一直讲到武昌会议，要求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这一重要问题。
这次会议在纠“左”方面，比起第一次郑州会议来，武昌会议又前进了一步。中央高层领导中间，对于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这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准备了条件。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到12月10日，毛泽东在武昌又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重点分组讨论和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两个文件。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决议集中针对两个突出的倾向，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另一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着重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决议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同志们要记着，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毕竟还是很低的。”“因此，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而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现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又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见《毛泽东传》<1949-1976>，P906)
决议要求，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
《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不彻底，除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对此，陈云有保留，向具体起草文件的胡乔木提出过，希望在会议公报中不要公布这些指标，但这个意见胡乔木没有及时反映到毛泽东同志那里。
全会讨论通过了这两个决议。
12月9日，即六中全会闭幕前一天，毛泽东作长篇重要讲话。
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他强调，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对“苦干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他再次表示怀疑，认为三年不能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只能改变一部分。他说：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议论。一种是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锋芒，就是对付性急的。也有少数人认为，搞公社，搞社会主义建设太急了，内心有忧虑，怕我们跌跤子。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关于毛泽东提到耕作“三三制”问题，全会上有不同意见。有人建议不要把它写在决议里，有人说这个办法有点冒险。也有一些人说，这个事可以做到，决议里可以写得灵活一些。毛泽东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并且说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讲了两种可能性问题。他说：食堂、托儿所、公社，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性都有。我们党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胜利下去，或者灭亡。所以，我们要积极准备，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2月9日)
同意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这次会议还通过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决定》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还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P634)
对此事，毛泽东酝酿已久。从1956年起，他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职务。1956年夏，在北戴河讨论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期间，他在一次几十人参加的会议上谈过这个意见。1957年4月30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又提出这个动议。以后，由于发生反右派斗争等事件，这项动议被暂时搁置起来。这次中央全会予以通过。毛泽东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同时，也将使毛泽东同志从繁重的国务活动中摆脱出来的愿望成为现实，并且可以使他更好地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创造性的发展工作。
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世界革命的实践创造性地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愿望变成了现实。特别是他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亲自领导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更是留给人类历史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央会议，历时一个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一生坚决反对作假，但有时仍被某些假象所蒙蔽。所以，努力纠正刘邓“刮五风”造成的错误倾向，任务仍然十分严重地摆在毛泽东的面前。
第二次郑州会议
为什么1958年农业大丰收，而到1959年初开始全国出现缺粮、缺油风潮？
1959年初，问题更加暴露出来。由于自上而下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和高估产、高征购，致使农民吃粮出现困难。毛泽东虽然看到了一些问题，但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还是认识不清。
为了落实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根据毛泽东提议，党中央决定1月26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为开好此会，毛泽东于1月18日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开会，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毛泽东本意是想把指标压下来，但与会同志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使北京会议(即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通过的指标，仍然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毛泽东曾讲到：“一月二十六日的会议是我建议召开的。会前，我找了几个中央同志谈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意见。从前工业生产依靠上一年建成的工厂，百分之十五依靠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靠旧的。而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三十是靠新的，百分之七十是靠旧的。因而，武汉会议（八届六中全会）难于完成。我当时说，完不成拉倒。我从来就说，我们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薄一波也曾回忆道：“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陈云在会上就压低钢指标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薄一波还回忆说：“因而北京会议上基本上维持了武汉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855)
北京会议后，毛泽东的心情一点也没有轻松，他感到很烦恼，睡不着觉。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1958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从1月开始，特别是2月，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
此时，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报来了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报告说，必须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以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的批语也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毛泽东看了报告，很兴奋。2月22日，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为中央写了一个批语。其中写道：“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是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52)
为什么会瞒产私分？毛泽东要追根究底。
2月23日，毛泽东带着这个问题登车南下。当天晚上，他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等及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据毛泽东说，这次谈话对他有很大启发。毛泽东在调查中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问题上来。他感到，那种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
之后，毛泽东又抵达济南，同山东省的各级负责同志座谈。特别是吕鸿宾合作社里发生的故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时，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已逐渐成熟，心里有了底。
2月26日，他来到郑州。此后，毛泽东在同河南省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一开头就从所有制讲起。他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满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至此，毛泽东点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他一个多月来苦苦思索，经过调查研究后得到的一个认识。毛泽东还提到，公社办工业不要太多，批评银行统统将贷款收回是错误的。
毛泽东从“瞒产私分”这个问题得到启发而提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很重要的。
第二次郑州会议
2月27日晚到3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召集，毛泽东这样说过：“‘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二十六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这次会议参加人员是逐步扩大的。
第一天会议毛泽东讲话。(第一天与会者有：刘、邓、彭真、李先念、胡乔木、吴芝圃、舒同、刘子厚、陶鲁笳、张德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分析了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形势。指出：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不过就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是我们常说的，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1958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他说：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满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他进一步讲到：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他说：“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
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他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毛泽东反复提醒各级领导注意，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提出，在人民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这充分表明，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逐渐深化。
他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7日)
第二天会议（28日）
毛泽东找来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陶铸、王任重、周小舟、曾希圣、江渭清、李井泉、张仲良（甘肃）等讲话。内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过有些话讲得更鲜明，更尖锐。比如他说：“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讲到反对本位主义问题时说：“我没有出北京以前，也赞成反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的方式来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就拿走了？”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28日)从反对本位主义到赞成本位主义，毛泽东在思想上起了一个重要变化，这个变化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决定再延长两天会议
对毛泽东讲的话，不少人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3月1日上午8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他写道：“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他还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85)
3月1日下午，将前两天参加开会的人合起来，继续开会。毛泽东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想共产多了，想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1日)
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3月2日凌晨4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邓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上午8时，毛泽东又写信给刘、邓等，说：“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位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指2月27日讲话稿——引者注）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以昭慎重。”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86-87)十二句话，是当时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十二句话。原来有一句“多劳多得”，毛泽东认为，“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又加了两句“物资劳动，等价交换”，变成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队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毛泽东第四次讲话
3月2日晚因新到会的人都看了27日讲话稿，毛泽东没有再重复那些内容。这次会比前几次显得轻松一些，主要是研究如何传达文件和如何开好六级干部会。毛泽东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斢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刘少奇插话：“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
毛泽东讲了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是从一个三国故事讲起的。郭嘉是曹操的一名谋士。他给曹操出了一个计策：先打吕布，后打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毛泽东解释说，所谓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不能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曹操听了郭嘉的话，结果先打败了吕布，又打败了袁绍。毛泽东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当驴狗子，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这段富有哲理性的话，确实给了人们以新鲜而深刻的启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日)
关于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情况，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载，很能反映一些与会者的心态和思想变化过程，摘录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颗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从下午四时谈到晚上九点多钟。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王任重日记》，1959年3月4日)
毛泽东最后一次讲话
3月5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
毛泽东在长篇讲话中，讲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简直是不留余地的话，强烈表达他纠正“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等歪风的决心。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为了迅速扭转一种错误倾向，有时使用一些十分尖锐甚至是极而言之的话，不如此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如此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正如他所说的：“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又说：“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毛泽东在2月27日正式讲话稿中，也写了自我批评的话，他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刘、邓造成的)承担了责任。后来，在与会代表的一致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
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中要几亿农民都要写诗这件事的时候说：“有诗意的人才写诗，没有诗意也要他写，这不是冤枉？你要我在郑州写诗，我的诗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不行。”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5日。
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那些日日夜夜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到依据在大跃进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特别是一线领导人大刮“五风”，造成的严重后果，以解决矛盾，纠正错误，扭转局势，克服困难，继续前进。他透过有些地方瞒产私分这个现象，发现了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公社所有制问题，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理论。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最早觉察了中央在刘、邓主持下，造成的“左”的错误和“刮五风”的严重危害，并且下大气力给予纠正。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会议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就是根据他这些思想提出来的，这对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这个新生事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伟大导师和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具有的崇高精神和气度。而上个世纪80年代，某些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从其狭隘自私的阴暗心理出发，利用阴谋手段，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解散了在中国大地上已经茁壮成长的新生事物——人民公社，给中国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造成了极大的倒退!在纠正错误的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比前两次会议迈出更大的步子。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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