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进一步解决大跃进中的问题
甄岩
针对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与刘邓为代表的大刮“五风”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激烈矛盾和斗争，毛泽东领导进一步纠“左”，以继续解决好大跃进中的问题。
1.为上海会议作准备。
催促和指导各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认真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
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毛泽东仍留在郑州就近了解河南六级干部会议情况，同时指导全国。他从3月5日晚上到7日，在专列上，不断地同出席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一些省、地、市委书记谈话，了解会议情况。8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9日凌晨，又找来吴芝圃、胡乔木，谈他对《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和根据综合材料制定的《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的修改意见。
谈完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听说湖南省委要到3月16日才开六级干部会议，觉得太迟了，又提笔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催促他们尽快召开本地区的六级干部会议。他要求各地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都应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还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98-100)之后，毛泽东到了武汉。
毛泽东在批转和收到一些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时，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有的省(河南、湖南等)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有的省(湖北、广东等)主张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
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是二者并行呢？其实，毛泽东是倾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他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商量。为此，他于3月15日又写了一个《党内通信》，写道：“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110-112)后河南省委根据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基层干部和大多数社员坚决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决定改变原先的决定。3月19日，毛泽东将这个报告写了批语转发全国。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于3月17日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第三封《党内通信》，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信中要求各地在开过六级干部会议以后，还要接着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除了继续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他切切叮嘱全国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122-124)
此外，在各地召开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上，还普遍提出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这也是涉及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是在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过程中，从实践中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都要通过中央会议作出决定。
2.上海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年3月25日到4月1日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
3月25日下午会议，毛泽东讲话。他就人民公社问题，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就有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和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毛泽东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有几个省充分注意了，有些省现在还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5日)之前，毛泽东路过南昌时，就曾向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说过：“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农具在那里，小队不负责任、没有积极性怎么行！”(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59年3月20日)
生产小队，它的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承认小队部分所有制，涉及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随着对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研究，从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个根本点出发，毛泽东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上，又向着更加符合实际的方面前进了一步。这说明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总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
关于算账问题。他说：“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一般不算账。实际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许多非算不可。主张不算账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党委，第二是穷队，第三是县委。这些是得便宜的。而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算账有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5日)到3月30日，他的态度更加明确而坚定，而且把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他在一个批注中写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171-175)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文件。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和会议讨论，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作为这次会议的纪要。经过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正式下发前，又将其中讲到的有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正式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前进，主要是在所有制问题上。这样做，比刚刚建立的人民公社，似乎“后退”了，但实际上是前进而不是后退。当然，经过这次调整，仍然还有局限性的东西存在，例如，对粮食生产和工业生产还是维持了高指标，而没有降下来。
关于1959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主要是工业指标）。从1月起，毛泽东一直希望经济部门能够拿出一个稳妥可靠的年度经济计划指标，但是在当时“浮夸风”、“高指标”的气氛下，主管部门怕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高指标一直压不下来，因此，毛泽东的这个愿望一再落空。第一季度过去了，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是继续保持高指标，还是压低指标，这个问题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来了。
在3月26日会议上，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毛泽东对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很不满意。据薄一波回忆：“在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主席当即借题发挥，对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公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评了一番。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轧钢机），二月底还报可完成三十一套，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P857)
28日，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从反映出来的问题看，工业方面主要是原材料不足，特别是钢材不足，这是影响各项指标完不成的主要问题。毛主席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8日)指标问题一直讨论到八届七中全会。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紧接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4月2日到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后把两次会议统称为“上海会议”。
毛泽东讲话。
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4月5日)，毛泽东以唯物辩证法指导，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一共讲了十几个问题，包括：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找几位通讯员，等等。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从不同的侧面，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教训。
毛泽东把多谋善断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讲，因为他有特别深的感触。他说：“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他举了陈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而没有被采纳的例子。他说：“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钢产量1959年1800万吨的指标）。这种话应该听。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还有，前天同胡乔木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也不反映，他有这么个想法：全会都通过了，还要变更，恐怕不是真理吧。这种话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过了几个月，四月二日乔木同志才告诉我。乔木这个人在这方面是个诚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他挡回去了。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往往是那样。列宁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指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毛泽东接着说：“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所谓善谋，就是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鉴于这个，在座同志们，你们也要多谋一点，谋于秘书，谋于省委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个别农民，谋于厂长，谋于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个别的工人，谋于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就叫多谋。然后是善断。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
讲到观察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有感而发，是针对他很不满意的几个会议文件而讲的。他说：“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一千三百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讲了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八届七中全会结束第二天，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杭州。在这里主持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4月12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经济南、天津回到北京。
3.召开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
4月18日到28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这些报告。
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这次会议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了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毛主席从1956年起多次提出的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4月15日(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国家机构主要领导人员候选人作了说明。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15日)
毛主席仍然时刻为国家和人民的安危操劳。刚卸去国家主席，毛泽东就收到由周恩来送给他的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他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4月17日，毛泽东看过这两个材料，立即作了批示给周恩来，请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毛泽东为这两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209)
4月26日，毛泽东又在内务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226)
4.一封十分重要的《党内通信》。
4月29日《党内通信》。为了不违农时，抓好春耕大忙季节，毛泽东在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时，首先抓住自上而下的最重要的关键问题，于4月29日写了一封十分重要的《党内通信》。
在《党内通信》中提出了六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要害问题。这是针对当时中央领导人(主要是在一线领导的刘邓等人)自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瞎指挥”提出来的，它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坚决纠正“五风”。
通信写得通俗生动，而又十分尖锐、鲜明，毫不吞吞吐吐。它指出：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可以看出：毛泽东根本不相信那些搞“浮夸风”，吹出来的虚假数字。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他提出关于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并且具体指明了前进的规划、步骤和工作方法。还指出：“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235-238)
毛泽东这封通信，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通俗生动的语言写出来，就像是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谈心似的。他讲的也就是他们所想的，个个问题切中时弊。这封信一传播开来，立刻在全国农村中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在某些地方，受到过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一时的封锁，但终究是封锁不住的。这封信来的时机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不少地方还在那里就密植问题争吵不休)，北方也正在春播。毛泽东见事早，抓得也早。这封信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继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中共中央随即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P250)
这些政策的实行，对帮助社员渡过粮荒、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进一步落实工业指标。
开过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后，所通过的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然而，经过实践发现，仍是高指标，问题并没有解决。毛泽东便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
之后，陈云主持下，中央财经小组连续听取冶金部的六次汇报，从钢铁生产的总的情况到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到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逐一详细了解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钢材的可靠指标是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是一千三百万吨。
5月15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铁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他一方面阐述了钢材生产指标定为九百万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如实反映了冶金部负责人的意见，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主席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陈云文选》第3卷，P139、140)
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1959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指八届六中全会定的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 “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他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他说：“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真正一算，是一千三百万吨钢、两千万吨铁。”“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
最后，毛泽东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6月13日)据吴冷西回忆说：“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据我记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就有这样的表示。”(吴冷西《忆毛主席》，P135、136)
可是，大跃进中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明明是在他们主持下大刮“五风”，可从来不作自我批评;而真实的情况则是，他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才造成了当时的严重后果。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表示，过去的大跃进，使全党注意抓工业，这是极大的收获，出现了一些问题，知道了缺点，这就是有成绩。现在农村中要解决的问题是食堂如何办，想摸一下，准备最近出去，中央会议六月不开了。(《杨尚昆日记》上，P398)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由邓小平彭真领导的报刊宣传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方面，中央政治局6月20日开会，总结了经验教训。会后，毛泽东在住处听取了彭真、胡乔木、吴冷西的汇报。毛主席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吴冷西《忆毛主席》，P140)
听完汇报后，已是晚上8时30分。次日(6月21日)0时30分，毛主席又登上南下的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到达郑州。他打电话给北京，征求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即后来的庐山会议)。后经武汉、长沙，回到他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
可以看出：毛主席为了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真是费尽了心血!这与刘邓等人是根本不同的。
5.到韶山。
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从1927年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毛泽东回韶山前，在武汉住了两天，游了长江。
6月24日，毛泽东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陪同下，乘火车到长沙。一路上同王任重谈话，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地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他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他有些后悔地说：“看来，利用全国人大开会的机会，把去年公布的那些数字和今年的生产指标修改一下就好了。失去了一个机会，造成目前的被动。”(根据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P12-14)
毛泽东当天来到长沙，下午游了湘江。这是他青年时代经常游泳的地方。他兴致很高，登上橘子洲，放眼远眺，随口念了一副对联：“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此时围拢来一群孩子，毛泽东高兴地和他们照了像。
6月25日午后，毛泽东乘汽车踏上回韶山的路。车窗外熟悉的景物一再勾起他对32年前那些往事的回忆。他对陪同人员谈起1922年在长沙做工人运动的经历，谈起他指导的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等。到了韶山，他在住地院子里，又谈起发动秋收起义、组建人民军队、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情景。他说：开始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我自己就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以为农民会鼓掌赞成。但是农民不但没有鼓掌，反而低头而散。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肯回头。(根据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P12-14)
这一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兴奋不已。
第二天清早，毛泽东径自朝附近对面的小山上走去。随从人员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紧跟而行。顺着一条小道，毛泽东来到了父母的坟前。身边工作人员将采自路边的一束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来，神情肃穆，敬送到父母坟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轻声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言语中满含着无限思念和感慨。当地干部问他，要不要把坟修一下。他说：“不要了，添一下土就可以了。”
返回住地的途中，毛泽东顺道看望了一家农户，又来到韶山学校，和师生们合影留念。
回到住所，毛泽东对随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吴旭君、沈同的回忆。《周立波文集》<4>，P634)
6月27日下午，回到韶山的第三天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韶山水库游泳。水库不大，坐落在滴水洞那边的两山之间，是大跃进中修建的。毛泽东下了水，岸边站着不少父老乡亲。他时而躺在水面，时而坐起，时而立起，仿佛又回到无拘无束的少年时代。乡亲们报以阵阵掌声。
游泳完了，毛泽东来到毛震公祠。这里面已经没有祖宗牌位，毛泽东还是要坚持进去行三鞠躬礼。据陪同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主席下了车以后，大步向宗祠的门口走去。当地陪同的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韶山党委书记毛继生同志)对他讲，里面没有什么看的了，祖宗的牌子已经没有了。意思是说可以不进去了。主席根本没有听他的劝阻，还是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说：管它三七二十一，鞠三个躬再说。”“行完礼以后，主席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还在那儿看，也没有讲话。一下子，我看他急转身往大门口走去，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讲：菩萨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个纪念。”(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0年10月)
这天晚上，毛主席请乡亲们吃饭。既有长辈、老师、亲友和当地干部，也有老党员、老自卫队员和革命烈士的家属。
据王任重回忆说：“其中一位老年人批评了我们湖北‘亩产万斤’的报道，他说亩产千斤也做不到。我告诉老人家，亩产万斤确实是谎报，但有少数高产田亩产千斤是真的。老人家还是摇头。饭后，毛主席又和我们三人（指王任重、罗瑞卿、周小舟）谈了很久，谈了关于读书的问题，他说要读马列主义，还要读点历史，读些古诗词，谈到经济工作，他强调计划工作必须搞综合平衡，经济建设必须鼓足干劲，又要实事求是，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一样，要精打细算。”(根据王任重日记摘录，见《毛泽东在湖北》，P15)
6月28日中午，毛泽东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了午饭。当天下午，乘车离开韶山。这次回乡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天，在毛泽东心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了却了他多少年来的思乡情。一首七律在他的笔端问世。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被人们吟诵和传唱的诗作
《七律·到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链接：毛泽东最先觉察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问题（一）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