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粤访古，“进”“出”“开”“关”这些字眼儿始终萦绕纠结于心。“进”是进口，“出”是出口，“开”是开放，关是“闭关锁国”。车子从北海返回广州，道路堵得不堪入目，于是闭上眼做起白日梦，其中一梦是这样的：
是夜天气清凉，月色澄明，我家窗前猫影一闪，只见一UFO飘落窗台。里面走出一个虚实不定、像光又像玻璃的透明小人儿。小人儿先是冲我似笑非笑，然后手一挥，整个天空即变作满屏彩色星图。我飘飘然由近而远，不知经过多少世代，又荡悠悠由远而近，亦不知经过多少光年，最后来到猎户座某星球…
那边的五光十色按下不表。话说归来后，我的身份已不复百无一用的书生，而是“猎户座联盟”驻“日”(太阳系)巡视员的正“地”级助理(自己定的)，帮着小透明人儿筹备两边的交流。我在紫金山天文台召集了首届“银汉迢迢新思/丝路”主题研讨会，请来各方人士畅谈哪些应走出去、哪些该请进来。关于请进来，先进能源、先进空气、先进政治、先进宗教等毫无悬念，成为压倒性诉求。但也不乏杂音和噪音。几位老中青女汉子不依不挠，蹦蹦跳跳着高呼“都教授!都教授!”与此同时，坐在后排的男屌丝喃喃自语，看眼神像座空房子，看口型有可能是“女”。关于走出去，一位被捉回的外逃贪官率先报名，说他“完全可以代表”刑期十年以上的领导干部向党和人民立下军令状：保证在有生之年向茫茫广宇“杀出一条血路”，为万世开太平。有位身子要多小有多小、音量要多大有多大的意见领袖不以为然，说人才毕竟是人才，“长时间照宇宙射线这样的事情还是留给——”他看了看后排又指了指门外。“给谁?”刚被两百夏尔巴人运上珠峰超越了“自我”、再被幸存的一百人抬到大本营的福布斯前首富不以为然，“有病!地上的路靠哪一部分人先怎么起来，天上的路还得靠这部分人，明白?”意见领袖向身边罗玉凤一样的少女连连点头称赞，“我是顺流而下，他是溯流而上，讲到了大本大源!”少女不屑地起身，先是毛遂自荐前往“比心还近的星星”，接着朗读了给一位天皇巨星的永别信，末了擅自任命自己为我的办公室主任。会议还涉及了出口转内销，有位研究民族劣根性的文化学者建议把中国人统统运过去，彻底收拾一遍再运回来。忽听主任一声尖叫，屋里一阵动乱，还没等我看明白怎么回事，这位学者已被众多“自干五”收拾完了……
白日梦先做到这儿，还是说中国古代的进出开关。古代世界山阻水隔，彼此间的隔膜未必小于地球人对猎户座的生疏。同为欧洲，金毛的北欧人，就曾被黑发的罗马人传为森林中的怪物。中国这边也是，成书于战国秦汉间的《山海经》记载了好多光怪陆离，简直就是“谣诼”的聚散地，搁今天早销号了。就说“奇肱国”吧，其实也就在云贵川一带，可那里的人民愣是比中原甚至荆楚的居民多只眼睛，少条胳膊。再如“驩头国”，据说位于昌明繁华的珠三角一带，其国民尖嘴溜下巴，扑腾着翅膀捕鱼捉蟹，跟鱼鹰似的。近处尚且如此，远处就不用说了。西方版的《山海经》说到东方人，也净是一年睡半年、或长了羊腿、或皮厚如犀牛之类的荒诞不经之辞。各处的人民各过各的，老子理想的“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以区域为单位的话，基本就是古代世界的写实。中国更是如此，虽然地广人众，却早早“海内为一”，整合程度要高于其他一些古代文明区域，太行东西、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得以互通有无。司马迁曾感叹，“皆中国人民所喜好”的各地物产，随着向钱冲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也不用领导指示，自己就运出去了，也不用政府规划，自己就送过来了。可以说，从中原向四夷八荒持续延伸的“中国”，其随之扩展的内部交换体系大体满足了这里人民奉生送死的基本需求，对外贸的依赖并不高。中国自近代被西方破门而入以来，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做了一遍又一遍的检讨，这检讨固然必要，但也有一种不良倾向，那就是把近当代的问题、近当代的答案强加给古代。成为价值观的“开放搞活”“走向世界”不但管着今后，还管了以往，成为一种“历史正确”，见门开着就点赞，见门关着就拍砖。至于进出开关背后的社会需求，反倒不大认真计较了。
那么，古代中国都运进来、运出去了哪些东西，满足了哪些人的哪些需求呢?这个问题，以我极有限的阅读加上此番走马观花，是回答不了的，只能说点浮光掠影的印象。还是顺着“丝绸”之路说。张骞“凿空”，是为了跟西域诸国建立对付匈奴的统一战线，着眼点在“国际政治”，丝绸贸易只是副产品。在丝路起点的中国，孟子当年谈起丝绸，就像赫鲁晓夫展望“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明天一样，那是理想社会里老年人都能享受的穿戴。而现实中，丝绸一出场就站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台阶上，为上层达官贵人所专有。根据汉初的政策，商人可以买卖丝绸却不可以穿戴丝绸。到南北朝只要有钱就能穿帛，但没钱的还是没戏，所以宋代仍有“遍身罗琦者，不是养蚕人”的名句。再说丝路的另一头大秦即罗马，传说罗马人头一次接触丝绸是在跟东边一点的安息即波斯人交战的时候：波斯部队在阳光下忽然打出流光溢彩的绸缎旗帜，罗马军团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知道是什么神器，惊骇中兵败如山倒。丝绸初入罗马贵得跟黄金一样，逼得当地的能工巧匠将成衣拆成丝线，一件织好几件，在淫靡之风劲吹的罗马上层社会备受欢迎。这种薄如蝉翼、穿了实在等于没穿的衣衫，罗马的贵妇人可以据理力争说她们确实穿了。据罗马的一位史学家说，这些风流娘们就像在卧室里一样在公共场合接待情人。到了罗马帝国后期，丝绸品由奢侈品普及为常用品，连搬运工都穿上了。而在同时期的中国，丝绸还没向“民庶以下”正式开放，这是值得玩味的一例中西差异。丝绸的涌入造成黄金的流出，耗竭了罗马帝国的财力。曾有考古学家检测了罗马酒器的含铅量，认为罗马亡于酒。也有史家认为罗马亡于绸。姑妄听之吧。
从丝绸之路出去的丝、瓷、茶都属日用之具。而进来的净是些海外的“异品”“殊玩”，只能满足社会金字塔“顶尖”(如今中国社会特别爱用的一个词)的奢侈需求，即《汉书·西域传》里说的“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庭，蒲梢、龙文、鱼目、血汗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这其中的“通犀”指犀牛角上从上贯通到下的白色纹理，应属玩家的说法，听着跟黑话似的。塔尖是塔身的人生榜样和奋斗目标，因此这种需求会从上向下有所延展。三国时期孙吴的中书丞华覈举荐陆胤，夸他又能干又廉洁，“家无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实为难得”，认为这样的干部应该上调中央，到大大
身边工作。这次在合浦的博物馆里便看到一些来自域外的水晶、玛瑙、玻璃等器皿，美轮美奂，都是汉代当地领导干部的随葬。再说公元七世纪的丝路上，一雄一雌两只源自拂箖(拜占庭)的“猧子”即哈巴狗，摇着尾巴从中亚的康国跑向东土大唐，大概没用几个月的时间，它俩便跑到长安。它们跑进皇宫，跑入贵妃的怀抱，跑上皇帝的棋盘。后来，这“毛香足净”的汪星人从皇家跑向同城的寻常百姓家，却花了由唐至元明的整整六百年。“萌”的长征虽然过长，但总算跑完了。而中国古代许多产品，无论是自产的还是进口的，其自上而下的旅程磨叽来磨叽去，总在“顶尖”附近徘徊。忽必烈托马可波罗帮他寻找、能叼起大象的巨鸟，以及耶稣墓的灯油就不必说了。就说“胡旋女”(西域)、“昆仑奴”(东南亚及南亚)和“高丽婢”吧。“胡人献女能胡旋”，当然是献给大唐皇帝，不过唐诗里也有《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里面说的是胡腾儿，跟胡旋女基本一个意思。明初笔记里说蒙元“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类似今天中国的一些大款，家里讲究雇个菲佣，以及中国富婆在巴黎、慕尼黑逛街时身边带个东非俊男，比牵条德国黑贝还神气。丝路上运进来的这些东西，干民众鸟事儿?跟民众相关的如大米(康熙曾下令从泰国采买)，贵了老百姓买不起，便宜了商人不爱运。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运出去的东西。早期运到罗马的丝绸就不说了。后来的茶叶在英国，不但普及到中产阶级，也成为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绿金：茶叶帝国》麦克法兰认为英国若没有茶叶就不会有工业革命，英国的殖民战争也没法打赢。那我也起哄跟上一条：没有茶叶清火去燥的功效、闭目回甘的讲究，也就没有渐进改良的“英国道路”，历史很可能由开膛手杰克、斯温船长率领，奔了另一个方向。还有美国，自从“中国皇后”号从中国运回琳琅满目的货物、赚的钵满罐满之后，据说该国每条小溪上能装四五个人的小船都准备扬帆远航Canton(广州，美国叫Canton的地方有好多)。在广大民众那里形不成需求生产和贸易，其规模和意义都有限。而中国上层的奢侈需求，其核心在于稀缺，跟海不海外、奇不奇珍没必然联系，不用“百国共臻奏，珍奇献京师”，就用下图的这种方式也能解决。说到这儿，也许有朋友以为我又是站在“民
粹主义”的立场上批评古代中国，其实没那意思。我的意思是，中国古代地理上自居一隅，政治上自成一统，文化上自成一格，经济上对外部的世界的需求真没多大。对外需求没多大的时代，议论它开门还是关门，就没必要用诗朗诵的方式了。到现在连动机都说不清的郑和七下西洋，不仅迥异于西方的“地理大发现”，跟张骞凿空、班超经略西域为“中国”扩容，恐怕也不能同时而语。乾隆的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俾日用有资，并沾余润。”——扣除那种扶贫口吻，应是丝路两边供求关系的真实写照。
丝绸之路的作用不必高估，但也别低估。除了狮子大象，中国还从西北进口了以“玉花骢”、“照夜白”为代表的大量马匹尤其是战马，从西南、东南引进了棉花、花生、番麦(又称“珍珠米”即玉米)、番薯、番茄、洋芋(土豆)洋葱(据说原产地就在中亚，本来陆路传进来过，后来从欧洲那边绕一大圈从海上二次传入)以及南瓜、胡萝卜、辣椒之类。其中一些品种产量高而成本低，为中国人口至明清的720度前滚翻铺垫了跳板。还有一样进口货，我非要在这儿说说不可——茉莉花。这倒不是因为茉莉花茶(我不太喝茶)，而是因为《好一朵茉莉花》。好听的歌可以改变人对世界的感受，要不那么多人带着随身听、以出世的神情走在尘世呢。我也是，回回听到这样的歌，平时看着多闹心的嘴脸都顺眼了不少。其实，我更想说的是，理解丝路的意义，“物”之外还有一个“心”角度。从这个角度放眼，一眼就会看到云岗石窟、乐山大佛。汉末天下扰乱，生灵涂炭，社会无所规矩，人心无所依傍，这时空中传来梵响，佛教开始流行中国。在近二千年的时间里，华夏民众与西天来的佛教之间购销两旺，就其对中国人心及人生影响的深远程度而言，佛教大概是古代中国的对域外的最大一笔订单吧。
中外相互需求总体上的不平衡，也反映在官方对官方的“贡—赐”关系上。古代世界几大文明山头，华夏占了一个。周边小邦以“天可汗”看中国，中国以“天朝”看自己，彼此形成所谓的“宗藩”关系。公元八世纪西域曹国国王在贡表里说“望乞慈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所须驱遣，奴身一心赤忠，为国征讨，”充满了这种关系的语感——只是不清楚其中的“奴”字究竟是直译还是鸿胪寺胖翻译官的发挥(蒙朱玉麒、韩香教授赐教，正式文书的笔译当由中书省负责)。在这个贡赐格局里，“贡”与“贾”有时不分，一贡一赐之间，买卖往往就在其中了。例如，日本贡刀，成千上万把地“贡”，中国回赐不起，只好减少进贡的次数、压低贡品的价格。外藩进贡，天朝恩赏纸币“大明宝钞”，对方不干，非要铜钱不可，这分明就是商贸。此外，古时出使四夷不像今天的访美而更像援藏，是苦差事，去的多为贫寒之辈，辛苦一趟利用职务之便做点生意，给家里弄点实惠也在情理中。但话说回来，既为“贡赐”，就不同于一般的贸易。贸易讲等价交换，而贡赐则“外交无小事”，讲的宗藩关系的大局、“四夷向化”的政治，因此薄贡厚赐是常态。我去年在山东德州，扒鸡没顾
上吃，就寻寻觅觅跑去苏禄王墓，赶上人家闭馆，只好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包括这张照片上的石像生。史载大明永乐十五年，苏禄三王带着家小随从三四百口子“浮海朝贡，进金缕表文，献珠、宝石、玳瑁诸物”。明王朝按照满剌加(马六甲)王的规格接待，随后“并封为国王，赐印诰，袭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住了一个月三王告辞，“各赐玉带一，黄金百，白金二千，罗锦文绮二百，帛三百，钞万锭，钱二千缗，金绣蟒龙、麒麟衣各一”。这样的活动虽然外交上有利，但经济上不划算，民委、统战部有积极性，但多了户部肯定阻力不小。所以天朝只好让外藩少来磕头请安。类似的厚往薄来在近现代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中也屡见不鲜，“头儿”不是那么好当的。
宗藩关系的核心，是中心的影响力，影响力的本质，是文明的程度及规模。中国周边的藩属和非藩属，其实都是有待中国化——当然也包括“化”“中国”——的“化”外之地。近代以前异族入主华夏无不以夏变夷告终，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文明差距内化成的文明优越感，以今天的知识视野和道德标准看，既狭隘又过分，但放在当时的世界观里，也没什么奇怪的。欧洲殖民者到了美洲，教会里也曾讨论过印第安人究竟算不算人。同样，《宋史·外国传》也说过菲律宾一带生民“袒裸盱眭，殆非人类”。中国古人的中国观与世界观基本重合，世界也就比中国大出一个荒凉的边儿。边上的人到中心来，跟刘姥姥领着板儿进大观园差不多，虽不会被尊重，但可以得实惠。葡萄牙商人本来不属华夏山头，属于跟华夏平起平坐的泰西山头，可也混在藩臣贡使里叩完头满载而去。等到十八世纪末，泰西文明开始得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强力助推，显示出吞并宇内(全球化)的气象，情况就同了。泰西山头的新班长英国派出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这边给人家发了个“英国贡使”的牌子一路举着不说，还要让人家给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双方就谈崩了。
改革开放向西方学习，故学人对古代中国与西方的交往，眼睛总是瞪着的。奈何古代中国对“泰西”或“远西”的需求，远远小于对方对中国的需求。四世纪的罗马史家玛尔塞林讲过西方商人见了中国丝绸一拥而上、中国居民对西方商品视若无睹的情形。十九世纪之前的欧美产品很难进入中国市场，不像附近东南亚地区还能运些海参鱼翅燕窝什么的进来——中国的需求主要在“南洋”，华人在那里建立的华人社会更是影响深远。那么，欧美拉走中华物产，撂下了什么呢?撂下了白银，所谓“夷船所载无几，大半皆属番银”。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可金矿铜矿却没能越开越多，这样买东西的钱就不够用，哪儿像今天四万亿说印就印出来了。由于钱紧，宋代法律严禁铜钱流出境外，犯禁者五贯以上处死，后来主犯一贯就没命，从犯不到一贯的，西北的发配东南老少边穷地区，东南的流放西北苦寒不毛之地。运来的货物用货物交换，运出的货物以白银结算。钱不够，替代品就会出来。史籍里讲中世纪国外运到广州的珍宝“积载如山”，这些珍宝虽没金币银币直接了当，但很可能在半实物经济、半货币经济的环境里也有价有市，既能当准艺术品摆着，还能当准通货攒着，跟现在的“集邮收藏”、“艺术收藏”差不多——我知识不够，只能瞎猜猜。那么，古人干嘛不发行钞票来“注入流动性”呢?其实宋代就开始用“交子”“会子”，主要是为了方便。元朝则全面使用纸币，以银子做后盾，使用者若不放心可到官府以钞兑银。解除了后顾之忧，做买卖的就可以揣着几张纸而不是押着几车金银铜铁在元帝国的广大疆域内走南闯北了。马可波罗在游记里对此称叹不已。不过凡事有利有弊，纸币既无使用价值，也无价值，它只是价值的代表。而我们都知道，“代表”往往是靠不住的。纸币用起来方便，印起来也方便，它可以轻松地为经济增长补充适量的货币，也能轻松地让适量成为过量，沦为发行者空手套白狼的魔术。其实，纸币即便是适量多发一些，相对于贵金属都是相对贬值，会让持有者睡不踏实，更何况官府大发特发呢。所以到元末纸币就失去信用。明代蹈元覆辙，“大明宝钞”发行没多久便毛了，最适合死人带到阴曹地府去挥霍。于是民间通行的白银被官方默认为合法通货。但问题是，中国银矿既不富，开采成本又高。那就只好从外国进口，先是日本，后是美洲。据说中国银子最多的时候，占了全世界总量的一半。银子对中国的影响，可以用评剧《杨三姐告状》中三姐哥哥说法官的那句话来形容：“您说话儿怎么净银子响啊!”中国虽然通行银币，却不太有统一标准，成色要靠听“响”来鉴定。可以想象举国上下的老少爷们把辫子一甩，脸一歪，耳朵一支，定格“在银色的月光下”(网上有彭丽媛女士的演唱版，确实动听)。有学者认为中国要是能够不用银币，要是能够自己发行银币——再合并其他因素，那么中国就能从18世纪一直伟大到20世纪。此说我一传，信不信读者自便，我反正不大信。
银子进来，当然不是什么坏事，它说明“中国制造”不光是今天的奇迹。这些银子后来又出去了，出去也不能说就是坏事，因为挣钱总为了花的。可惜的是，这出去的钱一没买波音空客，二没买美国国债，几乎都买了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走私鸦片赚到的钱，占了大英帝国岁入的15%到20%。而中国，每四个男性就有一个成了瘾君子。今天很多人羡慕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叹息中国近现代“贵族”不发达。没法发达，刚积攒了点家业，还没等穷人组织起队伍，自己先端起烟枪把自己毙了。英国人当年也吸食鸦片，主要是药用，镇痛什么的(美国当年最大的鸦片消费群体是女人，用它治疗痛经)，英国医生如果被发现乱开鸦片处方，是要吃官司的。鸦片是什么东西，英国人心知肚明，东印度公司负责鸦片生意的官员对鸦片的诅咒若翻译成文言文，读起来宛若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的禁烟奏折。中国采取禁烟措施，合情合理合法，就连那位义律也能给予同情之理解。但前面说了，英国收入的每五块多钱里就有一块是向中国卖鸦片赚的，于是有理也变成没理，没理也变成有理了。大英帝国的理由之一是：你可以让你们的人民别吸鸦片，你不可以让我们的商人不卖鸦片。这个全民投资战争、按股分红的国度，把自己当成可怜的小婊子，把中国当成老不死的嫖客，把责任全部推给了需求方而不是供给方。这当然是妓院黑老板的强盗逻辑，但也不能说一点真理都不包含。
中国为什么对鸦片有那么大的需求，自己也确实需要找找原因。在我看，上层精英的腐朽是最主要的原因。他们向迷幻寻high找乐，在前辈那儿有得是“路径依赖”。例如魏晋时神童何晏带头服用的“五石散”(南越王墓波斯银盒中黑乎乎的东西，据专家推测可能就是)，后来光皇帝就吃死了好几个。东南亚的贡品里包括鸦片。明宪宗还曾派人访求鸦片，出的是金价(派太监去合浦一带政府采购“南珠”，也是高出市价——我忘了是三分之一还是三倍)。到了清代，又是皇亲国戚带头吞云吐雾，自我忽悠。中国就是这样(其实哪国又不是这样)，上层也不是不想打铁(雍正时明令禁烟)，怎奈何身子板儿跟起酥似的入口即化。八荣八耻不叫京官玩鸡，于是他们改玩鸭;八项规定禁止官员下戏园子，于是他们在家里办堂会。有上层带头，中层跟进，风气大面积的败坏势如雪崩。到19世纪中期，宽裕一点的农民都抽上鸦片了。照说人来到世上，命大的也才百年，难道不该花天酒地而且分秒必争么?很难说不应该，人应该追求幸福，但幸福指数还真不能定得太高了。人类社会的前世是虎啸狼吟的丛林，今生是南拳北腿的绿林，这就决定一个人练黑煞掌的时间必然超过性高潮的时间。在中国文明最辉煌的开元全盛年，尚且“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那么到了工业资本主义从北大西洋席卷而来、迅速改写全球历史的近代，中国亟需的是奋发蹈厉的国民，而不是五迷三道的烟民。今天很多青少年从前辈那里得知，理想国就是中华民国在大陆。前辈告诉他们当年饿极了的中共可是种了鸦片的，前辈没告诉他们当年抽鸦片的可净是不太饿的民国官兵。贵州的官军把自己抽成了一堆青烟白雾，让颠沛陆离的红军自由穿插。中共得天下后干的一件颇具象征性的漂亮事，就是从供、求两方面彻底铲除了此前一二百年没铲除了的毒祸。近些年毒品死灰复燃，好在精英阶级里还不太流行——富二代里有一些。艺术家虽然最近抓了好几个现行，但听他们本人后来告白，那纯粹是为了激发艺术灵感，以便为人民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相当于给种马打催情针。如果所说属实，那么国家实在应该为他们投保特殊行业工伤险，并且经常送他们去九寨沟等景区减负蓄电。
不过平心说，就算中国当时由明君能臣治理(曾、左、李都够“能”的了)，大清宝钞一枝独秀，烟馆烟枪无影无踪，结局恐怕也不会不同到哪儿去。铺天盖地的工业资本主义及其“现代化”进程，绝非中国以往的“天下”“治乱”等经验所能理解，亦非贡赐、羁靡、和亲、怀柔远人之类的故事所能应付。“中国”要想在这个过程中全须全尾、重复以夏变夷的故事，已经不可能了。如果将中国历史做一个最简单的划分，1840年以前是传统中国，之后是现代中国。而今天我们仍处在比舞蹈家金星从先生到女士要复杂、痛苦得多的转变之中。我在写舞台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时，也曾咏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840年，梦得到这么凶的炮，这么快的船
梦不到资本要全球扩张，这扩张势不可挡
No more一生二、二生三
No more三省吾身、三代圣王
No more四体书、 四言诗、四声猿
No more五经六艺七步诗八卦图九天玄女十方洞天
五千年从此改走你的道，1840年，没有人知道哪里是终点
走过改良，走过革命，走不出1840年
走向崛起，走向腾飞，走不完哪，走不完的1840年
(读者如果看累了想歇歇，可以点击这个链接http://pan.baidu.com/s/1o6ul4vC,欣赏侯牧人先生谱曲并演唱的这首歌)
古代中国对外需求的有限，我想比习惯、审美、趣味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千万里之外运来的海外奇珍，广大人口尤其是中下层民众实在消费不起。但这回情况变了。在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地英国，1770年脚踏纺车要两百小时才能纺出的线线，到了1824年的走锭细纱机上，只需一个多小时就变出来了，把运输成本加上，价格也还会下降很多。足够低的价格就能在广大中低人群那里创造足够大的需求。一旦英国海军的链弹霰弹爆炸弹压住大清的“神威大将军”炮，接下来就是英国的纺织工业品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了，花木兰“唧唧复唧唧”的纺车(不知到底是木兰“唧唧”还是纺车“唧唧”)退出历史舞台，是迟早的事儿。再如铁路，林则徐从北京去广州禁烟，车辚辚马萧萧地走了足足两个月。而火车一叫，用黄遵宪较比写意的说法，“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火车刚入中国，曾因为叫声太大，“震动陵寝(清东陵)”，塘沽那段改由马拉车厢。民国时北京开通有轨电车，祥子们也搞过卧轨。但马车黄包车以及八抬大轿最终还是被火车汽车电车挤进了博物馆。贪婪而博大的工业资本主义不会满足于只在北海和中南海之间修一条铁轨，光让老佛爷娘们几个开心。它一定要用一切手段，把已有的城市连接起来，把没有的城市创造出来，让没有能力乘坐火车的阶级有能力，没有资格消费汽车的人群有资格。民初小说里，小商小贩已拎着鸡鸭笼子上火车了。
中国被一通炮火轰上了现代化的长征路，从此中国进出开关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对外需求骤然暴增，就像金星先生既然改当金星女士，那么从欧莱雅眼影到“女子抗暴御辱指南”，要采购的东西真是数也数不清。这段生死时速的行军上气不接下气地走了一百七十年，走出了走路史上的好成绩：中国走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连孔子孟子都跟着中国的内衣内裤远渡重洋，去了世界各地;而穷奢极欲的上层精英又在率领大众娱乐至死了。至此，中国进出开关的形势又将经历新的变化。至于变成什么样，那要取决于中国想把中国变成什么样的中国，想把世界变成什么样的世界，我是说在一定程度上。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故地北海，那头上的蓝天白云，跟两年前在陆上丝绸之路的故地新疆所见略同。当时听到一首西北腔的新边塞诗,真是大快人心之作，不妨抄在文末聊志这回的心情：
剔牙(天)，辣(蓝)个毬
蛹(云)，悲(白)个毬
饿(我)这心里，撸啊(乱)个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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