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为何五千年不衰?这个题目太大，五千万字也写不完。因此，我主要讨论君权、教育、科技、经济这四个方面的问题。虽然分成四部分来讲，实际上是相互交织的。
我不是学者，只是一位工作之余读读书，思考一些事情的人。我们从近些时比较热门的“去中国化”问题开始吧。
上网百度一下“中国人为什么”这几个字，便会见到铺天盖地的以中国人愚蠢、缺德、下贱为主题的文字。除此之外，还有诸如“中国大妈”(广场舞、炒黄金)、“中国式过马路”等等大 量的子项目。看完这些文章，你甚至会觉得自己母亲(“中国大妈”)也是可怜可恶可恨，丑陋无比的。写这些文章的人正在极力呼吁禁食狗肉。隐隐约约中，中国人统统是猪狗不如的垃圾 动物。
由垃圾动物结合而成的中国，自然不配享有国家主权。
这些年来，义和团是愚昧的象征，八国联军侵华是主持正义。主要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是义和团“装神弄鬼”，就是信奉正一道教;今天，美国军队出征都有神父随行，让官兵们感到上帝与自己同在，战死了灵魂能上天堂，某些人说这是有信仰，信洋教才叫有信仰。
第二个，是义和团反对洋人及其宗教，抵制洋货。早在义和团闹事之前的1882年，美国人搞出了排华法案，直到抗日战争，排斥所有的中国人。西方各国又是如何对待异教徒，如何建立贸易 壁垒的?在八国联军的首脑们看来，义和团是值得尊敬又必须消灭的对手。那些说义和团愚昧的人，才是真愚昧真下贱。
有人说，投降日本人的汪精卫是英雄，坚决抗日的人是爱国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中国联手抗日了，他们又说日本人该杀，美国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看起来，这些人思维混乱 至极，其实，贯穿一条主线：中国人下贱，见到洋人就该下跪;但是洋人也分三六九等，美国人至高无上。
他们抹黑抗美援朝，理由种种，比如推迟了对外开放。新中国建立后，与苏联、东欧国家密切往来，我们的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基于对外开放。他们仍然说这是闭关锁国，按他们的 逻辑，只有与美国往来，才叫对外开放。
一百多年来，共济会为了“去中国化”，下了很大的工夫，在中国各行各业培养了从理论家到实干家的众多代理人。胡适，就是他们在中国文化教育界的代理人。学习文史哲，是绕不开胡适 的。如何评价他，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把中华文化打入十八层地狱，主要是他的功劳。前些时，我写了《缺德的“去中国化”祖师爷：胡适》这篇文章，专门谈这个过程。胡适最大的 长处，就是颠倒黑白。中国历史上什么最强，他就说这方面中国自古就差的不行。他说：“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中国有纪传体的《二十 五史》，有唐宋八大家作品、无数的碑铭。司马迁、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大师写的传记，难道没有一篇可读的?
在胡适等人践踏下，我中华神圣的三皇五帝成了虚无缥缈的神话，夏朝成了传说，商朝成了神鬼时代，西周和春秋战国成了奴隶时代，秦汉至清朝成了二千年不变的封建时代，中华浩如烟海 的典籍成了不可信的“故纸堆”。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中华历史甚至成了印证欧洲自古伟大的活化石。
就这样，中华文化被连根拔掉了。
他们的所作所为，影响深远。如今，有些人遇上一件芝麻绿豆大的事，便会无尽放大，引入一些貌似科学理性的概念，开展貌似深沉地“为什么”的分析，最后得出丑陋的中国文化培育出丑 陋的“国民性”的结论。
把中国一百多年来的一切不幸归罪于祖宗，这种思维是要不得的。我编了个小故事，来解读这种思维。
一天，张三上街，被小流氓揍了一顿，抢光了身上的钞票。但是，小流氓给张三留下了20元的士费。张三一回家，就冲着老爸大吼：“都怪你身体不好，害得我上街被人欺负了”。 接着，他 把祖父曾祖父祖母曾祖母留下的东西翻出来，一把火烧光，边烧边骂：“都怪你们武功不好。” 他爸很心疼，询问原因和过程。张三却充满幸福地说：“那不是小流氓，他是强者。他真讲人 道主义，还送钱我打的回家，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自己不中用，回家骂祖宗，这是不是太没有出息?
一
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是有思维定势的。今天，通行于国内的许多真理般的概念、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主要来源于胡适等人的创造。
大家遇到不舒服的事，就归咎于封建专制、封建意识。所谓封建，即分封建国。中国自秦始皇实行郡县制起，除汉朝短暂地大封刘姓诸侯，再也没有“封建社会”，更接近概念上的“资本主 义”。其实，西周的分封制，也与欧洲领主式的封建制有着很大的区别。批判封建意识，纯属于向空气开炮。
相应的话题是，两千年来，隔段时间就会改朝换代的“周期律”问题。从宋朝开始，中国有历经了元、明、清、民国、新中国，算是六个朝代吧。反观英国，从征服者威廉算起，这一家人当 国王，从1066年一直干到今天。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遇上暴君或者吃不上饭，就会按孔子、孟子的教诲，起来造反。英国历史上，暴君多，吃不上饭的时候也多，但是，按照苏格拉底、柏 拉图等人，尤其是《圣经》的教诲，英国百姓认命、服从。中国存在这个“周期律”，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呢?
现在，我谈第一个内容：专制问题。
中国皇帝的权力到底有多大?换个问法，便是：皇帝与大臣，与百姓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在我国先秦文献中，尧、舜、禹都是选举产生的领袖，大臣也是百姓信得过的才德之士。
之后，是孔子及后世儒家常说的夏、商、周“三代”。
孔子之所以伟大，在于他有准确的历史意识。他深知改变眼前“天下为家”，回归到“天下为公”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因此，孔子将尧舜作为理想中的君主楷模，作为后世君主的修身标准 ，而将建设“小康”社会作为目标。
《尚书》是孔子编定的一部史书，为后世治国者提供了全套学习资料。帝王和官员应该具备如何的修养，有哪些权利、责任和义务，在《尚书》里有着明确的答案。他明确了三个基本规则：
第一是普天之下人人平等。
第二，皇帝受天地的委托，作为天下人的父母，他要想方设法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此即所谓“王道”。
第三，天子治国，必须依靠大臣。大臣的主要责任，一是帮助天子修身，使之成为道德楷模;二是协助天子实现天下和谐。
天子与臣民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大臣应该忠君，前提是天子对大臣以礼相待。孔子说：不仕于乱朝。孟子更进一步，他认为，诛杀暴君是为民除害。
在中国，儒家经典就是宪法，但远比“宪法”地位高。“宪法”仅仅是一张纸，可以换了一个又一个，而儒家经典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再混帐的皇帝，也不敢否定孔子的话。
古代皇帝的权力，不是当今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无边无际。
以唐朝为例。唐朝皇帝有以下两大“法定”权力：其一，对宰相的任免权。其二，对一切决策的否决权。(国家元首都有这两项权利)
但是，其权力全部被反制：
其一，皇帝是宰相们任命的。新皇帝登基的“通告”，必须经各位宰相签字认可，才能颁发下去;之后，皇帝才能正式上任。
其二，皇帝的圣旨，必须经宰相们签字后，才能发布，否则，等于废纸一张。而且，宰相至少也有四五个人。
形象的比喻，皇帝犹如公司的董事长，宰相们是董事兼总经理、副总经理的经理班子。董事长是世袭的，其他人则是招聘的。
在儒家看来，天子无私事，大臣有权干预皇帝的一切家事。在《周礼》中，周天子后宫的事儿，也在天官掌控之中。皇帝娶谁为妃子，立谁为皇后，用今天的思维，纯属天子的“家务事”， 但是，在古人看来，大臣们不仅有权干涉，而且必须得到大多数高级官员的认可。所以，就更不说皇帝花钱、任命官员的事儿了。
举正反两个例子。
唐玄宗是一位了不起的皇帝。他想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说，皇上你若答应我的十个条件，我就干，否则，我不干。姚崇把自己的十项施政主张和盘托出，玄宗照单全收。双方谈妥了，第二 天，姚崇出任宰相。就此，唐玄宗成为千古明君，姚崇亦为万载名相。
唐德宗是一位很平庸的皇帝。他打算任命裴延龄为宰相，谏议大夫阳城听说后大怒，宣称：果真如此，我一定撕毁任命诏书后自杀。据史料，裴延龄是一个只知道溜须拍马取悦皇帝的官员。 阳城振臂一呼，朝廷官员中掀起了反对裴延龄为相的运动。唐德宗没招，只好作罢。
古代官员都很有个性，动不动说“臣不敢奉诏”。“ 不敢奉诏”，是客气话，本意是：皇上你说的不对，我拒绝执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平常事。话又说回来，皇帝的想法，只要不是太出格 ，大臣们多会顺从他。很多事儿，就是坏在这里。
历史上，大多数皇帝都是平常人，无道昏君是少数，英明贤君也是少数。皇帝是世袭的，不可能个个都是精品。遇上混账皇帝，明智的做法，就是保护自己，赶紧辞职，离他越远越好。至圣 先师孔子就是这么干的。君主昏庸，有才之士都跑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也就到了。
二
第二，是教育问题。
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据说古希腊文明也十分了不得，但是，无不是过眼云烟。唯有中华文明一枝独秀，薪火相传。
对此，专家们做过N种解释。
在我看来，就俩字：教育。普天之下，唯有中华的第一圣人是老师，而不是传教士。
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时，孔子的六艺之学，已经连绵不绝传承十余世，天下读书人皆以孔子为宗，所以，他以孔子为“世家”。
中国皇帝，也要对孔子行九叩之礼。因为孔子是至圣先师，学生拜老师，天经地义。
依据中国1950年的文盲率，说中国自古文盲率高，这是不对的。建国初文盲率高，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不谈鸦片与战乱的祸害，仅仅列强索要的“战争赔款”就达13亿两白银，超过清朝中央年度财政收入的13倍。直到民国时期，中国都在还这笔阎王债。 2013年 ，我国中央财政收入6万亿元，试想，如果当今中国要向西方各国缴纳78万亿元赔款，中华大地会成为怎样的局面?还能存在几所学校?
其二，是自辛亥革命到1949年，近四十年里(这可是两代人的时间啊!)，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民不聊生，哪有摆放课桌的地方?
与许多人的印象相反，清朝教育普及程度，远高于同时期欧洲各国。据《清史稿·选举一》，清朝照搬明朝教育制度，首都设有国学，各级地方政府均设有官立学校，县以上公立学校的学生 、附学读书的贫寒子弟，政府还会发给银子，资助他们完成学业。
政府还支持全国各地创办了众多“书院”，也就是私立大学。中国文人包括广大官员，都有效法孔子办学的情结，据史料，自汉朝到清朝，全国都有数不清的教书育人的书院。许多著名官员 、文人，都是出自书院，而不是公立大学。
全国乡以下都办有“社学”，由政府选拔教师，发放工资，并强制十二岁以上的男孩入学接受初等教育。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家族，则延请名师，自办家族学堂，面向全体族人开放。
清朝教学内容全面，学生们要熟读经书，也学习历代典章制度、经济学、法律学、水利学、军事学、天文学等知识，至少要精通其中一门。考试采用积分制，修满积分，方可毕业，参加诸如 秀才、举人、进士等相应的选举。清朝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创造，死水一潭。
晚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上马治军、下马化民，还搞出成绩显赫的洋务运动，绝不是瞎猫碰死耗子。遗憾的是，晚晴朝廷太腐败，他们生不逢时，始终未能主掌全国政务 ，中国就此错过复兴之机!这是中华历史巨大的悲哀!
我们教科书在谈到“义务教育”，总会说，义务教育是十七、十八世纪起源于德国的魏玛、普鲁士。会根据欧洲的做法，圈定义务教育的几个“特点”。反正，“义务教育”是欧洲人的 专利。
不夸张地说，19世纪初欧洲的教育普及程度，大约与2000年前的中国汉朝相当。某些人是宁可上吊也不承认的。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欧洲还是原始森林，中国便实施了义务教育， 在每闾(25户)设一所启蒙学校(塾)，每党(500户)设立初等学校(庠)，每州(12500户)设立中等学校(序)，诸侯和都城设立高等学校(国学)。十三岁前在家门口学习，十三岁后 到离家远一点的学校读书;到二十岁长大成人，进入国学接受高等教育。
孔子自小没了父亲，“贫且贱”，孔子的弟子颜回、曾参父子都是穷人。不用怀疑，他们少年时代的知识，就来自于义务教育。
西周的教学，是与人才选拔相结合的。层层选拔优秀学生，推荐给天子;经过考核确认后，授予官职，享受俸禄。
春秋战国人才辈出，商鞅、苏秦、张仪等人，朝为布衣，暮登卿相。其实，尊重知识，任人唯贤，是西周留下的文化遗产。
汉朝察举制，是沿袭这套制度。读书改变命运，并非始于隋唐科举制，而是几千年传统。
汉武帝之所以伟大，在于他恢复了中华崇文尚武的传统。汉武帝的武功，人所共知，其重文，今人很少谈及。正是汉武帝以儒学为正统，才逐步恢复并建立起完善教学体系、人才选拔制度。 公立学校和义务教育，再次普及全国。汉朝人口约6000万，巅峰时期，太学的学生3万余人。大家学习过《张衡传》，只要真有才华，都会被举荐到朝廷。汉朝许多宰相都是地道的平民子弟。
重视教育的传统，千年不衰。元朝的教育也十分发达，据《元史·世祖十三》，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全国人口近6000万，有各类学校21300多所。平均每二三千人口，即每五六百户人家 ，就有一所学校。
隋唐以来，全国同一张考卷，同一个录取标准的科举取士制度，意义更大。有人说，中国古代保守，反对改革创新，事实是人才选拔制度就一直在改革，而且几乎没有阻力。
今人追歌星影星，古人追进士。今人追捧的，是明星的脸蛋与嗓子;古人追捧的，是进士的才华与文章。古人是一举成名天下知，今天是一曲成名天下知，甚至一脱成名天下知。一字之差， 谬以千里。早在唐朝，民间就出现了 “进士粉丝团”，他们自筹资金，举办“新科进士”曲江游宴。快到曲江大会的时候，“粉丝团”通知皇家乐团，请他们届时来演奏。也会致信皇帝，如 无特殊情况，皇帝一定会出来观赏整个活动。
在唐朝，亲王的儿子，公主的儿子，一个个誓死通过进士及第而做官。有个叫刘德仁的，是皇上的亲外孙，前后考了三十年，也没考中，在失意中死去。唐代皇室成员中，先后有九人担任宰 相，其中李夷简、李程、李石、李福、李回等五人进士及第。
在唐朝，如果不是进士及第，即便当上了宰相，说起话来，也会气短三分。
从唐朝开始，形成了靠本事吃饭，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
从此，中国出现了许多的“状元剧”。众所周知，贫寒书生陈世美中了状元，被选为驸马。这种事儿，在身份世袭的欧洲，是不可想象的。欧洲只有王子与公主的故事，农夫与村姑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国王硬要娶一个平民女子为妻，国王家族和贵族们坚决不干，最后他只好放弃王位。电影《倾国之恋》讲述了这个故事。
读书改变命运的人权价值，只有与欧洲对比才能知道。
中华文化，为何五千年不衰?政府以教育治理国家，百姓以读书改变命运。
三
教育与科技是孪生兄弟。
我国古代科技成就辉煌，丝绸、瓷器打遍天下，还有天文历算、地理运河、弓弩火药、指南针、航海术等等，都是举世无比的科技成就。有人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号称充满科 学的欧洲，却长达两千年没有拿得出手的技术成果。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神仙逻辑。
我们首先来感受一下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的博大：
文学：诸子百家的著作，《诗经》、《楚辞》，本身就是流芳千古的文学作品。
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读过儒家经典和《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等，会有自己的结论;
经济学：读完《管子》后，再读二千多年后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高下立判，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管子》是中国历代宰相、财政官员摆放在床头的著作。不读《管子》，对中国古 代社会经济问题是没有发言权的;读完后你可能会为当今某些经济学家脸红。
军事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很有名，但是还限于军事指挥学;阅读了反战著作《墨子》后，你会感叹军事防御工程技术太了得了;《周礼·考工记》会告诉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武器装备和工业制品，就已进入标准化、模块化、批量生产的时代了，二千多年后的20世纪初，西方人的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才出道呢。
外交学：你一定知道“纵横家”，听说过鬼谷子。读过《战国策》，你会发现，外交学博大精深，与懂不懂外语毫不相干。
数学：读读《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和各国比较一下。有专家说是汉朝的作品，但是楚墓出土了相似作品。
天文学：诸子百家人人都懂天文学。这是世界公认的强项。
地理学、水利学：读读《尚书》之《禹贡》，建议再游览一下都江堰、灵渠。
工程技术：知道鲁班、墨子是远不够的，阅读《周礼》就知道，在西周就建立了完善的全国城乡规划、标准化管理制度。
如此等等。
有人说，汉武帝独尊儒术导致了中国科技落后。其实，儒家思想，本质上是政治学，是宰相之学、帝王之学。道家是哲学家，兵家是军事家，法家是法学家，其他各家则是农工商的学问。
独尊儒术，仅仅是回归政治家治国。政治家治国，才是专家治国。其它百家，是治国必备的“术”，即手段、工具。这问题，既简单，又复杂，不多谈。
唐代留下了比较完整的学校设置和教学内容。
唐朝创办了规模庞大、专业齐全的高等教育。中央有国子监，各个州办有州学。州学是诸侯之学，其制度、教材与国子监一样。用今天的话说，州学也是大学，是高等教育，毕业生具备参加 科举考试的能力。当然，国子监师资力量强得多。
此外，除尚书六部、御史台以外的其他各部门，都拥有自己的专业学校。
国子监，既是全国教育的业务主管部门，也是最高学府，直属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六个学院。国子监的最高长官是祭酒。国子祭酒地位崇高，非德高望重者不能任此职务 。
如何才能进入这里读书呢?一个字：考。层层选拔，考中了，包吃包住。
国子监学生要交一次“学费”，刚刚进入学校的时候，学校会举办一次学生进献束脩礼的仪式，每个新生向老师进献三匹绢、一壶酒、一块肉的“束修之礼”，此后，再无任何费用。行束脩 礼，是为了弘扬尊师之道，政府和学校是不会收取一文钱的。
古代是按照通才与专才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办学的。
国子、太学、四门这三所学校，以培养进士、明经为目的，是通才教育。读罢《尚书·禹贡》及孔安国、孔颖达的注疏，中华河山便了然于胸，如何治水，如何将治水与发展农业、改善交通 结合起来，都不在话下了;读罢《礼记·月令》及郑玄、孔颖达的注疏，想不精通天文历算也不行，而读懂郑玄、孔颖达的注疏的前提，是扎实的数学功底;读罢《礼记·王制》、《周礼· 大司徒》及郑玄、孔颖达、贾公彦的注疏，基本是经济学行家了;读懂注疏的前提，同样是扎实的数学功底;读罢《周礼·考工记》及郑玄、贾公彦的注疏，基本具备工程师的水平了，而读 懂注疏的前提，仍然是扎实的数学功底;读罢《礼记》、《周礼》、《春秋三传》、《国语》等著作，起码具备纸上谈兵的能力了。如此等等。
大家到图书馆读孔颖达疏的《礼记·月令》试试，十之八九会看得头皮发麻，太难了，我就没搞懂。在古代，今天的刺史，明天调任工程技术部门长官将作大匠、少府监;昨天的户部尚书， 今天在指挥千军万马作战。所以，古人说，秀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曾国藩湘军的将领们，大多是秀才举人。
每到中秋节，大家都会记起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是状元出身，当过宰相。在《全唐文》中，有好多篇他起草的大气磅礴的作战命令，他多次运筹于帷幄之中，指挥 数十万大军千里征战。
韩愈在经济、法律、军事方面，也很出色。《新唐书·韩愈传》告诉我们，韩愈一辈子，先后担任过二十多个职务，涉及到了各个领域：
在学术和教育方面，从大学老师，干到了大学校长、教育部长;
在政治方面，干过纪检官员，当过县、州、首都的一把手，还做过皇帝的秘书(中书舍人);
经济方面，当过国家审计署署长(比部郎中);
在法律方面，从地方法官干到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刑部侍郎);
在军事方面，当过参谋、参谋长、国防部长(兵部侍郎);
在人事方面，当过中组部部长(吏部侍郎)。
古代的官员，远没有当今官员滋润，他们既没有这么多的秘书、助手，也没有雇用什么外脑，许多事情都得亲历亲为，没有真才实学，一天也混不下去。
术业有专攻。古代中国也有专业人干专业事的传统。
国子监的律学、书学、算学，分别相当于今天的法学院、文字学和书画学院、数学天文学和经济学院，就是专才教育。
主要说说算学。算学共30名学生，被划分为两个专业，每个专业15人。修完全部课程时间，均为七年。教材主要是十部算经(《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 侯阳》、《周髀》、《五经》、《缀术》、《缉古》)。
第一个专业，侧重于理论与研究，主要培养研究型人才，主修《缀术》、《缉古》两部教材。《缀术》是祖冲之的著作，学时四年;《缉古》，则是唐朝数学家王孝通的著作，学时三年。这 两部书，代表最新数学成果，是难度较高的教材。
另一个专业，侧重于实用，主要为工程技术、经济、军事等领域培养专门人才。学生们主要修习《九章》、《海岛》等应用性教材。比如，《五曹算经》分为田曹(即土地)、兵曹(即军事 )、集曹(即贸易)、仓曹(即仓储)、金曹(即钱粮)等五个部分，是解决民生经济和军事经济中的实际问题的，类似当今的微观经济学或者会计学;《海岛算经》主要应用于工程建设、 地图制作和军事领域。
唐代数学远远领先于当时世界。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便根据《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用勾股定理计算太阳与地球的距离、城市间的距离，用正负数、小数、分数计算生活中遇到 的各种数学问题;一千六七百年前，便以《海岛》进行地图测绘，计算山高水深、河宽路远。在唐代，每个县，每隔两年都要绘制全县道路、居民点变更的地图。唐代便采用坐标图、比例尺 绘制全国地图，用等高线绘制军事地图。
至于今天的人们广为称道的《孙子》之“物不知数”问题、《张丘建》之“百鸡问题”、《缉古》之三次方程解法、《缀术》之球体积的计算等等，证明我国古代数学高度发达，更深入地分 析，则是因为社会经济繁荣，所遇到并着力解决的工程建设、经济贸易中的数学问题太多。
今天，我们落后了，应该向洋人学习，这是对的。但是，有专家把《几何原本》和什么毕达哥拉斯定理传入中国看做“数学启蒙”的开始，实在是有辱先人。
国子监是综合性大学，中央其他部委为本行业培养人才的学校，则是一个个专业技术学院了。
首先是隶属于秘书省的天文历法学院。秘书省有两大主要业务，一是国家图书馆、档案馆，二是国家天文台。太史局，就是国家天文台，这里有546名学生。学生分为三个专业，各专业要求各 有不同：
1、历算专业，学生，即历生36人。
2、天文专业，初级班60人，高级班90人。
3、漏刻专业360人，学习古代时钟技术及其运用方法，较之于前二者要求较低，属于纯粹的职业技术，学生毕业后担任典钟、典鼓岗位。
唐代精通历算的人才太多了。他们已经开始利用造纸术、印刷术，把历算知识转化成钞票了。与韩愈、白居易同时的冯宿向皇帝报告说，这些年来，每年国家天文台还没有颁布当年的新历， 但是，在四川、江淮地区，商人们早已大量印刷了新历，在市场上售卖。
重视工业，是中国的传统。在西周政府里，就设有专门的工业管理部门及其首长，即冬官。这就是后来的六部之一工部。与之对口的还有若干个中央企业。在唐代，工业性的职业技术教育很 发达。比如，少府监办有培养技术工人的职业技术学院，详细规定了各个工种的学时和考核的具体办法。每个季度由少府监和将作监丞对其进行考试，年终则由两监的主管再进行考试。少府 监是中央兵工厂、造币厂，有近2万工人;将作监是国家工程建设局，有工人为一万五千人。这两个“中央企业”的工人共计三万五千人，但不是固定工，而是全国工匠轮流来这里培训、工作 。事实上，这种培训，是全国性的，通过培训，把先进技术传遍全国。
唐代坚持专业人干专业事，把专业分得很细。唐代的政治体制，并不是教科书上所说的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管的是“政”，此外还有负责监督的一台(御史台)，负责业务实施的一省七寺 三监(秘书省、卫尉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 司农寺、太府寺、太常寺、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这十一个单位的专业人才需求量很大，都设有专业学校。
再说专业技术人员的选拔任用。
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主要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五类。明经、进士就不说了。
明法科，即法学科。考试内容包括：
1、帖律、令。考察基本功，对要求背诵的法律条文进行默写、填空。
2、策试。考察理论联系实际的水平。考题是十道“策试”题，一个个案子，请你审理，并写出审判书来。《全唐文》中，有许多这类的判词。
明书科，即语言文字学加上书法，也是两道关：1、考察基本功，对《说文》、《字林》两部著作进行默写、填空。2、面试。
明算科，即数学科，考试内容是著名的“算术十经”。考试也是两道关：1、解答20道数学题。2、面试。
考中了，就是官员身份了，会被安排到相应的专业岗位工作。
如果专业技术人员真有才华，技术过硬，自然可以做官。据《新唐书·选举志下》，医生、算命画画的、工匠、厨师、艺人、看天象的、看风水的、翻译人员等等，都是通过本部委考试选拔 的。他们做官的级别，最高可以与本部门长官一样。
优秀的医生，他的级别最高可至正五品下;优秀的天文人员，可至从五品下。五品，是唐代高干的门槛，这是进士、明经出身官员一辈子的梦想。
技术工人干得好，前景也不错。比如，少府监的木工，级别最高可以为正七品下;在太常寺供职的音乐人员，级别可以为从七品下。可见，技术工人的收入，可以和县令一样高。
专业技术人员的级别，与官职并无直接联系。唐代的官员，都同时拥有三个“级别”： 职事官、散官、勋官。职事官是指所在岗位的级别，比如某县县令是从七品，无论谁来当这个县令，这 个职务的级别是固定的。散官，则是官员自己的级别。担任从七品县令的人，他的级别可能是正七品，也可能是正八品。官员的经济待遇，如果他的散官高便享受散官待遇，若散官级别低则 享受职事官待遇，但是，他所穿的官服则是与散官级别挂钩的。
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尽管干的是技术活，但是享受着官员的待遇。
唐朝的时候，西欧还是文盲社会，没有科技人员，而大多数工人，还是农奴。文盲世界是如何产生科学的?不知道。
四
专家们说，中国从来是农业社会，重农抑商，闭关锁国;西方自古重商，搞的是重商主义。
说中国古代闭关锁国，是莫须有的罪名。从《史记》专列《匈奴列传》开始，二十四史皆有已知世界的记载，这是举世无双、绝无仅有的。西方严谨的史学家，在撰写东罗马历史时，都要查 阅中国史籍。说我们的祖先热衷于探索未知的世界，才符合实际。
鸦片战争爆发前，在中国大地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等，各种宗教都在中国大地传播，各民族友好共处。同时期的欧洲大地上，除了基督教，找不到第二种宗教场所 。说我们的祖先敞开怀抱，欢迎全世界人民，才符合实际。
下面主要说重农抑商问题。
孔子是反对征收商业税的。他认为对农民什一而税(税率10%)，再加上一年为政府工作三天(即后来所谓“庸”)，就到此为止了。进山砍柴打猎，下水打渔捞虾，跑江湖做买卖，是老百姓 致富之路，最好都不要收税。
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具体要抓好九个方面的工作，即所谓“九经”，其中之一是“来百工则财用足”。国家要想富裕，必须招徕工匠发展制造业。孔子不是简单地“重商”，而是要从源头 抓起。
子贡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之一，为“儒商”的祖师爷。子贡靠经商，富可敌国，他所到之处，国君主动分庭抗礼，即以对等的身份接待。欧洲何时出现国君与之“分庭抗礼”的文武兼备的大 商人?子夏问孔子：老师，你看子贡为人怎么样?孔子回答：他比我聪敏。瞧不起“商”，岂不是在亵渎孔子?
儒家也“抑商”，是禁止商人做官，禁止官员经商。想发财，就一心一意地经商，别想当官;想当官，就不能经商。孔子认为，官员经商是与民争利、从老百姓口中夺食的不道德的行为。禁 止官员经商是历代铁的纪律，一直持续到清朝。如果官员边当官边做生意，什么好事都占着，老百姓还活不活?
直到清朝光绪年间，中国商税税率基本维持3%水平。自明朝开始，据《明史·食货五》，明成祖下诏，凡是与老百姓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东西，诸如农具、食品、婚丧嫁娶的必需品、日用品 ，统统免税。凡是已经交过税的东西，走遍全国，不再重复纳税。
正当明成祖下达这一诏书的时候，“重商”的欧洲在干嘛?请看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21章：“它们设置了许多征税站;迟至14世纪末，在易北河旁有35个，在莱茵河两岸有60多个 ，在塞纳河沿河一带也有这么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花费的钱，将达到所载谷物售价的一半。”
两种传统，分别持续传承。光绪十年(1884年)，户部报告道，自道光年间以来，中国出口到英国的茶叶有1亿9千多万斤，中国每100斤收税银仅二两五钱，而茶叶一旦到了英国，每100斤收 税银高达50两。
远不止英国，从中国买一船茶叶，梯山航海运达法国港口的花费，还少于从港口运抵巴黎。
如果说欧洲商税税率十倍于中国是重商，那真是奇葩理论了。
中国在汉朝就搞出了丝绸之路;后来，中国又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海上瓷器之路、海上茶叶之路等等，横扫印度洋沿岸。说欧洲自古重商，事实是，鸦片战争前，欧洲人依然找不到可以送 到中国的正儿八经的商品，年年巨额贸易赤字，只好走私鸦片。
西方专家将自己的历史划分为若干阶段，进行相应的归纳总结，无可厚非。在17、18世纪，英国商人接到了500匹布，或者1000个铁钉的订单，立马跑到乡间，分别向100个乡村家庭订货。西 方学者称之为“外放分工法”，还把17、18世纪叫做“原工业化时期”。 我国学者在撰写英国工业革命历史的时候，欣然接受西方学者的“家庭工厂”理论，宣称英国这100个家庭“工商业 化”了，说英国从此搞起了“资本主义”。
我们不妨用同样标准，即所谓普世价值，来照一照中国历史。
依此“学术”套路，中国的家庭，造就了一无穷大的纺织工厂，而《诗经》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那个“氓”，便开始实践“外放分工法”。
春秋早期，管子便利用“外放分工法”，大打经济战，轻松搞定了邻居鲁国。在《管子·轻重戊》有个故事：齐桓公对管子说：俺想搞定鲁国，你有什么高招?管仲说：好办，只要您和您的 随员穿上鲁国织的绨(一种较好的丝织品)，在大街小巷闹市区溜达一圈就行了，剩下的事我来办。桓公照办后，管仲便找来鲁国商人说：你们鲁国的绨好啊，我家主人喜欢，你们赶紧送来 吧，有多少我要多少，价格从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随着齐国人纷纷改换布料，鲁国商人的“外放分工法”如火如荼。一年后，鲁国实现了“产业升级”，全民纺织工业化，靠从齐国进 口粮食，没人搞“三农”了。时机成熟，管仲建议桓公换回当年的服装，再到大街小巷闹市区溜达一圈，齐国官员百姓纷纷脱掉进口服装。随即，桓公下令关闭“海关”，禁止进口鲁国丝绸 ，禁止向鲁国出口粮食。一夜之间，鲁国丝绸成为垃圾，粮价大涨，经济崩溃，鲁国百姓纷纷逃亡齐国。仅花了三年时间，鲁国俯首称臣。
这个故事，有两点启示，第一，春秋时期，鲁国的工业基础相当好，所以，鲁国商人通过“外放分工法”，一年时间就将鲁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开始搞资本主义了。
第二，是提醒大家，粮食是国家的生命线。据邓云特统计，从公元前1766年到1936年的3700余年时间里，我国发生各种自然灾害5258次，平均每年1.42次。中国历朝历代都坚持“以农为本” ，但仍出现过许多次全国性的或者大面积的饥荒。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导致全国生灵涂炭，起因便是可怕的饥荒。
欧洲的情况更糟。仅14世纪上半叶，欧洲爆发了持续二三十年的大饥荒。直到18世纪，欧洲贵族们都住乡村庄园，死活不肯进城。
17世纪70年代，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90年之后的英国，专门颁布了“定居法”，禁止农民离开地主从事别的行当，强迫他们老老实实呆在土地上务农种庄稼。这才是典型的“重农抑商”法律 。
1921年以前，整个爱尔兰都是英国的领地。爱尔兰为什么独立?1845—1849年，爱尔兰粮食连年歉收，爆发严重的饥荒，100万爱尔兰人饿死，150万人移民海外，爱尔兰人口由820万锐减到 540万。因为英国政府救援不力，粮食问题转变为民族问题，发展为独立战争。
法国也是如此。直到1931年，法国的城镇人口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有人强调“中国自古是农业社会”。其实，直到19世纪，全世界统统是农业社会。
在古代，国家的财政收入，都主要依靠土地上的庄稼。比如唐朝，其主要税收收入，是田税，占年度收入高达66.5%。
据唐代宰相杜佑撰写的《通典·食货六》，开元天宝年间，唐朝中央政府的年度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的：
1、天宝年间，全国890万户，其中丁(指纳租庸调者)820万。中央政府年度财政收入，计5700多万端匹屯贯石。
2、年度财政收支，主要有五种东西：
一是钱，计量单位是“贯”( 1000文);
二是粮食，计量单位是“石”(1石即1斛=10斗=100升，1升=600毫升);
三是绢，计量单位是“匹”(即匹)(1匹=4丈，1丈=360厘米);
四是绵，计量单位是“屯”(1屯=6两，1两=41.3克);
五是布，计量单位是“端”(1端=5丈)。
这五个计量单位的相应财富，在户部看来，其价值是基本相当的。当然，市场价并非如此，这里暂且不谈。
3、税种
一是田税(即租庸调)，年收入约3790万个单位，约占年度收入的66.5%;
二是家庭收入调节税(即户税)，年收入约200万贯，占3.5%;
三是地税(即义仓税)1240万石，约占21.7%;
四是商税等杂项收入，470万个单位，占8.3%;
4、按照890万户人家计算，户均纳税约6.4个单位;
5、年度支出为：粮食2500万，布绢绵2700万，钱200万，合计5400万;
6、年度结余约300万，占年度收入的5%。
古代中国，是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模式。
中国妇女心灵手巧，发挥了其他国家女人远不及的突出作用。在唐朝，由于经济发展太快，货币供给量严重不足，布匹担当了事实上的硬通货的角色。唐朝妇女们不是在家织布，而是在造币 。
纺织是中国妇女的职业。她们的劳动成果，是全球市场的抢手货，那么，中国妇女是工人，还是农民?她们从事的行业，是工业，还是农业?
至少，她们是“手工业者”。妇女占全国从业人口50%。加上部分男人如铁匠、木匠、泥瓦匠，还有制造陶瓷的，等等，中国的工商业者，至少也有51%吧?
全国51%的从业人员是工人，那么，唐朝是不是工业化国家?
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大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结构。由此，计算唐朝经济的“工商业化”程度，就更有意思了。
在政府年度收入5700多万中，由妇女们亲手创造的布绢绵2700余万端屯匹，占总量比例高达的47.4%;直接来自男人种地收获还不足44%。而且，朝廷又用300万石粮食从市场上换成绢布，存入 国库了。
两者之和为3000万，大致推算，妇女们对给国库的贡献，高达52.6%。毛泽东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不夸张啊!
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家庭收入调节税占3.5%，商税等占8.3%，加上妇女们的工商业纳税的47.4%，三项合计超过59%。
武则天之前，工商业完全免税。唐玄宗才在有限范围收点商业税，税率是3%。如果等同于西方“工业革命”的税率，中国非农税收至少超过70%。
此外，中央企业，比如将作监，今天修座桥，明天挖一条河。如果加上这些，“工业化”程度更不得了。
如此说来，唐代中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商业王国。
唐代是地道的私有制，有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商人，难道唐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有人说，欧洲领主驱赶一群农奴在土地劳作是“庄园经济”;自由的中国百姓的耕织活动，却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欧洲的庄园，尚且不能自给自足，中国“小农”能“自给自足”么?
吃饭用的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种地用的锄头、犁铧、镰刀等农具和耕牛，织布的织机，孩子们读书的纸墨笔砚，如此等等，哪一样不得去买?
由于主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社交和教育用品，完全依赖“市场配置”，所以，在唐朝，人口密度大一点的乡村集市，也比中世纪晚期欧洲著名的法国 “香槟”集市繁荣得多。
结语
我们的血脉----中华文化是高贵的，我们的祖先是伟大的。
经济上，直到鸦片战争爆发那一刻，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
科技上，宋朝就编制出与现行一致的历法，而16世纪的欧洲还在使用公元初编制的儒略历，跑在时间前面10天之久。
文化上，京剧昆曲黄梅戏，融歌剧、舞剧、话剧、诗书画于一炉，实乃大美。
军事上，我们祖先的行动，三次直接改变欧洲历史。汉朝打败匈奴，唐朝击溃突厥，而匈奴、突厥分别灭西罗马、东罗马;蒙古大军的成果更是尽人皆知。
生活上，当林黛玉穿着丝绸、品着茶、吃着中国菜，吟诵《葬花吟》的时候，欧洲的国王王后正在随地大小便，以地为床，拒绝洗澡。
1939年，钱穆大师在他的名著《国史大纲》开篇便说：
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 人。
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先生的话，发人深省。今天，中国落后了。面对落后，应该怎么做?我们应当向唐太宗学习。
汉唐同风，文治武功。唐朝初年，大唐的边疆，如同突厥的后花园。唐高祖刚刚禅位于太宗的武德九年(626年)八月，“突厥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唐太宗只好与他们会盟。这无疑是屈 辱的，根据《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安府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光宅OO三)，面对颉利可汗陈兵三十万于长安城下，通过沟通，颉利可汗同意谈判，但是要求唐太宗亲自 来谈，而且不得带随从。唐太宗只带了这位名叫安元寿的卫士，亲自到颉利可汗帐中。显然，这是极其冒险又迫不得已。双方谈了些啥，不得而知，反正突厥退兵了。
经受如此屈辱，唐太宗君臣没有一人论证全面突厥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大唐男人都是纯爷们。突厥退兵后，唐太宗立即召见高级官员，他说：自古以来，突厥和中国都是此消彼长，各有盛 衰之时。中国奋发图强，突厥就衰落;中国不思进取，突厥就强盛。从现在起，士农工商各安本业，军人要苦练弓马。唐太宗说到做到，亲自带领将士们练兵。
四年之后，大唐军队主动出击，突厥颉利可汗成了大唐爷们的阶下囚，后来当上了唐太宗的卫士。不久，唐太宗成为已知世界的“天可汗”。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增强民族自信，绝不是要排外。我们要赓续汉唐胸襟，自觉学习外国一切好的东西。学习是当学生，不是当奴婢做小妾。只有抬头挺胸地学习，才能学会外国的好 东西，才能获得发展，才能战胜对手。如果奴颜婢膝的模仿，亦步亦趋，邯郸学步，最终只会爬行，沦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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