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进入到1964年，煤炭部传来消息，为贯彻落实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煤炭系统的院校又要进行调整。原先煤炭部计划保留江西煤矿学院，将泰安、淮南等煤矿学院合并过来。但学生知道后，集体上书煤炭部，不愿留在萍乡要去山东，煤炭部考虑再三，同意了学生的意见，保留了泰安煤矿学院，后改名为山东矿业学院。
学校即将撤销，教职员工何去何从?当时人心惶惶。
1964年暑假萍乡市组织了少年射击运动员和少年田径运动员集训，我和萍乡二中的黄英奇老师担任田径教练。本来这次集训只是寒暑假的例行集训，没有比赛任务的。集训期间，突然接到宜春地区体委召开地区第二届全运会的通知，萍乡市体委来不及选拔，就决定派这两支集训的少年队参赛。当时，全国正掀起学习解放军的新高潮，我们田径集训队就是学习解放军，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地区的全运会是在丰城县城举行的。其他县市的运动员都是成年人，当我们这支少年队到达时，不仅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背后还议论纷纷：“一支这样的队伍能比赛吗?”几天下来，人们刮目相看了。我们萍乡队出入排队，行进中唱着歌，吃饭时等其他兄弟县市的运动员都进入了餐厅，我们才进去，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演绎得淋漓尽致，就象一支解放军队伍，多次受到宜春军分区司令员的表扬，被树为大会的典型。比赛中我们的小运动员也表现不俗，与比自己高出一个脑袋的大人比，在近20个单位参加的比赛中，仍获得了总分第四的好成绩。
1963年“江西省篮球乙级队联赛”在萍乡举行，我被调到大会宣传组负责简报的编辑出版工作，获得省体委竞赛处的好评。1964年8月“全国足球丙级队联赛” 在南昌举行的时候，省体委竞赛处调我去搞宣传工作。我的具体任务是：及时报道比赛日程、比赛结果、比赛中的精彩场面，采访报道好人好事。具体要求是每天下午4时以前，将稿件送到《江西日报》与《南昌晚报》编辑部。并专门安排了一辆吉普车接送我。一个人做这件事，真有点紧张。我晚上到各队采访并组织稿件，白天观看比赛采写赛场实况，下午到裁判组了解比赛结果和第二天的赛程。每天至少要自己写3-4篇短文，才能满足报社的要求。我较出色的完成了任务，省体委领导很满意，希望我留下来继续参加即将开幕的省运会的宣传工作。学校被撤销，我的归宿在那里还不知道，即将开学，真有点心急如焚、归心似箭。我将学校被撤之事和自己的心情向省体委领导作了汇报，婉言谢绝了省体委的挽留，返回了学校。不久报社寄来了稿费，我觉得大会调我去搞宣传，供我吃、供我住，写稿是我的工作，份内的事，不应该另外拿报酬。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并将稿费寄给了省体委。后来省体委来信，说稿酬是我应得的，又将稿费寄了回来。这就成为了我第一次得到稿酬的有趣经历。
学校撤销，学生全部去了山东，山东缺少的部分专业课教师也调去了山东，有部分教职员工也以照顾家庭、照顾夫妇关系等其他一些理由趁这个机会调走了。
当时为了改进对工业、交通企业的管理，全国都在试办“托拉斯”，成立了“华东煤炭工业公司”。公司考虑学校这么好的基础设施，这么齐全的设备，特别是有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放弃可惜了，决定在萍乡重办中专，更名为《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萍乡煤矿学校》，继续招生。
一千多大学本科生编制的教职员工队伍，只招二百多人的中专一年级学生，很多教职员工没有教学任务，特别是二、三年级才会开设的基础课和专业课老师。于是学校决定将暂时没有教学任务的教师，组织到煤矿的第一线去，与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工人学习，同时搞教育革命探索，我也在其中。
我们来到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安源煤矿。我给自己定的任务是：摸清楚煤矿各工种工作对人体体能的要求，并亲身体验一下，以便进行体育教学改革。
我们是以“教育革命探索队“的名义下矿的。由采煤专业党总支书记带队，老师分成了三个大组，分赴不同的采区和工作面。安源煤矿领导对老师们的到来，很欢迎，也很重视，特别是将老师们的安全，摆在第一的位置。为此，选择了最安全的工作面让我们劳动，选派了最优秀的班组长带领和指导我们劳动。
煤矿工作是很艰苦的。
第一是时间长。说是8小时工作，实际上从家里出门上班，到下班回到家里正常情况下，要花上11-12个小时，如果遇上当班出现了事故，下班要开分析会，费的时间就更长了。我们住集体宿舍，要提前两小时换好工作服去食堂吃饭，吃完饭去进班室开进班会，开完进班会走到井口，坐罐笼或电车下井，然后走路到工作面。下班时首先要等接班的来交接班后才能离开，又要从工作面走到主巷道乘车再转罐笼升井，升井后首先要开出班会，然后去洗澡、吃饭，回宿舍，洗衣服，睡觉。
第二是工作艰苦。一个工作面一天三班，每班8小时，中间是没有休息的。中午饭那时还没有送餐的，自己上班时就随身带进去，肚子饿了就吃，冷饭冷菜的，肚子饿了吃起来也挺有滋味儿。有的工人师傅来到工作面就将饭吃了，然后8小时中间就不吃饭了。井下湿度大，又是体力活，一动就出汗，8小时下来，工作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下班回到地面一看，就可看到一片一片的白色汗渍，这恐怕就是旧社会矿工喜欢光腚工作的原因吧。
第三是劳动强度大。1965年我还不过28岁，运动场上生龙活虎，一天可以坚持连续比赛两场篮球。可在井下劳动，我坚持不了2小时，每天腰酸背痛，一个星期下来，就累得直不起腰来，住了一个星期医院，虽然有所好转，从此落下了腰痛的病根。
第四是脏。干干净净下井，看不清脸面上来。
第五是危险。井下危险主要来自：“冒顶”，即上面来的压力超过支架的支撑力，顶棚垮塌下来，造成危险。“片帮”，压力来自巷道两侧，挤断、挤倒支柱，造成巷道垮塌，造成危险。“穿水”，地下水、老垅水(以前采空区内的积水)，都会对矿井构成威胁。还有“瓦斯”、“ 煤尘”等等方面的危险。使得不少学生不愿报考煤校，招进来的学生，特别是采煤专业的学生很长时间专业思想不稳固，需要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原因。
我们在与工人“三同” 的过程中，还要与工人交朋友，利用进班会前的时间，给工人读报，教工人唱歌。当时全国最流行的歌曲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我们教工人唱，我们自己也唱。安源煤矿是个老矿，也是一个大矿。有好几个工作面，因此也就有好几个进班室。由于我们开展了读报和唱歌活动，我们所在的进班室就显得特别热闹，引得其他班组的工人驻足观看和旁听。矿领导对我们教育革命探索队很是满意，多次在大会上进行表扬。
两个月的“三同” 结束以后，我们就开始了科学实验。这时，我们就轻松多了。不要三班倒了。都是安排在白天上班。生活有规律了，劳动强度也不太大了。我当时参加的是“锚杆支架”实验组。“锚杆支架”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一项先进技术，其原理类似于现在装修中常用的膨胀螺丝钉，利用岩石将顶棚托起来，防止冒顶和顶棚上小石子散落下来，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可以节省大量木材和金属。
在矿上边劳动边调研边搞教学实验的生活持续了一个多学期，直到1965年暑假。
在1964年前后，全国掀起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 的热潮。学校学习解放军长沙政治学院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的经验，成立俱乐部负责抓政治思想的具体工作。学校领导将广播站、黑板报、文艺宣传队、体育运动队等都统合了起来归俱乐部管理，为配合学校的中心工作服务。我调到了俱乐部管理广播站和体育队，化学组的翁燕平老师调到俱乐部管黑板报和文艺宣传。翁老师上海人，高高的个子，多才多艺，待人接物很有修养，比我大十几岁，喜欢叫我小杨，我们两个合作得很好。我每天除了为播音员挑选稿件外，当播音员不在的时候，我就亲自播报新闻和有关社论，还会配合学校的中心工作编写一些文艺节目，如快板、数来宝等宣传学校的好人好事，在开大会或放电影前与翁老师一道登台表演。
煤校的老师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工科高等学校。学工的比学文、理的更爱动，更活跃，因此，体育、文艺方面的人才济济。1963年到1965年三年间，以教师为主的煤校篮球队，在萍乡市的五次篮球赛中都力克萍矿、萍钢、萍乡水泥厂等强队全部夺得冠军，1965年参加在江苏徐州举行的“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职工篮球锦标赛”上，也夺得了第五名。文艺方面，煤校的教工合唱，也是闻名全市，多次去市里表演，参加市职工文艺会演每次都获得奖励。1965年我根据在安源煤矿劳动的经历创作的、并亲自演出的相声《劳动锻炼记》，参加市里会演后，作为优秀节目被选上，参加了全市的汇报演出。
俱乐部的主任徐清臣，是位从部队转业的、大校军衔的军人，人很忠厚老实、忠心耿耿，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从不指手画脚、横加干涉。我们工作得很开心，也很顺利，也很有成效，获得了师生员工的好评。
我明白实践的意义，拼命的干着;我也懂得理论的重要，夜以继日的学习着、探索着。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下决心不到三十不结婚。
我当时在矿院也可算得上是一个风云人物，不少女教师、女学生会到我宿舍来玩，看到不少教职员与学生谈恋爱，我从未动过邪念，因此也错过了很多机会。矿院撤销，重办煤校，压力减轻，工作也近十年了，自己也开始想到应该成家了。
就在我下矿前夕，原焦作煤校的同班同学肖其烈，从贵州水城煤矿设计院回来探亲了。就在他探亲结束已经到了火车站准备上车的时候，突发急病，只好退了票回到萍乡市医院住院治疗。市医院就在煤校的右前方只隔一条马路，因此，我有空就会去看望他，话话家常。有一天谈到婚姻问题，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又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也没有。这些年来，从中专到大学，压力较大，集中精力钻研业务去了，还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顺其自然吧。同学说：“你也有28岁了吧!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同学出院的前一天，正好是星期天，他邀我到他家去玩玩。他家住在萍乡城北近20里路的三田农村，到了他家后就带我到处转转，将我领到他伯母家时，他伯母和另外一个50多岁的老人，老盯着我看，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原来同学的伯母曾给我同学讲过，有一大学毕业的侄女尚未结婚，看看萍乡有没有合适的帮她关心关心。同学听说我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就把我的情况向他伯母作了介绍，他伯母就将这事给自己的弟弟说了，并请我同学将我邀到家里让他们看一看人。
后来我同学问了他们的看法，可能是没有意见，这时我同学才原原本本把事情跟我说了，并建议说：“先联系联系吧”。我答应了。我对同学说：“今天一点准备也没有。”同学说：“没关系，到供销社买点点心吧!”他领我到供销社买了两斤饼干送给了他伯母。后来听说，同学的伯母还要在福州军区服役的儿子，到我老家了解我的父亲和家庭情况。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了，就给了我通信地址，要我写信联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婚姻的开局。
通过几次通信，各自作了自我介绍，谈了家庭情况，交流了思想，看来都没有疑虑了，就互相交换了相片，恋爱就这样开始了。
1965年年底她获得了探亲的机会，要我去萍乡火车站接她。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她一走出车站，我就认出了她，将她接到了学校。在学校招待所住了两天，见了我的母亲和妹妹，直观的进一步了解了我这边的情况后，就将我领到了她家里，见了她的父母与姐弟。当时我已经28岁了，她比我小两岁多一点，经过了半年多的信件勾通，可以说相互早已熟悉了，现在又见了面，双方家长也没有什么意见，就决定结婚。她通过电报要工作单位寄来结婚所需的证明材料，当收到她的证明材料的时候，正值1966年元旦假期，节后领了结婚证，三天后煤校俱乐部为我们筹办了一个既热闹又节俭的婚礼。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吧。
妻子家住萍乡的北路赤山公社周江大队。她家就在一大片平坦的农田中间。西边是赤山河自北向南流向萍水河，每逢雨季，就有被淹的可能，成为汪洋中的一个小岛，乡亲们戏称他们这里是“小台湾” 。妻子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三个弟弟，中农成分，家庭生活倒也可以。跟我结婚以后，就过起了清贫、洁白，流离颠沛，又有点担惊受怕的日子。她对我不离不弃，至今相濡以沫已牵手走过49个年头了。妻子勤劳、节俭，善于持家，我们工资不多，但一家人的生活，她都安排得好好的，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如果说我的后半生取得了什么成绩的话，妻子是功不可没的。
……
从1956年参加工作至1966年这10年，是我人生中茁壮成长的10年、立业成家的10年。以后的路又是怎样走下去的呢?请看我在大地微微网、网、草根网、红歌会网、凤凰网博客等网站已发的帖子：《教师-反革命-农民-教师——我的文革经历》、《记文革期间的几件身边事》、《走在“长征”路上——记文革中一段难忘的经历》等。
2014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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