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一件事物，同一个事件，同一样的经历，持不同世界观、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人们对毛泽东时代五十年代后期的看法，就是这样。为了帮助沒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网友，了解一下当时一个普通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特将本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那一段亲身经历介绍给大家，供网友们分析、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

　　煤炭工业部萍乡煤矿学校简称萍乡煤校，萍乡人就称其为煤校。落座在萍乡县城一个叫北门土冲里的小山头上。解放前那里是枪毙犯人的地方，解放后在两山之间劈山填沟修建了萍乡第一个运动场，成为了萍乡人民集会和举行运动会的场所。煤校就在其东边的山头上。煤校的东边，紧邻煤炭部属煤炭工业干部学校。煤校1955年开始筹建。我1956年9月到煤校报到时，教学楼、教职员工与学生的宿舍楼都还没有完工，学生只能在已建好的食堂、工厂，以及租用的民房里上课。教职员工、学生都租住在附近的民房里。当时，设施简陋，生活艰苦且不方便。

　　在我报到前，体育教研组只有一位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的姓林的老师，工作繁忙，我报到的第二天就上课了。我深知自己的水平不高，当时就给自己订了一条守则：在实践中学，工作要多做，争着做，样样都做。

　　我当时19岁，学生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有些学生比我还年长一些，个子也比我高大一些。记得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学生一见到我，个子不高，也不壮实，不像个搞体育的，可能存在疑虑，队伍有些骚动。好在那时很强调尊师重教，学生也不会乱来。组织教学、讲解示范，学生看出来了我这个“小不点”也不差，兴致勃勃的练习了起来。我就这样顺利的开始了教师生涯。

　　那时候学生在校外碰见了老师是要行鞠躬礼的。每次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向我鞠躬，都怪不好意思的。后来，每当我发现学生迎面走来，我就有意识的避开。

　　1956年底，煤校的基本建设完毕，学生搬进了崭新的教学大楼上课，师生员工都住进了宿舍大楼，结束了游击式的生活。我和林老师两人合住一个房间，为向林老师学习提供了方便。我向林老师借了上海体育学院的全套教材，开始了自学。

　　我和林老师的业余爱好不同。他抽烟，爱写小说。因为我原来是焦作煤校无线电课外活动小组的成员，喜欢捣鼓无线电，晚上、节假日的很多时间都用在了设计、安装和改进电子管收音机的质量上，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这种痴迷，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林老师多次感叹：“小杨，如果你能专心钻研业务，肯定会有所成就的。”

　　林老师烟抽得很厉害，影响到肺部出了毛病，不能教体育了，被安排到了学校图书馆。他是福建龙岩人，已经结婚，1958年下放回了家乡，失去了联系。直到若干年后学校办公室转来一封信，才知道他在家乡的一所联校当上了校长。

　　当时有一位在北京体育学院执教过体操的邹老师来到萍乡师范学校工作，从此萍师的体操活动蓬勃发展，水平也很高。由于煤校设备好，邹老师经常带领学生来训练，这样我和邹老师就成了好朋友。那时萍乡还是个县, 1960年改县为市，均隶属于宜春专区，直到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设为省辖市，才与宜春地区平起平坐。

　　1957年县里组织体操队，邹老师和我分别担任了男女体操队教练，这也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第一次参加校外的体育工作。宜春地区的体操比赛在樟树中学举行，比赛结果萍乡队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冠军。赛后组成的宜春专区体操队除了樟树中学一位女队员入选外，全部由萍乡队员组成。邹老师与我又担任了宜春专区体操队教练，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省级的体育比赛。体操队只在樟树中学集训了几天，因为训练条件太差，就转到江西省体育馆训练，住宿在宜春专区驻南昌办事处。由于宜春地区开展体操运动较迟，开展得早的萍乡，也就一年多的事，比起南昌、九江、赣洲等地区差距还是很大，比赛结果不尽人意，处于中游水平。

　　这期间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反右”。由于学校刚办没多久，学过文件，开展了运动，但没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

　　由于煤矿工作艰苦，要求身体好、有体力，学校很重视体育，对体育教师求贤若渴。1957年底，听说有一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黄队打过球的朱姓队员转业回了萍乡，校长就要我将其请到学校来当体育教师。朱老师转业后在萍乡城南一个叫宝塔岭的半山腰买了一栋平房，一家人住在里面，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刘备三顾茅庐请得了诸葛亮，凑巧的是，为了请到朱老师，我还真跑了三趟宝塔岭。朱老师报到后，校领导将其月工资定为七十多元，比我高三级, 还被指定为体育教研组组长，我为副组长。

　　朱老师来报到的时候，已经是1958年了。萍乡煤炭干部学校合并到萍乡煤校来了，煤校升级为江西煤矿学院，萍乡人称之为矿院。开始面向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区招生。1958年还有件高兴的事，我训练的两名田径运动员代表江西省参加了在青岛举行的全国中学生田径运动会。

　　1958年至1959年是矿院最兴旺发达的时期，学校设有本科、专科、中专、干部培训等班级，采煤、机电、选煤、测量、经济等专业，学生达二千多人。体育教研组共有十一位教师和两位体育器材管理员。到1961年这十三位同仁中只有我一人留了下来，其余的都先后调离了。后来先后补充了上海体院和北京体院的本科毕业生，还从北京煤炭干部学院调来了一位篮球教练，这是后话。

　　朱老师来自部队，带来了部队的好作风。每次去找领导，都会站在门口喊报告，同时干劲十足，办事雷厉风行。1958年底硬是只用三天时间，在学生食堂的房梁上吊上了篮球架，改造成为了室内篮球场，向1959年元旦献礼，跟着他一起干活的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这是萍乡第一个室内球场，改造好后，不但雨天上课有了场地，还迎来了萍乡的一些重要比赛，丰富了校园的业余生活。

　　在煤矿上工作，有时间长、体力消耗大的特点，所以体育教学中都重视耐力训练。那时国家已经有了《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和《等级运动员标准》。通过《劳卫制》标准的人数和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的高低和数量，就成为了评价学校体育工作普及与提高的两项硬性指标。

　　我们在分析比较了各项运动后，觉得只有马拉松运动容易达到二级运动员标准，同时开展长跑运动，也符合煤矿工作的要求。于是决定每个学期举行一次马拉松比赛，时间安排在春、秋两季气候宜人的时候。比赛的场地经反复堪查选在萍乡到高坑的公路上，截取一段较平坦的路靣进行。

　　报名参加比赛的学生首先要在医务室体检，合格的方可参加。各班都要组织啦啦队和救护队。比赛途中都按规则要求，设有茶水站。比赛安排在星期天进行，不是运动员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参加了这一活动，就像一个体育节。每次比赛至少有200多名运动员参加，7-8人达到二级运动员标准，20-30人达到三级运动员标准。由于学生锻炼有素，组织工作严谨，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

　　1958年毛主席指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全国大炼钢铁，矿院也不例外。当时湖南邵阳的土高炉炼铁全国闻名，为了炼钢铁，学校专门组织了一个学习参观团，前往学习。学习参观团由教务处一位姓易的处长领队，成员中有相关学科的教师，实习工厂有经验的锻工老师傅，我也在其中。看这阵容，似有大干一场的阵势。

　　在邵阳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从土高炉的建设到怎么配料、怎么点火、怎么看火色、何时出炉等整个建设与生产过程都进行了详细的了解，邵阳方面也毫无保留的作了详尽的介绍，我们都认真的做了记录。返校以后，我们这个学习参观组就成了矿院铁厂的筹备组。在学校的田径场上建起了一座小土高炉，不久就投入了生产，一日三班，我是班长兼炉前工。由于我们这些老师都是有专业知识的人，掌握炼铁技术还是很快的，生产基本处于正常状态，不时都有高产的消息传出。

　　转眼就到年底了。《劳卫制》的达标率要上报，学校在矿上实习的学生还没有测验，我在做了两个月炉前工后，被派到煤矿上组织学生的劳卫制达标测验，从此离开了炼铁厂。等我从矿山回到学校的时候，铁厂早已关停了。

　　学校自己开办的矿井位于萍水河畔的冷塘湾，处于湘东镇的东南方不到十里路的地方。由于是个新开的矿井，设施简陋，根本没有体育场地。《劳卫制》怎么测呢?只能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将矿上的铁水管架在树丫上测单杠上的引体向上，短跑、长跑就在公路上测，跳高、跳远就借用附近小学的场地测。测验的时间又不得影响上班生产，只能利用休息日和工余时间，这样学生要辛苦一点。当我向学生讲清了道理以后，学生都能兴高采烈的参加测验，不及格的还争分夺秒的参加补测。

　　体育组1959年上半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准备参加宜春地区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这是解放后宜春地区第一次举行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参加单位除地区所管辖的各县市外，江西矿院、宜春大学，萍乡矿务局、丰城矿务局、萍乡钢铁厂、新余钢铁厂、宜春军分区等处在宜春专区境内的单位都要求各自组队参加。项目设置之广，参与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宜春地区历史上没有过的。学院领导接到运动会的通知后，立即决定参加，并批示由体育组与矿院体育协会共同组织实施。我们在分析了学校的实际情况后，组建了男、女篮球、男、女排球、男子足球、男子手球、田径队、体操队、举重队、拳击队、摔跤队等200余人的队伍进行训练。我负责田径队、举重队、拳击队、摔跤队的教练工作，还要参加54公斤级别的拳击比赛，工作的繁重和紧张程度可想而知。1959年我才22岁，在大跃进的激励下，一咬牙，还真较好的完成了任务。

　　田径比赛和拳击比赛同一天开始了。两个比赛场地相距很远，田径赛在宜春北门城外的宜春大学田径场，拳击赛在城里靠南门的一所中学的礼堂里，相距有十几里路。因为我要参加拳击比赛，无法顾及田径赛，我向田径队队长交待了比赛日程，要他负责组织队员准时参赛，对上午有比赛的运动员提示了一下比赛中应注意事项，就带着拳击队出发了。

　　我当时体重56公斤，为参加54公斤级的比赛，在比赛的前两天就开始了少饮水、少吃饭，比赛当天不吃不喝，这样一来体重降下来了，比赛当时测量体重，还不足54公斤。拳击比赛只有三个单位报名，除了宜春大学和江西矿院各个级别都参加了外，就只有一个从武汉体育学院毕业分配在萍乡县体委工作的大学生。可以说比赛就是在两所大学之间进行，除一个级别有三位运动员参加外，其他级别都仅有两名运动员参加，只有一场比赛。

　　比赛是从最低体重级别开始的，我参加的级别在第二场。第一场比赛下来，宜春大学的运动员赢了。我要指导四个队、管几十个学生，又饿了二天了，体力不是很好，我决定不打持久战，速战速决，要打得对方不敢打，自己认输。比赛一开始，我用右手保护着自己，连续用左直拳直击对方的鼻子，几拳下来，对方的鼻子、牙齿都出血了，血流满面。对方的教练知道我是老师，怕自己的学生再受伤，就自动退出了比赛，只用不到2分钟时间我获得了这个级别的冠军。我要去喝水，要去吃东西，更重要的是要去指导田径队的比赛，我不能留下来观看和指导拳击赛了，向队员们交待了比赛策略后我离开了。据赛后队员跟我说，我那场打下来后，宜春大学的运动员都怕了，我校的运动员都轻而易举的取得了胜利，只有一个级别输给了萍乡的选手。这样，拳击就取得了两个亚军和其他级别的所有冠军。

　　从拳击赛场出来，我直奔茶馆，喝了三大杯茶水，吃了两大盆点心，就急急忙忙往田径赛场赶。那时交通不便，只能走着去。当我花了近两个小时赶到田径赛场的时候，上午的田径比赛已接近尾声。我刚迈进田径场，来自广东的张朝钖同学就兴高采烈的跑过来告诉我：“杨老师，我得了冠军!”我开始不相信，他跳的是滚式，平时训练成绩也就一米五左右，怎能得冠军呢?这位同学急了：“杨老师，我真的是第一名。”我问他：“你跳过了多高?”他回答说：“一米六八。”这下我信了，并向他表示了祝贺，这时，他才开心的笑了。

　　各项比赛紧张的进行着。田径赛在城北郊外，而举重、摔跤比赛在城南，我无法兼顾。我只能照顾人数多、项目多、水平高、竞争激烈的田径赛，举重、摔跤比赛就在赛前准备会上将比赛策略、注意事项交待清楚，然后交由队长负责带领队员去比赛。队员们不负众望，举重队几乎包揽了所有冠军，夺得团体总分第一。参加摔跤比赛的两名运动员，都夺得各自级别的冠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广西的吴胜同学，在比赛前一星期的训练中不幸右肘关节脱臼，是带着伤痛夺冠的。田径运动开展普遍，各参赛单位都组队参加了，参赛人数多，水平高，经过激烈的角逐，矿院只夺取到五项冠军，处于中等水平。

　　1959年冬，接到省里的通知，要求学校组织师生参加一个月修建地处吉安地区的天河煤矿往外运煤的轻轨铁路的劳动，我也跟学生一道参加了。这是一次省里组织的全省性的义务劳动，有很多单位参加。分配给我们学校的任务是劈山填坑修十公里长的路基。为了给学生以示范作用，教职员工专门划分了一段修路任务，并与学生展开劳动竞赛。

　　吉安是个山区，天河煤矿在丛山峻岭之中，设备运不进去，挖出来的煤又运不出来，所以才要修这条铁路。当我校的筑路大军开进工地的时候，正值寒冬腊月，风雨交夹。我校负责修建的路段正处于山岭之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吃住在工棚中，工作场地泥泞路滑，劳动之艰苦可想而知。党员、干部与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生产物资由学校自行解决，生活物资供应由地方负责。吉安地区对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很好，顿顿都有肉吃，保证了吃饱吃好。

　　挑担是我的特长，十三、四岁就能挑一百多斤，在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的知识分子面前，二十二岁的我是表现自己的时候，别人一担挑两筐土，我就两筐叠起来，一担挑四筐土。由于师生同心协力学校保质保量提前一个星期完成了任务。

　　1958年我被评为“江西煤矿学院体育协会优秀体育工”。1959年被评为“江西煤矿学院乙等先进工” 。这是我参加工作后初次获得奖励，也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吧。这期间我还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院党委组织部通知我参加了“江西煤矿学院第一期党员积极分子学习班。”

　　大家都在“大干快上” 热火朝天大跃进的时候，传来了院党委宣传部长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自杀的消息。我当时正在夜以继日的自学本科课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在进修中，对其他的事是漠不关心的。但这件事使我震惊，一位负责全学院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自己又会有什么想不开的事要去自杀呢?这事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就去打听了一下。原来这位部长生活腐化，有外遇，被妻子捉奸在床，无脸面对领导和师生员工，连夜出逃。第二天，院领导得知消息后，派人四出寻找，最后据去武汉寻找的同志说，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发现了这位部长的一双鞋，判定部长投江自杀了。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腐化堕落分子的下场。

　　……

　　时间进入了1960年。关于困难时期的经历，参看我贴出的博文：《26斤米过得去》。

　　2014年12月19日

　　“26斤米过得去!”

　　——记困难时期的一段经历

　　历史走进了1960年，开始了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为什么会出现困难时期?说法很多，有说天灾的，有说人祸的，记得当时有内部消息说是苏联逼债，可能三者皆有吧。关于苏联逼债，在我的记忆中是：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协议，撤走专家，逼迫我国限期还债。恰好当时苏联也遭灾，农业欠收，食品奇缺。我国欠苏联的钱，包括抗美援朝期间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统统算成钱，加起来各种款项和应付利息共计14亿600万新卢布。赫鲁晓夫逼着我国必须用农副产品来抵债。鸡蛋、苹果要过筛子，大了小了都不要。猪肉要卡一下膘，肥了瘦了都不行。这就是前苏联当年验收中国抵债物资时的真实写照。当时河南省的一个肉联厂就连续为苏联加工了近十个月的猪肉制品。大量农副产品就这样运往了苏联。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到1962年底为止，我们向苏联供应的粮油和其他食品值二十一亿新卢布。在同时期内，我们向苏联提供矿产品和五金值十四亿多新卢布……”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说：“在1961年和1962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既没有举借新的外债，也没有发行国内公债，并且还偿还了到期的债务。”

　　有人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多少多少人，我不知道，但在萍乡这个地方，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地方饿死人。当然，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体育组也有另外一番生活景象。

　　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是江西煤矿学院，1958年由煤炭部所属萍乡煤矿学校与萍乡煤炭干部学校合并组成。当时规模很大，有本科、专科、中专和干教部，全校师生员工2000多人，体育组也有11位老师，两位保管员。到了1960年下半年，专科、中专不办了，体育课停上了，机构精简了，有的教职员工下放了。体育组仅剩下我和朱老师两个人了。朱老师后来也要求调到萍乡矿务局了。1960年8月从上海体育学院分配来了陈老师。陈老师一报到就被安排上山区去挖野生植物。我留校做了专职团干部。职务是：教工团支部书记兼干教部团总支副书记。书记由姓饶的共产党员兼任。为此，专门为我安排了一间八平米的小办公室。为了适应新的工作，我开始静下心来读毛主席的书，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

　　我从1955年进入焦作煤校学习就开始了写日记。1956年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的日记记的都是学习上的事，激励自己勤学苦练为实现“专家” 之梦想而奋斗。成为专职团干认真的、系统的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为人民服务》使我弃燕雀之小志，学鸿鹄而高翔。《愚公移山》使我懂得了“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小斧头能砍断大树;勤能补拙，不断努力自然会有成绩” 和“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道理。《纪念白求恩》使我记住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要扎扎实实的苦练基本功。我也记住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矛盾沦》、《实践沦》使我学会了辨证的、全面的看问题。从此，我的日记内容发生了变化，开始了“吾日三省吾身”。 每日检查自己：对待工作，是不是做到了全心全意;对待同事和学生，是不是做到了以诚相待和诲而不倦;对待困难是不是做到了迎难而上，敢于迎接挑战。

　　困难时期粮食供应标准下降了。体育教师由每月34斤米降为28斤，其他教师由每月31斤米降为26斤，一直保持这个标准没有再降低过了。团组织是党的助手，为了配合党的宣传教育，教工团支部的黑板报上通栏标题就是：“26斤米过得去!”正文中写道：“旧社会我们劳动人民吃糠咽菜过来了，红军吃草根啃皮带爬雪山过草地过来了，我们今天有26斤米一定能过得去!”当时就是用这样的豪情壮志和豪言壮语面对困难。

　　那时，我们在学校的路边空地上种了白菜等蔬菜作物，就在办公室的火炉上做菜，然后和米饭混杂在一起吃。这就是当时说的：“饭不够，瓜菜凑。”说来也怪，当时体育组里的老师都出现了浮肿，我却没有。那时，出现浮肿严重的老师，政府每月有两斤黄豆供给，陈老师就“享受”到了这一待遇。

　　当时有一位教语文的团员，专门研究鲁迅的作品，经常为黑板报写些学习体会和带有鲁迅风格的小文章，很有水平，也很吸引人，诱使我也读了一些鲁迅先生的书，“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从所未有。”“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先生作品中的这两段话可以说也影响着我的一生。

　　这期间萍乡为了援越抗美接受了培训越南汽车驾驶员的任务。县里的体育场用作了驾驶员的练习场，越南学员吃、住在矿院，为此，学校专门空出来一拣学生宿舍供越南同志住宿。与越南同志交往多了，关系融洽了，不仅一起进行体育活动还有了竞赛活动，其中足球就进行过多次比赛，这是矿院有史以来的“国际”体育赛事。

　　1961年从北京体育学院分配来了严老师，1962年从北京煤炭干部学院调来了夏老师，1963年又从上海体育学院分配来了张老师和李老师，加上我和陈老师，体育组又有了六名教师，一直到1968年学校停办。

　　困难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其好转的速度超过了人们的想象。1962年学校进行了调整，撤销了干教部，集中力量办本科，同时湖南煤矿学院合并了过来。当了近两年的团干部，随着体育课的恢复，我又回到了体育组。陈老师任组长，我任副组长。

　　2014年1月19日初稿8月22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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