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摘自[台]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1998年版
(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员、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顺便说一下，从这本书的基调可以看出，此人绝非什么亲共分子。)
【325-326页】
“国共摩擦加剧，日军当然不放过渔翁得利的机会，也加强其对敌后的扫荡。一般说来，在对付优势日军攻击方面，共军又江西时期避实击虚的经验，而国军则仍然袭用江西时期以强击弱的故伎，所以结果有霄壤之别：多半是共军能够保持有生的力量，等待敌人一开始撤退，便立即卷土重来，进而继续扩大。而国军则在崩溃之后，一蹶不振，无法东山再起。共军面临日军的扫荡或清乡，有农村基层政权的配合，消息灵通，情报准确，往往能及时跳离包围圈，或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各角落隐藏。甚至可以“地方化”成为基层武装，以求得生存;国军则一旦分散到营或连，即使原来是军纪优良的部队，也因为给养问题，而不得不以抢掠为生。终于沦落为老百姓眼中的散兵游勇或绿林土匪。蒋中正不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以为游击战纯粹是军事战术问题，曾于1939年，在中共的协助下，举办南岳训练班。可是地方政权的性质未改，农民无以动员，结果仍然是一败涂地。国军在日军扫荡前夕，因为缺乏机动性，加上情报系统不灵敏，而未及撤退；即使侥幸而能及时撤退，也因为没有像中共一样的地方民兵扰敌和疲敌，而使日军在占领一个地方后落地生根;而即使是日军迫于后劲不继而自动撤退，也因为没有群众通风报信，而往往由情报灵通的共军捷足先登，抢先报道收复失土之功。倘使国军已遇敌崩溃，则共军更有理由填补该地军事真空了。总之，面对日军的进攻，共军仍能继续扩展，而国军若非一触即溃，便是不知所措，最后只有走上投降之一途。纵使投降的国军将领是“曲线救国”，一般老百姓既无法探知其隐情，更无法证实其传闻，于是国军将领降日便只能证明中共所说国民党无心抗日的宣传了。”
【330-331页】
“日军的主要敌人虽然是共军，但是捕捉不到中共军队的主力，经常徒劳无功，挫折之余，反而又把积极进攻的矛头对准敌后的国军。就在新四军事变后，日军便在1941年初击溃从河南沿陇海铁道两侧东进的国军，替苏北共军纾解了部分压力。随后又在同年5月发动太行山战役，迫使大量国军投敌。其他地区的国军，尤其是留在敌后的杂牌部队，更迫于日军的军事压力，纷纷变节成为傀儡部队。中共针对这些国军将领的投敌降敌，大肆宣传，打击国军抗日的声誉，莫此为甚。
国军无力反击日军，只好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共军身上，不仅彻底切断对中共的军经援助，并对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厉封锁。中共为了打破国和日军的双重封锁，不得不自力更生，展开大生产运动，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当时中共唯一可以引为臂助的苏联，遭到德军的全面攻击，正在生死存亡之秋。到1943年，甚至为了取得美英等国的好感和协助，自动解散共产国际。国内外局势都对中共不利，中共像是在大风巨浪中“苦撑待变”。”
【332-333页】
“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扩大？”
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扩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可以截然画分为三的，其实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
【334页】
“面对国民政府的指责，中共把国民政府是否有权对中共下命令的问题变成为哪一类命令中共会无条件服从的问题。凡国民政府命令符合中共认为有效抗日前提者，中共便会无条件服从，否则碍难遵命。中共进而辩称，只要能有效地抗日，中共便不应该拘泥于国民政府的命令，必须通权达便。在他们看来，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抗日，只是国民政府歧视八路军和新四军，从来便故意对粮饷加以限制，而今又拒绝承认扩大的部分，并另外提发粮饷，所以中共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当时唯有成立地方政权，中共才有可能系统地大量征用民间物力、财力和人力，所以中共除了成立自己能控制的地方政府之外，又有什么其他良策？这是根据人民有抗日自由成立的地方政府，抗日的国民政府为何不让它们成立？况且中共已经信守承诺，并未在国民政府的大后方从事武装叛乱，甚至也没有大规模发展地下组织，从事颠覆活动，只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崩溃或鞭长莫及的日本敌后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为什么国民政府还要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乃至于派大军镇压呢？难道敌后地区人民面对敌人的肆虐和地方的失序，不能有抗日自卫的要求？难道敌后地区人民不能有抗日自由，而中共也不该予以满足？难道中共只能坐视日军侵占中国的领土？”
【336-337页】
“从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鉴于“和平”交涉已经无法阻止中共扩大其实力，于是开始诉诸军事镇压。中共则以保卫抗日自由为名，以牙还牙，其实是采取更有系统的反击。国军不仅不能有效对抗注意力已转向敌后战场的日军，而且不能克服自己内部的矛盾，所以面对羽翼已成的中共势力，总称为对方分而治之的好对象；越是以武力和中共摩擦，所受的军事挫折越大，也越是动摇自己在敌后战场的统治。讽刺的是，日军经常以清除赤匪为口号，在敌后战场发动扫荡和清乡，实际结果却是击溃在低吼看守地盘的国军部队，不仅不能减轻中共对日本占领区的威胁，反而为中共提供了独霸敌后抗日战场的契机。
由于敌后战场国共势力的消长，日军的注意力越来越指向中共根据地。尽管中共力求避免与日军正面相抗，但日军的残酷扫荡和清乡不可能完全避免。日军对敌后地区清乡所取得的效果比扫荡要好，但是所需要动员的军力、人力和物力大多了，尤其是要动员大批文职人员，从事类似战地服务的工作，并建立区乡政权和警察武力，所需经费极大，并不是任何地区都可以轻易进行的。但是扫荡受限于军力，只能持续到一段时间，超过此一时间，日军便难以为继，中共则不仅卷土重来，还可以展开一些反击。虽然在反击的活动中，中共的主要目标是伪军和伪政府人员，可是谁能说这不是抗日？中共在整个过程中，更以抗日自卫的口号动员当地所有百姓，加深他们敌忾同仇的心理，不惟自动提供军队所需人力和物力，也实际参与各项扰敌、疲敌和反击敌人的军事活动。中共这种抗日游击战规模不大，死事却不能说不惨烈，尤其是积小胜可为大胜，农民又有参与的可能，国民政府硬说中共不抗日，岂能服人？面对日军的进攻，国军浴血抵抗，经常惊天地、泣鬼神，但总是抵挡不了日军的攻势，反而军队狼奔豕突，在敌后造成政治秩序的完全崩溃，以致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留在敌后战场的国军，因为不懂游击战，也不懂如何动员农民，所以每次扫荡都遭致重大损失，甚至在敌后不能立足。这种抗日，贫苦农民无法参与，可是必须提供国军人力和物力的需索。在这种情形下，国军越是倾全力和中共争夺地盘，越是予敌后地区人民以“用于内战，怯于外战”的印象。更何况结果经常是打不过中共，甚或在打了败仗之后投降日伪！国民政府批评中共不抗日的言论，对于敌后战场的大后方老百姓，或许有一些说服力。但对身处敌后战场的一般老百姓，却是颠倒黑白，公然说谎。”
【338页】
“中共在扩展实力过程中，不得不抗日，更不得不应付国民政府。所以尽管国民政府指责中共不抗日，但中共在敌后地区，甚至在敌后地区之外，逐渐取得民族主义代理人的地位。虽然到抗日结束，中共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对日总反攻的诺言，但他们在国军溃退，遗弃百姓之后，至少是从日军手中收回了不少失土。1945年初，国军虽然展开局部反攻，但是舆论依旧难以忘怀1944年遍及华北华南的国军大挫败。国军的局部反攻主要在西南地区，对中共活动的华北和华南地区影响不大。在大多数人看来，国军也没有什么反攻行动，抗日胜利便从天上掉下来了。共军反而因为1944年前后的种种活动，被认为对日反攻有具体表现。国共两党彼此力争抗日民族主义的正统，这是一个开放的形势，除非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有能说服人的充分证据，否则只质问共产党是否“二分应付”国民党，很难引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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