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1480-1567)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新余分宜县人。他是明朝著名的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清代文臣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将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称其“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严嵩靠讨好上司爬上高位
严嵩的父亲是一个久考未成而又醉心于权力的人，他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从严嵩年幼时就悉心的栽培、教导他。严嵩五岁在严氏祠启蒙，九岁入县学，十岁县试拔擢超群，十九岁中举。弘治十八年(1505)，严嵩二十五岁时，考中乙丑科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被授予编修，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然而正在严嵩雄心壮志的时候，他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退官养病期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正德五年(1510)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今北京地区)，正式复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严嵩先后在京师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
明世宗(即嘉靖皇帝朱厚熜，1507-1567)在位中后期，沉迷于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拼命讨好夏言。在夏言的帮助下，严嵩一步步爬向高位。
嘉靖十一年(1532)，严嵩升任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南京吏部尚书。(明朝将北京作为首都后，在旧都南京也设六部，称南六部，另有一套职官，但又不全置，其职权远不如北京六部。)
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明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于是严嵩抓住这个机遇，想方设法讨好世宗。而夏言因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渐渐不为世宗所喜。有一天，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喜严嵩而嫌夏言。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
严嵩入阁后，愈加讨好世宗。明世宗崇道斋醮(“斋醮”为道教的仪式)追求长生不老，严嵩为了媚上，对这方面的事都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管花多大的人力、财力、物力，都在所不惜。其中单是营建斋宫秘殿，就有工场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每年的花费就有二三百万两白银，而当时明王朝太仓每年的收入只有二百万两。
明世宗要斋醮祷祀，就要撰写青词。严嵩因善写青词而得宠。自他担任首辅后，他经常在世宗左右，醮祀青词。为了撰写好青词，他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有时废寝忘食，甚至在庚戌之变时，当俺答兵包围了北京，并在城郊大肆杀掠的重要时刻，他竟不顾国家安危和百姓死活，还在专心致志地大写青词。特别当左谕德赵贞吉提出抗敌之策，在奉敕谕军之前去谒见严嵩时，严嵩竟以正在撰写青词而托辞不见。可见在严嵩的心目中，青词的位置远在国家与百姓的安危之上。难怪人们嘲讽他是“青词宰相”了。
严嵩掌管大权后大肆卖官鬻爵
严嵩自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入阁，参与机务，前后达二十年。后来，严嵩年老，提拔其子严世藩为工部侍郎，协助他掌权。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一方面极力打击和排除异己，另一方面，大肆卖官鬻爵，聚敛财物。
在严嵩一伙的把持下，“政以贿成，官以赂授。”如七品州判售银三百两，六品通判售银五百两;刑部主事项治元，用银一万三千两就可转任吏部稽勋主事;贡士潘鸿业用银二千二百两，就当上了临清知州。武官中则指挥售银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夺职总兵官李凤鸣出银两千两，起补蓟州总兵;老废总兵官郭琮出银三千两，使督漕运。
南京御史王宗茂在上疏弹劾严嵩时揭发：严嵩在吏、兵二部报请任命的官员中，每次从中选二十人，每人索贿数百两黄金，让他们自己挑选好的地方，结果导致文官武将都从严嵩门下而出。他还揭发：严嵩在遭人弹劾时，偷偷往老家运送财物，车上装的珍宝数量极多，其中的金、银人物大多高二、三尺，甚至连小便用的溺器也是金银制做的。
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部主事张翀上疏揭发：户部每年发放的边饷，本来是供养军队的，自严嵩辅政以来，早上从户部拨发出去，晚上就进了严府。真正用到边防的只有四成，其它六成都送给严嵩了。我每次从长安街经过，看到严府门前无不是边镇派来的使人。这些人没见到严嵩本人，就向严嵩的儿子行贿;没见到严嵩的儿子，就向严嵩的亲戚行贿。就连严嵩的亲戚严年，其家产都超过几十万两白银，严嵩家有多少财产可想而知。据史书记载，单是严嵩的儿子严世藩，家产就有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珍宝等又值白银数百万两。严世蕃甚至在家中的宝库内狂妄大笑说：“朝廷无我富!”
严嵩父子索贿卖官，导致朝廷上下文武官员激增。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全国武职人员超过8万，文职约2万多，而到嘉靖年间，竟增加了好几倍。
严嵩当政期间，不断有人上疏弹劾，然而在明世宗的包庇下，都没能扳倒严嵩。而上疏弹劾的官员，都遭到严嵩父子的迫害，轻者下狱，重者处死。
以严嵩为首的阁部诸臣，贪贿公行，侵吞国帑，结果是上行下效，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官员行贿送礼、贪污受贿，形成无法遏止的贪风，吏治越来越腐败，明王朝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嘉靖年年间，北方蒙古族的俺答汗部屡屡南侵，倭寇也在东南沿海不断侵扰，但朝廷却始终未能对其进行有效遏制，其根源就在于严嵩父子索贿卖官导致吏治日益腐败。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说：“今边事不振，由于军困;军困由官邪;官邪由执政之好货。如不去嵩父子，陛下虽宵旰忧劳，边事终不可为也。”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有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即占卜问疑)闻名于燕京，内阁大学士徐阶便将蓝道行介绍给世宗。一日蓝道行在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刚好严嵩路过。世宗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蓝道行的几句话推倒。严世蕃被判斩首，其父严嵩被抄没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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