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正月初五，其父为明朝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其母为郑贵妃。郑贵妃恃宠，朱常洵也深得万历的宠爱，欲立其为太子，由此引发了“国本之争”。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万历皇帝不得已让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
为了弥补朱常洵，万历皇帝在朱常洵藩地洛阳，起造邸第，耗银二十八万两，超出一般王制十倍。万历皇帝还派出太监征收“矿税”，搜刮的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为朱常洵所享用。
依明制，藩王成年后要就藩，也就是要到封地去生活。但是，在万历皇帝和郑贵妃的阻扰下，直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福王已经二十七岁，万历皇帝才答应第二年春天举行。可是到时间后又不能成行，是时舆论哗然。郑贵妃则以就藩为借口，向万历皇帝提出为儿子大捞一把。
郑贵妃要求一次性赐田四万余顷，在舆论的反制下，不得不减到两万倾，但是又提出附加条件：
1、庄田四万顷减半，仍须两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的良田凑足。
2、籍没张居正的财业，尚存官邸拨归福府。
3、从扬州到安徽太平，沿江各种杂税拨归福府。
4、四川盐井的一部分收益划归福府。
5、请淮盐一千三百引。
上述五项，可以说是要把半个明王朝的财富给福王朱常洵。这些要求会严重扰乱和削弱明王朝财政收入，从而影响到了明王朝的国计民生，将严重动摇明王朝根本。但是，出于私心的万历皇帝对此一概答应。
这些措施的实施，造成明王朝的财富进一步地向少数的权贵手中集中，围绕在福王周边的一些人也陡然富贵起来。大面积的土地被兼并在极少数的大地主手中，这些土地上的产出也为大地主所有。而明王朝所收到的赋税的减少，却使朝廷的行政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更不要说在面对明末中国北方的农业歉收时，皇帝无力对全国的物力、财力进行有效的统筹调动。造成北方的农民为了生存而揭竿而起。还是由于王朝在在财政方面捉襟见肘，固然也有军事指挥官的轻敌、低能的缘故，只能坐视关外的努尔哈赤集团崛起，最终导致30多年后的明王朝的覆亡。
当然，农民的起义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起来的，而是有一个相对漫长的二、三十年的积累的过程。刚开始时，当发生天灾、人祸时，农民没有口粮后，他们还是希望做顺民，还指望朝廷能够予以赈济;在赈济不能解决饥饿的问题后，饥民们会开始逃荒;在逃荒也不能解决问题后，就开始有吃大户的情况发生;而大户与朝廷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大户的利益被饥民冲击后，朝廷就开始对饥民进行镇压;在面对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才造成饥民的起义。由此，整个社会进入恶性循环，1、灾荒;2、产生饥民;3、朝廷无力赈济;4、饥民开始逃荒;5、饥民吃大户;6、与朝廷有关联的大户要求朝廷保护自己的利益;7、朝廷开始镇压吃大户的饥民;8、饥民为了生存开始起义;9、生产力遭到破坏;10、朝廷的收入更加减少，而支出却要因镇压饥民的起义而要增加;11、朝廷解决饥民问题的能力削弱;然后就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实际上，明王朝当时的全社会总的产出与财富是可以保证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按明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而根据出土文物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说明尺普遍约为32厘米。那么这样计算的话，一亩应为614.4平方米多。)，也就是有约700,000,000亩田地，综合全国的土质、气候、水利、劳作等的情况，平均每亩产量为200市斤，总产量可达1400亿市斤。考虑到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粗定明朝中后期最差的年景，总产量应有900亿市斤。明朝中后期的人口约有1亿，因此，即便在收成最不好的时候，人均的粮食也可以达到900市斤。即便是当时人们的劳动强度大，粮食的消耗大，也不应该北方出现饥民遍野的情形啊。
但是，由于朝廷丧失了对社会总产出与财富的分配的有效控制，使得相当部分的人得不到基本的生存条件，饥民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产生对社会总产出与财富的重新分配的欲望，进而开始付诸于行动。而在这个时候，朝廷还不能对此做出合理的对策时，农民起义就必然地开始爆发了。
以李自成的起义为例，李自成就是在多次被朝廷镇压以后，能够多次重整旗鼓，聚集人马，武装反抗朝廷。其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没有有效地分配社会资源，分配社会财富，人们在朝廷的体制下看不到生活的出路;才会集合在李自成等的旗下，为了生存而战。
再者，内部的农民起义，牵制了朝廷的精力。使得明朝在对付东北努尔哈赤势力的过程中，特别是后期，更加缺少财力、物力和人力，只能取守势。在皇太极多次进关劫掠后，明王朝不仅有财富的损失，还有人口的损失，进而更是人心的丧失。
此时，朝廷里的官员们开始不敢有所作为，地方官员们也开始寻找退路。看似激烈的明末党争，实际上争得是官僚阶层内部利益的重新分配权。即便有人提及要照顾广大百姓的利益，也只是把这个当成打击对手的幌子。进而到了崇祯朝，整个官僚机构虽然在运作着，但也只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内部抱团取暖，维持着心照不宣的、不侵犯彼此利益的一团和气。
而明王朝的元气在这些党争的内耗过程中被无谓地、加速地消耗掉了。
而个别敢于提出新思路、新方法的人，即便是得到了皇帝赏识，也会被现有的官僚体系所边缘化。因为，一旦这个人的新思路、新方法成功了，就会打破一团和气的原有官僚利益的分配格局，也就是至少是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是要被削弱，甚至是被剥夺。问题是，在纷繁变化的内外形势面前，谁也不能确保自己不是倒霉的被削弱、或者是被剥夺的那一个，或那一部分之一。因此，对于现有官僚体系中的人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不变”，由于“不变”，官僚们还能够在可确定的情况下保证自己的一份利益。反正，“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原来就有，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再多几件又有何妨?而且，对于这些问题“吏、户、兵、礼、刑、工”六部都有责任，内阁推脱不了干系。对于官员们来说，“中庸”的“推卸功夫”都是手到擒来的拿手好戏，等到皇帝开始关注的时候，就换一种文字表达方式(奏折)把问题堆给皇帝。所以，崇祯皇帝在临死之前要感慨：“百姓都是好百姓，大臣们都是可杀之臣。”当然，后来写“正史”的也是大臣(应该是新的朝廷的大臣)，总觉得崇祯皇帝的“大臣们都是可杀之臣”特别刺激大臣们的小心脏，因此，给这位崇祯皇帝的盖棺定论是“思”，也就是“刚愎自用”，引申开来就是：崇祯皇帝应该自己掂量一下自己。
固然，崇祯皇帝有自身的不是，但是，拿了崇祯皇帝“工资”的“大臣”们就能因此而“心安理得”了?
造成这种不可收拾情况的原因，却是由于“一招不慎”为这个王朝埋下了覆灭的种子，套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明王朝的“掘墓人”正是明王朝自己，更确切的是明王朝自己孕育出的饥民“掘”了明王朝的“墓”。
那这“不慎”的“一招”是什么呢?这“不慎”的“一招”是：作为朝廷的“鱼”，将作为“水”的百姓给赶跑了，说一句现在的语言就是“自绝于人民”。“鱼”“水”之情，最早应该是见于唐太宗对太子李治的教导。毛泽东主席生前也一直教导人们：党与人民的关系就是“鱼”与“水”的关系，当然也是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同时也是人民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固然人民公安、人民银行、人民邮电、人民法院、人民代表等与人民的关系也是“鱼”与“水”的关系。
那，明朝廷是如何“自绝于人民”的呢?
就是土地的兼并，通过各种自觉与不自觉的、自愿与不自愿的方式、方法与手段，将中、小农手中的土地(当然还有皇帝所直接控制的土地)转移到大、中土地所有者手中。没有土地的中、小农变成了依附于大土地所有者的佃农、甚至是农奴，成为受害者;同时，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皇帝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了，由于直接受控于皇帝的土地的减少，皇帝的收入也就减少，皇帝对国家的控制能力也就削弱，皇帝也要成为最终的受害者。
我们知道，明朝建立之初，参照全国成年男子的总量，对全国的土地做一个相对公平的分配，使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一份可以安生立命的土地。如：中原地区田地荒芜数多的特点，命中书省臣议定土地分配办法，计民授田。并于洪武三年(1370)五月设立司农司，专门经管河南各处垦田事务;临濠地区，以地多闲弃，故验民丁力，计亩给田，以尽地利;又令富者不得兼并;北方近城地区，因地广人稀，“地多不治”，召民耕种，每人给田十五亩、菜地二亩，三年免纳税粮。
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由于土地在民间的“自由”买卖、同时由于皇帝所直接控制的土地不断流向“皇亲、贵戚、勋臣”，使土地集中度不断强化，同时很多集中了大量土地的“皇亲、贵戚、勋臣”们可以依据“明王朝的法律”不对皇帝交税，造成国家的税源大量流失。从而使皇权缺乏有效地控制国家机器运转的财力和物力，也就是皇帝解决国家问题的能力在削弱;同时，中央集权的皇权模式，又必然使国家上下的问题必然地要集中到皇帝的宝座前去解决;而处于皇帝与各种实际问题之间的各级官僚们，其做官的初衷就是：“读好圣贤书，卖与帝王家”，也就是官僚们与皇帝的关系是市场“买卖”的关系，也就是皇帝出钱买“饱读圣贤书”的“儒生”的“学问”为其“看家护院”。至于这一“买卖”的价格到底如何界定就比较难了;当然，“儒生”的“学问”到底是用来为皇帝“看家护院”了，还是为自家“添砖加瓦”了就很值得商榷了。
“一代名臣”张居正似乎是个例外，他看到了王朝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条鞭法”，在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支持下强力推行。“一条鞭法”实际上是要秉承“公天下”的中华传统优秀哲学思想，将集中于大、中、小地主手中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侧重于照顾王朝与佃农、农奴的利益。想来是有点1949年后的新民主主义的味道，姑且称之为“原始新民主主义”。但是，“一条鞭法”极大地冲击了“饱读诗书”的大、中、小地主的利益，在张居正身后，他们本能地联合起来，引经据典、皓首穷经，又借助小皇帝万历的“厌师情结”，一举粉碎了“一条鞭法”。是时，“山呼万岁，欢声雷动”，好不开心!
土地向大地主阶层集中的结果是，一旦国家有了“大事小情”，国家就拿不出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来解决问题(有人指出：三十年前的南美中等收入陷阱、十六年前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五年前的欧债危机、现在若隐若现的美国全球控制力的下降，都是由于这些国家或地区所能支配的财力、物力不足造成的。可是，谁又能说得清楚呢?)。当然，有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多发货币(是纸币，在明朝叫银票)，可是，我们要知道，明朝后期的货币制度实行的是“银本位”，收税、发饷、赈灾等国家行为都是要用货真价实的银子来支付，民间的经济活动也用银，辅之以方孔铜钱。固然，更为要命的是，当时没有“经济学家”。
在此国有危难之际，“饱读诗书”的大、中、小地主阶层开始刻意回避皇帝向他们投来的、“恳请”他们顾全“国家利益”的殷切“目光”。因为，“国家”是皇帝的，而他们要的是切实地保障自家的财力和物力;皇帝嘛，是可以换的，自家的东西是不能少的。这也可以解释如下问题：为什么国有大难时，中国的“汉奸”就潮水般地从方方面面涌现出来，煞是壮观?!当然，这些“饱读诗书”者都是要“粉墨”以后才“登场”的，因为，生活要继续喔，而“汉奸”们也是要在一个“自洽”的语境与环境中才好生存嘛。“是的，生活是多么地美好，啊!”。
还是回到崇祯皇帝的这位叔叔“福王”朱常洵这条线上来吧。
当然，福王朱常洵没有当“汉奸”。但是，他却着实地在一个历史阶段，成为了“遵守明王朝法律的典范”，可为一观。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朱常洵就藩洛阳，带着无数金银财宝的队伍前后达100多里。这位没当成皇帝的亲王在洛阳封地，除了享受荣华富贵，委实别无他事。
朱常洵就藩后，在藩地横征暴敛，鱼肉百姓，搜刮钱财，花天酒地，坏事做绝。这位重达360多斤的肥王爷一辈子醉生梦死，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当时的河南连年旱、涝、蝗大灾，百姓为了生存到了易子而食的境地。福王朱常洵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肥己不辍。
一支被派往前线与起义农民军作战的政府军中，就有人发牢骚说，福王府里金钱百万，却让我们饿着肚皮去送死。当时，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省亲居于洛阳，得知军队的这些不满后，“闻之惧”，跑到宫里讲给福王听，福王却“不为意”，继续他花天酒地的生活——在朱常洵看来，如果不尽情挥霍父皇赏赐给他的钱财，就不能补偿没当成皇帝的遗憾。
以上，作为崇祯皇帝叔叔的福王朱常洵不齿行径，却也是符合明王朝法律的规定。因为，按明太祖朱元璋的旨意，所有的亲王郡王均“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也就是，明朝的法律就是明文规定：福王朱常洵就是不对地方上的民事、政事和军事负责任的，这些事情是由朝廷任命的各级官员来管辖，因此福王的“不闻不问”当然是符合守法的原则的。也可以说，福王是严格地按法律办事的，固然程序是合法的!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率军围攻洛阳。
总兵王绍禹率军守洛阳。听到起义军隆隆的攻城的炮声，福王着实开始害怕了，拿出千金募死士出城偷袭农民起义军并取得一场小胜。可是这点小胜于大势无补;再者，守城官兵自有算计，谁会卖命保一个如此“守法的王爷”呢?再者，对于这些官兵来说，命没了，也不会有谁会付钱的，因为朝廷已经是以个没钱的空囊子了，已经没有了“卖不卖命”的问题了。早怀二心的官兵，与农民军里应外合拿下了洛阳。城破之时，朱常洵缒城而下，藏匿于城外的迎恩寺。第二天被起义军所抓获。与朱常洵一同被抓的，还有曾告诫过他的吕维祺。吕维祺劝朱：“名气很重要，千万不要受辱。”(看来，有“廉耻”之心的读书人还是有的)，意思当然是要朱常洵自杀。可是，福王既没有获得自杀的机会，确实也没有自杀的勇气。
福王，享尽了明王朝给予的荣华富贵的福王，绝不愿为明王朝自杀殉国。被带到李自成面前后，立刻叩头如捣蒜，哀乞饶命(这幅尊容，似乎可以安个“汉奸”的罪名)。李自成当众斥责福王朱常洵：“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
看着在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李自成命令部下把福王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牵来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条巨锅里共煮。在洛阳西关周公庙举行宴会，与部下同食，名曰“福禄宴”。
福王享年五十六岁，崇祯皇帝赐谥曰“忠”(如痴谥号，似乎“汉奸”的罪名又不成立了)。
事后，闯王令部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皆运空而去。福王朱常洵的财产，成了李自成的军队在此之后几年的军费的来源。
后世编纂这段正史的“写手”们刻意说李自成残忍，似乎他们的福王应该要有更好的结局，但是，有谁会在乎这些“写手”的感受呢?
是的，守法的福王是可以有更好的结局，但是要有好的结局就必须要有好的“因”，所谓“因果相应”。那福王的好“因”在哪呢?这个好“因”应该是有很多。但想来，最起码在“李贼”围城之时，福王是不是可以散财于洛阳百姓，进而“同仇敌忾”呢?是否可以在“就藩”之后，多多体恤百姓的疾苦，少侵害百姓的利益?是否可以在“王朝的利益”与自己“小家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稍微多为“王朝的利益”着想一下呢?是否可以在作为王朝军队的一员，指挥军队冲锋陷阵呢?是否可以捐出自己的哪怕是一小部分财产为王朝的军队配备足够的装备呢?当然，按照明王朝的法律，福王是不可以指挥军队或参加军队的。但是，福王还是有很多的可以去做的好“因”的。
想来，福王到死也想不通，自己是一个严格守法的王爷，打仗、守城本来就不是王爷的专业。这些粗活，是由专业的军队来干的。王爷的专业就是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这些可都是法律所规定的。仗打败了、洛阳城被攻破了，应该由专家型的守城军官来负责任。自己怎么可以被“李贼”杀了呢?不符合规则呀!死得太冤了!怎么没人讲专业精神了?
想来，明王朝的国祚是可以有更长的。受明王朝的恩典，福王所收敛的巨额财富，落入李自成之手后，成为了明王朝垮台的催化剂。史上少有的、勤奋的、为王朝的复兴愿景累弯了腰的崇祯皇帝又可以找谁去说理呢?
想来，在整个“明亡清兴”的过程中，“饱读诗书”的人们是可以不必经历那段不便在他们自己所编纂的“正史”提及的“屈辱”阶段，而是可以持续地受到朝廷和百姓的推崇与尊敬，“体面”地在山水间“诗词歌赋”着。可是，谁会真的在乎这些呢?
想来，明朝末年的成千上万的百姓可以不被杀戮。只要王朝能够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固然，能够被赐予有更好的条件，大家也不会推辞的)，谁又会玩了命地要推翻王朝呢?当王朝有外患时，他们是会有为王朝不被颠覆而上战场驱除外辱的斗志的。因为，在他们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是王朝的赈济保全了他们的性命。但是，前提是王朝必须要有足够的保障物资，以及运输能力。可是，谁会将他们苦衷写进历史呢?
回望秦朝以来的二千多年的封建的中华历史，多少王朝为土地兴?多少王朝为土地亡?“因果”就是这样的重复着，谁可以真的从期间获得什么呢?
如果明末的历史注定就应该是这么个样子，那么，崇祯皇帝、福王朱常洵、张居正、读书人、百姓们，还有李自成们就注定要承受由此造成的这份苦难了?
想来，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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