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论
“历史周期律”是近代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的总结。可以肯定，“历史周期律”绝不是近代学者的首创!融合儒、道、佛复杂文化理念，与“历史周期律”意义非常相似的“历史轮回”说，在中国古代就盛行。经过现代学者的总结，得出了“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历史周期律”的解释。这是一种肤浅的解释。在中国，除了“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历史周期律的推手”外，政权的构建形式以及分权制衡等机制也是历史周期律的主要推手之一。毛泽东一句“民主可以打破历史周期律”，虽然是对历史周期律的认识论的提升，但是，发动文革，到四大权利写入宪法等试探性政治改革同样遭遇后来官员阶层的全面抵制，残酷的现实告诉了人民，中国依旧面临历史周期律的尴尬。
我们不能否认，经历了两百多年，今天的美国，依旧存留强大的生机，其奥妙在哪里?这个问题引起中国学界的激烈争论，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短期内在世界上出现整体性坍塌，在不断的争论中，我们很难看到一丝清晰的辩证，在政治信仰与政治理念的基本政治概念上乱贴标签的搅浑后，越来越让人们迷茫。
拨开人造的迷雾，其实我们也能发现，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强大的政治信仰力量，凝聚全民精神才驱赶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财阀，推翻腐朽的政权的结果。新生政权成立后，新中国很长时期却陷入了政治理念上的无所适从，这种无所适在文革、大跃进等运动中表现的很突出。这种无所适从就当时的境况分析，我们无可指责。但是，经历文革和改革同样的困境后，通过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总结和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在近代西方发展超前于中国的先进、“极端的贫富悬殊是历史周期律的推手”、“民主可以打破历史周期律”的发现之后，进入更高层次的发现。这个发现，首先就在于政权构建形式的内在机制问题上。
政权构建形式的内在机制，简单说就是制衡机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然和谐的另一补充——社会和谐，这种政治机制包括权力制衡机制和监督制衡机制。
1，权力制衡机制
古今中外的政权构建形式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分权制衡(即以权制权)方式，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发挥的作用不同，权力的制衡力量来自"纵"与"横"的两个方向。
剖析各国近代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性的观点：纵向权利制衡，可以统一调配国家资源，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在保护国家利益，塑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调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强大作用。但是，纵向权力制衡也有弊端，不仅缔造奴才和庸才，还制造出了大量的奸才，在整个政治架构中很容易导致集权独裁者，造成严重侵害群体利益，滋生社会矛盾，最后激化，从而失去权力制衡的终极功效。横向权力制衡坚持了对等对抗性、突显利益冲突、法治等制衡原则，社会大矛盾不容易爆发，容易产生整个政治架构中的民主气氛，能够有效地制约权力的膨胀，实现权力制衡实际效果。有人认为，横向权力制衡也容易产生弊端，出现相互扯皮，九龙治水的乱象。
近代比较民主的西方国家不容易产生社会大动乱，实际上是横向权力制衡所起到的作用。无论横向权力制衡出现什么弊端，完全可以通过纵向权力制衡的法制建设等手段加以纠错。因此，“相互扯皮，九龙治水”的弊端说是站不住脚的。
通过权力制衡的纵向制衡和横向制衡优劣比较，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纵向制衡与横向制衡的结合使用，一定存在某个“度”的问题。
总结每个朝代消亡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一条很清晰的脉络：横向权利制衡被打破，导致权利膨胀，从而使得纵向权力失衡导致社会利益严重侵蚀、社会矛盾越来越大，最后激化。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延续300年左右历史的朝代，无一不是在横向权利制衡上成功的朝代。站在权力制衡的角度上看，西方的成功，无一不是横向权利制衡上成功。而在纵向权力制衡上，西方民主国家采取了全民公投的方式，防止了邪恶独裁专制的出现。这就是中西权力制衡认识上的差距，这种差距，也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政治理念上的差距。由此，我们就能发现，虽然“国计民生产业不可被私人操控”、公有制的政治信仰带给了新中国强大的力量，但政治理念上的落后，已经严重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通过纵向权力制衡的优缺点分析，可以发现，包括多中国民族特性，具有经济建设上明显优势的中国集权制，决定了中国必须强化权力制衡机制，强化顶端权力的人民直选机制。
2，监督制衡机制
除了权力制衡外，“只有权力才会导致腐败，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道理，不需要太多论证就能够得到世界普遍性的认可。所以，在分权制衡之外，监督制衡也常被运用。所谓监督制衡，其实就是对权利的监督机制。作为一种权利监督方式，举报箱是中国在世界政治历史上的最早发明。从西周“三监”制度，到西汉多重监察制度，到了唐、宋、元、明、清，中国的监督制度都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在监督制衡的政治历史上，有一种监督制衡方式很有效，那就是垂直化监管体系，但由于邪恶的独裁专制带来的不利影响，这种监督制衡方式有时候反而起到了加速政权垮塌的效应，比如明朝的东厂、西厂，清朝的血滴子，蒋介石的中统、军统。
世界上最大的监督体系在中国，世界最多的监督制度也在中国，为什么反而出现腐败全面化?
从行政机关受到的监督来说，有监察监督、纪委监督、法律监督、人大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监督体系。但为什么这样严密的监督制度，仍然不能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呢?
一方面，纵向权力监督不能够产生实时监督，地方党委权力过大导致横向权力监督真空，横向的多头监督实际上是无监督。
另一方面，监督主体与客体含糊不分，是法理精神所不容的，在长期的运作下，逐渐产生新时代的(地方党委)诸侯权力机构，在很多腐败案例中，已经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的真实性了。
不过，同样的建制，毛泽东时代却能够成为世界最清廉国家之一，从文革运动和四大权利写入宪法，毛泽东政治集团做到了监督主客体的正确区别，那就是人民被当成了监督主体，政府机构权利成为监督的客体对象。
3，权力制衡、监督制衡的具体途径具有广泛性。
了解了权力制衡监督制衡的道理，就能明白多党制与一党制的争论，不过是一场无谓之争。
最早在重庆试点的网络问政、媒体问政，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的审计署统计局从政府建制中剥离出来，在收集、分析国民经济相关的数据为查处问题和政策走向提供参考依据的工作中实现激励制度，同样可以成为强有力的监督机构。
很多的权力制衡、监督制衡的具体途径多如牛毛。
但是，疏于表象和形式化的新型制衡走向，远不能形成机制化，最重要一点，就在于制衡的主客体不分，长期如此无视制衡本质意义，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国目前正在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强调核心任务是强化权力监督，遏制权力腐败”，同样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强化权力监督”真正的意义就在严格区分主客体，做到了这点，中国的一党制就能成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典范。
我们从文革运动中可以悟出一个道理：那就是监督做好了，国家也能走向强大； 我们也能够从区别于政治信仰的政治理念上的西方分权制衡机制悟出一个道理：权力制衡做好了，社会也能够保持比较长久的安宁发展趋势。
因此，在这里可以总结出一个结论：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有过灿烂辉煌的强盛，中华民族具备很强智慧基因，天然的自然资源优势，庞大的战略资源储备，加上对历史认真的总结，中国迅速走向强大不是问题，而是有人愿不愿意让中国走向强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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