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界：“政府与报纸分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GHQ(General Headquarters的缩写，系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虽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实际以美军为中心开展活动)宣布占领日本。同年9月19日，GHQ发布《日本出版法》(Press Code)，并于9月24日发布“政府与报纸分离”命令。由此，日本报纸从政府管制下独立出来，进行自由的新闻报道。而在二战时期，日本媒体受政府严格管制，如同盟通讯社即代表日本政府和军部，其主要活动经费由政府提供。战后，“政府与报纸分离”指令发布约一个月后，同盟通讯社宣告解散;二战时期主管舆论的情报局也于同年12月宣告解散。
GHQ占领日本后，特别重视媒体作用，并将其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具体通过两个层面实现：一是民间审查部(Civil Censorship Detachment，CCD)开展的舆论审查活动，二是民间情报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Section，CIE)对日本媒体的领导。民间审查部主要依据GHQ颁布的《日本出版法》和《日本广播法》之规定(如“不准发布针对联合国的虚假或批判类报道”)开展活动;民间情报教育局将清除日本军国主义和推动民主化作为核心工作，其使命是对GHQ的信息传播和教育政策进行宣传和启蒙。
自此，日本媒体界民主化的大幕拉开。在各大媒体内部，很多人主张清算二战时期给政府和军部提供支持的报社资本家和经营者。日本三大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内部甚至出现了不小的骚动。影响最大的骚动发生在《读卖新闻》，其社长正力松太郎起初拒绝辞职，并扬言辞退闹事分子，但最终于12月辞去社长职务并被迫承诺实行报社内部民主化。《朝日新闻》起初并未打算进行民主化改革，但受《读卖新闻》事件的影响，意识到仅通过一个社论(8月23日，《朝日新闻》发表了为其战争责任进行辩护的社论，并向读者道歉)来了结战争责任，显然已行不通了。《朝日新闻》内部要求村山长举社长辞职的呼声高涨，最终演化为报社干部被迫集体辞职。《每日新闻》的社长和主要干部在日本战败后集体辞职，可谓是未爆发骚动的“无血革命”。
出版界：分配股权 瓦解财阀
出版界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比报界晚了数月，于1946年1月进入高潮。二战时期，讲谈社出版的杂志种类多、发行量大，其用纸量曾一度占全日本杂志的半壁江山。在其发行的杂志中，尤以军队机关杂志和煽动军国主义的杂志居多，并在二战时期拥有巨大影响力。因此，讲谈社自然成为出版界首当其冲被清算的对象。
在日本，多数出版社的股份由创业者家族所有，家族专制主义经营方式占多数，加之多数出版社规模较小，员工人数较少，故难以形成有影响力的工会组织。因此，出版界清算战争责任的主要表现在：出版社干部辞职、股份再分配、员工参与经营活动等。在报界的清算活动中，不同报社之间相互影响较深。而在出版界，各出版社的清算活动虽也相互影响，但并未形成出版界的整体声音，基本上是出版社内部爆发、内部形成决议、内部解决。当然，也有个别出版社的清算活动引起了全国关注，但毕竟是少数和例外。
实际上，出版界的民主化活动主要由日本出版协会等业界团体推动。在影响力方面，出版界的社团影响力远高于报界。其主要原因在于，二战期间及战后，日本出版协会牢牢掌握着杂志印刷纸张的配给权限。在印刷纸张缺乏时期，报界一般不通过业界团体而直接经由本报社克服用纸问题;与此不同，出版界的业界团体牢牢掌握纸张的分配权，即便是规模较大的出版社也要看其脸色。最终，日本出版协会整顿委员会向讲谈社等七家出版社下发了民主化命令，并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以讲谈社为例。野间社长辞职的同时，其家族所持股份降至三成以下，大部分股份分配给一般职员。日本出版协会整顿委员会还下达包括“当前所有杂志均要停办”的命令。不过，对出版社来说，停办杂志等同于停业，所以讲谈社并未完全遵从，只停办了《现代》、《讲谈俱乐部》两本杂志。纵观讲谈社的民主化改革，其实质是瓦解出版界财阀。另外，影响力稍弱的主妇乃友社、家光协会等出版社的改革虽难以比肩讲谈社，但比报界改革要深入、彻底。
广播电视界：向民众传播“战争责任意识”
当时唯一一家广播电视媒体是日本放送协会(NHK)。NHK在创立之初即是政府媒体，在二战时期充当日本军部宣传机构的角色。二战期间，NHK没有独立的报道采访体系，只是机械地播放同盟通讯社的新闻，成为向受众传播法西斯主义的工具。NHK没有独立的人事权，其人事由通讯院决定，其工作人员缺乏应有的意识和觉悟。因此，NHK内部并未出现追究战争责任的声音、气氛和举动。
广播处对NHK的机构和人事进行了大幅改革，民间通讯局(CCS)也对NHK发布了改革指示。1946年1月，NHK成立放送委员会，高野岩三郎当选委员长。劳动者代表为荒畑寒村，妇女代表为加藤静枝、宫本百合子，他们都是反法西斯势力的放送委员，反映了GHQ反法西斯的强烈改革意图。在节目制作方面，NHK也进行了空前的改革，试图摆脱官方广播电视的恶劣形象。NHK推出的很多节目让日本国民耳目一新，“放送讨论会”节目涉及天皇制等一系列政治性、社会性论题;“真相如此”(后改名“真相箱”)节目揭露了二战时期日军的种种暴行。这些都是二战后期NHK颇具代表性的节目，旨在向日本民众传播“战争责任意识”。
新兴媒体：GHQ大力培植的战后舆论力量
谈及战后日本报界，就不能不提新兴报纸。战后日本大城市的报业市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原有报纸(战败前已存在的报纸)、复刊报纸(1941年因《报纸事业令》被迫合并，战后得以分离、独立，并恢复使用以前的报头报名)和新兴报纸(战后新创办的报纸)组成。战后，新兴报纸大量加入市场，1945年12月到1946年10月间，新兴报纸上升至180家。他们的纸张均由报纸纸张分配委员会配给。当时，原有报纸仅83家，相比之下，新兴报纸的快速发展令人惊叹。
新兴报纸的涌现，得益于GHQ的重视和培植。新兴报纸的记者普遍认为，原有报纸是“犯罪报纸”，战后新时代属于新兴报纸。因新兴报纸没有历史包袱和牵绊，GHQ对其寄予厚望。日本战后的第一份新兴报纸，是同盟通讯社原编辑局长松本重治于1945年12月创办的《民报》。该报创刊后立场新锐、论点大胆，经常触碰敏感话题，在日本报界首次公开讨论天皇制的存废，并在社论中涉及天皇是否应认定为战犯以及逮捕天皇等问题。同时，该报总编辑长岛又男在接受CIE采访时表示，该报与任何外部势力均未有合作关系，其能支持的政党只有社会党和共产党。
积极推动媒体民主化的CIE对《民报》这样的新兴报纸寄予厚望，而比《民报》更受重视的是《赤旗》。这份报纸在二战前曾发行过，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份复刊报纸;不过其在战前的合法发行历史极短，因此也可将之视为新兴报纸。《赤旗》长期呼吁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媒体活动，并认为这种活动能够让日本摆脱军国主义色彩。
在出版界，1943年日本的出版社有4751家，因出版事业令，大量出版社被撤销或合并，到1944年3月锐减至1199家。其后，受战争和经营形势的影响，1946年日本出版社仅剩941家。战后，日本出版社数量快速回升，1947年激增至逾3000家，1948年约为3500家。新创办的出版社快速增加，其增加规模甚至超过了新兴报纸。
在新兴杂志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从美国引进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该杂志于1946年6月创刊后，刊登了大量与美国信息和文化相关的内容。因日本民众对这些内容非常关注，其发行量快速超过100万，远超其他杂志。在这些美国杂志日本版的创刊和发行背后，尽管看不到GHQ的积极推动，但可以想见，正是考虑到这些介绍美国文化的杂志有助于推动日本的民主化，GHQ才允许其创刊发行。
在广播电视领域，战后诞生的新兴媒体是于1951年9月投入使用的民间放送广播。虽然经历很多曲折，但GHQ从未放弃开放民间广播的设想。与对新兴报纸和新兴出版社的期待相同，GHQ也对民间广播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虽然NHK负有战争责任，但其在战后依然占据垄断地位，GHQ希望能有民间力量与之抗衡，民间放送广播自然受到重视。
二战结束后，日本媒体展开了为期半年的民主化和清算战争责任的活动，这些活动都是在CIE(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的缩写，系民间情报教育局)的支持下开展的。其间，各种改革方案纷纷出台，如推动职员参与编辑和经营活动，促进媒体股权改革，推动创办新兴媒体，成立记者俱乐部等。骚动过后，《读卖新闻》的很多改革措施成为其他报社效仿的典范。不过，到1946年，美苏对立加剧，冷战格局开始萌芽。CIE的很多干部纷纷被替换，其对日本媒体改革的指导和重视急转直下，甚至开始抑制媒体改革。
CIE转而打压日本媒体工会组织
1945年末发生在《读卖新闻》的骚动，让工会组织获得对报纸编辑的实际控制权，报纸内容出现一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当时的马场恒吾社长对此强烈反感，遂于1946年6月发布公告，决定开除编辑局长铃木东民。此举再次引发巨大争论和骚动。在此前的骚动中，CIE坚定地站在工会组织一方，支持报社的民主化;而在此次骚动中，CIE则站在工会组织的对立面，转而支持马场社长，报社最终在10月解除了铃木东民的职务。
与《读卖新闻》类似，在《北海道新闻》和《西日本新闻》等影响力较大的地方报社内，工会组织的话语权一度得到提升。在《读卖新闻》试图开除铃木东民并引发第二次骚动和争议时，《北海道新闻》和《西日本新闻》报社内部都出现了声援《读卖新闻》工会组织的活动。但是，由于CIE的直接介入，这两家报社的工会组织也溃败而终。日本新闻通讯工会是日本各媒体员工加入的大型工会组织。1946年10月5日，该工会组织了声援《读卖新闻》工会的大罢工。不过，参加罢工的只有NHK、《西日本新闻》等15家媒体。最终，大罢工以失败告终。
打压日本媒体工会的主导者是CIE新上任的伊伯登处长。在《读卖新闻》第二次骚动后，伊伯登开始压制左翼媒体的活动。他主张媒体的编辑权应归媒体的资本和经营者所有，并努力将这种理念渗透至日本各大媒体。1946年7月，伊伯登提议的日本新闻协会宣告成立，CIE通过其实施对新闻界的控制。日本新闻协会制定了新闻伦理纲领，但未提及编辑权问题。伊伯登对新闻编辑权的见解，也正是麦克阿瑟的观点，日本报界甚至媒体界只能言听计从。这无疑是对《读卖新闻》第一次骚动成果的全盘否定，也是对GHQ(General Headquarters的缩写，系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方针的大逆转。
媒体的民主化改革有名无实
《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曾开展社长等主要领导的社内公开选举，不过仅进行了一次。1947年8月至1948年6月，日本共发布19次开除公职令，351名公职人员被革职，其中，现役公职人员75名，另有9名因申诉而被撤销革职处分。在被革职者中，多数革职原因是战争责任——麦克阿瑟并没有忘记占领日本的初衷，那就是清算日本的战争责任。不过媒体的民主化到此宣告结束。不久之后，《读卖新闻》的正力松太郎、同盟通讯社原社长古野伊之助、《朝日新闻》原副社长绪方竹虎等甲级战犯嫌疑人纷纷摆脱战争责任，重归社会。同时，媒体的股权改革也陷入停滞状态。可以说，日本媒体界展开的战争责任清算活动，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媒体改革取得的成果，在20世纪50年代变得有名无实。
出版界的轨迹与报界相似。CIE对出版界的态度亦从支持民主化改革迅速转而反对。二战结束后，一些被解除职务的出版社领导相继恢复职务;《讲谈俱乐部》等一度被认为有战争责任的杂志也得以复刊。
同时，CIE对新兴报纸的扶植政策迅速降温，用新兴报纸制衡原有报纸的策略也发生改变。CIE分别于1947年和1948年实施了订阅意向调查和订阅方针调整，在GHQ的指导下，读者可以自由选择订阅报纸，这个看似公允的政策，实际上加速了新兴报纸的读者流失和原有报纸的读者回归。在弱肉强食的市场原则下，新兴报纸脆弱的经营基础迅速瓦解，1947年末到1948年大部分新兴报纸或被原有报纸收购，或宣布破产。
二战结束后，GHQ针对日本媒体展开了严格的“事先审查”，日本各大媒体对此表现顺从，很多媒体在编辑过程中充分考虑审查因素，因审查而遭受处分的事件逐年减少。于是，GHQ将“事先审查”改为“事后审查”。此后，各大媒体依然谨小慎微，进行积极而机敏的自我审查。为了讨好GHQ，各大媒体对少数左翼阵营的新兴报纸穷追猛打，直至迫使其停刊;有的大报则干脆收购这些左翼报纸。
媒体社团成GHQ统治日本的工具
众所周知，麦克阿瑟巧妙地保留天皇制度方便了其对日本的统治。与此相同，GHQ也深刻意识到，通过媒体协会和社团，可以很好地实现对日本民众的统治。因此，GHQ对媒体社团并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造，而是试图让它们生存下来，为其所用。这些团体的总部设在东京，GHQ的信息、命令和要求可由此渠道快捷地传达到日本全国。这样一来，这些团体以及各地支部就成为GHQ统治日本的工具。
特别值得一提的便是记者俱乐部。记者俱乐部汇集了一批影响力较大的记者，他们将GHQ的新闻报道传播到日本各地，渗透至各个阶层。记者俱乐部与GHQ的这种合作体系在1948年到1949年前后逐步成熟。起初，GHQ曾表示要改革记者俱乐部，但只停留在口头上，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GHQ的这种态度早已被日本媒体看透：记者俱乐部已成为GHQ的重要资源和渠道。
由于没有追究相关团体的战争责任，于是各新闻团体只是修改名称，以适应新的国家体制，而实质的活动并未发生变化。例如，日本新闻公社改名为日本新闻联盟，最终定名日本新闻协会;日本出版会更名为日本出版协会。这些团体以前是日本政府的御用团体，而今改头换面变成GHQ的御用团体。尤其是出版界，小规模的出版社居多，盛衰变化剧烈，对GHQ来说，直接管控难度很大，而通过行业协会和团体，达到改造日本之目的，可谓最便捷之道。
信息传播的另一主体是受众。在这个时期，日本受众对媒体逃避战争责任相对宽容，更准确地说是不关心。读者对媒体战争责任的清算，只在二战结束后短暂爆发过。新兴报纸对读者的吸引力迅速减退，而原有报纸的影响却逐年增强。读者对媒体的态度“热得快，冷得也快”，媒体对此早有掌握，并进行了巧妙应对。
总之，日本媒体和GHQ双方对媒体战争责任的追究具有不彻底性和不明确性，而GHQ对日本的占领，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也宣告结束。日本朝着GHQ主导的方向迈进。
（系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译者：赵新利 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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