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备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富有远见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里人突然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1)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有14个百万人口以上和25个50万至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能巨大灾害。报告建设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
总参作战部的这份报告，引起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美国在侵朝战争失败后，又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南大门外，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在此以前，1962年，美国多方支持国民党武装特务部队窜犯我东南沿海和广东沿海地区，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印度政府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向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侵略我国长达8年之久的日本，还未同我国恢复正常邦交;我国北部中苏边境地区的气氛也很紧张。面对这些现实，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防，做到常备不懈。
我们党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敌对势力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毛主席和军事战略思想有独到之处，他重视有备无患，但不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而主张“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建设三线后方工业基地，正式他的这种战略思想的体现。
1964年5月11日，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前夕，毛主席听取了计划领导小组关于“三五”计划的汇报，并讲了一些他的想法，大意是：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多了，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
5月28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进一步研究“三五”计划。大家认为，国民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各方面仍有不少困难，加强国防建设的重点和规模以及它同解决吃穿用的关系，必须安排得当。小平同志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按低方案摆计划，五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不能超过1000亿元。周总理说：计划方法要总结经验，不能在搞苏联的那一套。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不注意布局，发展下去更不平衡。1964年的基本建设要重新排队。少奇同志也指出;大家要多搞基本建设，但不能过多，只能办几件事，一切要保持过去几年的做法，不能一下放松。
6月6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集中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1、 改变计划方法。毛主席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着削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有计划不进去。毛主席还强调指出：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这几年我们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
2、 进行备战。毛主席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他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主席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毛主席的这番话，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大家一致拥护他的主张，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用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自此，全国备战的气氛日趋浓厚。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我们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又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
1964年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和我三人联名，把国务院研究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意见，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报告建设在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赵尔陆、吕正操、程子华、谷牧、韩光、周荣鑫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报告还提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并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布点，不要集中在某几个城市;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积极准备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考虑在上海、沈阳建设地下铁道。对上述各项工作，确定由专案小组成员分工负责，用8、9两个月的时间进行研究，提出逐步施行的具体方案，经专案小组综合研究后，报中央批准，分别纳入1965年计划和“三五”计划。
根据中央的决定，各有关部门迅速展开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具体部署。部署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在三线建设新的工厂，扩建部分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组织;二是把一线的“独生子”(即全国仅此一家的重要工厂)和配合后方建设所必需的工厂搬迁到三线，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三是组织好全国的工业生产，为三线建设提供设备和材料，由国家经委负责。随后，由分别成立的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负责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在三线地区新建、扩建、迁建项目的计划协调和物资供应工作。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由李井泉、程子华、阎秀峰同志负责。彭德怀同志被“罢官”后，1965年也到西南三线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总指挥。西北三线由刘澜涛、王林、安子文、宋平同志负责。
10月18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中南局提出《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规划于短期内，在省后方的连县、连山、连南一带建设小型枪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炸药厂，在海南建设地雷厂、合成氨厂(平时生产化肥，战时生产硝铵炸药);各专区都建立军械修配和子弹厂;将广州及沿海城市的部分民用工厂和高等院校迁至三线(小三线);加强国防公路、通讯网、电力及物资储备仓库等的建设;加速后方农业和山区经济的发展，并适当增建学校和医院。
毛主席对广东省委的这个报告很感兴趣，于22日批请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和罗瑞卿同志传阅并写下了以下批语：“广东是动起来了，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或者周、罗和邓(小平)、彭(真)一起谈一下，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呢具体情况的报告。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十五亿元左右 ，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周总理当即将毛主席的批语和广东省委的报告批转各有关省自治区，并于25日同罗瑞卿同志及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研究了一、二线省区的三线建设部署问题，写成书面材料报中央书记处审批。
一、二线各省自治区接到毛主席的批示及广东省委的报告后，立即仿效，根据本省的需要和可能，在自己的后方部署了一批新建和迁建项目，包括军工、民用、支援农业的工厂及交通、电力、通讯、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建设。其行动之快，超出人们预料。这样，在备战的工作上。大小三线全面展开，齐头并进。
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和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其中钢铁工业14项、有色金属工业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工业10项、森林工业11项、建材工业10项、纺织工业12项、轻工业8项，铁道工程26项、交通工程11项、民航工程2项、水利工程2项。此外，还有农业、林业、邮电、商业、广播、教育事业等项目。这一期间，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军事工业方面，在西南地区规划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内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重庆至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在西北地区规划了航天工业、航空工业、常规兵器、电子和光学仪器等工业基地。
这里，我想着重讲一讲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的情况。攀枝花位于四川、云南两省交界处，面临金沙江，有丰富的铁矿资源。毛主席提出建设攀枝花基地后，国家计委立即组织80多人的工作组，由程子华、王光伟两位副主任带领，到成都同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商定建厂事宜。西南局的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建议另选厂址，理由是攀枝花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农业生产基础差。他们认为，钢厂应建在交通方便、有大城市作依托的地区，并提出了18个地点供选择。工作组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普查了这些厂址，绝大多数地点即无铁又没煤炭资源，有的还要占用大量耕地，被否定了;只有乐山的九里、西昌的牛郎坝和攀枝花的弄弄坪可供选择。在评议中，程子华同志和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及专家，都倾向于攀枝花的弄弄坪，因为攀枝花地区不仅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较多的煤炭资源和取之不竭的金沙江水资源，并且靠近林区，距离成昆铁路和贵州六盘水(六枝、盘县、水城)大型煤炭基地较近，地点也较隐蔽，又不占农田，是建钢厂的理想地区。而西昌的牛郎坝虽距攀枝花较近，但有地震问题(历史上曾发生过10级地震)，还有与农业争水的问题;乐山的九里虽然地势平坦，扩展余地的，又靠近工业城市，但距铁矿和煤矿太远，也有占耕地的问题，都不是建大型钢厂的理想地区。由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部分同志仍持异议，论证工作迟迟不能定案。消息传到北京，我和李富春同志都赞成程子华同志的主张，在攀枝花建厂，并对迟迟不能确定厂址而着急，于是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思虑再三，说：既然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有不同意见，程子华同志定不下来，就到毛主席那里定把。周总理带着富春和我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后，大为不满，说：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
1964年10月间，李富春同志和我到西南研究确定三线建设的总体规划。先都昆明召集西南局和云、贵、川三省及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开会，传达了毛主席对钢厂定址在攀枝花的意见，同意了思想认识。同时。初步议定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第一期工程的规模为年产1350万吨、生铁160至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接着，我们到攀枝花进行了实地考察，看到那里崇山峻岭、深谷激流、地势隐蔽，建厂初期虽然交通条件差一些，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确是一个建设钢铁工业基地的理想场所，更感到程子华同志、冶金部的同志及有关专家坚持在攀枝花建厂的意见是对的，毛主席的决断是正确的。
1965年11月至次年1月，小平同志带领中央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视察三线建设的部署。我和李富春同志陪小平同志先到西北看了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的航天工业基地和酒泉钢铁厂等。到四川后，我因有他事先回北京，小平同志赴西南三线视察。小平同志看了攀枝花后，认为那里建设钢铁工业基地的条件得天独厚，当即代表党中央确定了攀钢的建设方案。
附文：陈东林:毛泽东三线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代启示
陈东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特约研究员，中国毛泽东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2013年12月26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诞辰120周年。2014年5月，是毛泽东作出三线建设重要战略决策50周年。在这个历史纪念时刻，贵州六盘水三线建设博物馆将于2013年8月开馆展览，并举办三线建设文化月活动。长期领导全国三线建设调整工作的王春才同志和贵州六盘水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余朝林同志给我命题，写一篇毛泽东与三线建设的论文。我欣然从命。
关于毛泽东与三线建设的文章，已经有很多，对毛泽东的加强战备和发展内地经济的思想给予了充分评价。但是，限于材料，仍感觉不够全面。我在编辑《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一书时，收集和接触到了大量毛泽东有关三线建设思想的档案资料，试图以此为基础，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综合论述，分为四个方面：
一、毛泽东关于建立三线战略后方，维护国家安全，有备无患的思想。
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看，古代中原国家的入侵威胁，多来自西北方向的游牧民族，因此中原国家政权和经济重心不断向东南迁移。到了近代，西方殖民主义海洋霸权兴起，中国遭受的7次侵略战争这七次侵略战争是：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抗日战争。 ，几乎都是来自东部沿海，而中国的基础工业和大城市，几乎都分布在东南沿海。这种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布局，长期以来一直在毛泽东的忧虑之中。
1963年9月，毛泽东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他指出：“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194-195页。 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插话说：“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210-212页。 1964年2月，毛泽东又对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等说：“总要搞防御。”要组织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217-218页。
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建设战略后方的考虑大大提前了。
1964年4月14日，美国侦察到中国可能本年成功爆炸原子弹，起草了对中国核基地突然袭击予以摧毁的秘密报告，提出了四种手段。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起讨论了这个报告，并计划召集台湾当局参与行动[美]沙恩·马多克编《美国摧毁中国核设施的计划：新的档案证据》，《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5期。 。就在4月25日，解放军总参谋部向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一份报告说：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比如工业、人口、交通设施过于集中在14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及附近，一旦遭受空袭，将遭受严重损失。毛泽东对此非常关注，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5月10、11日，在听取李富春等人汇报“三五”计划设想时，毛泽东插话担心地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5月27日，他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说：“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后六年要把西南打下基础”。他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1964年5月27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8页。 。
8月初，美国悍然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升级，战火烧到中国境内。毛泽东的预见被证实了。原定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迅速地向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转移。三线建设重大决策建立，并迅速地予以实施。
对当年的这一战略决策，80年代也曾有一些人提出质疑。理由一，并未发现美国要对中国进行袭击的证据，三线建设是无的放矢。理由二，战争最终并未爆发，因此三线建设造成了很大浪费。
我认为，这两条理由都是站不住的。首先，美国对中国确实制定了突然袭击的计划，只是在最后一刻，才改变决定。这个绝密档案90年代经过美国有良知的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终于被部分曝光出来，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有档案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已经对美国的这一计划有所觉察而进行了研究。这应当基本打消了80年代还不知道这一内幕而对三线建设提出的质疑。其次，即使这一袭击计划最后没有实施，并不等于三线建设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有准备而战争没有爆发，至多是造成一些浪费，没有准备而遇到战争，则要面临国家遭受沉重打击甚至灭亡的巨大代价。两者的损益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为国家安全付出的代价也是必需的。好比一个人买了保险，而意外事故没有发生，不能因此就说买保险是浪费。
事实上，毛泽东也认真分析了战争也许打不起来的另一种可能性，是做了两手准备的。
1964年7月2日，毛泽东听取汇报时插话说：“有人说怕敌人不来用不上，不是浪费吗?那不对，一定要搞，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敌人来了总要打掉一些坛坛罐罐。不是浪费，敌人不来也不是浪费，你说浪费就浪费，浪费也不可惜，一定要搞。”《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243-244页。
1965年6月2日，毛泽东针对一个材料批示说：“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6月9日他在会见外宾时又说：“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也许打不起来;不准备打，打起来就措手不及了。这点在人民中间要进行宣传。”《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312页。
6月26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有人想，等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一定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你没有建设起来它就打，也可能你建设起来了它又不打。所以，我们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这些想法后来发展为他有备无患，“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以革命战争制止侵略战争的思想。如前面所引毛泽东的话，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了7次大侵略战争，大半个中国沦失，伤亡难以统计。毛泽东作为指挥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国领袖，他也看到了苏联卫国战争前期被德国长驱直入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教训说：“斯大林一不做工事，二不搬厂，三不准备打游击战，只是仓促撤退。”《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276-277页。 在美国制定袭击中国计划、对越南战争升级的时候，毛泽东充分估计到战争的威胁而作出了建设后方的应对，这正是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负责，而不是对战争威胁估计过分。
近50年过去了，世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和平与发展时代，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于当前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经济重心，仍然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未来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海域上，日本觊觎钓鱼岛，一些东南亚国家伺机而动，都试图抢夺中国的领海和资源。美国也把主要军事打击力量部署在中国的东部环太平洋地区，并利用高科技对中国大陆进行网络侦察和控制。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发生战争，东部沿海城市仍然存在当年遭受严重打击而瘫痪的可能性。所以，内地作为国家的战略后方和安全保障，其重要性没有降低。即使在没有军事战争的情况下，金融战争、贸易战争也促使中国必须加强西部战略后方的经济建设。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进口大幅度减少，为了转嫁危机后果又对中国实行“反倾销”等贸易制裁，使得东部沿海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外向经济，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这时，发展内地经济，培育国内市场的作用，更加凸现。在一定意义上说，三线地区，仍然是商战的战略后方。
二、毛泽东关于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平衡发展的思想
1949年新中国成立，面对的是旧中国留下的沿海和内地极不平衡的经济布局。据1952年统计，沿海七省三市(即粤、闽、浙、苏、鲁、冀、辽七省和沪、京、津三市)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的73%。重工业中钢铁工业80%以上的生产能力在沿海地区，而资源丰富的内蒙古、西北、西南、中南地区几乎没有什么钢铁工业。轻工业中纺织工业80%的纱锭和90%的布机分布在沿海，内地广大产棉区的纺织工业却很少。其他工业的分布情况，也大多如此。
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内地建设，填补了西部地区基本没有现代化工业交通设施的空白。到1957年，按可比价格比较，内地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952年的292%增加到321%。陕甘宁青及云贵川七个最典型的西部省区，1957年社会总产值指数已经分别比1949年增加238至649倍。在经济结构上，西部七省区的农业与工业总产值之比，由1949年的78%∶22%，变为1960年的36%∶64%，工业产值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大大超过了农业产值。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 “大跃进”时期，虽然西部新增生产力有较快增长，但重工业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中有不少是简易投产，没有形成综合生产力，不能持续增长。还有一些项目没有妥善考虑资源和配套，建成后长期不能实现预计生产能力。当国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中断援助的严重困难，苏联承诺提供设备技术的304项中还有155项未能建成时，生产力就出现了比东部更加下降的趋势。许多在建和规划的项目如成昆铁路、攀枝花和酒泉钢铁基地等不得不下马。1963—1965年西部地区新增生产能力除发电机组容量比“一五”时期略有增加外，其余均低于“一五”计划时期。东西部经济差别一度比前期更加增大。1963年西部七省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05%，比1960年的1146%下降了约1%，甚至低于1949年的1115% 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第9、696、727、757、803、835、864、89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 。
初步解决东西部经济不平衡差距的任务，以三线建设的形式在1964年开展起来。5月27日，毛泽东在提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提出，“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周恩来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说：“我觉得，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伸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从我们交通运输的比例，铁路的比例，工业的比例，高山平原耕地的比例，还有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可以看出来，要走向平衡，那是一个大的经济斗争。”“主席常说，尽管我们经济有了一点发展，总的我们还是处于落后状态。从布局方面看，我们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很不平衡。现在我们要建立三线观点，同时又必须懂得一、二线怎么布局。一、二线这样集中，特别是一线这样集中，很不利。现在要把攀枝花作为一个中心，其他很多相应的东西都要搞起来。不单是一个攀枝花的问题，要通过攀枝花把云贵川联系起来。”《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1965年1月，毛泽东听取余秋里汇报三线建设规划时，又再次指出：“两个阵地：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毛泽东听取余秋里汇报“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问题时的插话，1965年1月24、25日。
三线建设对改变东西部地区经济不平衡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1.在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工业交通基础设施，新增了一大批科技力量，提高了西部地区的生产力水平。
在交通运输方面，西部地区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2278万公里，占全国同期的55%。 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础工业方面，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重点企业，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12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机械厂使三线地区具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到1979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1965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部门。主要有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陕西秦岭火电站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200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479%; 年发电量已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到1984年，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300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三线工业投资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兰州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全国唯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三线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64年的28681亿元增长到1980年的143598亿元，增长了4倍;占全国比例由2912%增长到385%。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其中工程技术人员由1421万增加到3395万，增长138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1980年与1964年相比，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原煤增长26倍，发电量增长65倍，生铁增长56倍，钢材增长64倍，钢增长5倍，十种有色金属增长54倍，磷矿石增长164倍，化肥增长15倍，发电设备增长60 多倍，机床增长548倍，汽车增长41倍。
2.在西部建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初步繁荣。
三线建设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内地以后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三线建设的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决定了布点远离原有的大中城市和人口密集地区。随着大批资金、科技人员和工业设施的投入，铁路、公路、邮电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西部荒芜的落后地区带来了千年难逢发展机遇，使内地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边疆内地的荒山僻野中拔地而起，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过去都是山沟野岭，现在成为世界著名的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几十个古老的历史县乡城镇被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化工业科技都市和交通枢纽，如四川的绵阳、德阳、自贡、乐山、泸州、广元，贵州的遵义、都匀、凯里、安顺，云南的曲靖，陕西的宝鸡、汉中、铜川，甘肃的天水，河南的平顶山、南阳，湖北的襄樊、宜昌，山西的侯马，青海的格尔木等等。
可以说，如果没有三线建设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那么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要实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大战略，将会遇到原材料、动力供应和社会矛盾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三线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安全保障和物质条件。
三、毛泽东关于量力而行，不要把摊子铺得太大，要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
早在毛泽东提醒大家要抓三线建设的1964年4月，他也同时提出了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要求。他说：建设也是有客观规律的。搞多了，不行，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就是有了钱，还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财政收入你们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
1965年1月24、2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余秋里关于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首先讲了“大跃进”的教训，提醒大家注意，不要一哄而上。他说：现在三线修铁路是不是瞎指挥，是不是有压力呀?要搞质量、搞品种、搞规格。数量慢慢地上去，不要急。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对于三线建设的成就，他说：也是两个可能，一个好，一个不好。完全同以前一样，不会的，总会好些。但困难要估计到，问题会出一些毛泽东听取余秋里汇报“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问题时的插话，1965年1月24、25日。 。
在国际形势突变的压力下，三线建设决策确立以后，有些同志制定计划时出现了把三线建设规模铺得过大的苗头。毛泽东对此很快发现并进行了纠正。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听取余秋里汇报时说：我看，1080亿元的规模大了，五年搞那么多，刮老百姓那么多，太多了不好。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小了能歼灭，大了歼灭不了。不要搞1000亿元，搞个800亿、900亿元。三线建设也要准备两手，一个是搞成，一个是搞不成。搞不成，无非是时间拖长一点，不是三年半、四年，搞个六、七年，五年搞不成，十年、八年搞成。鉴于过去经验，是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小一点，慢一点，能达到。你哪里来那么多钢材、木材?打起仗来，修正主义给你?!帝国主义给你?!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又说：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你们是被各地、各部抬起来了，你们也想多快，不要被片面多、快害了你们!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不要过分紧张。他还说：你们不是在北京作过决定，多快好省，好字当头吗?指标何必搞得那么紧张?
毛泽东最后总结说：要留点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把老百姓搞翻了不成。这是个原则问题。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6月26日，毛泽东又说：早就讲要他们注意三线问题，但没有大注意。这次一来就是一千多亿，这样老百姓怎么得了?搞这么大的建设，要供给粮食，运输跟不上去，西南三条铁路一下修不起来，钢材、木材供不应求，将来可能又要来个反复。不要把老百姓惹翻了，惹翻了还能打仗吗?要他们搞三线，要么就听不进去，不搞，要搞就拼命搞。现在就是过分了。什么都怕过分。我先纠正他们一下，免得将来又反复《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
周恩来迅速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归纳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1965年7月22日至26日，他连续五个上午听取了余秋里关于“三五”计划的汇报，详细解释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说：“备战是长期的，帝国主义一天不消灭，我们总是要备战的。”“这样就可以动员全国人民，又有可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为什么要备荒?我们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多，因此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是长期的。”“在科学技术没有完全克服天灾以前，灾荒可以克服，但不能避免，农业还是基础。”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4、1805页。 8月23日，他再次解释：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的观念。这是计划工作的战略指导，也是计划工作经验的概括。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把“三五”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预算从1080亿元压缩到了850亿元，虽然在实际建设中，由于“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干扰，投资被突破达97603亿元，但比“大跃进”时期的“二五”计划实际投资120609亿元仍然要少得多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另外各项指标也定得较低，留有余地，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的竭泽而渔情况。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是十分宝贵的。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严重经济困难局面之后四年，毛泽东特别提出要为老百姓的生活着想，要备荒，不要搞得太紧张，无疑是接受了过去沉痛的教训，给即将兴起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安上了一个控制阀门。根据这个精神，尽管为了国家安全，三线建设占用了大批投资，使农业暂时不能得到更多发展，尽管后来遇到了“文革”动乱，生产遭到冲击，农业仍然能比较稳定地持续发展，全国粮食产量上了一个新台阶;尽管人民生活水平还没有得到应有提高，但也没有发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粮食严重紧缺现象。
四、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工业布局要综合利用、全面发展的思想
在1965年1月、6月余秋里两次向中央汇报三线建设规划时，毛泽东对于综合利用和配套问题，做了集中的指示。
1965年1月23、24日，当余秋里汇报到三线建设，要集中力量把几条铁路干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建设起来时，毛泽东说：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钢?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喊了多少年，成龙配套，总是没有配套。是要抓个成套，就可节省投资、节省物力、节省劳动力。毛泽东听取余秋里汇报“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问题时的插话，1965年1月24、25日。
6月16日，当余秋里汇报到工业建设一定要注意综合利用时，毛泽东表示赞成，并对过去不注意综合利用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说：单打一总是不成。搞化工的单搞化工，搞石油的单搞石油，搞煤炭的单搞煤炭，总不成吧!煤焦可以出很多东西。采掘工业也是这样，采钨的只要钨，别的统统丢掉。水利工程，管水利的只管水利，修了坝以后船也不通了，木材也不通了。余秋里接着说：这方面确实有经验教训，某些水利工程在修建时，未照顾到航运方面的需要。毛泽东说：是啊!船也不能通，鱼也不能通，木材也不能通，那怎么办?是个大浪费。综合利用大有文章可做，就是不做。过去综合利用规划不好的，现在要治病，治病救人也好嘛!救鱼、救船、救木材。毛泽东最后说：搞经济工作也要先搞战略毛泽东听取余秋里汇报“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问题时的插话，1965年6月16日。 。
毛泽东的综合利用思想，由邓小平在西南三线建设规划中具体地予以了贯彻和发挥，六盘水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1964年7、8月国家计委和西南局的西昌会议，建议六盘水作为重要煤炭基地进行建设开发，并在1965年9月经过中央批准的三五计划汇报提纲中确定下来。但在邓小平视察六盘水之前，六盘水还只是一个煤炭基地的发展规划，铁路建设也是为煤运服务的。
1965年11月22日，邓小平一行视察西南三线建设到达贵州，在贵阳听取汇报。当谈到电力问题时他指出：贵州有煤，搞火电快。这方面要很好地进行规划，搞好综合利用。在听取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汇报时，邓小平指出：将来贵州一定是大工业区。省委除了重点抓农业，解决粮食要自给外，非把乌江水电站搞上去不可。这时候，邓小平已经有了综合建设贵州，使之成为工业大省的远景设想国家计委档案：向邓小平、李富春汇报西南钢铁工业发展问题的会议记录，1965年12月7日。 。
11月24日，邓小平一行视察六枝煤矿，听取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负责人钟子云、范文彩、丁丹等人汇报六盘水矿区生产建设情况。邓小平指出：看到西南有煤、有铁，我就放心了。不然，建好多工厂也没有用处。有煤、有铁，办好西南两个大型联合企业就有希望。这时候，邓小平已经敏锐地关注到了六盘水与攀枝花，西南煤炭与钢铁这两个大型联合企业共同发展的重要关系，一直在思考。
12月7日，邓小平在昆明主持西南钢铁工业发展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规划西南钢铁工业的布局及煤炭、铁路、电力与其配套的关系。会前的12月5日，李井泉约集余秋里、谷牧、程子华及徐驰开了两次准备会，对1970年前在西南形成300万吨钢铁综合能力，提出了三个建设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建设攀枝花和昆明钢铁厂，第二个方案是在第一个方案基础上增加建设重庆钢厂，第三个方案是在第一方案基础上增加建设六盘水地区的钢铁厂。12月7日会上，余秋里主要是按第三方案汇报的。
会议中，邓小平多次插话，要求把重点放到贵州六盘水地区的规划和发展，“现在重点搞贵州了”。他明确提出了“煤钢联盟”，即从六盘水向攀枝花运进煤炭，同时在六盘水建立钢铁厂，利用向攀枝花运煤的返回空车运回铁矿石的“钟摆式”对流关系。邓小平还建议要在水城、盘县多搞点火电，可以就地消耗煤攀枝花市档案馆档案：徐驰向冶金部领导汇报邓小平等领导人到西昌、攀枝花检查工作时的指示，1965年12月19日。 。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三线建设要综合利用的思想，提出要建设六盘水钢铁、电力的意见，使六盘水在煤矿、铁路之外，增加了工业、电力两大部类，形成了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的蓝图。经过近50年的建设，1964年仅有一个人口不足1万的水城镇的六盘水，陆续建成了六枝矿务局、水城矿务局、盘江矿务局、水城钢铁厂、水城发电厂、盘县发电厂、水城水泥厂、六盘水煤矿机械厂等大中型企业，形成了煤炭、电力、钢铁、建材四大支柱产业，还形成了攀西——六盘水资源开发区、贵州钟山经济开发区。全市生产总值从1964年的08696亿元，飞跃到2012年的73865亿元。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综合利用思想和邓小平的贯彻发挥，就没有新兴的六盘水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思想，在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思想指导下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三线人精神，仍然是推动我们事业前进的动力。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毛泽东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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