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的记忆：中国农村妇女与1950年代

　　社会性别的记忆：中国农村妇女与1950年代

　　在1980年代的中国，常常能够听到年长的人们称1950年代为“黄金时代”。人们以这种质朴的集体记忆来追溯早期社会主义，这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截然相反——国家官方贬斥其为“十年浩劫”。对于1950年代早期的回忆包括排队候车，党的干部们平易而负责，人们的生活在可衡量的、物质层面日新月异。这种流行的怀旧爆发的过去20年里，对于1950年代的理解也在不断地变化。学术研究与个人记忆，中国国内与海外的出版物已经详细描述了这个黑暗的1950年代——所有毛时代弊病的起源在这时都能窥见一斑：专制与政党冲突，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残酷压榨农村的政策。我们对于这一时代的政治运动和领导阶层对于什么是中国最佳发展道路的党内争论的理解也变得更加精确。然而，对于政治权力中心之外的1950年代，我们实际上一无所知，对边缘的历史所知更少。

　　文字资源上党/国家声音占据着统治地位，导致了这种理解的局限。官方纪录告诉我们中国国家这个空间是不可改变地稳定的——它的边界是固定的、地图绘制好了的(mapped)和受保护的，它的内部在整个疆界内统一地、均匀地受党/国家统治着。官方文件也假设了一个新的分期，我们可以称之为“运动时期”——以国家发动和广泛参与来衡量，把它与1949年以前的“解放前”截然分开。假想中国家发动的运动大同小异，仅在地方人事、特定的不满和领导层所犯错误的程度(这是近年来的出现的)有所不同。罕有跳出运动框架之外的纪录书写。简言之，我们没有任何中国社会主义早期的文化史和社会史，而这些历史主要可能的来源之一——记得这些年代的人民的声音却正在迅速地消减。

　　下文是一项尝试，以推动、扩大和细察在国家空间和运动时代的有限的历史框架下的研究工作。本文将被双重边缘的群体——农村妇女置于1950年代文化史的考量中心。对农村妇女的聚焦要求我们跳脱政策声明层面，探问官方行为与地方实践是如何互为纠结，以改变社会图景的。将这些妇女的口头生活描述作为主要的素材，要求我们考虑到故事与失语，记忆与遗忘。这也要求我们探究当社会性别被置于中心时，中国学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与经济生活转折点的真实性会发生什么变化?

　　在地方层面，对谁而言，什么是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创建社会性别起了什么作用，而社会主义对于社会性别自身的建构又起了什么作用?对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成立时，尚是青年的妇女们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记忆中的早期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的?作为老年农村妇女，现在她们的境况大变，她们的记忆与官方和反官方的历史是如何交叉的?

　　本文利用的对于陕西农村妇女的访谈，是从1996年开始，在陕西省妇联研究室主任高小贤的合作下进行的。我们的研究集中于关中与陕南的4个村庄，每个的地方经济情况各不相同，而政府组织较为接近。在确定研究点时，我们有赖于各县妇联的协助，也得到县政府官员的首肯。在每个村庄，村民们乐意与我们问候、攀谈则拜赐于代表妇联的高小贤的努力(她在农村地区已经工作多年);而且我们的到来也得到了官员们的支持。不过，我们的访谈时是没有任何形式的官员的到场或造成妨碍的(村庄一般来说不是“上头来的”官员们首选的开会地点。)没有人介入我们的访谈，也没有人试图指导我们就某些特定主题展开访谈——除非我们要求帮助。没有任何一个有官方职位的人去告诉那些老年妇女们该对我们说什么，或者去打听他们说了些什么(尽管有关我们的讯息不断地在每个村庄里传播，前面的受访者会自愿告诉后面的受访者什么是我们感兴趣的，而后面的受访者则抱怨前面的人误导了她们等等)。我们的对谈者不会羞于批评国家政策——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的，但她们不愿意就家庭成员、邻居和官员们提供长篇大论的批评。我们从常见的一个现象中获益匪浅——人们乐于选择外来者(outsider)来交谈，而不是说给隔壁邻居听，因为外来者、过客不会将他们的秘密在当地泄露。当然，我们的访谈也受到一些特别的影响，因为我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外国人，而高则是工作在群众组织的城市妇女，我们花了很大的注意力来交流这一因素究竟起什么作用。但对很多受访者而言，有个听众对那些长年无人问津的故事感兴趣，这一事实压倒了其它所有顾虑。

　　地方社会主义与“国家影响”

　　任何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妇女生活的考察都不能摒弃对于国家的关注，因为中国的党/国家在早期就迅速而强有力地进入，并重新安排社会性别关系(在生产和再生产领域都是如此)和以他们的理解来安排其他的范畴(the categories through which they were understood)。“中国领域”的学者们惯于将党/国家理想为一个确定的实体，也许内部并不团结一致，但仍然被明确地界定着。在研究1950年代时尤其如此，绝大多数描述呈现为扩张的国家引导下的对于农村生活高度统一的介入。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所有的社会主义(Tip O’Neil的名言“所有的政治”所说的)都是地方性的。即使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大多数、阐释性的法令要在大的、千差万别的环境中施行，必然会被地方官员们依照特定的环境来解释、重写、强调和扭曲。在我们的每一个研究点，空间的重新安排和时间的重新校准受制于国家的声明，但是他们是受地方的关系与实践影响的，并且有着当地自己的理解。现在，半个世纪以后，这些改变已经与当地的叙述与记忆融为一体了。

　　曹竹香——1950年代关中地区著名的劳模的记忆就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描述。曹1917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6岁时订婚并嫁入一个没有成年男子的家庭。她的公公已经去世，而她的新丈夫比她还年轻3岁。刚过门她立即就跟着她丈夫的婶婶下地干活，她娘家的哥哥、侄子都来帮她。在她丈夫刚刚长成一个成年劳力时，就被征兵队抓走了。家里多方疏通后，他被放了出来，但必须到渭南做工两年。当他回家时，身患结核病和肿瘤，1940年就去世了。丈夫的死使曹二十四岁就做了寡妇，并给她留下一个六岁的儿子、一个三岁的女儿，和一大笔为治病而欠的债。那时她下决心一定要学会种地，于是让她的哥哥教她全部的种地技术，包括女人通常不做的犁、锄、耙和耱。

　　1949年5月，共产党来到了曹的村子。当曹在区委书记提供的贷款帮助下积极组织7个妇女纺纱织布时，她在1950年春受到赏识，成了一名劳模。这七人中每个人都象曹一样，家里不是完全没有成年男劳力或是因某些原因而缺少壮劳力，而她与她们中每个人都很熟稔。这七个妇女到村南的集市买了一些纱线，在曹家支起三架织布机，开始工作(WDNHSB 1993，367)。当越来越多的妇女来看她们，并希望获得建议以干同样的工作时，曹回到书记那里得到了另外的启动贷款。当夏收时，这7个人的团队已经扩展到21人，并转型为农业互助组，负责在大块土地上收麦子。

　　村里花了2年的时间来实践各种形式的互助组。这个过程坎坷不平，充满了错误的开端和争吵。大多数时候，曹都是组长，也是中心人物，她千辛万苦地设计安排、分析错误、重新尝试。到1952年底，才建起一个由36户组成的稳定的互助组，曹是这个组的头儿。1951年，曹被选为西北地区的劳模(WNXZ 1987, 617)，1952年她成了全镇第二个党员。1954年，集体化的第二阶段——低级合作社成立时，曹是主席。她在接下来的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期也保持着领导的位置。她一直被选为劳模，后来因成为“五朵银花” 的一员——省级棉花生产英雄，而名声大躁。

　　如果没有党/国家的行为，这些露骨的描述将无法理解，它们提供了制造曹的体制背景与公众认同，现在她80多岁了，在当地赫赫有名。然而我们遗漏了这个故事里很多重要的细节，如果我们认为“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或客观的实体的话。曹竹香在她整个成年时期都住在她婆家的村子里，在那里她成为党员、地方官员、党的权力在地方的化身和农村妇女们学习的榜样。在近年来的多篇论文里，米歇尔(Timothy Mitchell) (1991, 1999)提出不应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划定明确的边界，或者将国家视为“建立秩序的无需支持的代理人free-standing agent issuing orders” (1991, 93)。他更进一步指出，“体制安排与政治实践的网络构成了国家的物质实质，它的边界是弥散的、含糊不清的”(1999, 76)。米歇尔想从国家与社会间“不确定的边界”出发来探究，“这种影响如何产生，在某些层面适应社会，而在其他层面则代表国家?” (Mitchell 1991, 89)。他认为，对于空间和功能的明确规范是现代制度的特征，这些职能的调和形成了等级的安排，管理与监督的组织，把时间标记为进度与计划，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构建一个这样的世界——它显然不是由复杂的社会实践构成的，而是一个二元的秩序：一方面是个人与他们的行为，另一方面是迟钝的“组织”，不知怎么的就脱离了个人，先于个人，而且包含、构架了他们的生活……我们不应视其为真正的组织，而是对于实践的强有力的、显而易见的和形而上学的影响，以使得组织显得存在。(Mitchell 1999, 89)学者们描述中国时不习惯这样思考。毕竟，人们不是在党内就是在党外，党与政府组织之间有着有据可循的、坚实的关联。当党/国家发声时是署名的，能不当它回事?(it signs its name. Is it not a thing?)想一下，比如，我们是怎么思考党/国家、农村社会和“妇女问题”的?国家在1950年代早期强调的农村社会关系之一就是社会性别。对于土改、婚姻改革和集体化的早期描述都强调妇女在这些运动中的积极参与，暗示着解放前后农村妇女生活深刻而持续的变化，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已经对这种彻底改变的版本提出怀疑。这两种描述虽各有利弊，但(在它们的研究中)农村妇女显然主要仍是国家关注的对象，或是国家疏漏的受害者。

　　一方面，如果我们继续用这种习惯的方式来思考党/国家和伴生着社会性别安排的农村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则要问：什么样的实践?什么样地方性的“特定空间”和“标志时间”对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构成了国家的影响力?农村妇女在首次遭遇政治会议、扫盲培训、婚姻改革、集体化生产、新形式的社交和公众表达时，当然会形成自己的理解(contours)。创造农村女劳模重新安排了农村的社会性别的社会空间，尽管这些劳模也从旧的妇德和吃苦耐劳的观念中获取其合法性。当妇女们开始讲述她们的生活故事时，对解放前用“过去封建时”来有别有1950年代的“新社会”时，也出现了一些暂时性的变化。但这里，对于封建主义、解放、与国家呈现相伴生的国家运动的内容也有其地方性，用米歇尔的话来说，“它的边界是弥散的、含糊不清的”。

　　空间、劳力和妇德

　　象曹竹香这样的劳模存在于，在某些层面也包含着，这种国家影响力弥散而含糊不清的区域。作为劳模，象曹这样的妇女是被国家官员创造，并受地方干部培训的，后两种人就他们的生活写了大量当代的和回顾性的文字(而在他们的回忆中也很难见到有关贫穷农村妇女的支言片语)。她们的公众形象是意味着鼓励其他妇女来效仿她们的行为，而且官方的纪录提供了政府官员素质的报告——他们反复的声明是作为国家对妇女的希望而被听到的。这在我们看文献和听访谈时都能感受到。曹竹香尚健在(本文写作时也仍健在)，并乐于接受访谈，而且她的村子也很欢迎我们。尽管社会变了，她是风云人物的时代已经遭到了批判，但曹在当地历史中的角色，她在整个地区的声望，和她与更大的政治世界的联系仍然是骄傲的资源，就像是一种文化资本。

　　一个劳模的地位就像是国家美德的一个典范，当她继续居住在她乡下的群体中，创造一个地方版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路线，甚至将其延伸至家庭空间，因此比皇朝统治时期或民国混乱的年代更多地关注农民们。(这并不是说在1949年以前国家遥不可及，可是说，它总体来说，是个外来的力量，专注于对地方社团的入侵与掠夺。)地方劳模的出现和模范的形式意味着国家的介入，或者说我想要重构的国家影响力仍然包含着人们熟悉的东西。

　　曹的故事，由她自己和村里其他人叙述的，仍然触动我们对于记忆(memory)的思考。对于建筑(architecture)和圣迹(sacred sites)的角色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作为集体记忆的收藏点和刺激物。然而记忆不是仅仅围绕着死气沉沉的纪念碑而组织的(Nora 1996-98)。一个更短暂，但仍然有力的组织设施就是当地名人的存在。劳模们自己，尤其当他们还健在时，成为他们地方社群的“记忆点”("sites of memory")——吸引琐屑记忆的磁场。就算在将近50年以后，劳模们仍是个人和集体记忆的集合点。比如说，妇女们记得曹因为其劳模的地位而获得的声望与权力，是一个对村子里其他人家庭生活的积极而受欢迎的介入者。曹自己对她当劳模年代的记忆，和其他人提供给她的回忆，包含了不少可能存在或发生的故事。在这里，我不想着墨于纺纱合作组、棉花生产的细节，或者重建在集体化的不同阶段村里头头们之间的冲突。相反，我聚焦于官方如何以有趣的方式，主动与地方的社会性别观念相结合，创建地方化的国家影响。

　　尽管大多数关中的妇女都在田里劳动，但曹以其所干农活的广度上，远远超过其他人，因为她是个寡妇(即便在她还不是寡妇时，她也从没有个男人可以依靠。正像她提及的，“我从来没当过媳妇。”)当党的干部开始在村子里发展地方领导时，以及后来他们发掘劳模时，像曹这样的人正是不二人选，她已经偏离了社会性别对于“内”、“外”工作的定义，并有着最丰富的劳动经验。她告诉我们，甚至在1949年以前，“很多我的邻居都说我家从来没有这么个能干的人。在地里我埋头苦干。得干到天黑才能回家。我从不闲扯或浪费时间。他们也没啥好说我的。”与党/国家宣称的旧的“封建制度”对妇女行为的残暴要求相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曹的“劳模行为”是因自己个人环境所迫，作为一个守妇德的寡妇，即便在解放后她也拒绝再婚。下面是她对我的解释，提问人是高小贤：

　　高：解放后，你还年轻。你成了妇女主任，并学了婚姻法。那个时间，为什么你不考虑自己的婚姻权力，再找一个(丈夫)呢?

　　曹：我没想那么做。

　　高：如果你在工作时碰到个合适的，为什么不在那时找一个呢?

　　曹：我是个坏脾气。孙主席和妇联的人都跟我谈过这事，但太生气了就说了些什么。到最后我想领导们也是好心，但我不能那么做。

　　高：为什么你不能?

　　曹：一个就是我不想让我儿子那样。娃长大了。我想，现在我已经过了最困难的时候了。没人可以说我一句闲话。这是为了名誉，我要做到底，就是发誓要做到的。我不能给曹姓和王姓(她丈夫的姓)抹黑。我必须得这样做。我是铁了心了。这就是我命。

　　高：当你当了主席和队长时，你有没有找个老伴啊?你有权力要个幸福的婚姻。干嘛不让别人爱说啥说啥?

　　曹：孙主席给我宣传婚姻法来着，也给我找了个谢局长。那时婆婆已经死了。我说，就算我给我找个书记，这事也没门。我该怎么对我孩子们呢?我不能把孩子丢给你吧。我把理由说给她听了。你要我做工作，我就工作。那个事情再不要说了。我会帮邻居、我村里其它人做好事的。我可以做任何事。

　　高：那你就(再)没想这个?

　　曹：谁想在我面前说这个，都会发现没门。我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高：首先，你是自己把孩子带大的，这不容易，而且管理工作和地里的活你都得干。你甚至都没想过这个?当你在工作中有困难时，你就不想要有个能理解你的伴，能帮你干农活，也能帮你照顾孩子……

　　曹(打断高说)：困难。这是我的命。农民不怕吃苦。人有两只手。不管是针线活，还是重活、轻活，都难不倒我。我都能干。我不求别人啥。我还有娘家和我哥。如果有什么困难，我哥总会帮我。我不敬神不信鬼。我也不信什么八字、算命。我说我自己的将来。我不用别人来告诉我。

　　高：你真能吃苦!

　　曹：人来这世上。没人嘲笑你吃苦。没人嘲笑你穿破衣服。就在我年轻时，也没能穿什么好的。我也不想让我自己穿得显年轻些。我从没穿过一件格子褂子。

　　高：我是这样想的。我想如果你能找到人照顾你，比你孤单一个人强。那时，为什么你……

　　曹(打断高)：我不靠他。我现在也活得不坏。娃们都长大了。你要是想这些的话，就不难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了)。(曹，1996)

　　这些交流告一断落。高小贤出生于1949年解放以后，是个妇联干部和非常自觉的女权主义者，渐渐地为相爱的婚姻而争论起来。(argues gently for companionate marriage)这当然不是近年舶来的观念——它以其流行的形式在中国城市已经流传了近一个世纪了。人们认为婚姻没有给曹竹香带来什么：结婚时丈夫还没到青春期，当他是健康的成年时又离家在外数年，回家后21岁就去世了，留给她上有老下有小。近10年后，解放时，曹32岁，是一个成熟的妇人和熟练的农民。她的婆婆去世了，而她的孩子也不再是蹒跚学步的年龄，能帮她干些农活了。从很多立场来看，在她的人生阶段里乐于开始另一段婚姻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因为鼓励再婚的观念在她的社会里无处不在——比如说期望婚姻是性与感情伴侣的来源。但曹却争辩于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娘家和婆家的名誉，和她对子女的责任，尤其是对儿子。

　　一个在1950年代时认识曹的退休妇联干部给我们的意见很有见地，“曹就想当个寡妇养大儿子。在旧社会，她能胜任各种农活。在群众里她在一定的声望，也干得很卖力。但是她的忠实和吃苦的能力本身就是封建主义。”(张炳南(音译)，1996)。曹的封建主义的美德更有利于她的工作，在村子里更能被接受。她的寡妇身份和她对此遵从习俗的反映，毫无疑问，与她作为劳模的横空出世结合得天衣无缝——而不是以一个遥不可及的、无名的国家机器，而她的村人们也为外面的人写文章来赞美她这个模范。

　　然而，在曹竹香独立和自豪的强烈宣言中，说得最多的就是，她是个铁了心的寡妇，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维系着父系的家庭。她拒绝算命，但接受了她的命运——包容它，事实上，朴素生活和吃苦这样的术语也是革命话语教给她的。这里，她对于美德有她地方性的理解——她不说它是封建的，即便我们或妇联干部们这样认为。她明白她想要养大儿子，“为名誉而奋斗”，干各种活，不靠任何人，像一个无私行为的综合体(a seamless web)，所有这些都使她能够代表集体。当然，拒绝再婚使曹作为一个有一定程度独立性和较少家庭累赘，横空出世的地方领导人在生活中有较多的回旋余地。这可能是我们听到的好而守旧的反抗，拒绝重新进入女人的正当位置——这是婚姻的通用法则所定义的(在1950年代或更早)。然而，在这里最有意思的是，曹将贞洁寡妇的封建妇德与她自己个人对于革命决心的表述混为一谈，(作为守妇德的寡妇和劳模是相似的)都要求勤劳肯干。当她热情拥抱这些新的叙述时，她不仅仅是人云亦云。当村人们、当地干部和妇联工作人员推她当劳模时，他们用地方性的理解起着“国家影响”的作用，可能部分是，因为其中混杂着一些原已存在的观念。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出现的边界——产生国家影响力的区域的划分变得比以前更加弥散和含糊不清，而文化的记忆中混杂着更丰富的、不同类的因素，而这些是中央国家的规划者们从未指定和预期的。

　　女劳模们用不少方式来改写社会性别化了村庄空间。首当其冲就考虑到家庭空间。当我们访谈比曹年轻10-20岁的妇女时，她们中很多人的故事都集中于家庭难事：幼时丧母，父亲自杀，公公抽鸦片，公公残疾，骗人的婆婆，赌博和小偷小摸的丈夫，自杀的丈夫，流氓丈夫和打自己母亲的丈夫。在周遭这些各种不同的故事里，曹是块试金石。她说服婆婆让小姑子进扫盲班和参加村里的会议。她为村里很多家庭调节纠纷。一次，她指导一个年轻能干的妇女积极分子学会怎么与她丈夫的婶婶相处。另一次，她为一个新媳妇逃脱赌博的公公和狂暴的、精神病的婆婆，提供庇护所，教她如何纺织。第三次，她劝阻一个急于离婚的妇女——当她丈夫打她时，后来她又介绍这同一个妇女入党。很多这些例子并不完全符合婚姻法提倡婚姻和离婚自由的主张。然而，在曹的每一次调解中，她都认为和谐的、经济稳定的家庭是最好的。我们不能称这些调解是倒退。每一个这样的案例里，曹都是当地革命中最知名的脸孔，很多这种改变都据称是她带来的。人们回忆她怎么发动妇女们组织合作小组纺纱织布，后来集体化时又种收棉花。所有这些妇女，集体劳动的团队常常都是由曹发起、领导或指导的，这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社会领域，一个同代人的群体，这有助于她们处理在婆家的村子里早些年遇到的困难。曹是在那个年代形成的不成文的关系网的中枢，现在只在存在于记忆中了。然而，正是通过这些关系网，就像官方文件对于女劳模的纪念一样，“国家影响力”才得以成形。

　　下面是曹的故事里更微妙之处，显示出1949年以后社会性别是如何在农村空间里重构的。她说，解放前关中没结婚的女人，就像在很多中国农村地区一样，是不能出现在家门之外的。她回忆说，在她年轻时，闺女是不允许外出的，除非是在黄昏时，她们才偶尔聚在一起谈论嫁妆。相反，1949年以后，外出参加劳动恰是光荣的——不仅仅是纺纱织布，还在集市里买线卖布，在地里种棉花。她关于1950年代的最生动的故事集中在公共空间里繁忙的运动：“我们很高兴，能整天干活唱歌。天一黑，我们就去学校，还编歌，在那种环境里，每天都很活跃。我们一天忙到晚，甚至在家也忙。一不留神时间就过去了——现在你又该下地了，现在又到点回家了……我们总是不停地干活。(曹，1996)

　　在她的故事主线里，革命前和革命后的时间边界集中在妇女是隐形的，还是能被看见听见的空间边界上。在她或者其他穷苦长大的妇女的记忆里，对于妇女被隔绝的概念是截然相反的。她回忆说，她五岁上就一直被关在家里的院子里学纺纱，而且她还记得她当她哥哥到县城里运面粉时，她帮哥哥推车，清理口袋以寻找残留的面粉。她记得十一、二岁时在地里碎土，以后就被关在家里了，而且她还讲起十四岁时月经初潮，那时她正在地里收鸦片。事实上，这是她在给自己攒嫁妆。(曹，1996)但是社会规训对于妇女们呆在家里的记忆是那么强烈，妇女们记得她们自己好像被关在家里一样，也记得是革命把她们从家里解放里出来——尽管她们的故事的很多细节正好与此相反。

　　如果我们包括已婚妇女的工作，那么“内”“外”活动的混合就更突出了。曹描绘了在收麦时妇女们如何和男人们一道割、捆庄稼，如何和男人们一起打谷(男人们赶着驴转圈，女人们把麦子和秸秆分开)。妇女们也在家织布，纺织需要她们经常与集市发生关系，她们用卖布的钱来交地方赋税。1930-1940年代时，男人们如果冒险外出会特别危险，这样妇女们有时就代替男人出门。比如说当曹的丈夫快死时，她记得，“我得去县城买药和吃的。我大哥给了我点钱。他自己不敢出门，怕被抓壮丁。这样，我一个女人家，就得出门，四处走动。”(曹，1996)当然对曹来说，寡妇的身份使她在1949年前就得在田里干活，就像她回忆的，“我下决心我得学会种庄稼，男人能干的我都得干。我们就那么点地，我干啊干，从不要别人帮忙……我得学会怎么犁地，我婆婆也帮我。我脸红，我犁的地不像别人犁的，看上去那么漂亮，这样我就在晚上犁地。”(曹，1996)

　　那里，在关中的农民家庭，有关妇女与外界隔绝、不得在地里干活的规范常常与日常的实际相冲突。这或许与女人的规范相悖离，在关中有它自己的规范，以致那么多穷人家没人认为这(指女人抛头露面)是羞耻的。当妇女们动感情地回忆起，她们的劳动都是与家庭的灾难、困苦、动荡和勉强糊口联系在一起的。

　　那我们能从这些有关革命造成的、改变的记忆中学到什么呢?也许国家影响力在华北农村并没有用规定、宣传、重建和报酬等形式建立起有关劳动的新的社会性别的分界，其原本在很多穷苦家庭里就已存在。革命带给这些妇女的不在于，去除了在“外”劳动的羞辱，而在于改变了其内容、感受和与之相关的荣誉。村庄的社会空间被重置了。学校和会场跟家庭和自家院子一样成了妇女们可以抛头露面的场所，不管是一个人，还是集体，而且是受人尊敬的。田地现在归集体所有，在那里女人被期望能和其他女人一起劳动，而不是在夜里一个人偷偷地犁着她弯曲的田垅。空间的重置很快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很多受访者都表达了这种因为社会空间扩大而带来的喜悦，说起1950年代早期这已经被浓缩成整个集体化时期的记忆。在后来的故事里，妇女们通常将集体空间的劳动、参加公众会议与疲劳和怨恨联系在一起。然后，早期社会主义对于空间的重置，为妇女们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好像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与妇女们在“外”劳动的意义。

　　运动时期和时间的缩水

　　抛开国家的官方声明的历史，同类的国家空间(主导的)和社会(反应)的历史框架，国家分期的“运动时期”也会被打上疑问。集体化时期，政府暂时不是国家政府遥不可及的道具(remote property)。回到米歇尔有关国家影响力的讨论上来，通过“时间表与计划来标记时间”，这个世界被建构成“显得不是由复杂的社会实践构成的，而是一个二元的秩序” (Mitchell 1999, 89)，政府的时间表包含和构成了农民们的日常活动，而且比以前更贴近日常的社会实践。集体改变了工作时间的分期，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时段，每个时段都规定有不同的工分。晚上常常被用来开政治会议。整个1950年代经常性地，针对农村人口的正式的国家运动重新安排了他们的日常群体，农民在一起劳动，收入也以这种方式被计算和分配，劳动力也以社会性别来区分。虽然不再可能去理解国家对时间的重新安排在最初是如何被领会接受的，又以怎样的途径介入日常生活，我们可以回溯它们的影响力——而且再来评价他们——用那些有关过去的叙述中它们的表现。在妇女们对她们生活的描述中，在事情过去40多年之后，她们在访谈的回忆中，运动时期是怎样在脑海中重现或改变的，适当的，还是颠覆的;被忽略的，还是被放大了的?在国家的话语中，对于时间的最显见的分界就是“解放前”和“解放后”。当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土改时期，妇女们被动员起来“诉苦”时，或参加扫盲班和互助组时，她们被鼓励来组织她们的记忆和她们的私人叙述，以契合解放前吃苦、解放后幸运这样的范畴，这很快变成了中国农村日常语汇的一部分，它自身又来建构(encode)对于事件的独特理解。以解放作为一个人生命的坐标，意味着将其自身记忆组织进个人或集体有关解放过程的叙述中。

　　然而，像所有拥有霸权的语汇一样，这一个也偏离了它的本意，用它的方式来嘲笑政府官员们的本意，即使不是有意地。比如说，当一个学者在1990年代早期开始收集有关老年农村妇女的生活故事时，她发现她们中有些人用“旧社会”这个词不是指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治和军事上胜利之前的时段，而是指1980年早期开始的经济改革时期之前(王国洪，1993年)。这样的偏移特别地有意思，因为它表明“旧社会”这个习语在改革开始前顽强地固守了30多年。这些受访者不太可能只是忘记了这个习语通常的意义。她将年代与事件相结合表明了她对自己过去的解释的某种线索，对于官方术语的一种扭曲的表达。它至少表明，早期社会主义的变革已经被后来的事件所取代和遮蔽了，改革的变化不仅仅更近，而且更深入，遥远的过去物质匮乏，而现在近年来生活则容易得多了。这也表明了一种对于集体化时代的不太尖锐的批评，因为“旧社会”这种习语帷幕(valence)被保留了下来——有意以一种官方的用法——完全的负面用法。在这里，对于国家断代的“误记”是用国家的话语来反对国家。

　　在地方性的用法中，“旧社会”和“解放”的不同用法也被社会性别化了。在我们访谈的妇女中，她们的描述与各自家庭的灾难与艰辛，对于无情的贫困，疫病，分娩时的死亡，对于生病的孩子绘声绘色的描述，对于征兵和负债相交织，一个最常用词汇就是“封建主义”。当妇女们讲述她们的故事时，有关封建主义的特定内容都是关于社会性别的经历的。曹竹香明确无误地用这一术语专指1949年前把姑娘关在家里，买童养媳，虐待媳妇和缠足这样的经历。当描绘1949年以后的事件时，她用封建主义来指家里试图阻止媳妇上扫盲班，她也说她自己封建，在她刚当干部时因为县上开会很少有妇女而感到尴尬。在我们访谈的所有妇女的描述中，这个术语的出现并不规律，但当它确实出现时——特别是出现在那些年轻时是当地积极分子的妇女身上时——它常常指婚姻和家庭活动，或指相信妇女应该呆在厨房里(“围着锅台转”是常用的说法)，而不是像男人那样的穿越公共空间。

　　那时，对于妇女积极分子而言，社会性别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纬度，也许是最重要的，用“封建主义”来定义，或者说在革命的当下，标记着封建时代的结束。而这就有了国家影响力社会性别化的问题了。“封建主义”是一个标准的国家语汇，在革命前毛泽东就用在“半封建殖民主义”中。在毛最初的用法中，“半封建”主要是指农村地主的权力，而“半殖民”则指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与外国列强的扩张。我们不清楚“封建”在什么时候，面对什么听众时被用来指称家庭生活。同样，我们也不知道农村的男人、女人们对(封建)的使用是不是不尽相同，或者说男人也将其用于指称缠足、妇女被关在家和婚姻习俗。也许妇女是被指引，甚至是鼓励将现代性想象为，是从特定的社会性别实践中获得解放。这也许同样也是男人们对于现代性想象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或者我们也许能听闻，当下对于封建主义这一术语的用法，是撬松了国家的术语的本意，将其重新安排(不管有无官方的鼓励)以适应地方性的要求。

　　对于时间的第二种标记是由国家运动来组织的。(A second marking of time was organized by state campaigns.)对于农业生产的再组织并日益扩大集体化，提供了一些主要的坐标：土改、互助组、低级社、高级社和大跃进。这些运动对于女人和男人都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深刻改变，但当那些前劳模们用运动来叙述她们的故事时，很多其他的妇女们则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组织着她们过去的故事。比如说，尽管所有我们访谈的妇女都知道“大跃进”这个词，但没有人用这个来描述她们自己的历史。她们宁愿用“吃食堂时”，或不太常用的“炼钢时”或“熔铁时”，这是当地积极分子们主要实施的大跃进的政策。她们没将大跃进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全国的现象，她们当地的“运动时期”分解成一些要素，而这些对她们才有意义。而这种分解意味着，虽然国家政策对于农村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但那些被记住的或被遗忘的，不是由国家的发展目标所决定的，而是由锻造家庭安排的那些改变和社会性别的分工所决定的。

　　劳模们，因为他们是将国家政策传达至其它村民，并发动他们去遵守的地方积极分子，也许更倾向于围绕那些关键事件来组织他们个人的叙述。然后其他的分期与这些国家的分期是并存的。婚姻的分期将女人们的人生分成早年在娘家的村子里和作为新媳妇在一个新的群体里的生活。妇女们记得她们孩子的出生以中国的生肖为标记，而不是用政府的年历，而且她们用农历来回忆一些重要的事件。生儿育女和其所必需的一些特殊要求也是记忆的主要标记。也许按部就班的历史学家们会觉得不爽，但这可能是必要的——用多元分期的方式来思考，重叠和混乱，社会性别、婚姻、政治活动的积极程度、年龄、跟进时一片茫然和地理位置等都产生着交叉的影响。

　　在曹竹香这样的劳模的影响范围内，我们访谈过的所有妇女们都能没有太大偏差地来叙述这些运动的范畴。但是我们猜想这些记忆在各地并不一致。当我们在Z村——位于陕南省界边的山区，访谈时，我们发现记忆的场景是以遗忘来标记的。山区的记忆远没平原地区那么生动。人们谈到解放前的土匪，宣传婚姻法的歌曲，纺纱织布，生儿育女和食堂。然而在Z村，那里既不是劳模的家乡也不是“进步”地区，妇女们一个接一个都跟我们列举着一个奇怪的故事梗概。她们说，解放了，接着集体化，再就吃食堂了。结果，一个妇女说，“因为食堂办得不太好，一、二年后，地又重新分到各家了，从那时起日子就变得好起来了。”

　　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时很震惊，因为食堂在1959或1960年左右就关闭了，但直到1980年代早期土地才承包到户。在这些叙述中，有20多年不翼而飞了，整个文革和农业集体化的绝大多数历史都不见了。借用Madeleine L'Engle's children's book (1962)中的用法，我们见证了“时间的缩水”。后来，至少有6个妇女自发地告诉我们这样的故事版本，有时还有路人或其它家庭成员为其提供确证。

　　当然也有可能，Z村的妇女们仅仅表达了对生产安排的事实上的变化。杨大力告诉我们，因为大跃进政策灾难性的失败，包产到户“在1960年代早期，未获中央批准，就在全国被广泛采用”，虽然中央反对，在1960年代中期仍然存在。(杨，1996，73页)尽管国家主导的运动削减和取消了这些由大跃进所带来的主要变化，(杨，1996，76-80页)“农民们为生存而抗争，更愿回到一家一户组织农业生产的阶段”(80-81页)。但到1964年，家庭承包已经被大规模禁止，尽管杨注意到有关打压的具体资料很少见。

　　因为那么多人告诉我们分田到户的故事，我们用这些不多的、幸存的农村记忆，近乎疯狂地拼凑出：Z村事实上是不是比中国其它地区早20年就已经开始经济改革了?杨大力引用的材料里没有陕西，而Z村——这个每逢暴雨，通往县城的道路就会被冲毁的偏远地区，也没有任何有关1960年代早期那里的土地分配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地方性记载。当然可能，在大跃进初期村里的土地不再属于各家。但是现存的记录令我们一无所知，有可能主持这一举措的男人们都已过世，而女人们的记忆则含混不清。有的人说食堂一解散，土地立刻就回到各家手中;另一些人则说要到四、五年以后;还有些人确定说是在1971年。如果说有几年土地曾经回到各家手里，那么为什么没人提及当其重新回到集体控制时，发生什么冲突了呢?相反，为什么她们描述她们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时，就好像土地从未再回到集体手中呢?

　　最后，当我们每夜以我们最快的速度翻山越岭，以便在黄昏前能够到达时，高小贤对我说，她想我们错了。因为企图分辨妇女们通过她们对自己经历的理解而建立的范畴，我们试图在提问时对“运动时期”这样标志性的事情尽量少解释。面对开始时信口开河，接下来又是对当代事件的抱怨——早已远离1950年代，现在又是消失的几十年，高小贤开始担心，我们为了不强加范畴，事实上却强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范畴性的要求：脱离她们的生活，要求Z村的妇女们来创造一个叙述性的结构，而她们是不习惯这样做的。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开始问一些试探性的问题， 有关1960和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这样的全国性运动。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消失的几十年和集体农业的日常运作重新、详细地出现在她们的故事里。然而，令人困扰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几十年仍然在她们个人或共同对于村庄历史的大的叙述中缺席。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这些妇女们只记得像食堂出现这样重新安排她们家庭空间的事件?是农业集体化的年代如此平淡无奇，不值一提?还是生儿育女(每个女人一般生4-10个孩子)和劳作(下地劳动和没有报酬的、各种各样无形的再生产劳动)占据了她们所有的记忆?就像一个妇人评论国家影响力的有限性时，懊悔地告诉我们：集体劳动时，国家管了一切。他们跟我们说种稻子好，收得多，吃得多。但是他们不管生孩子。他们不控制生孩子。生得多罪就遭得多，遭死罪了。我生了八个娃，你也许认为很好笑，2个儿子、6个闺女。我有很多孩子，就得挨饿，我吃透苦了。解放后，我生这么多，我可生气了。为什么他们不控制呢，不告诉人们不要生那么多孩子呢?可怜啊!(王，1999年)

　　在大跃进后农业集体化那“消失的20年”里，意味深长的是有一个特定的年份被不止一个妇女所格外强调：1971年，这一年，农村有了输卵管结扎手术，而很多妇女都积极要求做这个手术。

　　要跳出运动时期的框架来撰写1950年代的历史，需要考虑到运动时期所锻造的术语和群众的变化。然而我们也必须追问哪些是农村妇女的记忆中习以为常的，哪些是她们已经试图忘记的。很明显，运动时期已经与集体化年代融为一体，进入妇女们的记忆里，并有助于组织它们。但是它们并不是完全包容的。它们互为补充，有时会被另外的分期戏剧性地打断，也会被对集体化年代的政策间接的不满所打断。这就造成这样的可能性：一旦离开官方文告的纯文本领域，进入超文本的实际，“运动时期”立即被其它的分期所打乱;正是这种被打乱的产物，记忆的重叙，为抢救1950年代农村文化史提供了最佳的可能性。在那些失声和寡言的时代和这些喷发而出的记忆，我们应该认为这些沉默伴随着痛苦、去政治化的过程和令人精疲力竭和占用全部精力的日常劳动?就象琼·凯利(Joan Kelly)曾经说的，如果她是写中国历史而不是欧洲史，那是不是会有一个中国妇女的革命呢?如果有，什么时候?

　　记忆与叙述

　　口述历史既不是绝对自发的，也不是完全照本宣科的。当上了年纪的妇女们在叙述她们的人生时，她们会着重强调那些她们认为的不朽的美德、她们的重要成就和她们所经历的最沉重的苦难。每一个故事也是一次阐释，我们在分析时不仅要注意什么是被记住的，什么是被遗忘的和重新整理的;还要注意故事里的语速、强调和语气，当交谈被转换成文本形式时，这些都不可能完整无缺地被保留下来。无论如何小心处置，这些叙述仍然是特定时段、对特定的听众的产物;它也取决于谁是访谈者，他们问了什么，想要听到些什么，上了年纪的叙述者当天的情绪怎么样，和很多其它复杂的因素。在口述带给历史学家的众多问题中，在此处有两个尤其明显：与特定记忆相关联的感受(或者缺乏感受)的结构，和我们的叙述者在创造一个连续的故事时的果断，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持续的、捉摸不定和潜意识中的记忆。

　　在我们对曹竹香长时间的访谈中，很多时间她都在给我们讲她当姑娘、新娘、寡妇和劳模时的故事，详详细细、津津乐道;而其它的故事却是平淡无奇，这给口述历史学家尤其造成困扰，任何依靠口述或撰述的记忆研究的学者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1996年8月4日我的田野笔记中写道：“昨天跟曹在一起是令人沮丧的一天。当我们一进入1950年代，那时她是一个劳动英雄，她的叙述充满官腔，无比陈闷，虽然并不全是政治口号，但很多都是关于她出席了什么什么会议，而那些组成她1949以前故事的具体与新鲜都不见了。看起来要如实叙述那些发生在低级社或高级社的故事对她也非易事。而高小贤也不能让她放松下来，高也变得越来越沮丧。”那天早上，在又一个冗长的访谈之后，我写道：“跟曹在一起令人沮丧的又一天：看来她有关1950年代的记忆都是按照会议来组织的;村民和事件不再被提及，问题和冲突也统统不见。高小贤更有志于多线提问，她试得很辛苦，而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所得甚少……除了理解曹是一个完全被国家话语同化(interpellated)的人等等之外，我认为我们在那里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

　　现在，我已经能更超然地回顾那时的沮丧了，但仍不能完全释然，而这也带来了无法解决的问题。怎样去理解这些平淡无奇?首先，从人种的健康(ethnographic hygiene)的角度来看，我需要问为什么这些平淡无奇令我失望?这有可能，也许并不是非常可能，我(高小贤也是)对于获得社会性别与革命变革的故事寄予了挥之不去的、罗曼蒂克的期望，因此当我们不能让曹说出这些的时候我们才感到失望。我也不认为我们应该忍受和归纳这些“常识”，“当然革命是令人厌烦的，就是开会和设计错误的政策，所以，当然这些不会在记忆里凸显出来。”或者，这种假设是更有害的，“妇女们的生活和她们想叙述的就是个人化的;当然重述一场会议不会唤起兴趣。”如果我可以更准确地找出沮丧来自何处：令我迷惑的，高小贤——这个陕西本地人，在农村度过了她童年和青年的很多时光，也是如此(这很有意思);抛开曹的叙述的平淡无奇，她显然对革命投入很多，并对革命一片忠诚;忠诚表现在她的故事的很多细节里。比如，她相当详细(但不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说，她女儿结婚时她正在县城开会，她没能参加婚礼。第二天，她照理应该给新婚夫妇送顿饭，但她仍在开会。第三天，当女儿按风俗回娘家时，她仍在开会;最后她家亲戚们把她找回来，好让她能送给女婿几个蒸馍和一些鸡蛋。

　　因此，在这里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些平淡无奇呢?是说她对于规定的——现在被定义为“传统的”母亲的角色漠不关心?但这样做正好将带来吸引我们的另一个问题：在总的责任和感情中母亲角色的位置。这应该是平淡无奇的吗?这件趣闻表现的不是她对她人生那一时段缺乏热情，而是说明她对于革命——她所投入的革命的责任，而且也记忆深刻，会议比婚礼重要，而且对此也没有感到或谈及遗憾。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解读影响力的缺乏，这样或那样。高小贤和我花了很多个晚上，试图判断：为什么对我们俩来说这个女人(指曹)还是这么难懂——即使我们每人都带着不同的个人历史和当下的问题在倾听?

　　什么是感觉的结构，记忆的组织?为什么有些故事能够讲得有声有色，而有些讲起来就冷静得多? 我们知道，一些1949年以后的积极分子因为长年讲述那些“诉苦”的故事，可能已经将那些苦难的、过去的故事编得很完美了。在讲述时，受苦的每个细节都被精雕细刻过了。另一方面，劳模的生活除了无休无止的忙忙碌碌之外，没有很多戏剧性的成分，也不会为了特定的影响需要而被要求反反复复地叙述。然而这好像不确定当曹讲述她的故事时什么在起作用——直到我们能够判断，她很少有时间花在反复的“诉苦”上。当然，1949年以后的会议生活比不上她1949年以前冒险的戏剧性内容——当县城遭轰炸时出门为她临死的丈夫找药，临解放前在房子四周设路障以阻挡抢劫的士兵;而前者也有其精彩之处：克服在大庭广众前说话的恐惧，想出办法对付刁民——他在互助组生产豆腐时往里面撒盐，以破坏合作化。因此，又要问了，为什么这就是平淡无奇的呢?这是一种事后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吗?是对那个时代构成的有用的过去和当下的历史毫无用处的评价吗?考虑到这些农村妇女在挖掘她们有关过去的记忆时乐观的感受，看来未必如此。曹冷静的晦涩，就像Z村缩水的时代一样，引发了更大的问题，我们习惯思考的是一种简单的资源，我们都渴望的这一资源：与那些诉说者——他们处于次一级的地位，面对面的访谈。

　　第二个问题是这一过程——这些妇女们已经将零碎而矛盾的记忆编织成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的过程，是经过集体化和非集体化过程的一种统一的穿越。而有些人现在的处境很糟。她们对公婆的照顾堪称模范，但现在却发现她们自己年纪大了，反被她们长大和已婚的子女们遗弃了，吸引子女们的是一种新的、“现代的”的家庭单位，可以定义为希望获得、雄心勃勃和强烈的。按照她们痛苦的和物资缺乏的境地，当这些农村妇女们在年老时，讲述故事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她们的乐观。妇女们对中国当下的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拍手称赞——土地被再次非集体化了。她们指出——以非常具体的描述，现在的生活在物质上要远好于1950年代(尽管她们也说她们感到在农村有些新的社会问题)。她们的确不再期望集体化的那些过去的日子。然而她们也不批判它。相反，她们将其整合进一个故事里，在那里生活两次变好，一次在1950年代，一次在1980年代。

　　在这个故事里，集体化和非集体化彼此间并不对立，两者均被描述成进步的。革命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不是改变了妇女们的日常工作，她们一直都那样在做。也不是抨击了旧的风俗——守寡只给曹带来尊敬，而不是别的。准确地说，革命改变了农村妇女们工作的环境——扫除了一些最糟的威胁(抓壮丁的军队，打家劫舍的士兵)，取而代之其他一些(以短期贷款帮助人们渡过荒季的难关，提供种子)。冒出来的很多新措施创造了国家的影响力——国家与社会之间对于生产和再生产的不同路线，以空前的方式分割着农村妇女的空间、时间和生活。尽管这些景象现在已被完全摒弃，空余名字，但这些在像曹竹香这样的劳动英雄的记忆中和农民们讲述的故事里仍有迹可寻。他们现在所寄予期望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些期望恰恰是：物质生活越来越好，机会越来越多——对于改革持续的热情与支持。(我猜想，这些期望也能解释一些地方激烈的、方兴未艾的农民的抗议，那些地方改革停滞、误入歧途或者滋生腐败和地方专制。)

　　对于无止境的进步的描述不是一种简单的陈述。景军在他1996年在《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利与道德》这个漂亮的人类学研究中，提醒我们的，后毛时代国家政治的回忆中笼罩着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悲惨记忆，而这并非大家的共识。他说，“在地方层面，过去受苦的记忆常常是被压制的，以免揭开旧的伤疤会危及当前社会关系的秩序”(Jing,1996, 168)。虽然在大跃进时曹竹香的村子没有经历饥荒，但那时显然也很困难(有的靠偷窃才得以幸存)。在曹的村子里，文革时的暴力发生在当地人和难民之间，后者因为修水库而被转移安置到村里(不像景军所描述的)。在所有我们访谈过的村子里，这也牵涉到对于当时在负责位置的妇女的攻击，包括曹和很多由她培训的妇女们。我在这里提出的有关“进步”的统一的故事线索，如妇女们所描述的，故事中各种细节反复出现，其本身充满着盲点。进步的情节，即便在特定的事件里，社会的和个人的，仍有待于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深入挖掘。这些“记忆的细屑”总是可以被重新排列。除了“生活越变越好”之外，它们也能用来支持其他的情节线索，就像所有的记忆一样，可以被再阐释。

　　然而，在当下的陈述里，最引人注目(尤其是与景军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的)的，是这些情节的确是进步的。我们发现，今日中国农村对于毛时代的国家的回溯，也许是最确定，也是被普遍认同的范畴，就是进步(progress)。当我们访谈的这些妇女，她们讲述进步的故事时，将其归因于党/国家和集体化与经济改革。这些妇女们创造了一种集体的记忆，在其中是延续的中国政府领导着一贯的中国国家空间，令人信赖地、直线地向前发展(虽然有些曲折)，这超越了对自1949年以来国家行为的大量的中断与瓦解的强调——正如他们所总结的那些细节：个人的失望、难以实现的希望和当前的痛苦。然而，在中心，是时间与空间范畴在起作用，记忆中印象深刻，仅仅当其通过地方上对于妇德概念的重写，家庭内部的重新安排，和社会性别化了的叙述实践。

　　(陈雁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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