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根据地与东北抗日斗争
尚金州
摘要：晋察冀根据地紧邻东北地区，承担着党中央赋予的与东北抗日斗争战略协同的重任，与东北抗日斗争有着密切关系。为联络东北抗日联军、培养关内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做出了重大努力，作为晋察冀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的冀热辽军分区，是抗战胜利时东北境内唯一的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主力挺进东北的先遣基地。在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收复东北失地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晋察冀根据地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晋察冀、冀热辽、东北
晋察冀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开辟的第一个华北抗日根据地，也是毛泽东唯一亲笔手书赞誉为“抗日模范”[①]的根据地。它紧邻东北地区，承担着党中央赋予的与东北抗日斗争战略协同的重任，与东北抗日斗争有着密切关系。为联络东北抗日联军、培养关内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做出了重大努力，作为晋察冀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的冀热辽军分区，是抗战胜利时东北境内唯一的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主力挺进东北的先遣基地。在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收复东北失地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晋察冀根据地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联络东北抗日联军
与东北抗日联军恢复组织联系，进而实现东北和华北两个战场、八路军和东北抗日联军两支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协同作战，一直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极为重视的战略任务。1937年7月16日，距“七七”仅仅9天，毛泽东就和朱德联名电告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叶剑英、刘伯承、张浩(即林育英)，指示：“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②]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首次提出主力挺进东北、与东北抗日联军互相策应的问题，“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的表述，证明这时毛泽东已在考虑为抗联部队补充干部、输送骨干。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洛川会议上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将“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③]作为全国军事总动员的九大任务之一。1938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军事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派杨成武担负“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 [④]的重任。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总部和朱德一直把联络东北抗日联军作为晋察冀根据地的主要任务之一。1938年5月14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傅钟联名致电聂荣臻、肖克、关向应转宋时轮和邓华，决定组建以宋时轮、邓华为司令员和政委的第四支队，受聂荣臻统一指挥，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与辽热一带义勇军呼应配合行动，以至联络传达党的统一战线政策”。[⑤]聂荣臻也一直关注联络东北抗日联军的工作，1939年1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聂荣臻指出：“冀东挺进游击，在去年青纱帐时出动，此乃党一定之计划，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并与东北义勇军打通，取得联系”。[⑥]并强调这是党中央的“战略决定”。[⑦]
与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全力联络东北抗日联军同时，抗联部队特别是以辽宁为主要活动区域的第一路军也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全力设法联络党中央和八路军部队，并坚决执行党中央全力牵制敌后的指示，主动出击，“‘抗日红军’威力震撼日寇关东军中枢，日酋动员了南满基地所有兵力，狼奔豕突，四出遏阻”。[⑧]1938年5月11日，杨靖宇还和魏拯民一起，主持了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决定：“为了和党中央、关内八路军取得联系，决定抽调人员补充第一军三师，加强三师力量，在适当时机再次进行西征”。[⑨]后因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叛变，西征计划被迫取消，但杨靖宇仍将“及时派人去关内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络，并获得指挥”[⑩]作为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的主要任务。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六届六中全会，大会分别向“聂荣臻司令”和晋察冀边区全体军民、向“东北抗日联军杨司令靖宇” [11]暨抗联全体同志发出致敬电，抗联致敬电传达了“八路军一个支队曾到冀东游击”[12]的信息，号召：“在东北各地的民族志士及全体同胞，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期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在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13]此电文于同年年底经过由周保中领导的吉东地下交通线传入东北，由陈翰章派人送交杨靖宇，杨靖宇又向魏拯民等抗联第一路军领导同志作了传达。这个致敬电和八路军已挺进冀东、直逼东北的信息，极大鼓舞了抗联战士的斗志，也使日本法西斯惊恐不已，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档案《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1938》记载：“特别是今年六月在华北威胁我后方部队，突然侵犯热河省西南部国境，扬言收复东北失地之共产党第八路军开展勇猛果敢之抗日游击战，意欲给我军招致相当之困扰。此项活动绝非仅为扰乱我军后方，而是基于企图与在东北地区之抗日势力东北党(军)密切联络，从而导致对在关内的所谓全民抗日战争有利，对此大致可以予以肯定。在此种情况下，在满东北党(军)作为在中国抗日战线上有力之外线势力而受到重视……从此次会议(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引者注)中中共党向在满东北党致电，鼓励继续长期抗战等情况，中共党不仅从未放弃其长期抗日之迷梦，还希望东北党(军)亦与之相策应，顽强且积极地开展抗日游击战，对此点乃不难预想，因而绝不能轻视其将来之动向”。[14]
1941年以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党中央更急于“开展东北(伪满)地区工作”、[15]恢复与东北抗日联军的组织联系，特别注意寻找由周保中领导的吉东地区党组织和抗联第二路军，并特别要求抗联与以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边区中央局联系，为此，1942年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我们三次派人到吉东，但还是未能在那里找到游击队，如果你们同他们有什么联系，请转告他们，让他们派人到晋察冀边区中央局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建立联系”。[16]
鉴于晋察冀边区紧邻东北，承担着联络抗联的主要任务，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定原领导晋察冀工作的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和陈云、康生一起，负责选拔干部派往东北，联络抗联和从事地下工作。随即，党中央又决定将设在延安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办公机关设在晋察冀，由晋察冀中央分局代管领导”，[17]并指示“要很好依靠晋察冀去做东北工作”。[18]设在晋察冀的东工委由程子华、刘仁、韩光任正副书记，其中韩光是抗联干部，曾先后担任以杨靖宇为师长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代政治部主任、以杨靖宇为总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等职，负责东工委日常工作。“任务是在东北建党，重新建设党的组织……也还要设法寻找东北抗联部队;发现过去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团员，并掌握他们的情况(但不得发生组织联系)等等……派到牡丹江、鸡西、鹤岗的同志，主要任务之一是寻找东北抗联部队活动地区和活动情况。他们曾回信给东委说，关于抗联一点消息也没有”。[19]
尽管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晋察冀边区和抗联部队竭尽全力，但终因日寇的严密封锁和抗联地下交通线主要负责人之一、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于1938年叛变投敌充当日本特务等原因，直到1945年9月，八路军和抗联部队才在收复东北的大反攻中胜利会师。在当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沈阳，已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首任书记的彭真和陈云一起，听取了周保中等抗联领导同志的汇报，接受了抗联教导旅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彭真动情地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十余年的历史中，最为艰苦的时期有三，第一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二是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20]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
二、培养关内东北抗日武装力量
自“九一八”沦陷时起，东北人民就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其中部分义勇军部队在失败后退入华北，“七七”抗战爆发后，东北军中一部分部队也拒绝南撤，留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对于这些部队，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一直视他们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力量，予以热情的支持和关怀。晋察冀边区作为直接策应东北抗日斗争的力量，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七七”抗战初期，在华北的原义勇军部队，以赵侗部最有影响，他原是东北义勇军邓铁梅、苗可秀部的干部，邓、苗相继牺牲后，赵侗和进步青年纪亭榭、高鹏等又在东北坚持斗争一个时期，入关后，他们又在北平地下党的协助下，再次组建“国民抗日军”，活动于平西一带，曾袭击德胜门外北平第二监狱，营救一批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以后就进山活动”，[21]部队中还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对这支部队，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极为重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他们提供了相当的待遇，期望他们在保卫华北、收复东北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1937年10月25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名报告毛泽东：“保定、卢沟桥以西，以门头沟为中心为另一分区。该区内的组织很好，群众武装极多，现在赵侗(原在东北领导过义勇军)领导之义勇军人枪五百余，内有我们强大的组织，可争取得。拟以赵为司令员，以现有之义勇军为基干部队。在晋察冀军区内再留一骑兵连，一干部连，四五个电台”。[22]在以后的斗争中，这支部队经过整编改造，锻炼成长为八路军的一部分，并参加了1945年收复东北失地的大反攻，纪亭榭、高鹏也都成长为优秀的东北干部，只有赵侗个人一直狂妄自大，“总想脱离我们，要‘独树一帜’，他同国民党拉上了关系……后来跑到重庆。国民党政府好不容易在敌后找到这样一个一心投靠它的人物，于是大肆吹嘘他，又是给他下‘委任状’，又是给他配电台、密码和各种新式武器，派他回华北来，同我们争地盘，搞摩擦，破坏我党建立的敌后根据地”。[23]最终于1940年在反共摩擦中被八路军一二零师击毙，可耻地被抗日历史洪流所淘汰。
赵侗的叛变和灭亡，是他个人自绝于抗日斗争、自绝于共产党八路军的关怀培养、自绝于东北人民抗日复土斗争的结果，与他相反，更多在华北坚持斗争的东北志士，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关怀教育下、在晋察冀这片热土上，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抗争，吕正操就是其中最为卓越的代表。1937年10月，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吕正操率所部东北军53军第691团留在华北敌后，组建人民自卫军，聂荣臻得知后，立即派人与之联系，“为了把这支部队训练成八路军式的坚强队伍，我提出了调人民自卫军主力到平汉路西整训的建议，得到各方面的一致赞同”。[24]经过整训，人民自卫军学习了八路军的传统、作风和组织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政权的经验，“成为具有人民军队基本素质的一支新型部队”。[25]后于1938年正式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吕正操任司令员，在聂荣臻和贺龙的领导下，成为开辟冀中根据地的主力军，1945年参加收复东北失地的对日大反攻，实现了“打回老家去”的夙愿。
三、建立冀热辽根据地
冀热辽根据地是晋察冀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战胜利时东北境内唯一的抗日根据地。冀热辽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是晋察冀边区对东北抗日斗争做出的重要贡献。
早在长征胜利、中共中央刚刚到达陕北时，党中央就从中国革命已“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26]这一历史高度，通盘考虑了东北与华北抗日斗争的战略协同问题。1935年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立了红一方面军东征，争取在山西、察哈尔、绥远直接对日作战、同时加紧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挥其战略作用的基本方针。“七七”抗战后，山西很快成为华北抗战的主战场，在部署华北地区的抗战格局时，毛泽东再次考虑到了东北。9月25日，在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林彪的电报中，毛泽东提出了以国共军事合作为基础，在八路军领导下，巩固华北、挺进东北的宏大战略构想，以期“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27]终因国民党华北正面战场迅速溃败而未实现。此后，毛泽东全力部署创建冀热辽根据地。1938年2月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军事报告时指出：“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龙山(即雾灵山——引者注)一带，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第二天，毛泽东又电告朱德、彭德怀并告刘少奇、杨尚昆、周恩来和叶剑英，部署开辟冀热辽根据地、相机挺进东北的工作，提出了建立雾龙山抗日根据地的设想，并准备选派高级领导人和东北干部来此工作。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总部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迅速拟定了具体作战计划。1938年2月10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聂荣臻，责成他“立即准备派一精干游击支队一千五百人左右，由杨成武或邓华择一人为指挥员，另选得力政治委员，并配足其他干部及交通器材，准备在二十号以前向承德、北平、山海关之间出动，创造根据地，扩大本身。所需干部暂由你处抽派……选派之部队必须有深入的政治动员及统一战线政策深入的了解”。[28]5月14日，在关于成立第四纵队开辟冀热察根据地的指示中，朱德等又指出：“该纵队任务：进据冀东、热南、察东北创造抗日根据地，用一切努力争取伪军反正及瓦解，扩大本身，及与辽热一带义勇军呼应配合行动，以至联络传达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及配合津浦、平汉各路作战。为顺利完成上述总的任务，首先应以怀柔、密云、平谷、三河、顺义为中，发动与组织群众，向平绥与北宁路发展”。
自1938年6月起，晋察冀军区所属八路军正式出关作战，6月17日至23日，八路军在兴隆县城首战中歼敌近700人，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惊恐悲鸣：“治安已处于一刻不容偷安之状态”。[29]7月底，承(德)兴(隆)平(泉)联合县政府成立，这是八路军在伪满境内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2月11日，毛泽东亲笔起草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冀热察挺进军战略任务的指示，责成晋察冀根据地特别是挺进军“确保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直至热河山海关，并准备将来再向辽宁前进”。[30]此后，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下，冀热辽根据地军民与日伪浴血奋战，使根据地截至抗战胜利时已发展到辽西绥中地区一带，建立了15个联合县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5月8日，在《对冀热边进行长期战争的指示》中，彭德怀高度评价了冀热辽根据地的斗争，誉之为：“这不仅对平西冀中抗日根据地有实际配合作用，而且对东北人民与义勇军给予很大鼓舞，同时也给了平津及东北敌伪以威胁，当会引起敌伪以严重的注意”。[31]
四、大反攻挺进东北
随着抗日战争全面反攻即将到来，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东北工作。1944年9月4日，党中央向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发出由彭真起草的电报，指示：“满洲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未来中国之局面至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32] 1945年5月3日，在“七大”发言中，彭真分析了东北抗日斗争的状况和任务，充分肯定了以周保中为首的吉东地区抗联部队(即抗联第二路军)的斗争，指出这是东北地区可以开辟游击战争的有力证明。彭真指出：[33]
东北四省沦陷区。在这些地区，敌人不仅统治着城市与交通要道，拥有点和线，而且统治着广大的乡村，拥有广阔的面。虽然在吉东等处还有极少数的义勇军，但力量与活动区域都还很小，还远没有可能造成包围城市的局面。在这些沦陷区里，我们不仅要加紧在城市与交通要道中进行工作，而且应该在一切可能开辟游击战争(小部义勇军和成股的土匪之存在，证明这是可能的)或能够配合我军与盟军进攻的乡村中，积极地进行地下工作，积极地组织地下军，并且广泛地开展伪军工作。在这些地区，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城市产业中心、交通要道和乡村中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地带以及伪军中。现在我们还没有力量和条件，因而也不可能普遍在乡村中开展工作。
1945年6月27日，冀热辽根据地打响了关内主力部队挺进东北的前哨战。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晋察冀军区抽调了八个团又一个营的兵力和包括4名地委书记在内的2000多名地方干部，以冀热辽根据地为前进基地，分三路全力挺进东北，“协同东北抗日联军，同其他兄弟军区部队一起，配合苏联红军对日伪军作战，迅速占领东北地区，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基础上，扩大人民武装，建立人民政权”。[34]仅在山海关战斗中，就歼灭日伪军千余人。挺进东北腹地后，晋察冀军区部队和其他主力部队一起，得到了以周保中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有力配合。当时在长春广播电台工作的抗联老战士王一知回忆说：“9月10日，进驻沈阳的抗联负责人冯仲云同志电告保中：‘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的先头部队曾克林已率3000人进驻沈阳’。这一特大喜讯，真是振奋人心!保中一面找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求助飞机，载送八路军的同志去延安向中央联系、汇报，一面又命令我撰写报道，通过长春广播电台火速播出八路军出关的消息，并赶写鼓舞斗志的评论文章，宣传我党中央的英明伟大，突出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位和作用，号召人民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军，肃清敌伪残余，为争取祖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斗争。解放后，我见到李运昌同志，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党中央当时真英明，命令我们抢先一步占了东北，意义实在深远。当时，抗联的同志们又一广播，结果，每天到我部队来参军的青壮年成千上万’”。[35]
1945年10月31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已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的原抗联部队一起，统一整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11月4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增兵东北之部署》的电文，决定“任林彪为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肖劲光、李运昌、周保中(义勇军领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副司令，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委，统率东北全军，部署作战”。[36]在东北我军8位主要领导成员中，曾在晋察冀战斗的同志占一半。原在晋察冀工作的东北干部也全部重返东北，韩光成为大连地区的主要负责人。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光复东北的人民军队、砸碎日寇枷锁的东北人民，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解放战争的征途。聂荣臻在抗战烽火中手书的豪迈誓言：“旌旗指向长白山、凯歌高奏鸭绿江”，[37]最终成为晋察冀军民血战迎来的事实。
[①]转引自《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 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 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 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 50页。
[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 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163页。
[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 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
[⑦]《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 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
[⑧]《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政协通化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 第24辑，1988年版，第11页。
[⑨]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
[⑩]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3页。
[11]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1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2页。
[13]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32页。
[14]吉林省档案馆编译：《东北抗日运动概况(1938—1942)》，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15]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 陆毅主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页。
[17]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 陆毅主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18]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 陆毅主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19]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 陆毅主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页。
[20]转引自郑万兴译：《金日成回忆录 与世纪同行》(7-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21]《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页。
[22]《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 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49、50页。
[23]《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页。
[24]《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12页。
[25]《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页。
[2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28]《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 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29]吉林省档案馆编译：《东北抗日运动概况(1938—1942)》，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3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页。
[31]转引自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536页。
[32]编写组：《彭真传》，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页。
[33]《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0页。
[34]《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476、477页。
[35]中共吉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郭红婴主编：《回忆周保中》，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177页。
[36]《毛泽东文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37]《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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