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里，有一段比较深该的印象，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上半期，我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独自沿着公路去公社医院看母亲，我只知道母亲住到了医院里，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半路上，碰到了从医院赶回来的小姑，她见我一个人在路上走，因担心我的安全，还把我训斥了一顿，又把我领回了家。后来大了，我才知道那次母亲住院是做结扎手术，村里在医院做这个手术的还有不少的妇女。
毛泽东时代就进行计划生育了。
一些年轻人听了往往很不相信，毛泽东不是鼓励生育嘛，“人多力量大”是毛主席亲口说的嘛，“错批一个人，误增三个亿”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嘛。前几天我在一家论坛上还跟人为这个事争论了好长时间，甚至一些平时对毛泽东持肯定态度的人也认为我说的不靠谱，他们十分肯定地说毛泽东时代奖励多生多育，生十个孩子政府就授予“英雄母亲”荣誉，发光荣牌，还可以上北京接受表彰，说的有鼻子有眼，俨然真的一样。
可是，毛泽东时代真的是进行计划生育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计划生育”这个词，还是毛泽东叫响的呢。毛泽东对人口要进行计划生育的思想，其实也是由来已久的，例如1919年12月1日，他在《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信中表达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怀疑时说：“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饭;(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瘦均一;或是(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于免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的。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德谟克西拉的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长期战乱、贫穷、疾病、饥荒等原因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困苦悲惨，死亡率出奇的高，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其惨景触目惊心，拿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一书的描述是：“中国有一半的人不到三十岁就死。亚洲每个地方的生活都浸染着一些惊人的必然遭遇——饥饿、屈辱和暴力，不论战时或平时，荒年或丰年，公路上或城市的街道上横陈着人的尸体是很普通的事情。在上海，早晨在工厂门口收拾童工的尸首成为例行公事。”因此，中国人口长期处于增长停滞的状态，一直保持在四亿附近。新的国家需要建设，要建设就需要有人力，所以，毛泽东在1949年9月16日批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人口太多导致了中国革命的谬论时说：“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这里，毛泽东的人口众多是一件好事的观点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符合的，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结束后都需要休养生息，都需要人口的增长来恢复国家的元气。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局稳定，战乱消除，经济好转，加上国家大力普及以预防为主的医疗卫生保健，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实现了快速增长。至1955年，中国人口突破6亿。面对新的人口形势，毛泽东对人口生育进行计划的思想也应运而生。
1955年3月1日，党中央在批转中央卫生部党组的报告中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个重大政策性问题。”
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指出：“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1200万到1500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节育。”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他在会议上还讲到了计划生育的问题：“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我看人类对自己最不会管理，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我今天不着重谈节育问题，因为我们邵力子先生是个专门的名家，他是大学专科毕业的，比我高明。还有我们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这是一种假设，就是讲有一个时期，比如讲条件没有具备，无非是粮食、衣服、房子、教育等等，现在一年生一千多万，你要它不增，很难讲，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嘛!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咯!在这方面这个人类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研究。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那天我讲了，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想出办法来，人类总而言之是要控制自己就是了，有的时候使它能够增加一点，有的时候停顿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老讲得好，今天讲的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以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说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但这个问题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有一些办法。人民会不会有这个要求，还是我们主观的，人民是要求这个东西的，不是每个人要求，而是很多人要求，比如农民要求这个，人口太多了的家庭，他要求节育。城市里头农村里头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公开提出“计划生育”这一概念。
1957年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又组织了包括马寅初在内的16位民主人士发言，马寅初的发言主要针对毛泽东关于实行计划生育的讲话部分，他表示拥护毛泽东计划生育的观点。后来经常有人所津津乐道的“马寅初中南海向毛泽东谏言”的说法，都来源于此。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有关计划生育的讲话之后，“计划生育”的提法开始在全国流行，马寅初的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文章以及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新人口论》，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马寅初的人口观点与毛泽东的人口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而且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哪里来的“谏言”之说?而所谓的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说法自然也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了。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对于计划生育，他说：“人口节育，要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计划，不然人口达到八亿再搞就晚了，初步达到计划生育。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主张中学增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计划生育问题说：“除四害，也是要求几年试点，大概要三年试点，五年突击，两年扫尾，十二年已经过去了两年，还剩下十年。如果在这个方面搞出一点成绩来，人民的心理状态会变的。如果这个事情搞起来了，节制生育我看就有希望了。我看节制生育也是几年试点，几年突出，几年扫尾。这个事情也可以经过大辩论。除四害要搞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在农村里头，在城市里头，究竟灭不灭得了苍蝇、蚊子、老鼠?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不对的，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没有信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不想搞这个事，那也当然没有信心。我们是想搞社会主义，我看是完全有希望的，包括灭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包括扫盲，包括有计划的生育，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四十条里头有好多事情。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还有文教计划。”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怕人多，有人怕没有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时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象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邵先生六道讲得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象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化那样。”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就人口问题说：“要破处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该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1960年4月，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列出了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条款，规定：“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与英国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就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进行交谈时说：“粮食增长快于人口增长，而且我们也在控制人口的增长。”
1964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指出：“我们提倡计划生育。这方面工作在城市收效比较大，特别是学校、工厂、机关里的青年承认晚婚好，并且愿意结婚后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可以做到的，但是需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并且需要时间。二十世纪内，如果能使中国人口净增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那就太好了。现在，日本已经实现了这个指标。”
1965年1月9日 毛泽东在回答美国作家斯诺关于“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的提问时说：“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的口服避孕药品。”
1965年8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卫生部负责人钱信忠时谈到：“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1965年8月2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中国人口在二十世纪末生育率能降下来，皆大欢喜，最好避孕器械、药品不要收费，当然不是从明天起就不收费了。最好是口服药，省事。要说服农民晚婚，他们是要解决劳动力的，所以对晚婚和少生孩子不容易想通。避孕是个战略思想，要同备战、备荒和科学试验结合起来，争取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到百分之一，争取二三十年内做到，要做长期工作。”
1969年3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的报告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结婚的人多了，生孩子的多了，要计划生育，要节育。这件事毛主席至少讲过三次。一次是订一五计划的时候，一次是大跃进的时候，一次是订三五计划的时候。总之，八亿人口快要到了，节育工作一定要抓好。”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有一段交谈：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要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与卫生部负责人谈话时说：“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避孕药物、器械这些东西，免费提供，挨家送，因为人家不好意思来领嘛。人体的八大系统都要研究，包括男女关系这种事情。要编成小册子，挨家送。不然，人家不好意思啊。”
1974年底，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一方面与整个世界人口的增长期相吻合，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结束了百年乱世，人民实现了安居乐业，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与时同时，毛泽东时代并没有放任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是开创性地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计划生育，因此，尽管中国人口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翻番增长，但又不是过度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满足了人口增长的需要，最有说服力的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提高到了65岁。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新中国没有象西方一些人所预测的那样将会被人口增长击垮，反而成功地解决了人口问题，这有赖于毛泽东“革命+生产+计划生育”的战略思想。在毛泽东人口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计划生育的架构一步步建立起来。
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
1959年，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织关于节制生育问题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人民生活的又一项重大政策的问题。”
1962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对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应当严格加以控制。”
1962年，国务院根据毛泽东1957年关于计划生育的设想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
1964年1月15日，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兼任委员会的领导工作。5月21日，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财政部、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计划生育指出财务管理的几项规定》，节育费用全部由财政负担。
1965年2月21日，毛泽东在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说：“计划生育工作应先搞城市，农村要有重点地结合社教工作来搞，避免强迫命令、要求太急等。由计划生育办公室搞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加强领导，技术指导工作卫生部门要搞好。”
1971年，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中央提出了人口控制规划，举办了十三省、市计划生育学习班，总结经验，积极推广。
1972年，国务院发文件正式指出：“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要求妇女不要“早、密、多”生育子女。
1973年，国务院和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卫生部门设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县以下各级开始设立计划生育办公室或有分管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从1973年开始，人口发展列为国民经济计划。在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正式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 ”
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
1976年12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
由于实施了有效的计划生育措施，中国人口的增长势头逐渐慢了下来，1977年净增人口从1971年的1950多万减少到1100万，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11.3%。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减少了3.1个千分点。
历史的事实无可争辩的证明了毛泽东时代实施了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而那个流毒甚广的“错批一个人，多增3个亿”又是怎么回事呢?事实是，1958年-1960年掀起对马寅初批判的是当时由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主要针对的是马寅初的政治立场，而与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毫不相干。马寅初下战书的标题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双方在《光明日报》、《新建设》、《北京大学学报》等舆论阵地上唇枪舌剑，争论不休。而这场旷日持久的所谓批判主要在学术刊物上进行，党报党刊自始至终未参与其中，由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未发表一篇批判文章。在这场批判与反批判期间，党报党刊宣传计划生育和介绍计划生育先进典型的文章一直都没有间断，马寅初的社会活动也未受到影响，他频繁出席各大会议，包括毛泽东召集的小型会议，1959年4月换届会议上仍旧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并兼任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又何曾在计划生育问题上批判过马寅初呢?又哪里来的“错批一个人，多增3个亿”?早在马寅初之前，政国院政务委员邵力子于1950年就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1954年9月，邵力子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言强调了节制生育和传播避孕知识，党报《人民日报》还进行了刊登。1955年7月，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提出了人口控制理论。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以《新人口论》为题发表了马寅初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关于人口控制的发言。对于邵力子和马寅初的人口观点，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及外交等多种场合，屡次表示了肯定并推介。新中国出现两次生育高峰，第一次为1952年至1957年，在马寅初遭批判之前;马寅初遭批判后几年，中国人口是负增长;第二次为1962年至1967年，国家已明确支持节育，并采取了相应的计划生育措施，与批马寅初也无关联。1958年，我国人口6.59亿;1979年，我国人口9.69亿。期间人口增加3.1亿，这种增长是正常的增长，把这种增长与错批马寅初联系起来是简单而粗暴的，是经不起推敲和实践检验的，而把正常的人口增长一律称之为“误增”，也缺少了对人的基本尊重。从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文章至今已近40年，谬种依然广为流传，它已成为抹黑毛泽东的一滩泥污，在许多人的思想里，这俨然成了一个既定事实，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枉顾事实的彻头彻尾的谎言。
毛泽东是计划生育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我们从毛泽东的人口思想里，能够读出他对中国传统生育观的尊重，他对传统风俗的尊重，他对人性的尊重，他把计划生育与国家的长远规划结合起来，与社会宣传结合起来，通过广泛宣传来实现人民生育观的改变，将计划生育化为人民的一种自觉行动。50年代，是计划生育开始宣传的阶段;60年代，是计划生育开始试行的阶段;70年代，是计划生育开始推行的阶段。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推行计划生育的时代，是计划生育从无到有的阶段，是计划生育开始深入人心的阶段，是构筑人类历史上最人性化的计划生育框架的时代，这在中国这个“多子多福”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无疑是一件居功至伟的创举。
“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这是毛泽东于1957年2月14日接见学联委员时说的一句话，这是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的辩证法。因为有好处，所以人口要增长;因为有坏处，所以人口要节育。毛泽东在这个好与坏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他要找的是一条人口存量与增量、人口数量与质量最有利于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人口发展道路。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谬论已经传的太久了，该让它有个去处了，让它去哪里好呢?就让它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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