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经授权刊发，注释从略，原题：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
1963年5月10日,毛泽东就中共东北局与河南省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作出批示: “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最高指示”的倡导之下， “四史”运动热潮迅即席卷全国，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大业之一” 、“历史科学中的一项革命”。经各级党委的组织发动，亿万人或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时说：“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等于放屁。”如此激烈的言词，对史学界之冲击力可想而知。邵循正、吴晗、张岂之、胡华、彭明、戴逸等学人纷纷撰文阐发这一史学研究的新路向，各地历史学会开会讨论编写“四史”之方法；各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各高校历史系亦积极响应。不少青年学子以写“四史”为“时尚”而奔趋。与1958年旋起旋灭的“新民歌运动”相较，“四史”运动内蕴更为丰富、复杂，且持续时间相当长，在文革中也并未完全中辍，至1980年代初仍可见其流风余响。
时过境迁之后，曾经极一时之盛的“四史”运动已被遗忘，国内各类史学史著述对此甚少关注。适成对照的是，国外学者予“四史”运动以相当高的评价。如利萨.皮蒂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伟大的‘四史’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诉说他们的生活史”。高家龙指出：“‘四史运动’中，中国历史学家精心编纂出版了数量众多的中文档案汇编，其中不乏可谓迄今最具有启示性的内部材料。”阿里夫.德里克和劳伦斯.施奈德在总结中国自建国至文革的史学时，将“四史”运动视作为数不多的亮色而着力阐发：“在60年代的‘四史运动’收集了大量人民经历的资料。如果历史学没有‘革命’，历史学家将可能永远丧失这些资料，他们总有一天会明智地利用这些数据资料的”。
经过数十年的历史沉淀，“四史”运动已然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笔者无意对“四史”运动作出整体定性或评价，而试图将关注焦点回归到当时的语境，去考察置身其中的专业史家如何看待、如何因应，并曾做出哪些努力，以期从专业学人的角度对这一史学发展的独特形态做出初步探讨。
一
“四史”运动虽然得名于1963年毛泽东的批示，实则渊源于1958年大跃进语境中由文学界首倡的编写工厂史、公社史，史学界亦迅速应和，厂史、社史编纂一时蔚成热潮。在“史学革命”中充当主角的高校历史系年青学生，纷纷投笔而起，走向工厂、矿山、农村进行历史调查，成为写史运动的生力军。1958年9月，近代史所在听取北大、北师大关于写厂史、社史的报告后，受到很大触动，决定“下厂下乡写劳动人民史”。
“大跃进”的狂热在严酷现实面前不得不趋于降温，厂矿史、公社史编写运动亦随之情绪低落。1965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讨论时对此深为不满：“前几年，大家曾联系实际做了一些工作，编写了一些公社史、厂矿史、铁路史，眼界开阔了，道路也宽广了。后来由于没有认真地坚持这个方向，他们重又回到书本、古人的老路上去，虽也辛辛苦苦，却冷冷清清，天地也越来越小了”。
1963年5月毛泽东的批示，在厂史、社史基础上加上村史、家史，作为推动“四清”运动、进行阶级教育与革命传统教育的工具，全民写史运动在领袖的强力推动下东山再起。在全民写史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之时，“史学工更是责无旁贷，必须以满腔的热情投入这个运动，作人民的‘史官’”；更有甚者，将对待“四史运动”的态度上升到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高度。“四史”运动由最高领袖倡导、各级党委自上而下层层组织发动，被当时强势单一的意识形态内容所左右。然而，落实到专业史家的理解与实践层面，情况则较为复杂。总体说来，虽有著名史家撰文阐发“四史”运动之意义，也有相当数量受过史学专业训练者-尤其是年青学人在时风影响之下编写“四史”，但与1958年文艺界对“新民歌运动”的狂热拥抱、虔诚参与的情况相比，史学界对“四史”运动的反应则多了几分理性与冷静。当时有人甚至认为：不少史家对“四史”“所持的态度是暧昧的，甚至是抵触的”。总体说来，专业史家公开表态应和者不少，却大多从促进史学研究角度着眼，取向未必与“四史”运动之初衷合辙；身体力行者亦力图探索新的体例形式，以体现“史”的特点，与非专业者编写的文艺性“四史”有别。
翦伯赞最早做出表态。1958北大学生完成《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书稿，时在青岛养病的翦伯赞热心审阅，并为之作序，盛赞学生此举“标志着历史学的新方向、新道路。它们替历史学开辟了无限广阔的新天地，粉碎了资产阶级史学家散布的‘历史无用论’”。翦氏此前不久在北大“双反”运动中受批判并做思想检查；“史学革命”中又被当作“白旗”受攻击。作此序亦有对学生的“革命”积极性善加引导之意。郭沫若的态度则更为谨慎。“工矿史、公社史，由什么人来写比较合适呢？我看可由各个单位自己来搞。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他们完全有力量来搞。但也无妨由从事历史研究的专业干部选择几个重点单位，下去帮助他们搞。历史专业干部下去，用较多的时间，比方三年左右，帮助工农群众写各该单位的发展史，这是值得提倡的。”
由于“四史”运动本身具有模糊、丰富的内涵，专业史家在为之提供理论支持时，有意无意间将毛泽东 “四史”运动之进行“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直接政治功利目的置于一边，而着力挖掘、阐发编写“四史”对于史学研究的正面因素。其一，从史料搜集整理方面着眼。邵循正着重指出：“由于编写村史的需要，就必须要把解放以来党领导的历次运动的资料，如土地革命、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合作化、公社化各个时期的文字资料加以搜集和整理。这些资料对农村工作本身有着重要意义，对近代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历史资料” 。吴晗亦着眼于史料搜集，指出：“劳动人民自己直接留下的文字史料是很少，甚至没有。但是他们破过产、卖过田地房屋、借过债、租佃过地主富农的田地、卖过妻室儿女以至自身、送过儿子当雇佣或学徒，这些卖、借、租佃、被雇佣，都可能立下契约或字据，交给地主、富农、债主、雇主、业主。……这类文书，应当成为劳动人民的村史和家史中的好史料”。也有史家强调 “四史”编写与社会历史调查、口述访谈之关联，因“四史”本身缺少文字资料，大量资料深藏在群众的记忆和口碑中，因而“更主要的材料来源是通过访问来的。”
其二，强调“四史”与编纂地方志、地方史的联系。吴晗明确指出，“四史”从形式上看，“是属于地方志范畴的” 。彭明着重强调， “四史”是编纂全面、系统的新县志、省志之基础。黎澍十分赞成毛泽东同志关于撰写四史的指示，在他看来，“四史”主要着眼于基层农村，因而实质等同于地方史志。黎澍于1965年在甘肃参加“四清”时，主持编写张掖史。“张掖史的编撰，古代部分因当地图书资料有限，写得比较简单。当代部分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大跃进，有许多原始的档案材料，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档案中，保存了许许多多关于饥饿、抢劫、社会动乱等令人非常悲痛的记录。”其关注点自然与“四史”倡导者“忆苦思甜”之初衷大相径庭。白寿彝在1965年面对变幻不定的形势，曾一度打算带领其学生到山西运城调查和编写池盐史，希望找到一条既搞了历史科学，又不违背当时形势要求的途径，可谓用心良苦。而来新夏亦由“四史”运动而走上编写地方志之路，1960年代初，他在“四史”热潮中参与河北省《丰润县志》（霸县）、《东台山志》（盐山）和《南阡志》等志书的编写工作。期间还应倡导修志工作的梁寒冰嘱托，拟定编志草案，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编写社会主义新志书的工作。但由于志书包罗社会各个方面，“当然被视为应加批判的对象，”人为干扰使尚处萌芽状态的修志工作遂告搁浅。
其三，将编纂“四史”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工作和必要前提。在他们的认知中，一方面，“四史”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基层，与中国近现代史、国史在时间界限上接近甚至重合，因而理应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微观单位，按照结构学原理，没有局部就没有整体，“四史”、地方史、中国近现代史遂构成微观-中观-宏观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如此一来，编写“四史”就可以“为中国现代史、革命史、党史以及经济史、文化史等，提供极为丰富而确凿的史料纪录”； “为今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四史”的研究对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部村史即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胡绳撰文指出：研究一个工厂，“详细地占有资料，认真地进行科学分析”，即可“由解剖一个‘麻雀’而说明许多‘麻雀’”。陈匡时亦论证道：“一户贫农、一个村落和一个大队，大至一个公社和工厂的社会历史调查，了解其发展过程和阶级斗争面貌，虽然只能是旧中国一个点的苦难和斗争史，或是反映了解放后一个方面的建设情况，但我们从这些部分里都可以窥见新、旧社会斗争的缩影。历史科学工通过这样解剖麻雀式的社会历史调查，对于历史上和当前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和特征都能有一个比较切实的了解”。总而言之，“四史”能够“提供大量的近百年史特别是现代革命斗争史方面的各种专题的最有价值、最为翔实的包括活人活事的第一手资料，这就为我们近百年史研究工作进行分析综合打下基础。”
其四，倡导专业史家编写通俗历史读物，向农民普及历史知识。此一提议始于戴逸，1965年戴逸撰写的《写群众的历史，为群众写历史》一文，几乎同时以“夏芗”为笔名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2日）、《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史学月刊》（1965年第9期）。此文针对专业史学工，虽也论述“四史”，但意在强调：农民历史知识贫乏，且充满谬误与不健康的东西，专业史家必须深入农村基层，编写通俗历史读物，通过历史教育，清除农民思想中不健康的因素，以占领农村思想阵地。张岂之亦强调，应以生动活泼的形式，编写一套有关中国历史的基本通俗读物，以满足农民对于历史知识的需求。戴、张之提议与此前“四史”运动之意涵有微妙出入：此前呼吁专业学者去农村编写“四史”，强调的是得到思想上的改造，接受革命教育，“向广大群众创作的大量丰富的史稿求教”，“向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科学中的实践成果讨教”；戴、张二人侧重的却是史家通过通俗历史教育以启农民之蒙昧。
二
“四史”作为一项“革命性的创造”，究竟归属于“文”还是“史”，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二者如何摆放，以何者为本位，提倡者对此莫衷一是，并形成“四史”编纂中“文艺笔法”与“史学笔法”两种不同的路向。应该承认，“史”与“文”的区分并非壁垒分明，在不损害历史真实、不损害“历史”的主导性质前提下，让“史”与“文”适度联姻，是古代史学的传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史记》纳入广义的文学范围，以“史传”作为一种文体辟专章论述。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语，指明了《史记》文史结合的特质。参与工厂史编写的作家韦君宜即援《史记》之例，为偏重文学性的“四史”作品辩护。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才诞生的。19世纪后半页科学主义占据主导，文学与历史的学科界限就在这种文化历史语境中逐步形成。由“文史不分”到“文史分辙”，自有其历史合理性，正如范文澜所指出：“近代文史分家是应该的，因为文史各有广泛的领域，二者不可得兼，只好舍一而取一” 。
在文艺工看来，“四史”“并非历史科学范畴的著作，而是文艺性的作品”，因而使用文学笔法无可非议。受“文史分辙”观念的影响，史家强调“四史”须以“史”为本位，“顾名思义，‘四史’是‘史’，基本上是属于科学范畴，应该严格要求它的真实性。”也有人取折衷的方法，文艺形式与史学体裁应“共存共荣，不必去强求一致”，而“对史学工说来，自然以写史学体裁为宜。” “四史”运动中，农村中粗识文墨者、作家、记者、编辑等非史学专业者领一时风骚，受过史学专业训练者反而在某种程度充当了配角。究其原因有二：一则非史学专业者多以文学笔法写“四史”，夸张失真之处在所难免，但却更能契合当时“左”的社会政治氛围，更易满足政治宣传之需要，自然也就更受出版社的青睐；史学工心中却终归保有“史”的戒律，欲反映历史真实则不免与意识形态的要求相扞格。二则偏于文学性的“四史”，读来生动形象，有相当强烈的感染力，为知识水平普遍不高的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史学笔法的“四史”，则被目为太过平实难以符合工农的欣赏口味。韦君宜参与编写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厂史《北方的红星》，初稿资料丰富翔实，“有些象写得详细的历史书”，结果一些老工人“说它‘抓不住 人’”，“党委的同志读了也说：‘恐怕群众不爱读’”。只得重写，以增强文学性。陈华中在1964年中国近代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揭示了史家在“四史”编写中的困境：北京市委从高校历史系调人搞工厂史，一些人不情愿参与，“历史学家认为厂史不是历史，是文学虚构。这是应由史学家负责的，因为史学家不愿去干，文学家去写当然角度不同，出版界的要求又是一个方面：故事性如何，读者能有多少。”
史学自有史学的标准，外行的涂鸦之作自然难入专业学人的法眼。在专业史家看来，当时公开出版的大量“四史”著述中的相当部分，因其文学笔法而难登大雅之堂。他们批评苏联工厂史“搞得成了广告性的东西，让几个人编一编，写一写，没什么大价值”，中国的厂史、社史也“有些是文艺性的，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有些‘玄’”。1965年7月《历史研究》编辑部派人对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及各高校调查专业史学工对“四史”等问题的看法。史家大多皆抽象肯定“四史”之重要，但对其具体实践中的作法表示怀疑、不满。如贺昌群表示，搞四史诚然重要，“但报纸上所发表的报告文学式的写法我认为不能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著作流传下去。因为这样没有通过什么研究，如果说用历史材料也只是浮在表面的一些，并没有经过澄清和锤炼”，“要想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和编写出好的四史，就要把它搞得不但对广大群众有阶级教育的作用，而且对研究工来说也要使他们感到有用处”；汪篯尖锐指出：目前的“四史”仍停留在“小人书”和“群众文艺”阶段，史学界参与“四史”运动，“还需悬个高标准作为努力方向”。其他如白寿彝、夏康农、张传玺等人对既有“四史”的作法均持保留态度。
专业史家试图通过对“四史”的编纂体例提出规范性意见，并将其引入真正意义的“历史”编纂之轨道。时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对“四史”倾注了相当多心力，连续在《前线》发表3篇相关文章，并召集北京历史学会举行村史座谈会。他一再强调：“必须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处理处叙述的人和事，绝对不许浮夸，也不许可掩饰。”“用写文艺作品的方法来写历史，是不可以的”。“要实事求是地写真人真事，而不要有所虚构、夸张，搞得人也不真，事也不真，取消了历史”。此后文革风暴骤起，吴晗成为祭品，他在这几篇文章中对“四史”运动发表的意见成为一大罪状，被攻击为“‘三家村’黑帮”对编写“四史”散布“迷尘毒雾”、“射向编写‘四史’的两支毒箭”。
胡华对体例的设计更为具体：“除家史外，凡是写一个单位（厂、社、村、街）历史的，应该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是该单位的概况，包括沿革、发展的大事记、生产和人文的现状等。在村、社、街史中，还应该有自然环境、经济条件、民情风俗的特点等等的记载。第二部分是主体部分，着重写阶级斗争的历史，也要写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历史。”“第三部分，可以列上本单位一些有代表性的劳动人民的家史和人物传记，也可以附上少数有代表性的反动剥削者的罪恶史或传记，使正面反面形成鲜明对照。还需要尽可能地附上一些本单位有价值的历史档案材料和文物材料（或附一个目录），以便印证。” “所写的必须是信史，要做到事必有据、言皆有征，不可虚构、捏合，不能凭作家的想象。因为这是写真人真事的历史，必须真实、准确，在这一点上和文艺创作是有所不同的”。曾积极参与“四史”的调查与编写的北大青年教师杨立文亦强调，“四史”既然是“史”，“对于所有调查访问的材料，都必须加以严格的审核，认真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
编写“四史”成为全民运动一发而不可遏，由于缺乏规范而乱象滋生，专业史家的理性呼吁亦引起一些人的反思。因主持编写《北京四史丛书》而出名的北京市委宣传部干部李世凯，1965年10月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长文对既有“四史”进行纠偏。他批评不少已有的“四史”著述，“满篇是血泪的控诉，是讨饭、扛活、逃荒的细节描写”，显得公式化。“‘四史’和‘报告文学’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二者对美学的要求各异，更重要的是一个属于历史的范畴，一个属于文学的范畴”。“‘四史’既然是‘史’，那么，除了必须强调史实的真实，不容任意夸张虚构以外，还必须十分注意使它具有尽可能充实的史料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它的教育作用，提高它在近代史、现代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这后一点，目前似乎还没有得到‘四史’编写者应有的重视”，因而“目前是到了强调‘四史’的史料性的时候了”，“否则便会失去其存在的特点”。
三
对于以近乎报告文学的方式编写“四史”的流行作法，专业史家大多难以认同；但真正从历史科学角度来研究、编写“四史”，无既有范例可循，更无典范性的著作可资参考，提倡“四史”甚力者如戴逸亦承认：如何写“四史”，“目前还没摸索出门径”。因而探索新路至为不易。《历史研究》作为权威史学刊物，有意在引领“四史”编写方向上有所作为。1965年第3期刊载由刊物编辑张允侯撰写的家史《苦难的岁月-一个妇女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此文就是《历史研究》编辑部所树立的一个“四史”范本。它与此前大量文学性“四史”作品迥然不同，运用“史”的笔法，体现历史的风格，还希望有可读性。此文注释规范，与严谨的学术论文并无二致；虽然是写家史，却较多述及大的历史背景，试图从个人回忆中反映时代面貌。虽然整体上仍体现了忆苦思甜的宗旨和逻辑，但在撰写体例与风格上确实作了新的探索。此后，何重仁让编辑曾业英以张允侯之文为样板，再写一篇“四史”论文。据曾业英先生回忆：“我写的那个主人翁叫郝振国。是门头沟矿务局一个老矿工。接受任务后我就到矿区搜集素材，……初稿已经写成，如果文革不发生，应该半年后就会在历史研究发表。……我还找了当时关于煤矿的历史记载，力图反映当时的历史面目，增加学术性，避免写成回忆录。”
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作为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1958年编写《嵖岈山人民公社史》颇有热情，并曾于是年10月向全国各地基层单位去函，要求提供“有关人民公社和建国以来的历史资料”；在1965年之后的“四史”热潮中却有心而无力，并无多少实际作为。深具典型意义。大约1966年春，近代史所成立“四史”研究组，任命研究工人运动、党龄长资格老的曲跻武为组长，将原来现代史组的成员，加上1964年进所的大部分青年都编入“四史组”。在“四史”运动中，近代史所自然众皆属目，近代史所成立“四史组”有为全国示范之意味。但据曲跻武先生回忆，“四史”研究组有名无实，并未组织进行过任何活动，他之任四史组组长亦徒具空名，是1965年他去河南信阳搞“四清”期间范老背后给予他的一个名义，“是一种挽留人的办法”。而据张振鹍、曾业英先生回忆，范文澜对毛泽东的指示相当重视，并在近代史所全所会议上传达。但因范1957年后专心通史撰著，行政事务完全交由刘大年负责，因而无法更多顾及。而刘大年心目中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编写多卷本《中国近代史》，一切工作安排为此让路。因此虽成立“四史组”，且组员众多，却未做若何硬性规定与具体布置，“原来搞业务的，都未触动”。此外，在高层看来，让这些专业史学工参加“四清”这一实际的阶级斗争，比让他们编写“四史”来参与阶级斗争可能更为重要，因而“滚泥巴”等体力劳动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与精力，亦难以具体部署真正潜心进行“四史”调查与研究。且1964年组织力量以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成为极迫切的政治任务，亦淡化了“四史”运动在学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不可否认的是，“四史”运动已然在整个社会形成热潮，加之权威史家撰文阐发其对于学术研究之意义，不少青年学人受此“时尚”的影响，亦欲投入其中一展身手。如张磊当时欲与同事选择协同和机器厂为对象写工厂史，却被老成持重的史家孙孺含蓄点拨：“这是一间老厂，你们可从经济史角度研究一下。……要关注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的研究”。当编写厂史遇到困境时，对孙之点拨逐渐领会。1965年近代史所张振鹍、沈元在山东黄县下丁家大队劳动。两人完全出于自发，决定以口子村为目标写一部村史。口子村共48户，267人。他们自1965年4月15日开始进行调查，并查阅大队档案，制成“口子村牲畜情况调查”、 “国星生产合作社各户占有土地及评定产量表”等各类详细表格126份； 并查阅抄录民国方志及地方文献。自8月11日始对所有村民逐个进行村史调查，留下8本调查访谈记录。并拟定了编写提纲。从其所收集资料来看，更侧重于经济状况的调查，如各户历年经济收入与支出、历年农产品产量、历年牲畜情况的一些具体数据，并未能突出“阶级斗争”的内容。村民访谈记录也以风土人情、“生产斗争”为主。沈、张二人花费功夫颇大，但后来发觉编写成书则颇有窒碍：一则“忆苦”缺少典型史料；二则对于建国后的情况若照调查资料如实写出，难免与意识形态要求有不谐之处。最后只得放弃。
四
毛泽东作为一个对历史有特殊偏爱的政治领袖，其发起“四史”运动，虽然最终归之于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的策略；但“四史”运动能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让不少专业学人衷心服膺，很难说完全是政治强制的结果，而更多应归因于“四史”运动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
其一，眼光向下倡修“民史”。如众所知，梁启超早在20世纪初就痛斥君史湮没民史之弊，斥“君史”、倡“民史”成为新史学最为关键的观念变革。但真正在实践层面扭转精英本位局面者还是唯物史观史学。唯物史观强调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工农大众被视为“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人”，这一观念在建国后得到普及和强化。“四史”着眼于社会底层的工农草根，让千百年来在历史中失语的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理念得到大多史家的认同，“写劳动人民的历史”成为“四史”运动中最为鼓动人心的口号。如时人所云：“我所读过的一切旧史书，莫不是帝王将相的记功簿和才子佳人的生活史。作为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反而无影无踪。即使偶而有之，也只是被歪曲为‘犯上作乱’的‘贼盗小人’的形象出现。……今天人民的史学刊物，刊登劳动人民的斗争史和翻身史，也让工人农民自己写自己的历史，乃是自古未有的奇迹，是史学还家的创举。”
其二，注重社会调查的务实特点。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其名言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41年8月1日颁布《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提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的典型”，“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建国后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且成绩卓著。所谓“四史”，面向基层、注重调查是其中应有之义，“四史”运动实质“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社会调查” 。这一点得到史学界的积极呼应。山东大学历史系把对义和团的调查与“四史”运动结合起来，发动历史系师生深入到鲁冀苏皖四省区，分别在1960、1965至1966年初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取得了近一百万字的口述资料。时为北大青年教师的张寄谦曾参积极参与“四史”运动，通过调查访谈编写村史与工厂史。北大教师杨立文1959年同一些年轻的学生到农村采访，编写公社史。数十年后张、杨二人仍肯定当年所作调查与口述的积极意义，为新中国口述史之早期实践。
1963年10月间，胡乔木找时任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的杨东莼及刘大年商量如何加强近代社会历史调查。1964年2月7日，以杨东莼、刘大年名义致信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党组、全国政协党组并转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提议由学术界和政协合作开展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委员会”。此委员会很快得到批准，是年4月3日成立，杨东莼为主任，刘大年、黎澍为副主任，以中华书局为办公地点。并制订了一个包罗甚广、且相当详细的调查计划。1964年6月1日召开的全国中国近代史规划会议上，杨东莼就社会历史调查专门做报告，并给天津历史所、上海经济所等地方研究机构布置了具体调查任务。近代史所王来棣、周天度、王公度以及由华中师大调来的章开沅、刘望龄负责具体工作，踌躇满志开展活动，并进行类似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工作。杨东莼带领王来棣等人去天津调查黑社会、会道门等。惜乎文革骤起，杨东莼受批判，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无奈宣告解散。
其三，由分析到综合、由微观到宏观的治史方法。毛泽东重视地方史志，“每到一处，首先要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及风土人情等，这已成为习惯”。这无疑有传统上重视方志、谱牒等修撰的文化影响。中国编撰地方史志，滥觞于先秦，发端于汉魏，大盛于明清。章学诚极重视方志，其著作研究正史与研究方志者各得其半。谓“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对于地方史与中国史之关系，梁启超说有更为明白，“治中国史，分地研究极为重要。因为版图太大，各地的发展，前后相差悬殊。” “如欲彻底了解全国，非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不可”，“破下功夫，仔细研究。各人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用力甚小而成效极大”。“四史”运动，以“一家之史”、“一村之史”，“一厂之史”、“一社之史”等微观单位为研究对象，作为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历史的基础。这种取向自有其合理性。
“四史”运动包含着与西方新的史学思潮暗合轨辙的一些因素，这是西方学者对之予以关注和肯定的根本原因。首先，就西方史学思潮而论，社会学人类学的民间取向逐渐获得史家的普遍认同，关注基层社会、普通民众乃至个体的生存状态，以“从底层向上看”的视角和价值立场来重新审视历史，成为二战以来欧美史学新的研究取向。“四史”运动将史学研究的目光引向社会底层的工农民众，并且站在这些草根弱势者的立场来写历史，所谓“对待‘四史’的态度，是一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问题，没有鲜明的立场、观点，没有眼睛向下、深入群众的作风，是不能写出‘四史’的” 。这一取向得到西方学人的肯定自在情理之中。
其次，在专业史家之外，出现了群众性史学运动。以70年代中期兴起于西德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为显例。日常生活史大大超出学术界的范围，并被认为是一项主要由非专业人员参与的专业活动。大量以普通读者为对象的各类作品，如回忆录、口头史、目击记、地方史等纷纷出版。体现了史学大众化发展趋势。而“四史”运动发动数量众多的非专业者参与，着眼于微观，通过实际调查获得史料，为宏观史的编纂打基础。单从学理而论，二者亦不无相通之处。
第三，海外学者对我国地方史的研究相当重视，对农村的研究尤为关注，认为“革命在那里扎根和发展的”，“只有通过了解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才能对早期共产党人引导农民群众投入民族革命的企图开始有所理解”。应该说这是有见地的，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一个乡村制导的社会，中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而成功，建国后毛泽东的乌托邦实验也是以农村为基地。“四史”主要着眼于广大农村，采集了数量巨大、随时可能湮灭的资料，在海外学人看来，无疑颇为可贵。
同时也应看到，就具体史学实践观之，“四史”运动与西方新史学有相当的差异，不可等量齐观。 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从属于政治，后者则以摆脱政治控制为鹄的。“四史”运动出现于新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现实政治的需要是这一全民写史运动的直接动因，可谓自始即偏离了历史科学发展的规律与轨道，而一定程度成为政治运动的衍生之物，并进而为文革的发动做了意识形态的准备。当时的“四史”编著，大多难以摆脱“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窠臼，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制导下，基本上未能脱离“今昔对比”的叙述框架和“忆苦思甜”的叙事逻辑，成为所谓“对旧社会的控诉书，对新社会的赞美诗”。虽然一度提出“四史”撰写应“紧紧抓住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这一基本线索”，但在具体操作中，“生产斗争”这一线索往往让位于“阶级斗争”。在这种认知背景下形成的“四史”，其本身蕴涵的正面因素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对于历史科学的价值自然也就打了折扣。尤其在歌颂“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伟大成就时，豪言壮语、主观浮夸掩盖了历史的真实。将之作为历史资料必须有谨慎的甄别与辨析。
因而，海外学人对“四史”运动的肯定，也不无因语境隔膜而产生的偏蔽，有时难免想当然的意味。例如，高家龙肯定“四史”运动，主要是看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等工厂史或企业史。这些著作均由专业学者耗费大量心血编纂而成，使用了大量原始档案、往来函件、会议记录、历年账册、老职工访问和座谈记录，以及资本家回忆录，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以这些著作而得的印象来评价“四史”运动，不免以偏概全。
西方学者着眼于他们自身史学思潮的流变，对“四史”运动中与之相契合的因素易生共鸣，而相对忽视东西方时代背景和语境的差异。如利萨.皮蒂、阿里夫.德里克和劳伦斯.施奈德对“四史”运动的赞誉也有理想化的成分。他们强调，在“四史”运动中“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诉说他们的生活史”，但对这种“诉说”受到政治规约的程度未免估计不足。从当时公开出版的“四史”作品看，真正讲述社会生活内容的并不太多，同西方的“日常生活史”虽形式相似，实质上却有相当的距离。这种全民咸与的盛况很大程度并非出于自发，而大多是在各级党委层层发动引导之下被动参与；而西方的“史学大众化”，乃出于全民素质提高后民众自觉。
作为一场由政治领袖推动的全民写史运动，曾经轰轰烈烈，喧闹一时，落幕之后检视其实际成果，不免遗憾于投入与产出之不经济。但如果简单地将“四史”运动视为“一场荒诞剧”，则未免失之偏颇。实际上，整个文革前“十七年”史学，又何尝不是在“阶级斗争”的主导之下。时过境迁后，“中国封建社会停滞性”之类曾经在史学界热烈讨论的宏大问题已被目为“假问题”，反观“四史”运动，其眼光向下的基本理念与取向则并未过时。
专业史家在“四史”运动中并未能扮演主角，他们从学术角度着眼的理性发声在当时也未能得到广泛应和。总体而论，专业史家虽大多衷心服膺“写人民群众的历史”这一取向，也曾付出真诚的努力，却无力影响“四史”运动的方向，也难有更大作为。本文主要从专业史家的角度考察“四史”运动，难免存在视角的局限。若从“四史”运动中数以万计的非专业参与者着眼，当能展现此史学发展的独特形态的另一面相，限于篇幅，只能俟诸另文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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