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中国的GNP至少是日本的六倍;而抗战前中国的GNP三倍于、工业产出四倍于日本，此外，中国还占有人口、国土面积和地利等等，各种的优势，就像是一头大象，而日本像一只蛇。蛇为什么敢吞象？日本为何敢于欺负中国？既然从国力找不到原因，那就需要从精神层面去找，从民族性(日本叫做国民性)的差异方面去找。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从他后来号召“组织起来”和一贯地批评“无组织无纪律”来看，“无组织状态”指的就是一盘散沙的小农经济的状态，就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游离状态。历史证明，毛主席的论断是正确的，确实找到了日本敢于侵略中国的民族性原因。
不过，在日本方面也早就有人在找中日两国的国民性差异。有个日本侵略者名叫秋山真之，知道他的中国人不少，特别年轻人，百度上不仅有他的生平介绍，还有“秋山真之吧”。102年前，秋山做了一篇分析中日两国国民性的讲演，这可能是由日本人最早做的从民族心理方面进行分析对比的作品。
秋山把两国的差异概括为“粘着性”和“执着心”两点，使用缺乏粘着性的“扫帚扬起的灰尘”、“一盘散豆”、“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现时主义”等犀利词汇来形容中国人。这些都不同于以往的分析(如史密斯、福泽谕吉、安冈秀夫)，道出了日本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在于中国人“一盘散豆的状态”；道出了近代以来中国“落魄的原因，主要是其国体及历史使然。数千年间统治者频繁地更替，没有恒定尊奉的君主，国家政治也经常陷入纷乱，无法保障国民的生命财产的稳固;每个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历史被虚无化，未来被置之度外，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个人本位和现时主义”;道出了日本打死也要维护天皇制的原因，在于“万世一系的君主成为凝聚人心的丝毫不可动摇的核心，上下同心一体走到了今天，因而人与人之间的粘着性亦即结合心能够代代接续，这就是大和魂的根源所在”;道出了日本至今不肯道歉的原因，在于一旦道歉了“真正的挙国一致和一家团圆”将不复存在。
秋山道出了日本人至今还敢欺负中国人的原因：“毫无疑问，支国人的游离性即所谓‘个人主义’，作为民族性来说，想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适宜的。”他提出假设：“处当今之世，支国如果还是这般地缺乏粘着性和执着心，那么即便个人变得多么的富有，而整个国家要想永续存立，是靠不住的。”
秋山的一些观点，在他死(1918年)后被历史演进所证实。
我赞成luominshen网友的说法：“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才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捏成了一支空前团结的铁拳。有人用市场化小岗村化把中国人民又搞成各顾各;又成了散砂。”
这些都解释了，百年来为何在中国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为了救亡图存和旨在“天下为公”的大革命，为何在中国会产生出公有制、集体主义、人民公社和国企，还有，为何又回到了小农经济。
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为了防止某些国家对我们进行分化瓦解、重新让我们回到一盘散沙的状态，这里将秋山真之百年前的文章译出，以为警醒。原文的文体半文半白，译文为了保持味道，也有些半文半白，见谅;另外“支那”全部译作了“支国”。
铃兰台
201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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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山真之：对比支国 论日本国民性的自觉
(原名：《支那と対比して 日本国民性の自覚》)
1913年2月 在古典攻究会上的讲话
同处东亚、同文同种之民族，过去千余年间，我们日本人和邻邦的支国人不间断地进行互相接触和交流，但是，由于各自的国体和受到历史的感化不同以及山海风土的影响，造成了两国截然相反的国民性格。（支国的）那种性格叫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1]，也许更贴切点，叫做“天性”。
我前后数次去支国的南北旅行，遇事触物，常能感受到这种国民性格上的差异。不搞清此种差异，不仅不能对支国的事物作出观察和判断，即对于我们日本国民的特质之大和魂究为何物，也是不能自觉的。许多人相信，自己洁白则他人亦必洁白，自己所喜之事物则他人亦必喜欢，实则大谬;性格不同，喜怒哀乐也将是悉数不同的。
我们神国自古以来存在一种异样的气风，世代相续。这种气风，即便多年相互接触的邻邦支国人，描述起来也是大相径庭，而况欧美人等，在他们之中这种气风更是难觅。支国的伦理道德正像“率性之谓道”所概括的，来自于其国民性，倘欲以西洋的伦理原则之类去解释我国的道义，必定也会是南辕北辙。
接下来，我之觉察到支国国民性格的显著差异，并非来自深入的研究或详尽的考证，而是来自于在至为浅近的方面的一些观察。
最初是船停靠到了支国的某个海港，准备登岸之际，无数的舢舨(小船)纷至沓来抢载旅客，他们争先恐后、喧嚷相骂、互相排斥。那样子，让人直觉得一场大吵架就要开始。后来乘火车旅行，在支国的某个车站停下，准备换乘人力车之际，也是有无数的车夫在顾客面前来突突着车把，那样子和水上的舢舨是同一现象。这时我们日本人的内心瞬间就悚了：若是上了这只船或是那辆车，真的就会面临一场大吵架，被拉上来拽下去，感到非常的恐怖。
然而和我感到的这种不思议正好相反，结局却是，当我就近乘上了一辆人力车还是一只小船的时候，回头一看，完全出乎意料，刚才那种吵骂的场面顿时变得安静如常，各回各的地盘，一副气静心澄的模样，只当是一阵风吹过。这等事如果在日本内地，大抵事先就会考虑到为了避免竞争，会给乘客定好顺序。倘若这时有人出来抢客，立马就会有铁拳飞来，把车把折断，把客人围得脱不了身。
分析后发现，支国人的同业的业主彼此之间缺乏结合心，完全是各顾各的本位主义，在这同时，又极其放得下，对刚发生的事不会执着纠缠；一旦有了着落，不会对抢到了客人的业主记仇而在心理留下疙瘩。
我首先弄懂了上面所说的这个特点，再着眼往人情风俗的细事方面去观察。例如，日本的报纸在第三页上几乎每天都会登出情死的事件，而这种事在支国不论今昔都是几乎没有的。过去有《想夫怜》的词 [2]，却很难遇到真人真事。话说“情死”这种东西在心理上，乃是不得不分手的男女之间的粘着性，与过去的情义和对未来的绝望缠绕到了一起而成立的东西。不会为情去殉死，说明支国人即令青春浪漫的男女，彼此之间还是少了日本人那种“一身同体”的粘着性，还是个体本位，现在则发展成为主义，对过去对未来更加地不执着了。
同样也是因情义而发生的复仇事件，在支国的古往今来同样是件稀罕物(晋之豫让 [3] 那样的是例外中的例外)。支国人嘴上说“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内心却不想如何切实地实行;日本人把君父之恩溶入在血液中，朝思暮想，哪怕备尝艰难困苦、豁出命来也会去为君父复仇。
日本人多沉湎于至死不忘的执念，而支国人多选择在生活中淡忘。关于这种淡忘，听上海的某日本医师说过一件真事。苏州附近有一家中流以上的支国富豪，孩子得了急病，叫医生来急诊。到了一看，那家的门前有个刚两岁的嬰児被扔在草蓆上、号哭中。一问，回答说这就是他家得病的孩子，昨天让支国的医生给瞧了，诊断结果是无救;因有“易箦”之俗，故而移置到了门外(易箦是支国的旧风俗，瀕死的病人要移换床室)。那孩子是脑膜炎，据说最后没有救活。这种事到底还是超出了日本人的想像，说好听点是真能淡忘，说难听点是亲子之情如此淡薄。如果是日本的母亲，婴儿就是死了，也会抱着遗体哭泣的。
我很注意观察彼我性格上的差异，首先得到解释的一大疑点是，为何在刑场上，支国人都那么神色自若、从容赴死。一个人，如果只从个人本位出发，不去牵挂其他，没有对于过往的追思和对于未来的期待，那么临死之际自然会显得从容。日本人在临死的时候比较难看，他要牵挂谁来继志？死了之后妻子咋办？存有此类执念，这就是日本人之为日本人的地方。把这种执念放到君臣、父子的层面去考察，或者放到夫妇、兄弟、师徒、朋友的层面去考察，我想日本人的执着于情义，和支国人相比是有着云泥之别的。
支国古代的圣贤穷其一生传道布说，是为了加强支国所有人的粘着性。相反，我们日本除了舶来之物，没有人写过经书那类说教的读物，反而粘着性代代相续至今，实在是不可思议。我想，仁义忠孝一类文字，可能是支国人为了表达日本的国民性而特制的吧。
支国人的个人现时主义不单单是针对人类，对于无情无心的草木也同样如此。在日本，虽有“饭团胜过花朵”之说，但当上野和向岛到了开花期，去那里的倒是有很多人对尚未开花的花蕾感到陶醉，吟咏有加。而支国人于野外的花、壁龛的花，能作为嗜好者甚少，且嗜于其中者，仅限盛开的花朵而已。
所以支国的市场上卖的花草，达官贵人的室内作为装饰的盆花，都是刚刚盛开的鲜花。而如日本人这般的喜爱花蕾，欣待盛期的到来，或是把枯枝栽插求活，以作追思凭吊，支国有这等兴趣者少到为零。说到底是现时主义。其它方面，例如重味的支国料理，快节奏的支国音乐，看上去都只是适合支国人的口耳嗜好，由此不难想象，其对神经的刺激作用应该说和我们的正好相反。
这种现时主义，从心理上去探究，会发现支国人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状况，不论对人还是对物，不论对于过去还是对于将来，他们天生具备一种因缺乏执着心而生的游离性。与此相反，日本人对于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咬住不放的粘着性，恨也好爱也罢，都属于彻入骨髄的那类，对此，我们须有自觉的意识。
无疑，这里不是在做极端对极端的比较，不是说支国人就绝对没有粘着性，而日本人就绝对没有游离性。倒也可以这么说，支国人是有粘着性的。有人见到他们“抵制日货”和搞同盟罢工的做派，也许觉得支国人团结起来，那种牢固不是日本人所能比拟的。这么想，其实是观察事物的方法不对。因为那种团结不如说是随声附和。由随声附和而生的心理作用，实即发自于个体的游离性。好比扫帚扬起的灰尘，灰尘如果有粘着性，就不会被容易地扬起。故在“抵制日货”之类的背后，必伏有利益的诱惑、或伤害的胁迫。就好比往利益这个囊中装豆子，再把袋口扎紧，看上去是团结到一块了，然而并不是豆粒与豆粒之间相互粘着所成的固块。利益之嚢一旦破裂，豆子随即就会散出，重新回到一盘散豆的状态。
最近日本的舆论忽而强调“膺惩的理义”[4]、忽而强调感情、忽而强调利益，忽而二拍忽而三拍，形不成整齐的和声，和这种状态相比，反显出支国民众的步调一致，紧密团结。但是归根到底，这改变不了支国人相互之间各顾各、缺乏结合力的事实。（近代以来）支国人落魄的原因，我的看法，主要是其国体及历史使然。数千年间统治者频繁地更替，没有恒定尊奉的君主，国家政治也经常陷入纷乱，无法保障国民的生命财产的稳固；每个人只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历史被虚无化，未来被置之度外，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个人本位和现时主义。与此形成对照的，我们日本人真是有幸，拥有了从开天辟地创始的时刻，就和我们永不分离的万世一系的君主，成为凝聚人心的丝毫不可动摇的核心，上下同心一体走到了今天，因而人与人之间的粘着性亦即结合心能够代代接续，这就是大和魂的根源所在。
正如先帝陛下 [5] 所宣示的：「我皇祖皇宗肇创此国，树德宏远深厚。我臣民克忠尽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也。」此中“精华”二字，我们臣民须深深翫味、铭记不忘。“精”与精神的精、物质的精是同一的，乃内部秘藏的神圣纯白之心的根源;“华”是指外部显现的真善美的形态。精华若去，我们日本人之为日本人的依据就将彻底消灭。所以我们日本人不是支国人那般、被利益之嚢所包裹，而是像古代赤穗四十七士那样，以符合理义的至情来形成一致的团结，非此，真正的挙国一致和一家团圆也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大本的至情、只有在弄懂了国体、弄懂我国的无与伦比的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之后，才能发生。
如前所述，我国自古以来，别无续写下来的长篇教文和经典、我们祖先的垂示叫做行不言之教、是以践行为主。从我们祖先的古事纪里，可以见到众神的践行性的垂示，那才是胜过千言万语的嘉教。行不言不录之教，正是我们的国教的最为尊贵之处。在我的信条里有一点是确信的，我相信那些靠言谈书录而行于世的经典，如儒教、如佛教、乃至基督教及其它，完全用语言文字本身串接起来而成之宗教，肯定是有病的。若依那些浅薄的西洋伦理，则必然会在为何要忠君、为何要孝亲的问题上死磕，那么像人何以为人、一何以为一这类(不言自明的)问题，也去死磕，磕也该有个度吧。
我这里只是论述日本人和支国人在性格上的差异，宗教论暂且停下，我也不敢去比较两国在性格上到底谁优谁劣。国民性是一国的元气所在，与国势的消长有着至大的关系；无论日本人还是支国人，都必须反省各自的国民性，自觉认识到长处和短处所在，都必须拥有能够应对世界大势的思想准备。毫无疑问，支国人的游离性即所谓“个人主义”，作为民族性来说，想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适宜的。我觉得，处当今之世，支国如果还是这般地缺乏粘着性和执着心，那么即便个人变得多么的富有，而整个国家想要永续存立，是靠不住的。
我绝不是劝支国人去殉情、去复仇，我的意思是如果缺少走到情死和复仇这一步所需的粘着性，想带领一个家庭、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应该说，粘着性也是我国国体的精华之根源。粘着得多且实，则国家蒸蒸日上;粘着得斑驳支离，乃至恶化到结成藩阀、党阀、学阀，相互之间排挤反搏，则国家的发展必定受阻;粘着再减下去，还会看到男女殉死的发生，但若减到了极点，就会变成支国人那样，细化成为单一的个人主义。日本人的执着心是很强的，如果变成极端的个人主义，则将异化成为阴险毒辣、残忍暴虐的一个固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恐怖的害人之物了。[6]
因此，我们每个人当然必须留意，切不可走到这一步。又如男女之间时常发生的情死，考虑到死后二人的父母该如何的伤心、两家的命运又会变得怎样，我们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对其做新的思考，使国人自觉意识到轻率莽撞的危害。
谈到国家问题就把藩阀和党阀拿出来，谈到町村问题就须考虑一人一家的利益得失，这是因为区别的范围有大有小之故。真正的大和魂是，大事大范围、小事小范围，必须结合范围去进行适当的凝结。吾人最需铭记不忘的，是贵重的大和魂之“大”与“和”这二字。
(大正二年二月 在古典攻究会上的讲话)
译注：
[1]“率性之谓道”意思是循天命而行事即为道。秋山把“率性”理解成任性而为，是为他后面的展开寻找理论源头。
[2] 唐代乐曲名，亦作《想夫恋》。
[3] “豫让报仇”是春秋时代晋国人豫让为主公报仇未遂而自杀的故事。
[4] 原文“ヤレ理義”找不到出处，当是指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民众的一种癫狂状态，只要觉得本国被“冒犯”了，就高呼“ヤレ”(台湾人所谓的“干他”)意即膺惩。“理义”是大正年间“报德会”的说教，“尽理尽义以报大德”。
[5] 指明治天皇。
[6] 阅读时要注意分别，不可盲信秋山的话。这一段完全代表了当今日本右翼的思维，是其思想原点之一。秋山所谓的“阴险毒辣、残忍暴虐的一个固块”，恰好成为了二战中的日本军国主义的自况，真够讽刺的。我曾经问过：“单个日本人都很亲切，为啥战争了就那么残酷呢?”对方有点尴尬地回答：“这个、这个，日本人一旦形成了集团的固块。……”所以，关于日本的民族性这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们的认识还有待深入。战后，日本人有了些个人主义，但整体来说，粘着性从极其强大退到了前述的“粘着得斑驳支离”的那种，但仍然强大。
(铃兰台译，201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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