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4日是中国人要牢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的抗战信心跌落到了冰点。在华北，保定和沧州同日失守，至此平汉和津浦路北段的华北半壁山河已经全部沦丧;在上海，罗店防线被突破，国军第159师和第160师于此日全体阵亡;在武汉，九月大轰炸至此日累计炸死了三千平民;在南京，94架日机狂轰滥炸，南京城陷入了一片恐怖的火海。
接下来的一天，9月25日，更是中国人要牢记的日子。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取得了大捷，这个消息无疑给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打了一剂强心针，它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国内舆论从“亡国论”到“速胜论”再到“持久战论”的迅速切换中，平型关大捷是第一个关键的支撑点。
正因为此，反共势力多年来一直在刮否定平型关大捷的妖风。这股妖风的一个指向，是要刮倒代表平型关大捷的两张著名照片，《115师指挥所》和《我军机枪阵地》，他们不断拼凑“证据”说这两张照片是“冒名顶替”、是“剽窃”。
□异说纷起
针对《115师指挥所》的所谓“剽窃”说，所依据的，据说是一张拍自1942年国民党仁安羌战斗的疑似照。于是，围绕到底是平型关还是仁安羌，在经历了数年的激烈争辩后，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即照片早在1941年就已经发表过、登在了晋察冀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剽窃”说便随之偃旗息鼓了。确实如此，1942年的仁安羌战斗，怎么可能为1941年出版的杂志提供照片呢?始作俑者表示自己搞错了，2008年发文称“基本弄清了三个问题”：(1)地点是平型关而不是仁安羌。(2)左一是林彪。(3)恐怕是战后的摆拍，而非战场纪实。剩下没弄清的只有一点：“拍摄者到底是谁？”提出了三种可能：苏静拍摄，“中央摄影队”拍摄、从电影胶片翻拍而来。(再说一幅著名抗战照片之谜)
平型关大捷中的《115师指挥所》
本来2008年已大抵底定了的“案子”，但2012年又有某“异见”网翻出来，重弹“仁安羌”的老调调，什么“后经证实，中共所谓的林彪事先带着望远镜深入平型关前线侦探的照片，是中国远征军在仁安羌战斗中拍摄的”，是“偷”别人的照片(“平型关伏击战”的真实故事，2012年12月)。署名“老普”者发文，痛斥该文的无知加无畏，“已经完全超出史学研究的范畴，只是无知和怨恨的混合体。”( 平型关战斗影像分析，2015年8月)
围绕剩下的问题，“拍摄者到底是谁?”今年4月，有人坚称“平型关大捷著名照片为摆拍 国民党记者拍摄”，以此来否定摄影者为苏静将军的定说，各大网站争相散发(临近抗战七十周年，网站似乎有股病，一看到利蒋不利共的消息，不察究竟，就争着转发)。事实上，此文不仅没有新意，不仅只是王秉璋将军十五年前一篇回忆的复述，而且妄加揣测。老普的前揭文章指出，王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国民党来了摄影队，这和照片是谁拍的，“前因和后果并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面对同一拍摄场景对象，甲拍电影，乙拍照片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老普自己提供了若干证据，用来证明不是国民党记者、而确实是“苏静拍摄了《115师指挥所》和《115师机枪阵地》等照片”;同时认为，“照片是在战斗后补拍，拍摄日期很可能集中在9月27日至29日这几天”;关于拍摄地点，其在“实地考察”后提出“很可能是在冉庄”。
针对《我军机枪阵地》“剽窃”说，声音一直不大，因为质疑者拿不出硬证据来。最早质疑的可能是日本人，如2005年出现的「被夸大的平型关大捷」(誇張された「平型関大捷」)一文，其中就说：“八路军战士架机枪射击的照片，作为所谓的‘平型关大捷’的佐证，很是有名。但照片里高崖下的民房和延展的田块的风景，让人生疑。这张发生在白昼，并且完全实现了现场制压的战斗，在当时却没有公布现场的图片，所以很难想象当时曾经有摄制组在做随军拍摄，所以，这张照片不是在平型关拍的，而是选了某张照片，符合从崖上俯身射击的姿势，就拿来当做了形象照。”
两年后，在百度贴吧，有人提着一条重大的“证据”，指责“中央六套抗战纪录片《为了胜利》竟公然造假！”其文说：“原来这一段纪录片资料是剪切自（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拍摄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这部作品，而这些画面讲述的实际上是国军在台儿庄战场袭击日军的一场战斗，当然这场战斗是国军胜利了。《四万万人民》是在1938年拍摄的，根本没有涉及‘平型关大捷’的事情。”无奈，这篇帖文无图无真相也无，虽气势汹汹，倒也波澜不惊。
这个周末，朋友传来了署名姜克实的文章「一场尴尬的历史剧－－代表“平型关大捷”的一张历史照片」(以下简称“姜文”)，朋友是这么说的：“他的要害在于有图有真相，尤其他把下面这两张图一并列，可不就成了‘偷’台儿庄的了？你怎么看？”
“姜文”中的贴图：左为伊文思影片的截屏，右为《我军机枪阵地》
我回复说，此人是在日本的一位教授，平型关大捷的专业黑。他总想推翻历史的定论，口气很大，却功力不逮或根本就是别有用心。难为他做了一番“认真的研究考证”(姜的话)，但它是根子上就错了，结果变成了煞有其事。用句日本话说，叫做 “無理矢理出鱈目”(生拼硬造)。他不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实际是《四万万人民》借用了平型关大捷的国产小电影；那两张著名照片、还有伊文思的镜头，都和这部小电影有着紧密的关联。
作为“学者”牛气冲天，顶着实名朝党史界擂鼓责问“这场尴尬的历史剧应该怎样收场?”并要中共将这“视为家丑，千万不可让外人取笑”。我不知道党史界是否还像既往一样，默不作声，我只是有点看不过，便写了本文，希望籍此文厘清围绕“平型关大捷”著名照片剩下的几个问题，有助于拂去纷纷扬扬的灰尘，这些问题包括1)实拍还是摆拍?2)何地所拍?3)何时所拍?和4)何人所拍?
□实拍？复拍？
这没有什么可忌讳的，它确实是复拍（复原拍摄），也可以说成摆拍。
证据一：央视新闻「烽火延安：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投身抗战」(2015年8月)。注意画面上的解释文字。
关于复拍的原因，文中的解释是这样的：“由于缺少器材和随军记者，平型关大捷并未留下实时的战斗画面，战斗结束后摄影师罗及之请八路军115师的战士们在平型关附近复原拍摄下这段影像，成为今天人们所能看到的唯一纪录这场战事的影像资料。”
这里“平型关附近”是不对的，关于地点后面再详细说。
证据二：陈正湘和吴法宪的回忆。
论者往往只关注当时负责接待的115师作战科长王秉璋的回忆(「在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的战斗岁月」)，却忽视了另外的两位直接当事人陈正湘和吴法宪的说法。
陈正湘(时任115师685团副团长) “在回忆录中写道：平型关战斗之后，我们转移到河北山西交界的五台县以北豆村地区休整。国民党政府派了个摄影队来拍摄平型关战斗的纪录片，上级指定我们团担负此项任务。我们找了个与平型关地形相似的地方，组织部队拍了电影。我们每人一顶斗笠，像广东部队戴的那种，服装也很整齐。”(王雁：铁色见证——我的父亲沙飞。王雁附记：在当时的形势下，“摆拍”也是抗战宣传的需要，似乎无可厚非。)
吴法宪(时任685团政训处副主任)回忆：平型关战斗结束后“八路军总部决定我们向五台山区纵深撤退，在那里休整待命。……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的一个下午，我们来到了五台山顶，……我碰到了黄克诚同志。……黄克诚来到团里的第二天，延安新华总社的一个记者来拍电影，要六八五团重演一次平型关战斗。为此，杨得志准备这准备那地忙了一整天，终于第二天趁有太阳时拍成了电影。”(《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2006年11月)
作为参拍部队的首长和直接当事人，陈、吴均证明了小电影是复拍，参拍的部队就是他们685团。此外，陈正湘提供了复拍地点在“五台县以北豆村地区”，吴法宪则提供了复拍的时间为“十月……黄克诚来到团里的第二天”。
从抗战时期的新闻史知道，那时全国的电影公司都在抢拍“国防电影”。10月初，平型关大捷结束没几天，国民党官营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的战地新闻摄影师罗及之，在听到消息后就来到了八路军总部。他独自一人扛着笨重的埃摩摄影机，一天内完成了复原拍摄，带回武汉中制厂;经编辑等后期制作后，就有了这部定名为＜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小电影，收在了《抗战特辑》第二辑，作为第三本(第一本<敌机轰炸广州平民区和文化机关>，第二本<1937年9、10两月上海战争及难民救济工作>)。<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中有八路军整装待发、翻山越岭向平型关推进，以及收复后的平型关、被俘的日寇官兵、缴获的战利品等镜头，还有朱德、任弼时、林彪、聂荣臻等众多八路军将领的镜头。
有人对摆拍有诟病，实际上，战争场景大部分都是摆拍出来的，真正纪录片里的枪林弹雨是不多的。这方面，应该说西方人比我们还要轻生死。伊文思和摄影师卡帕在马德里拍西班牙内战时就是实拍，卡帕1954年在实拍越南战场时不幸触雷牺牲。在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时，伊文思摄制组坚决要求上前线，但孙连仲将军坚决不肯，并特地为他们打了12发炮弹，摆拍了事。“一二八淞沪抗战”，明星公司拍的《上海之战》中，表现中日争夺一座石桥的战斗，“敌我双方人员均由十九路军的将士扮演”，上映后受到了指责。编导程步高解释说：“采用这种手法拍摄的纪录片比单纯的记录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当然，前提必须是真人真事。”(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2005年)可见，摆拍有时是出于艺术化，而更多是为了摄制人员的生命安全。
经常有人质问：既然平型关打死了那么多鬼子，为何一张鬼子尸体的照片都见不到？
这个问题恰恰证明了，现在看到的平型关影像资料都是在事后复拍、而不是当时火线上实拍的。那个时候拍张照片不易。当时115师会摄影和拥有相机的，只有苏静一人，他以前只有湿版拍摄的条件，有时身上要背几十块玻璃板行军。据老摄影家顾棣的说法，直到1936年5月红军才好不容易“缴获了一架拍4吋大底片的相机和一批干版，肖华把相机交给苏静使用。”(怀念苏静同志)在平型关作战的9月25日，苏静作为115师的侦察科长，先后两次在相隔几十里路的晋军和115师部之间来回跑，要求晋军出动，试想他哪里有时间、哪里有心情去拍照？第二天日军就来抢尸体，互相之间小的激战一直零星不断。我想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还没有多少“立此存照”的意识。提问题，一定要注意当时的主客观条件。
□和小电影的关联
可以这么说，没有中制来拍摄平型关小电影，也许会有其他什么，但绝不会有那两张著名的“形象照”;没有小电影，《四万万人民》肯定会有，但其中必定不会出现平型关大捷，片中也必定不会有那么多颂扬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战的词句。这些在时间上是以如下的顺序关联着的：
1937.9.25 115师平型关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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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10.2 乔沟一带零星激战。3日起回师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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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0.10～15 中制摄影师来到五台685团驻地复拍小电影，苏静在旁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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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 小电影收入《抗战特辑》但11月底公映时被抽去、未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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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月 伊文思一行来华，4月初在台儿庄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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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3.7 伊文思《四万万人民》在美国发行，其中收入了平型关小电影
约70秒的镜头，以补台儿庄战争镜头的不足。
证据三：照片、《四万万人民》与平型关小电影的画面互证。
网络上<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原始影像不可得。经过一番努力，我于「抗日战争3 喋血平型关」内找到了最为连续也最为完整的部分。
这部分的总长1:30～8:00共有6分半钟之长，而《四万万人民》48:22～49:32只有70秒长。
照片 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见于3:56
照片 山西大同平型关以北的乔沟复原拍摄，见于4:20
照片《115师指挥所》，见于4:25
照片《我军机枪阵地》，见于5:14，
影片《四万万人民》约70秒，见于2:25～6:25。
□复拍地点：东营村
关于平型关大捷复拍的地点，主要有在平型关附近和在冉庄的说法，都没法落实。而要按照前面引述的陈、吴二人的回忆，这个问题就不难了。陈正湘说复拍是在“五台县以北豆村地区休整”时“我们找了个与平型关地形相似的地方，组织部队拍了电影”。吴法宪说，685团当时在五台山区休整，在“黄克诚来到团里的第二天”的次日“趁有太阳时拍成了电影”。显然，在一天之内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部队拉到老远的平型关去拍的，光直线距离就有150里地，故平型关附近及冉庄的说法都不成立，实际就是在驻地豆村的附近拍的。
具体地点在哪？这有点大海捞针。为此，有必要先弄清115师在战斗前后的行踪和驻扎地。
平型关战斗打响前，林、聂分两路：林彪率343旅和独立团经代县、繁峙于9月13日先行集结于大营镇;聂荣臻率师司令部和344旅于9月中旬从原平出发、19日到达五台县城，遇雨休息约一或二日后，再经龙泉关、丁家庄于23日到达平型关之东南的下关、上寨一线。魏巍主编的《聂荣臻传》中说，聂部“是在中秋节时到达五台的”。这一天是9月19日，适逢大雨，部队在五台留宿。所以115师对五台县这条路已经轻车熟路。
聂部放着大路不走，钻山沟，书上的说法是铁路被毁，我认为主要是为八路军总部探路。9月23日，八路军总部驻进了五台县城东约10公里的南茹村。
平型关大捷后115师的回师路线和驻扎地，先是聂荣臻于“9月30日同林彪一起到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汇报平型关大战的情况”(《聂荣镇年谱》p.204)，然后“10月初，115师经灵丘南部山区下关、阜平到达五台县时，县城张灯结彩，欢迎从前线凯旋的八路军。……115师主力驻在五台县城休整。”(高凤《古关民族魂》)这是指686团，而另一主力团685团（参拍部队）则驻在北距南茹村15公里的豆村休整(前揭陈正湘的回忆)，实际还担负着扼五台山道出口之要津、守卫总部的使命。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复拍地点，那就是豆村地区的东营村。
如下图，东营村在战斗打响前是115师骑兵营的驻地，对照小电影，这一带的地形地貌，包括埋伏的高坡及对面的山、中间横穿的公路和阔路、延展的田块，还有小电影中从高坡上看到的左前及左侧的民房，全都历历在目，与影片高度吻合，且相对位置全对。这样的所在，用谷歌地图在平型关附近没有找到，在豆村、南茹村附近也都没有找到，因此确认，复拍平型关战斗的最有可能的地点就在东营村的边上、图中高光显示的区域。
对《115师指挥所》中出现的五人，林、聂以外其他的三人是谁，向有不同说法，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五人共处还出现在了苏静拍摄的另一张有名的照片《115师开赴平型关前线》之中。除去后面的二人(警卫员)，那五位的穿着打扮，聂荣臻的夹克外套，还有那位穿长风衣的将领，特别林彪从胖瘦、神态、到口袋及上衣的褶皱等，都和《115师指挥所》中如出一辙，因此推断这是在同一天拍的。由王秉璋所言：“林、聂就按记者的要求来到现场”，推断这张开赴前线，是林、聂一行从驻地河东村前去复拍现场的路上照的(从河东村去东营村，骑马只需20来分钟)。至于《115师指挥所》，则是他们和部队在同一天、同一地点（即“埋伏的高坡”上）照的。
□复拍时间：10月10－15日
王秉璋说，记者“要求林、聂等到战斗时师指挥所的位置，按前一天的情景像演电影一样让他们拍摄。”这个“前一天”迷惑了不少人，当成9月26日在平型关拍的了。我们是找不到国民党记者曾经给115师当随军摄影师的记录的。其实这是个模糊词，就如王自己所说的“含含糊糊支吾过去”(同前揭)。
据王紫峰日记，685团10月2日还在平型关附近的东昌城（冉庄），其到达五台县东营村当在10月4、5日。吴法宪说复拍是在“十月……黄克诚来到团里的第二天”搞的。据《黄克诚回忆录》，“八路军一一五师撤到五台山一带休整。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派我到一一五师去检查部队政治工作情况。我即奉命离开总部，到一一五师师部和所属的两个团里跑了约半个月时间”(p154-155)。其后黄返回总部，于19日以朱、彭、任三人名义给延安发出一份五百字的电报，请示恢复政治委员制度。
由黄克诚所述的顺序，结合地理，可推知他是先到师部(县城附近的河东村)、再到686团(五台县城)，最后到的685团(东营村)，然后于17或18日返回总部，故复拍当不早于10月10日，当是在10月10～15日之间。
□拍摄者：都是苏静
这是另一个争论的话题。前面已经说过，照片《115师指挥所》首发于1941年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八路军将领在前线”专栏，并有文字说明：“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同志(最左边执军情图者)在阵地上”，“摄影师是苏孝顺”。经有人与苏静将军之子联系，确认了“苏孝顺”是苏静的曾用名(前揭老普)。
但苏静之子另持说法：“我父亲拍的是在机枪阵地上背着斗笠的我军射手射击敌人的那张。而那张115师领导指挥平型关战斗的经典照片，是战后从国民党新闻局补拍的小电影中扒下来的。”(阎明，《往事不忍成历史》第34页)
“小电影中扒下来的”?这个说法几近不可能。小电影上并无这五人共处的画面，既然是“扒下来的”何以《八路军军政杂志》在发表时要硬贴上“苏孝顺”的标签呢?还有，王秉璋说“这部电影我们始终没有看到过，也许是国民党当局不允许他们公开宣传八路军”，想必这个“我们”也包括了苏静、还更应包括杂志的编辑们;连彭德怀也是在38年初到汉口时，才在中制厂内的放映室看到了这部小电影。编辑们如果手头有拷贝，还不在根据地大张旗鼓地放个遍吗?那么，将领们怎么会“始终没有看到过”呢?
“姜文”说是罗伯特•卡帕拍的，这个扯没影了。那么国民党的战地记者呢?不是没有可能。但如果要拿可能性、拿21世纪突然冒出的传说或臆断，去否定1941年就已经发表了的白纸黑字，这无疑和考证毫不沾边。
《我军机枪阵地》是公认的苏静作品，不存沮议。1933年苏静就拍过《朱德总司令在机枪训练班上讲话》，他在1937年11月的武汉《新华日报》上第一次发表摄影作品《八路军医生为日俘医伤》，引起反响。《我军机枪阵地》是苏将军1982年拿出来展览的(影像：中国红色摄影史录，2015年)。按王秉璋将军的回忆，当年在复拍结束后，记者应他的要求“当即就冲出了一套交给我(指王)。这套相片大约有二十多张，记者走后我将相片分发给了当事人。”由于1982年发表时，包括苏静、王秉璋、聂荣臻在内的原115师官兵，许多人仍健在，当事人一定会记得;如果《我军机枪阵地》真不是苏静所拍，肯定就会有人出来提意见、说闲话，然而直到今天，似乎还从没有听到过这类的意见或闲话什么的。
□伊文思借平型关“粉饰”台儿庄
世界纪录电影之父之一的尤里斯•伊文思，他在中国最出名的纪录片，是真实记录中国“文革”的《愚公移山》共12集，而不是他1938年春夏在中国历时四个月拍下的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四万万人民》。
为什么《四万万人民》在中国的知者甚寡呢?因为被国民党禁映了。国民党禁映的原因，我们还找不到原始的资料，从Kevin Taylor Anderson教授如下的介绍，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伊文思在拍摄过程中始终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监控、宵禁，加上性格上的差异，他不愿意让这些毁了他来华拍摄的目的。在制作过程中，他被游击队，中共领导人和国民革命军来回感动着，这些让他超越了派别之争带给他的沮丧。…… 影片反映了美国仍在出口钢铁给日本帝国，这就把美国置于了如果不是对加害中国人民的暴行缺乏问责、就是自大症的位置。整部片子，伊文思本人的倾向平民和红军的政治情绪，是很突出的。他赞扬中国在匆促中训练起来的平民，演出了勇敢的农民正在使用游击战术，认为这对于中国的国防战略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组成部分。伊文思是在暗示，那些最英勇的军事行动来自于八路军(前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四万万人民》完成后，伊文思就把他的摄影机赠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不知道，他的机子后来成了延安电影集团拥有的第一架电影摄影机，现在还珍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Ian Aitken 主编：《三卷本纪录片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Documentary Film 3-Volume Set)》，p. 432-434)
可以想象，正是由于“这部影片由于有鲜明的倾向性(如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部分战绩，加上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镜头)。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禁映。”(单万里《中国纪录电影史》)又由于其中包含了抨击美国等继续在物资上援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结果，《四万万人民》于“1939年8月1日在法国遭到禁映，因为法国政府刚和日本签订了一个商业协定。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到10月7日才由州长厄尔取消禁令。而10月23日在伦敦又遭到禁映，到1939年11月9日才允许发行。”(方方《中国纪录片发展史》)
“介绍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部分战绩”指的就是《四万万人民》借用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中的战斗场景，来“弥补没能直接拍摄到台儿庄战役的缺陷”(伊文思自传《摄影机和我》)。其实从影片的旁白47:17起，我们就能听到伊文思的鲜明的国、共对比，和对平型关大捷的颂扬：
“路上，国民党军的伤员正被送到40英里外的后方医院。游击队员正在爬上竖着消息树的山丘，朝真正的前线推进。(On real basting front, guerrilla men climb the stone hill of mountain with secret tree. ) ”(背景正是平型关小电影)
应该这样说，《四万万人民》是用中共的平型关大捷粉饰了国民党军的台儿庄，尽管这种“粉饰”源自拍不到台儿庄战斗第一手资料的苦恼。
镜头借用，这个现象在那个年代十分正常，例如借用《四万万人民》的，就有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还有弗兰克•卡普拉1944 年拍摄的美国宣传片《中国战事》(The Battle of China)，其中收进了来自《四万万人民》的包含《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不少镜头。
□总结
照片名称 《115师指挥所》、《我军机枪阵地》拍摄者 苏静(时任第115师侦察科长)
拍摄地点 山西省五台县东营村
拍摄时间 1937年10月10～15日
拍摄方式 复拍
参拍部队 八路军第115师685团。
通过以上的详细考证，我想围绕平型关大捷那两张著名照片的各种争论，应该可以尘埃落定了。
铃兰台
2015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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