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长征的背后
一九三六年的十月十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会师。同年的十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会师。至此，以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均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今年由于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八十周年，因此全国的许多地区在临近当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日子，都纷纷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特别是互联网上的纪念文章，更是纷至沓来。
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的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文章中，最符合历史真相，最有道理的，那就要算是郭松民同志所写的《有了毛泽东，长征才成为长征----评<一个人的长征>》这篇文章了。
的确，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年的长征不仅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甚至都不可能出现长征这一名词。特别是中央红军的征程，也更不可能长达两万五千里。因为到达湘西、甚至是还未等到达湘西，他们就会被蒋介石吃掉的。是在屡遭打击但却仍然相忍为党的毛泽东的极力反对和强烈建议下，中央领导集体这才取消了他们前往湘西投奔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等人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的计划，而转道贵州。于是这才有了红军的北上抗日，这才有了突破乌江，这才有了两占遵义，这才有了“遵义会议”，这才有了四渡赤水，这才有了巧渡金沙江，这才有了强渡大渡河，这才有了突破天险腊子口，这才有了征师胜利到吴起，这才有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对于有了毛泽东这才有了当年红军长征的胜利，有的人却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长征的胜利，是集体力量的结晶，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那钢铁般的意志品质，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那高于天的革命理想。
红军的长征能够胜利，当然离不开集体的力量，缺少不了钢铁般的意志品质，更缺少不了高于天的革命理想。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在湘江之战中，就没有集体力量了吗，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意志品质就不坚强了吗?广大红军指战员的革命理想就不高了吗?只要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就会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只要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就会形成集体的力量。可一旦离开了毛泽东的智慧，一旦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就不会有当年红军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当年我国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当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这一点，是历史已经证明过的了。
长征，是人民军队命运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命运的转折点，是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点。因此尽管长征已经过去八十年了，但是我们今天纪念长征，却仍然还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特别是读懂长征的背后，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还更是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提起当年红军为什么要进行长征，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想到的就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全党、全军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全党和全军的统治、特别是由此而导致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的确是造成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的因素，但这些都是表面的因素。而背后的深层因素，却是王明的“左”、右机会主义路线为什么不仅能够统治或影响全党和全军，而且还更是长达四年、甚至是十四年之久而直至延安整风。
对王明的“左”、右机会主义路线为什么能够统治或是影响全党和全军，以往党史中的解释，总是用一句“党还处在幼年时期”而一笔带过。其实，王明的“左”、右机会主义路线能够统治或是影响全党和全军，其原因是极其深刻的。所以从表面上看，王明的“左”、右机会主义路线能够统治或是影响全党和全军，是因为当时的那些中央领导人认识能力较低的问题。然而更为主要、也是更为深刻的，就是当时的那些中央领导人由于只擅长坐而论道，因此而养成的那种强烈的投机心理，特别是因此而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意识。
从孔子开始，我国的读书人就养成了坐而论道的这种习惯。久而久之，读书人的实践能力也就越来越弱、甚至是彻底的丧失。而丧失了实践能力的人若想生存下去，那就只能去时时依附他人。而时时依附他人的人，不仅会丧失独立自主的意识，而且还会形成强烈的投机心理。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那些主要领导人，由于也多是一些身为读书人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国传统读书人坐而论道的那种些习惯，也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极深的烙印。特别是象王明、博古和张闻天这些人，还更是接受了苏联人多年的教育。
自儒家文化成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之后，我国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能力，就越来越弱。于是不仅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我们中国人还普遍产生了“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种心理。特别是由于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没有逻辑学的知识，因而又导致我们中国人普遍形成了不善于进行逻辑思辨，而只擅长简单模仿的习惯。所以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那些主要领导人，尽管也满怀救国救民的热情，但却只知道简单地模仿苏联的“十月革命”，全盘接受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却不懂得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救中国。而只有在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的马列主义普遍原理，才是真理。
所谓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苏联人为了掌控中国共产党，为了掌控中国革命而推行的一条路线。王明的原名叫陈绍禹，一九○四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双石乡码头村。一九二五年，在武昌国立商科大学预科学习的王明，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王明被中国共产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王明深受苏联人、特别是深受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宠爱。而也正是由于深受苏联人宠爱，所以不仅参加革命的时间很短，而且更没有丝毫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从苏联回国后，很快就担任了党内的重要领导职务并在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狐假虎威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由苏联人一手操纵的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理由就是继续纠正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纠正瞿秋白和周恩来在纠正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所犯的所谓的“调和主义”错误。然而王明等人上台后，所推行的却是一条比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而实际上，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就是苏联人为了尽早地把他们培养出来的王明和博古等人扶上台，以便全面控制中国共产党，全面控制中国革命。只有全面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只有全面控制了中国革命，才符合苏联的利益。因此尽管推行的同样都是一条严重危害了中国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王明受到的是苏联人的赏识，可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由于设想要把苏联拖入对日战争，所以不仅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而且还更是被苏联人投入了监狱。
为了达到彻底、全面、从快地控制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一九三○年十二月十日，已经升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在背着中共中央而先与王明等人事先进行了多次沟通之后，深谙我们中国人心理，特别是有着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的米夫，便想好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留周去瞿”的这样一个打算。留周，是为了借助周恩来这样在中共党内有资历、有威望、有相当的工作经验和能力的人，来为王明抬轿子、吹喇叭、做推广，以便树立王明的狐假虎威的权威并协助王明实现对中国共产党的彻底控制。既然连做广告的都知道要找明星大腕，那么老奸巨猾的苏联人，又何尝不懂其中的道理;而去瞿，则是树立起一块可供批判的靶子并通过对这一靶子的严厉打击以儆效尤，彻底根除象李立三那样想要危及到苏联利益的人物在中国共产党内再度产生，从而确立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人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绝对权威。为此，在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米夫先是强令中共中央任命王明为领导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领导机构江南省委的书记。然后，米夫又会同王明与向忠发、周恩来一道，制定了迫令瞿秋白、李立三和李维汉三人退出政治局而把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地抬入政治局的这样一个会议召开方案。
当年参加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有向忠发、周恩来、李维汉、瞿秋白、任弼时、关向应、罗登贤、温裕成、徐锡根、张金宝、顾顺章、余飞、贺昌、陈郁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有罗章龙、王凤飞、王克全、史文彬、周秀珠、袁炳辉、徐兰芝和陈云等八人。另外，不是中央委员或不是候补中央委员的王明、博古、夏曦、沈泽民、王稼祥、陈原道、何梦雄、韩连会、肖道德、袁乃祥、沈先定、徐(许)畏三、邱泮林顾作霖与柯庆施等十五人，不仅获得了参会的机会，而且还更是被米夫授予了与中央委员同等的权力。在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中，有六届三中全会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常委向忠发、瞿秋白和周恩来三人以及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温裕成、徐锡根、顾顺章。而瞿秋白虽然参加了这次会议，但除了作检讨之外，却被剥夺了发言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对于米夫一手操纵的这届中央全会，中国共产党人应不应该抵制呢?应该抵制，因为它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违背了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那么对于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这个导演，中国共产党人能否抵制得了呢?从当时的情况看，能够抵制得了。而且在会议召开的时候，便受到了陈郁、张金宝、余飞、徐锡根、王凤飞、王克全、徐兰芝、史文彬、罗章龙、何梦雄、韩连会等那些战斗在斗争一线的参会人员的坚决抵制。如果再有几个同志参加抵制，那么这个差点葬送了中国革命的由苏联人一手操纵的六届四中全会就会因此而流产。所以那场通过了王明出任政治局委员的表决，仅是以十九对十八这样一票的胜出而获得通过的。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尽管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中国共产党只不过就是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人的指导和帮助下创建起来的，而并不是由苏联人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更不是共产国际或是苏联人派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应该并也有理由拒绝、抵制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人的瞎指挥。
从“八•七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就已经转入了以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为主的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就离不开武装力量。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名叫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名字，尽管是模仿苏联红军。但是中国工农红军，却不是苏联人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毛泽东不仅参与了创建中国共产党，而且中国工农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更是毛泽东从无到有亲手缔造并在毛泽东的领导指挥下，以弱胜强、从小到大，一步步成长壮大起来的。
“八•七会议”在决定了中国革命今后要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也决定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要迁入到生活条件较好且又相对安全的上海滩外国租界里。但是为了通过亲身投入到凶险的武装斗争实践中从而给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通往胜利的具体道路并缔造出一支人民的军队，因此“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绝了党的最高负责人瞿秋白要他到党中央机关去工作的邀请，而是选择了到穷乡僻壤的湘赣边，去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当年的中国革命，不仅需要一种能够指导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而且还更需要一条能够使革命走向胜利的具体道路。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完全不同于苏联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以及如何处理同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同苏联的特殊关系，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独立创造一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以处理好同苏联的关系，而且也更需要开辟出一条能够引领中国革命走上胜利的具体道路。而这两个方面，在当年的那些中国共产党人中，却只有不仅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精神和高度智慧，而且还更具有超凡的实践能力，特别是具有敢于牺牲精神的毛泽东，才能做得到。是到躲藏在上海滩外国人的租界里的党中央机关去处理同苏联的特殊关系，还是到凶险的武装斗争实践中去为中国革命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能够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具体道路，这不仅是毛泽东个人，而且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全党所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从长远的角度看，只要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独立创造一种理论并开辟一条具体的革命道路从而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自然也就能够处理好同苏联的关系。“遵义会议”、特别是“延安整风”后的中国革命历史，就这一点。
从发动、领导“秋收起义”、特别是从向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地区进军并进行了“三湾改编”，毛泽东就开始了创立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探索和具体革命道路的开辟。在从“秋收起义”到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工农红军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弱胜强、不断胜利，证明了毛泽东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不仅卓有成效的，而且也更是中国革命能够走向胜利的唯一道路。而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通过不断的探索和总结，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和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为代表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能够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革命理论，也开始形成并组建成熟。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此时的毛泽东由于正浴血奋战在赣南闽西的崇山峻岭之间，因而无缘这次大会。于是不仅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且更是亲手缔造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毛泽东，在此次大会上，只是被选为了中央委员。特别是自“八•七会议”后，由于党中央为了便于接受苏联人的指挥，长期躲藏在上海滩外国人的租借里而远离中国革命的实践。而浴血奋战在赣南闽西的崇山峻岭之间进行中国革命实践的毛泽东，又远离党中央。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于是如向忠发、李立三和项英等这些无人时喊口号，半夜时贴标语，罢工斗争中晃了晃小拳头的家伙，竟然都蹿升进了政治局。尤其是王明、博古和张闻天这三人，更是平步青云，靠着苏联人的提携，不只是进入了政治局，甚至还都成为了常委。然而由于这些人认识问题的能力太低而认识不到毛泽东所创立的这种理论和所开辟的这条道路的正确，所以只能照猫画虎般地生搬硬套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来领导中国革命。而毛泽东由于在党内的地位太低，又无法把自己创立的这种理论和所开辟的这条道路推广到全党和全军。因此当年的中国革命，才会遭受到那么多的严重挫折，才会无端地增添那么多的烈士。特别是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不仅盲目地相信外国的经验，而且还更是盲目地相信外国人。于是一个名叫李德的德国共产党人，才会被他们请到中央苏区来进行瞎指挥，于是这才有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败。
早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就这样写到：“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可是到了一九三四年，尽管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而无法继续在中央苏区立足，但博古等最高“三人团”却不仅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毛泽东的正确，反而还造出了到湘西去投奔连自身都难保贺龙所部去的这样一个奇妙逃路来。
被迫进行长征，是中国革命在那些没有独立自主意识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所必然会遭受到的历史挫折;长征的胜利，是由于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精神的毛泽东的力挽狂澜。
唯有独立，方能自力。唯有自力，方能更生，方能做好中国梦，方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这一真理是否为后来人所认识，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意识所遭受的惨痛教训，又是否为后来人所接受。独立自主的意识对于追求富起来的当今我们中国，是否还有积极的意义。放弃了独立自主，象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又能依靠在哪个国家的身上。
追求富起来的改革开放，被誉为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华民族进行的一次新的长征，但这又是一次怎样的长征呢。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在我国农历除夕的这一天，邓小平出访美国。随同邓小平访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在飞机上请教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
邓小平所说的是事实吗，当然不是。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富起来的国家，也不过就是南朝鲜和新加坡外加我国的台湾与香港地区这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上述几个国家和地区富起来是因为和美国关系好吗，不全是。如果只要与美国关系好就能富起来，那么与美国关系更好的菲律宾，不早就应该富得流油了吗。当年“亚洲四小龙”的富起来，完全是与美国围堵我国的战略有关。特别是南朝鲜和新加坡的富起来，又更是以放弃国家的政治独立为代价的。
有些罔顾历史事实而昧着良心瞪眼说瞎话的人认为，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其实中美关系的大门，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已经被毛主席部分的打开了。邓小平的一九七九年访问美国，只不过是单方面向美国拆掉了我国的国门，而并没有打开美国的国门。不用说早在邓小平访美的一九七九年，即使是到了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二○一○年，我国的华为公司想要以二百万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的一家小公司，却都由于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干涉而最终不得不放弃。
我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在欧美国家开启了殖民化、全球化的时代之后，象我国这样的大国若想生存下去、尤其是想得到持续发展，那就只有强大起来。只有强大的国家在充斥着弱肉强食法则的世界上，才能自保，才能参与制定全球化的规则。而如果只是追求富起来，那么做一个“奴隶总管”，也能富起来。但是富起来的“奴隶总管”，也不过仍然还是个要处处看主子脸色，要时时听主子吆喝的奴才。二○○九年三月，由于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于是在与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我国的总理就哀求美国保证我国在美国资产的安全。但美国对这样的哀求，却根本未予理睬。因此我国购买美国两房债券的四千多亿美元，也就成了打狗的肉包子。的确，主子在没有饭吃了的时候，完全有可能吃掉那些奴才，哪怕你是奴隶的总管。
当今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任何一个民族，在欧美国家不仅创立了弱肉强食的这个世界法则，而且还更是继续有能力践行这一法则的时代，独立自主的意识都是其继续存在的基础。否则，任你有天大的聪明，任你能够把毛泽东思想霸占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任你用瞒和骗造出多么奇妙的逃路来，但结局仍不过就是如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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