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庆“八一”，感怀毛主席
在我国，每年八月一日的这一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日，也就是建军节。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所以，八月一日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也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节日。因此，每当这个节日到来之际，中国人民都会更加感激打败了日本狗强盗并消灭了蒋匪军而解放了全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会更加感怀亲手缔造了这支伟大军队的毛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不同于古今中外任何军队的伟大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是一支不同于古今中外任何军队的伟大军队，就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人民的军队。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民性质，是毛主席为其确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宗旨，是毛主席为其注入的。毛主席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和行动指南。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而且还更是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成长壮大起来的。因此，只有毛主席，才称得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只是，这支伟大军队的缔造者，却与这支伟大军队的诞生日，没有丝毫的联系。
有人说，胡适曾经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这样一句话。在我们中国，血写的历史，当然不是。而笔写的历史，还真就如此。“八一建军节”的设立，那就更是这样。所以这才会出现一支伟大军队的诞生日，与这支伟大军队的亲手缔造者，没有任何联系的这种奇特现象。
一，“八一建军节”的由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由博古、张闻天和项英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党中央通过由朱德任主席，由王稼祥和彭德怀任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这一命令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正式对外发布。从此，八月一日就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后来，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发展成了八路军，新四军并最终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因而八月一日的这一天，也就顺延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在把发动“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这一天确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时候，正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和军内的统治最为猖獗的时候。而把八月一日的这一天确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就是为了通过抬高他人的办法而削弱毛主席在党内和军内的影响，就是为了虚无中央红军的缔造者和中央苏区的开创者毛主席。
在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和博古、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党中央期间，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除了毛主席备受打击和孤立之外，其他人都得到了职务上的升迁或重用。而在把八月一日确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前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博古和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持的党中央就决定：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不止如此，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发布命令，将在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的这一天颁发红星奖章，以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当时获得一等红星奖章的，有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叶挺和刘伯承等人。而亲手缔造了中央红军的毛主席，此时却由于没有军内的职务而不能获得奖章，所以也就只能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的闲职，到后方去写写《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的阶级》和《我们的经济政策》等这样的文章了。就这样，这支伟大军队的亲手缔造者，与这支伟大军队的当生日，彻底失去了联系。
二，虚无毛泽东，一贯的老传统。
一九三一年初，在上海清除掉了党内反对自己的罗章龙与何孟雄等人之后，王明等人又把“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在根据地领导广大红军指战员正在浴血奋战的毛主席。只是鉴于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以及根据地群众中的巨大威望，王明等人打击毛主席的手段隐蔽一些罢了。
一九三一年三月，王明派其爪牙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到达中央苏区掌管中央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权。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刚刚胜利还不到两个月之后召开的“赣南会议”上，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等人不仅就开始不点名地批判毛主席犯有“狭隘经验论”的错误，而且还更是采用极其阴险卑鄙的手段，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
在“赣南会议”上，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等人按照王明等人的指令，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任主席，彭德怀和王稼祥任副主席。而毛主席和林彪、贺龙等人，仅仅是委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并发布了这样一个《通令》，宣布：“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既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七组织。”
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并立即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之后，朱德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继续执掌军事指挥权。而毛主席由于失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也就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采用釜底抽薪的这种极其阴险卑鄙的手段，第一次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而等到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召开的再一次剥夺毛主席军事指挥权的“宁都会议”上，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苏区、尤其是中央红军中已经站稳了脚跟，因而也就毫不客气地直街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
一九三一年年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从而掌管了苏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权。而随着周恩来的到来，毛主席担任的代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也就自然失去了。而初到苏区的周恩来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因而不顾毛主席的强烈反对，在项英、顾作霖和彭德怀的坚决支持下，发起了赣州战役。战役发起前，为了排除对自己指挥上的干扰，周恩来指示毛主席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让毛主席到瑞金城外东华山上的一座庙里“凉快”去了。然而周恩来红军生涯中亲自指挥的这第一仗，却不仅打成了久攻不克的消耗战，而且数万红军在近有敌人固守的坚城，远有敌人援兵的情况下，进退不得。无奈之下，周恩来只得让项英厚着脸皮赶回后方，请毛主席前来解围。为了党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挽救红军，毛主席冒着瓢泼大雨连夜赶到前线，同时电告朱德，让其命红五军团击敌背后，从而掩护赣州城下被困的红军安全脱险。
赣州战役，是周恩来红军生涯中亲自指挥的第一仗，也是周恩来与毛主席军事生涯中的第一次共事。然而前几年，一位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并在党史和军史界得到广泛认同的人却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
一九三二年四月，毛主席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率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进军福建并于二十日攻占漳州。漳州战役，这是毛主席在“宁都会议”上被彻底解除兵权前所指挥的最后一次取得重大胜利的战役。漳州这一仗，红军仅俘虏就抓了两千三百多人，缴获各种枪支五千多支，火炮八门，飞机两架和其他大量的军用物资。特别是占领了漳州之后，红军共计筹得了一百多万银元，从而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漳州战役进行的时候，周恩来正担任着苏区中央局的书记。所以漳州战役的进行，当然要得到周恩来的批准。由于漳州战役是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并担任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之后，中央红军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因而漳州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周恩来的威望，稳固了周恩来的领导地位，甚至可以说是周恩来后来能够跻身于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的历史起点。然而漳州战役对于一生指挥了四百多场重大战役且又都取得了胜利或始终掌握着战场主动的毛主席来说，则是微不足道的。所以，绕过赣州战役而把漳州战役看作是毛主席与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那可实在是拔高了周恩来。
三，“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刘少奇对胡适说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很不服气，他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然而刘少奇本人生前死后反差巨大的荣辱起伏，却恰巧证明了“历史”不仅不是人民写的，而且还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今天，不管是党史、还是军史的记载，朱德不仅都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而且排名还更是位列第四。排名在叶挺之后，位居刘伯承之前。
“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人策动了一部分原国民党所属的军队进行的。“南昌起义”发动之时的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而贺龙能够成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是因为贺龙在起义发动之前是国民党军第二十军的军长。在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中，名声最响，力量最大，对起义投入的兵力最多。所以，对“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的确认，一是根据在共产党策动、领导起义的机构前敌委员会里的秘密身份，二是依据起义爆发时，在参加起义的原国民党军队中的公开职务。所以，对“南昌起义”发动时朱德的公开身份或职务，如今的党史和军史里的记载，都是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的局长。
“南昌起义”发动之前，朱德的确曾经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的军官教育团的团长，并还兼任过南昌市的公安局局长。然而“南昌起义”爆发时，朱德的这两项职务，却都已失去了。
一九二七年一月，以国民党的名义在四川军阀杨森部工作的朱德实在工作不下去了。于是，还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共产党就派朱德到他的老同学，当时驻扎在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的朱培德的部队中进行工作。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当朱培德的第三军打到江西的赣州时，朱培德与朱德的另一个同学，就是当年和朱德一道拥戴顾品珍而曾经推倒唐继尧可后来又与朱德一同被唐继尧驱逐并通缉的那个金汉鼎前来投奔。当时正急于扩充实力的朱培德见老同学前来投奔，喜出望外。于是便拿出大笔的钱财，让金汉鼎到湖南和贵州等地招兵买马。没过多久，金汉鼎便招来了两千多兵马。国民政府将这部分兵马遍为独立第十六师并委任金汉鼎为师长，统归朱培德指挥。
队伍扩大之后，急需的就是军官。而就在朱培德为此着急的时候，朱德来了。于是朱培德便委任朱德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团长，着手创办军官教育团。一九二七年二月，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正式开办。
这个第三军军官教育团连一期都没有办完，就匆忙倒闭了。军官教育团共设有三个营，第一和第二营的七百多名学员，全都是来自朱培德所属的滇军部队排级以上的军官。而第三营的四百多人，则是来自江西各地选送来的青年学生和当时由蒋介石委任的江西省主席李烈钧保送的官僚或是富家的子弟。
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公开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分裂。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为了拉拢朱培德，武汉国民政府不仅任命了朱培德为江西省主席，而且更是在五月初，又将独立第十六师扩编为第九军，由朱培德兼任军长，金汉鼎为副军长。旋即，武汉国民政府又将第三军和第九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委任朱培德为总指挥。而第三军和第九军的军长职务，则分别由王均和金汉鼎接任。在担任了第五路军的总指挥之后，朱培德又委任朱德为第五路军的总参议。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就任了武汉国民政府委任的江西省主席之后，四月九日，朱培德马上就委任了朱德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然而刚到一九二七年的五月三十日，朱培德就把在第三军中的一百四十二名政治工作人员全部遣送出江西。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尽管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还没有暴露，但是朱德的南昌市公安局长却再也干不下去了，因而只得向朱培德提出辞职。
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的学员在还没有学完全部课程的情况下，就举行了毕业典礼。而领到毕业证的第一和第二营的学员，全部回到了朱培德的滇军中。
军官教育团散伙了，朱德的军官教育团团长的职位也荡然无存了。不过此时的朱德，似乎还应该有个第五路军总参议的头衔。
后来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南昌起义”中的朱德：“朱德在‘南昌起义’时，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那么，朱德又是如何成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的呢？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解放军报》刊登了《八一起义》连环画，这是军报第一次正式介绍“南昌起义”。连环画宣传提纲是“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应《解放军报》之约而起草的。当时对“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排名还没有定论，提纲中领导人的排名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解放军报》社对此非常慎重，用红笔圈出，在连环画刊登之前，呈送周恩来。周恩来连夜审阅并指示传阅朱老总、贺老总、陈老总。朱老总说：“‘八一起义’，我的人马主要作一些协调保障工作，作用不大，应排在叶挺将军之后。”周恩来的批示是：“刘伯承同志在起义中任参谋长，做了大量军事工作，功勋卓著，应在起义领导人中加上刘伯承的名字，排在朱德之后。”
在如今江西省的南昌市，有一座“南昌起义”纪念馆，馆址就位于当年共产党策动、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所在地的江西大旅社。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朱德在江西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杨尚奎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南昌起义”纪念馆，在纪念馆门前的台阶上，朱德微笑着说：“‘南昌起义’的一幅油画，把周恩来和我们几个都安排在这里宣布起义，这是艺术家的想象把！”杨尚奎回答到：“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应该说是一种艺术概括。”
朱德所说的那幅油画，当然就是一件艺术作品。可是久而久之，特别是由于当事人如果又不去更正，那么艺术也有可能变成真正的“党史和军史”。
“南昌起义”发动前既不是策动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的成员，“南昌起义”发动后也不是最高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特别是在“南昌起义”发动之前不仅手中连一兵一卒都没有，而且还更无一官半职的朱德，就这样“艺术”地成为了“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比这幅油画更为艺术的，还有一个有关朱德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美丽的传说”。
那天在纪念馆，观看完了油画之后，朱德又说：“起义时的战斗我没参加，我做的是一些参谋、宣传和配合工作。”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问朱德：“听说那天晚上，您请了几名团长喝酒打麻将，用计把敌人扣押了，是真的吗！”朱德笑着说：“是真的有那么一回事，这也是当时前委起义作战计划的一部分。”接着朱德又说到，“起义部队在（晚上）九时左右就开始行动准备了，因为一个副营长当了叛徒，起义战斗的时间就提前了。军官教育团的学员有三个连参加了起义，公安局的人参加得不多。”
关于“南昌起义”前夜朱德宴请滇军的几个团长这一“美丽的传说”，目前流行的主要有两个版本。
版本一：“新开馆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一楼展厅内一组‘朱德施计’的连环画，吸引着每一位参观者的目光：酒桌上杯盘狼藉，敌军官觥筹交错，酒兴正酣；麻将桌上，敌军官围坐一圈，玩兴正浓……
据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这组连环画描述的是八一起义前夜，朱德为敌军几名团长摆的一场‘鸿门宴’。起义取得胜利，这次宴请也功不可没。
南昌起义前夕，前敌委员会交给朱德一项特殊任务，要他在起义战斗打响前，设法牵制敌军两个主力团的团长和副团长。纪念馆馆长法剑明说，当时，朱德除了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外，还担任着南昌市公安局长。
据纪念馆史料记载，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朱德在佳宾楼宴请敌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民、副团长蒋学文、敌二十四团团长肖曰文等四人。饭后，朱德又安排他们去打麻将，自己则借故去了贺龙指挥部，通报牵制情况，做好战斗准备。
记者在纪念馆‘南昌起义多媒体演示沙盘’上看到，大士院在南昌城西，敌二十三团、二十四团的驻地在城东，相隔很远。这样，几名敌军团长完全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为起义部队解除敌军的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晚上，朱德回到大士院，与敌团长一起打麻将。趁敌团长不注意，朱德支走了敌团长的卫兵，让自己的卫兵悄悄收走了敌团长的枪支。
凌晨二时，南昌城内外突然枪声大作，几名敌团长惊恐万分，四下寻找自己的武器，被埋伏在屋外的起义军战士生擒。
法剑明馆长还介绍说：一九六一年春节，朱德来到八一起义纪念馆。当纪念馆工作人员向他请教这段历史时，朱德微笑着说：‘有那么一回事。这也是当时前委起义作战计划的一部分。’”
版本二：“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四十一岁的朱德秘密返回南昌。当时的他，带领军官教育团留团的部分学兵参加起义。在战斗打响前，他还根据起义的作战计划，完成了一项特殊的任务——牵制敌团长。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朱德在久负盛名的佳宾楼宴请款待留驻南昌的敌军团长、团副等人。
这顿饭吃到晚上九点钟。然而此时距离预定的起义时间还早，朱德遂又提出到大士院三十二号打麻将。朱德计划让他们打到午夜，那样暴动也就开始了。
可是，意外发生了。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记录朱德六十岁以前的生平《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对这一段史实是这样描述的：就在这时，一名副营长忽然心神不宁地推门进来慌慌张张地说，他刚接到命令，要他把自己辖区内的滇军解除武装。一听此言，朱德震动了一下。他试图缓解这陡然紧张的气氛，但敌军一位军官站起来要求客人们回到岗位上去。
大家都站起身来，准备回去。朱德不能强留，以免招惹过多的猜疑。等待客人散尽，他马上赶到总指挥部。总指挥部于是下达即刻开始起义的命令。”
朱德在“南昌起义”之夜宴请敌团长的这件事，对起义军取得占领南昌城这个初步胜利能起到多大作用，根本就无从考量。而朱德宴请第团长这件事，至今未见有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完全是出自朱德一人之口。在考古学上，有孤证不立之说。在证据学上，自证更是无效。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那是因为像朱德这样的一个“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在起义之时，啥也不干吧。
“南昌起义”发动之时，朱德干什么去了。据《粟裕传》记载：“突然一声哨音划破夜空，随即传来紧急命令：‘全体集合，班、排长到中队接受任务！’粟裕和战友们奉命去策应一支部队起义。这时南昌城内已响起清脆的枪声。枪声由稀到密，紧接着机关枪、迫击炮也一齐轰鸣起来。粟裕和战友们跑步向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驻地赶去，到达目的地立即把军官教育团营区包围起来，按照规定的联络信号，对空打了一排子弹。短时间的沉寂以后，军官教育团营区响起了表示敬礼和欢迎的号声。不一会，粟裕看到一队武装人员护卫着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威严、蓄着大胡须的四十岁上下的军官走了过来。警卫队有人小声说：‘朱德，他就是朱德。’这是粟裕第一次见到朱德。朱德满脸带笑，边走边和蔼地向大家招手致意。粟裕和警卫队战士立刻迎上前去，把朱德护送到江西大旅社起义总指挥部。当时朱德的公开身份是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他顺利地组织、领导了军官教育团全部起义。”
《粟裕传》中的这段记载让我们这些后人知道，朱德所说的“军官教育团的学员有三个连参加了起义”的经过，并不是像贺龙与叶挺的部队那样，参加了歼灭南昌城里敌军的战斗。而是在外有真正的起义军包围，内有朱德这个老团长的劝说下，不得不，当然也可能是自愿参加了起义。而《粟裕传》的这段记载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南昌起义”发动时，朱德还哪里是什么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团长，他根本就掌控不了这支只有三个连的队伍。因此起义时，这才需要真正的起义队伍将军官教育团营区从外面包围起来以对其施加压力，逼迫其不得不随同起义。否则，就将被真正的起义军消灭。所以，如果朱德在起义时还是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团长，那他就能像贺龙与叶挺那样掌控着部队。那么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这三个连参加起义，不仅不需要真正的起义部队从外部将其包围以来进行“策应”，而且还更是能够投入到消灭南昌城里敌军的战斗中。
朱德总司令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对此，中国人民会永远铭记。因而也就无需像使用《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朱德最早提出游击战“十六字诀”》、《朱德军政双优教毛泽东打仗》和《建军大业》等这样夸大、甚至是虚有朱老总历史功绩的做法，来拔高朱老总并贬低、特别是虚无毛主席。其实，历史虚有主义者和历史虚无主义者，是一对血脉相连的孪生兄弟。所以，只要虚假的历史成为了共识，那么真实的历史，也就被虚无掉了。今天，由于三十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对毛主席进行贬低、特别是虚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历史，也被虚无的差不多了。
历史虚无主义在本质上，是文化失败主义的一种具体表象。而文化失败主义，就是丧失了对本民族能力的自信。
一九七八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一个代表团到西欧五国考察。回国之后，谷牧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 报告》。在报告中，谷牧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后来有人评论，谷牧的这个报告，最终促成了党中央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实行改革，对外进行开放的战略决策。
到今年为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十八年，同法国、德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迎头赶上了多少？即使我们已经赶上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也不过就是弥补了二十年的差距。然而一九四九年时的我们中国，同发到的资本主义比较，差距可能都不止是一百年。可是到了一九七八年，差距就已经缩小到了只有二十年。这就说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抓革命，促生产”的这条经济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短短二十九年的时间，新中国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缩短了上百年的距离。而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八年，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过就是缩小了二十年的差距。这说明充满文化失败主义情绪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速度，要远远地落后于充满民族自信精神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发展速度。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抓革命，促生产”不仅充满了民族自信精神，而且更是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自信精神。而“市场换技术，打工挣外汇”的改革开放不仅是在缺少民族自信精神的基础上开始的，而且还更加导致了民族自信精神的丧失。因此改革开放之后的我们中国，充斥着文化失败主义的情绪。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回头看看这几十年，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样的论述。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长期挨打的实际，客观上使大多数的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并产生了文化失败主义。这一点，同样也反映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来。因此在“遵义会议”之前，党和军队的那些高级领导人，才会对苏联人、甚至是对苏联人派来的一个德国人李德，俯首帖耳，从而犯下了滔天罪恶的左倾错误。
自毛主席逝世之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可能这些人就是汉奸，便开始在国内大肆虚无毛主席。最初，这些人虚无毛主席的手法，就是夸大周总理治国理政的功绩。这样，不仅能够证明毛主席“治国无能”，而且还更能彰显毛主席的“文革有罪”。在通过虚有周总理的治国功绩而虚无掉了建国后的毛主席之后，有的人又想连建国前的毛主席也虚无掉。然而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周总理没有明显的军功，于是这些人便又开始虚有朱老总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作用。因而《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建军大业》、甚至连《如果没有朱德，毛泽东有可能变成土匪》等等，也就纷纷出笼了。
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伟大，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之所以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之所以能够消灭蒋匪军，之所以能够打败美国野心狼，就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是敢于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人民子弟兵。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人民的军队，就在于它是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就在于它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在于它那牢不可破的“党指挥枪”和“官兵平等，民主管理”等原则，就在于毛泽东思想是它永远的军魂。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宗旨和那些原则，都是毛主席为其注入和确立的。
毛主席在率领“秋收起义”队伍的余部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一九二七年的九月二十九日上午，部队来到了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在这里，毛主席不仅对部队进行了整顿，而且还更是确立了政治建军、思想建军、民主建军的等原则。
从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三日，毛主席召开了多次会议，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党员和各级指挥员进行思想教育。在毛主席的耐心说服教育下，大多数的指战员都接受了毛主席制定的“党指挥枪、营级以上单位设立党委、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成立党小组并在连以上单位设党代表、设立士兵委员会以便对部队实行民主管理、官兵平等、进行思想教育而不准打骂体罚士兵”等根本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建军治军方略以及“一切行动听指挥、筹款要归公、不乱拿群众一个红薯”这样严格的纪律。而后在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在攻占了茶陵县城后进行战斗经验总结时，毛主席又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大任务”。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奉中共湘南特委的命令，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从井冈山上下山，兵分三路而再集结到湖南省炎陵县中村乡，准备接应朱德和陈毅等人领导的进行了“湘南暴动”的起义军。
三月二十八日，毛主席率领第一团来到湖南省桂东县的沙田圩。二十九日，毛主席在率部击垮了桂东县的反动武装挨户团后，在里停留了八天寻找战机歼敌。就是在这里，毛主席还制定出了后来被称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纪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一军纪的制定和执行，确保了毛主席所创建的这支军队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它是人民军队能够得到人民群众坚强支持的基础，它确保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对于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从准备接应朱德和陈毅等人领导的进行了“湘南暴动”的起义军的三月十九日起，毛主席就采取上午给这个营讲课，下午给那个营讲课，分别留半天时间进行讨论的方式，集中一周时间对部队进行教育。
毛主席以中国革命的特点为题，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反复阐述建立、巩固、发展农村根据地，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性。他向广大指战员指出：“由主客观力量对比所决定，中国革命现在还处于低潮时期。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与斗争，革命的高潮必然会到来。”他坚定地说：“我们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力量，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井冈山的政权，正是为了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着重说明了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他形象生动地比喻道：“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只有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变革，才能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依托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开展广泛深入的游击战。因此，毛主席的游击战与历史上所有的游击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
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对游击战争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对此，彭德怀元帅曾经这样回忆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却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了红军的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已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一九二七年冬、二八年春就已经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敌人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看法，所以“平江起义”后，彭德怀很快就带领红五军也上了井冈山。在那里，彭德怀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和进行根据地建设。正是根据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办法，彭德怀不仅很快就拉起了一个红三军团，而且还更是创建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一九二七年冬、二八年春，朱德和“南昌起义”的余部，还没有上井冈山。而彭德怀不仅还还留在敌人的阵营里而没有发动“平江起义”，而且更没有入党。因而此时的彭德怀对井冈山情况的得知，完全是来自敌人营垒内部的消息。这就说明此时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不仅已经在井冈山站住了脚，而且对外的影响也很大。
新型的人民军队，与所有的旧军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无产阶级革命军人，更与所有的旧军人，有着明显的不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人不仅肯于牺牲，而且更是敢于牺牲，乐于牺牲；所有的旧军人当兵打仗都是为了军饷，没响就哗变，没响就溃散。
新型的人民军队，是靠提高每名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是靠提高每名指战员的自觉性而创建起来的，团结起来的。因此早在人民军队还在井冈山的草创时期，毛主席就特别这样强调：“我们的纪律，是自觉的纪律。”而阶级觉悟的提高，使每一名指战员都知道我们这支军队在为谁扛枪，在为谁打仗的这一问题。都懂得我们这支军队是为谁扛枪，是为谁打仗的这个道理。正是由于广大指战员都懂得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这个道理，正是由于人人都怀有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正是由于人人都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所以人民军队在没有军饷，在吃不饱、穿不暖、甚至是以野菜充饥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主动地去“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毛主席创建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除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之外，毛主席所创建的民主建军的原则，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在部队中实行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这一民主建军的原则，因此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从根本上启发了广大指战员的自觉意识，从而产生了无限的主动性和强烈创造性。然而毛主席所创立的这些建军原则和为人民军队所规定的根本性任务，在朱毛会师的早期，却由于没有得到朱德和陈毅等人的认同，因而在红四军引起了争论。这一争论，直到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召开，方告结束。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的古田村召开了。在党史和军史上，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被统称为是“古田会议”。
在“古田会议”上，陈毅主持了大会并首先作了三个重要报告，一是向代表们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二是做了关于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三是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取消派的决定。
“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由毛主席、朱德、陈毅、林彪、伍中豪、罗荣桓、谭震林、李任予、黄益善、田桂祥和宋裕和等十一位正式委员和杨岳斌、熊寿祺和李长寿等三位候补委员所组成的中共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主席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十二月二十九日，古田会议在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圆满结束。
“古田会议”的作用最为重要，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内容，并不是毛主席重新当选为了前委书记，而是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八个部分所构成的《古田会议决议》。尤为重要的是，《古田会议决议》还更是首次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更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决议》要求在部队中进行建军宗旨教育，划清红军和旧军队的界限，肃清一切旧式军队的影响。它批判了不重视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不愿做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指明了红军建设的方向,使红军建设的理论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之上。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指出，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少数服从多数，一切重大工作，在党内讨论做出决议后，再引导群众去执行。此外，《决议》还更是坚决批判了极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史上，甚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古田会议”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都具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自创立以来多次失败的教训，第一次以党的会议的形式高度认同了毛主席在“三湾改编”中首创的“党指挥枪”这一政治原则，从而不仅解决了如何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而且还更是确保了人民军队如何才能永远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
正是由于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才挣得了民族的解放，这才实现了独立自主，中国的劳苦工农大众这才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因此，每当“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工农大众更加感怀的是亲手缔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毛主席。
五，“八一南昌起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联系。
人民军队能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成长壮大，不仅需要一个明确的革命方向，而且还更需要一条具体的能够通过胜利的道路。而这条通过胜利的具体道路，正是毛主席开辟的。就是由于有了毛主席开辟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通往胜利的具体道路，因此人民军队这才能越打越打，越打越强，直到打出一支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然而从真实的历史发展历程看，“八一南昌起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南昌起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联系，只不过就是朱德和陈毅等人把“南昌起义”的余部，带上了井冈山。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爆发的这场“南昌起义”，最后彻底失败了。可是如果按照起义的过程和最初设定的目的看，“南昌起义”，又可分为胜利和失败这两个部分。
早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七•一五分共”前一天的七月十四日晚上，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开会决定进行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爆发前我国南方的政治形势和军事态势，都异常的复杂。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里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汪精卫名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尽管形成了公开的分裂，但是蒋介石和汪精卫所在的国民党却没有分裂。中国共产党人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尽管宣布退出了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但却没有宣布退出国民党。所以，“南昌起义”爆发时，周恩来和恽代英、谭平山等共产党人，还是公开的名义上的国民党员。
随着蒋介石另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军队也发生了分裂。出师北伐打到了江浙一带的原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听命于蒋介石。表面上宣布服从武汉国民政府的，则有驻扎在湖南与湖北一带的谭延闿的原第二军和张发奎升任了军长的第四军与程潜新组建的第六军（原程潜的第六军被蒋介石武力解散）以及唐生智的原第八军所部。而驻防在江西的朱培德的原第三军，则在武汉与南京之间选择了首鼠两端。
一九二七年七月初，武汉国民政府把服从自己的军队，进行了整编。此时唐生智的第八军，已经扩充为了第八、第十八、第三十五和第三十六这四个军。于是，武汉国民政府便委任唐生智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统领这四个军。
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由陈铭枢任师长的第十和张发奎任师长的第十二师以及叶挺独立团在副军长陈可钰的率领下，从广东一直打到了河南。一路的血战前行，不仅为第四军打出了铁军的威名，而且也更使部队得到了扩展。张发奎任师长的第十二师，扩编为了新的第四军，由陈可钰任军长，张发奎任副军长。第四军辖第十二和第二十五两个师，其中叶挺任由朱晖日为师长的第二十五师的副师长。陈铭枢的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由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第十一军共辖第十和第二十四两个师。
一九二七年四月，由于陈可钰因病去职，因此张发奎就升任了第四军的军长。而此时由于武汉和南京的分裂，陈铭枢和蒋光鼐去投奔了蒋介石。尤其是第二十四师的师长戴戟，也辞去了师长一职。于是，武汉国民政府只好认命张发奎兼任十一军的军长。而叶挺，也从第四军调到第十一军，接任戴戟所遗留的第二十四师师长并兼任第十一军的副军长。
在武汉国民政府一九二六年六月的军队整编中，由原第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和第十一两个军及贺龙所部的第二十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任总指挥，黄琪翔任第四军军长，朱晖日为第十一军军长，叶挺仍任第十一军的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的师长。
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原是黔军的一部分。北伐战争开始后的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黔军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于是，黔军的首领袁祖铭被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委任为北伐军左翼总指挥，其所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和第十两个军。第九军以彭汉章为军长。第十军的军长，是王天培。而贺龙，是第九军的第一师师长。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袁祖铭被唐生智所部教导师的师长周斓在湖南常德摆下的一场“鸿门宴”中杀掉。二月五日，第九军军长彭汉章又被唐生智扣押并于八月被枪杀。而第九军的番号，也宣布被取消。
袁祖铭被杀和彭汉章被扣的时候，贺龙的第一师，正驻扎在湖北的荆州并处在唐生智所部的包围中。在杀掉了袁祖铭并扣押了彭汉章之后，唐生智的部下何健等人又要武力解决贺龙所部并做好了进攻的准备。武汉国民政府在得知了此事之后，马上派共产党人吴玉章前去处理。吴玉章到了荆州之后，不但制止了何健等人要武力解决贺龙所部的行为，而且还更是让当地拿出一笔钱作为开拔费用，将贺龙所部调到相对安全的武汉附近并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从而保留了下来。由此，贺龙对中国共产党，是感恩不尽。而第九军的其他两个师，不是被其他的部队收编，就是被唐生智所部打散。一九二七年七月初，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扩编为第二十军并编入到第二方面的建制内。八月一日，贺龙所部全体参加了“南昌起义”。
贺龙所部扩编为第二十军的时候，也真是湖南等地出现了反共高潮的时候，大批的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为了躲避杀害，都流落到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武汉。而此时驻扎在武汉的何健的第三十五军，也正要武力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于是，通过在贺龙所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周逸群从中联络，中共湖北省委不仅把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积极分子都补充到了贺龙的部队中，而且也把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大部分武器，调拨给了贺龙所部。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七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组成东征军，以唐生智为总司令，命张发奎和程潜部在江南，唐生智部在江北，两部夹江而下，东征讨蒋。就这样，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就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全部开进到了朱培德占据的江西九江、德安一线。而此时朱培德为了防备蒋介石和李济深的吞并，正将其所部的第三和第九两军的主力，部署在赣东北和赣西南。而省会南昌，则只有第五路军的警卫团和第三军的二十三和二十四两个团，第九军的第八十一团和第八十二团，第六军的第五十三团以及第三军宪兵营、江西省政府警卫队、第三军军部警卫连、巡防队等一部分部队驻防，总兵力大约六千人。
七月十四日的晚上，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立三和李维汉五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武昌开会，会议根据李立三的提议，决定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发动暴动，并因此而成立了以周恩来委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和彭湃为委员的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决定进行暴动的同时，这次会议又决定了在党的领导力量较强，工农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
七月十八日，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立三和李维汉五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武昌再次开会，决定李立三和邓中夏去江西的九江，联络可能举行参加起义的军事将领。
七月二十日，李立三在九江召集谭平山、邓中夏、叶挺和聂荣臻开会，讨论是否发动起义的问题。会议最后商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只待中央批准后就动手。
七月二十一日，李立三、邓中夏和聂荣臻三人赶到庐山，与瞿秋白、张太雷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商议。这次商议的结果，也是同一在南昌举行起义。商定之后，邓中夏回武昌向中央报告，聂荣臻回九江秘密通知内定的参加起义的部队的领导人。
七月二十二日，瞿秋白也回到了武昌。回到武昌的瞿秋白不仅马上被补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还是最高领导人。七月二十四日，在武昌的四个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和李维汉开会，正式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周恩来马上赶赴南昌，全权领导这次起义。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周恩来、李立三和谭平山从九江到达南昌。一到南昌，周恩来马上就去朱德的家找朱德。
由于在南昌遭到了朱培德的冷遇，于是朱德又到九江去找金汉鼎。金汉鼎对朱德倒是热心相待，不仅用自己的小汽车把朱德送到庐山上滇军的另一个将领杨如轩的别墅中去避暑，而且还更是派人到南昌把朱德遗留下的妻子陈桂珍接来并送到庐山上，与朱德团聚。
在庐山上住了十多天，七月中旬，朱德到武昌向党中央汇报。这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举行武装起义，于是便派朱德返回江西，看能不能策动一点滇军的部队参加起义。
在九江会议举行的七月二十日，朱德赶到九江找到金汉鼎。经过多方的试探，然而金汉鼎就是不予回应。于是在第二天，朱德只好离开九江前往南昌。从历史事实看，朱德在南昌的策反，也没有什么效果，因此这才留下了喝酒打牌这样的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武汉国民政府担任农政部长的期间，谭平山就与贺龙结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因此当贺龙率部于七月二十三日开到九江的当天，谭平山就赶到二十军的军部，在没有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就告知贺龙中国共产党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消息并动员贺龙率部参加起义。没想到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听到这一消息却十分坚定地说到：“我决心跟共产党走！”二十七日，贺龙率所部开进了南昌城。二十八日，周恩来到二十军的军部会见了贺龙并向其通报了起义的全部计划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然后周恩来又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前敌委员会，正式任命贺龙为起义的总指挥。四天之后的八月一日凌晨，“南昌起义”正式打响了。
不是共产党人的贺龙能够超越共产党员叶挺而成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不只是因为贺龙的部队在参加起义的部队中力量最大，而且贺龙本人与参加起义的其他军事将领比起来，在原国民党军中的地位也最高。因此在多支部队联合发动起义的情况下，只能由贺龙担任起义的总指挥。然而为了突出叶挺的作用，当时还任命叶挺担任了前敌总指挥。正是由于起义前的个人地位和在起义中所发挥的作用，决定了能否成为历史记载中的起义领导人，因此，朱德在起义前就已经失去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和南昌市公安局长的职务，不仅在今天的历史记载中被悄然恢复了，而且喝酒打牌的这个“美丽的传说”，也越传越“美丽”。
“南昌起义”开始之后，贺龙与叶挺的部队很快就消灭了南昌城里为数不多的敌人全部占领了南昌城，起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然而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方向，特别是因为没有敢于就地坚持而是南下广东，因此，“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被敌人消灭了。
“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失败之后，而当初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南下留在三河坝阻击敌人追兵的一支两千多人的部队还没有溃散。后来，这支队伍中革命意志坚定的八百多人在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的带领下上了井冈山，从而汇集到人民军队之中。因此，“南昌起义”与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也算是有了联系。
在朱德、陈毅和王尔琢带上井冈山的这支八百多人的“南昌起义”余部中，后来产生了朱德、林彪和陈毅这三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和粟裕这个大将。特别是朱德，更是担任了人民军队历史上唯一的总司令。据此，当今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的金一南将军等许多人都认为，朱德带上井冈山的这八百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基石和中流砥柱。
朱德、陈毅、林彪和粟裕等人不仅都看到了革命的胜利，而且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们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事物的发展，都既有其必然性，也更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
朱德、陈毅、林彪和粟裕等人能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能够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能够为新中国的建立创建不可磨灭的个人功勋，这其中既因为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也更由于他们都具有出色的个人能力。但是最幸运的，就是他们都看到了革命的胜利。
在当年的朱毛红军中，朱德带上井冈山的陈毅和林彪成为了元帅，粟裕成为了大将。可是毛主席带上井冈山的张子清、伍中豪、朱云卿、寻淮洲、何挺颖、曾士峨和宛希先等人，却为革命而牺牲了。这些人如果也都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和大将，可能就不止二十人了。而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的牺牲，才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的牺牲，朱德和陈毅等人，这才能够成为元帅。
伟大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不同于古今中外任何军队的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而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那就必须要有新的建军模式和建军原则。而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最早始于“三湾改编”，发展成熟于“古田会议”。
二○一七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九十周年。然而二○一七年七月五日，朱德的孙子，空军指挥学院院副院长朱和平少将在接受《人民电视》的采访时，却是这样说的：“爷爷一看，这样一个局面不行，我们必须要进行整顿，因此，就在十月底到十一月初，爷爷就发动了著名的“赣南三整”，“赣南三整”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这支军队的建设的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解决在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的方法和路径问题。“赣南三整”首先是“天心圩思想整顿”，首先是整顿思想。爷爷在天心圩，就是已经到了江西南部了，是一个小村子。爷爷在这里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他就把中国的革命比作俄国的革命，俄国革命一九○五年失败了，但是，一九一七年就成功了，我们现在中国革命也有一个一九○五年，也有一个一九一七年，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坚信共产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爷爷还说，愿意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很多老同志，都对爷爷当时的演讲记忆犹新，陈毅同志把爷爷的这个演讲称为是宣布了我们军队建设的两个政治纲领。第一，就是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第二，革命要靠自觉。这在当时是我们重要的两条政治纲领。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就是我们这个军队是有信仰的一支军队，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革命靠自觉，这就说明这个信仰是要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这两条政治纲领，对我们人民军队建设，特别是初期的时候，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们人民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军队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是没有信仰的军队。我们有信仰的军队，就从根子上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而且，这个信仰一定是要坚持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南昌起义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发动的，但是我们主要是通过策反、策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高级军官，来带动部队起义。也就是说，南昌起义是自上而下的。经过“天心圩思想整顿”以后，我们这支军队就变成了自下而上的了，就是我要革命、我要跟党走，而不是你们让我革命、让我跟党走。这个决策的转变，就使部队剩下的几百人，个个都变成了主动地革命分子，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就是“天心圩思想整顿”。
第二个整顿就是“大余组织整编”。大余也是在江西省南部。“大余组织整编”主要是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建立党的组织，对党员进行登记，同时发展新党员。这样就使我们党对军队的领导深入到了基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大余的组织整编第二点就是对部队进行重新的改组，因为从茂芝出来的时候，起义军大概有两千多人，这一路走一路散，到了“赣南三整”的时候就剩下七八百人了。爷爷就把这个部队重新进行了编制调整，就是由一个师的编制改成一个纵队的编制，这里面具体的就是编了七个步兵连、一个炮兵连，为什么这么编呢？爷爷已经意识到，要由打大仗变成打小仗，要对这支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的训练。这个编制，七个步兵连以轻武器为主，便于机动、便于游击，把所有的重武器编成一个连队，机枪连，它的行动稍微慢一点，可以作为一个支援，所以，他就进行了编制体制调整，编了七个步兵连、一个炮兵连。
第三个整顿就是“上堡军事整训”。“上堡军事整训”也是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宣布了军队的纪律，一切缴获要归公，不许侵占群众的利益。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两项纪律。因为我们工农革命军，是一支人民军队，除了打仗以外，还要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农村根据地。所以，纪律对这支新型的军队是非常重要的。在上堡整顿的时候首先是整顿了纪律。然后是进行了游击战的理论、战术的培训，据当时的老同志回忆，在“上堡军事整训”以后，每天一小课、两天一大课，就是爷爷亲自给剩下的这些人讲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后的仗怎么打，小仗怎么打，怎么进行游击战、运动战，同时对过去黄埔军校也好，云南讲武堂也好，他们讲的战术原则，一字形队形，改成人字形队形，更便于进行游击战。经过“赣南三整”以后，虽然两千多人变成了八百多人，人员只剩下三分之一，但是，这八百多人全都是自觉自愿的，是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愿意跟党走的、坚定的革命同志。同时，由于进行了这一系列整顿，人民军队的雏形已经出来了，它的性质、宗旨、任务、战略战术，包括它的纪律，都已经出现雏形了。经过“赣南三整”以后，粟裕同志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这段历史，他说，虽然我们经过“赣南三整”以后，虽然我们的人数少了，只剩下三分之一，但是我们的力量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爷爷当年在云南讲武堂有个同学叫范石生，当时是国民党十六军的军长，爷爷利用范石生做掩护，这支部队又悄悄藏在范石生的部队里，然后于年底顺利地发动了湘南起义。湘南起义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土地革命战争中一次相当成功的起义，湘南起义一共涉及了二十多个县，有一百多万人参加，其中有六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起义军也由原来的一个团发展到三个师、二个独立团，一万多人。湘南起义对我们军队更大的贡献就是，爷爷确定了我们人民军队的武装力量结构问题，就是由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赤卫队组成，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主力部队，就是野战军、军区地方部队和民兵预备役，这个武装力量结构，是我们人民军队打赢人民战争的一个物质基础。只有这种武装力量结构才能得赢人民战争。
以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湘南起义以后，爷爷就带着这一万多人浩浩荡荡上了井冈山，和毛主席著名的井冈山会师，红四军成立。从此，人民军队基本的性质、宗旨、任务、战略战术、编制体制就固定下来了。”
在这次访谈中，朱和平用夸大、虚无、甚至是篡改历史的手法，给他爷爷的脸上涂了太多的金粉。不仅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农村根据地和游击战，似乎都成了他爷爷的专利，而且“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战略战术，包括它的纪律”，也被他替他的爷爷，分走了一半。然而由于有些历史事实实在是不好篡改，因此朱和平也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他爷爷是上了井冈山去与毛主席会师的。而不是他爷爷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毛主席由于无法生存，所以前来投奔。只是，既然这支部队要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农村根据地，那干嘛还要“利用范石生做掩护，这支部队又悄悄藏在范石生的部队里”。一支悄悄地藏在别人队伍里的部队，又如何能去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农村根据地。
在访谈中，朱和平说他爷爷不仅带了一万多人，而且还是浩浩荡荡地上了井冈山，这应该有多么的雄壮。只是这一万多人的队伍里，超过百分之五十是那些老人、妇女和儿童。这支带着大量裹着小脚的南国妇女的队伍，日行不过十几里。在国民党匪军的穷追不舍之下，哪里还会有什么浩浩荡荡。如果不是毛主席带兵下山接应，朱德能不能上了井冈山，还都不好说。
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根据中共湘南特委要毛主席率部到湖南去支援“湘南暴动”，然后掩护朱德和陈毅所部及“湘南暴动”后所组建的农军向井冈山转移的指令，虽然此间由于误传了党中央的决定而被开除了“党籍”因而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毛主席，在安排好防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之后，马上就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一部和第二团前往湖南。到了湖南之后，由于得知朱德和陈毅已经兵分两路，于是毛主席便指示何长工与袁文才率领第二团向郴州方向挺进前去救援陈毅所率领的郴县县委机关干部和湘南特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宜章县农军和郴县农军的第三团。而毛主席则亲率第一团向桂东、汝城一代挺进，前去接应朱德所率领的包括“南昌起义”余部在内的主力部队。
何长工与袁文才所部挺近到湖南资兴县时，首先接应到了邓允庭带领的郴县农军第七师的两个团。为了阻击北犯的广东敌军，汇合后的两军在何长工的统一指挥下南进到滁口，在击溃了敌军一个团又一个营之后随即北撤，在资兴附近接应到陈毅所率领的郴县县委机关干部和湘南特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宜章县农军和郴县农军的第三团后，马上一起向井冈山的方向转移。在湖南酃县的沔渡，与朱德所率领的主力部队汇合。
兵分两路之后，三月二十八日，毛主席率领第一团来到湖南省桂东县的沙田圩。二十九日，毛主席率部击垮了桂东县的反动武装挨户团。而后在停留这里寻找战机的八天时间里，毛主席不仅决定以班、排为单位组织宣传队，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以消除群众顾虑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建立工农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和做好军队筹款工作。而且还更是指导、帮助建立了桂东县工农兵政府和二十多个乡、村一级的革命政权以及地方武装，派人担任了这些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的主要领导。与之同时，由于有近百名的工农群众踊跃参加，所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也更是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四月七日，毛主席率部由汝城田庄圩出发，然后经水口、径口，进入土桥，驻黄家村。八日，攻占汝城县城。九日，继续与敌发生激战并随即撤出战斗返回田庄圩。十日，由田庄圩入南洞，然后进入湖南资兴县龙溪洞。十一日，在龙溪洞与萧克率领的宜章独立营会合。十七日，毛主席率部在湖南酃县的吕公坳、水口击溃了当地的反动武装挨户团。十八日，在酃县城西接龙桥一带击溃尾追朱德所部之敌张敬兮团。十九日，率部进入酃县县城。二十日，毛主席率领一团又在接龙桥与敌人湘军第八军的一个团和茶陵的反动武装挨户团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把敌人打得狼狈逃往茶陵。随后，毛主席也率领第一团由酃县一直乘胜追击到了茶陵。四月二十四日，在打垮了尾追朱德所部和“湘南起义”农军的各部之敌并得知何长工与袁文才所部已经和朱德、陈毅所部会师后。毛主席派人指示何长工，让他率第二团先回宁冈砻市做两军会师的准备工作。二十八日，毛主席率部回到砻市，与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等人开始了第一次的会面。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唯一根本宗旨，是毛主席为人民军队确立的。所以“三湾改编”，才是人民军队诞生的起点。“三湾改编”所创立的政治建军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永远领导这支军队的根本保障。通过思想教育的办法，才能把以农民和旧军人为主的军队，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特别是“三湾改编”所创立的“党指挥枪”和实行“官兵平等”的这一民主建军原则，后来还更是发展综合而成了“民主集中制”这一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原则。而“三湾改编”所创立的这些原则，“赣南三整”不仅没有能够创立出来，而且就连对毛主席创立的这些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的认识，朱德等人也是通过在失败的过程中不断吸取教训，才逐步认识到的。
一九二八年七月，刚刚会师才三个月的朱毛红军，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涉和朱老总与陈毅等人认识上的错误，而开始了第一次分手。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就在江西敌军准备大规模围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却携带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两封指示信来到井冈山，命令红四军向湖南进军。针对当时敌强我弱和其他的一些实际情况，毛主席坚决拒绝了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然而朱德和陈毅等却拒不听从毛主席的正确意见，认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无法坚守，于是便带领着由他们所带上井冈山的部队所组成的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跟从杜修经下了井冈山向湖南进军。然而在朱德率领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下了井冈山之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战果，反而还竟然发生了第二十八团二营哗变并且杀害了前来制止哗变的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的严重事件。而第二十九团的损失则更为惨重，全团哗变得只有团长胡少海和党代表龚楚领着肖克所部的二百余人跟了回来。就在朱德所部由于军心严重涣散而且又处在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之下而陷入绝境的时候，毛主席亲率第三十一团三营下井冈山来到湖南进行接应，从而再次将朱德及其所部引领上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就在毛主席亲率第三十一团三营下山接应朱德以及所部的时候，留下来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十一团一营和三十二团也在朱云卿与何挺颖的指挥下，却打了一场漂亮的黄洋界保卫战，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更大一次大规模的围攻。为此，毛主席曾即兴填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词：“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在朱德和毛主席两部红军会和之后，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朱德和毛主席两人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红军以及革命根据地如何发展壮大的分歧，也开始显现了出来。朱德不仅不赞同毛主席为红军所确立的“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唯一能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的“三大工作”，而且还更不认同毛主席所竭力坚持的党指挥枪和实行在党的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等根本原则，主张在部队中实行不要党的领导的极端民主，从而酿成了失败。朱毛会师后，朱德甩开毛主席而第一次单独率兵打仗便遭受到了严重失利的这次行动，在党史和军史上，被称为是坚持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八月失败”。然而“八月失败”的惨痛教训，却并没有为朱德和陈毅等所吸取。特别是后来当他俩的四川老乡刘安恭的到来以及对朱德和陈毅的明确支持并强力反对毛主席，则更是加剧了朱德和陈毅等与毛主席之间关于红军和根据地如何建设发展上的分歧。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平江起义”后编成了红五军的彭德怀所部也来到了井冈山与朱德和毛主席所领导的红四军汇合。然而“产谷不满万担，人口不满两千”的井冈山地区，却不仅实在承担不起这么多的红军的饭，而且也更限制了红军自身的发展。于是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军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由实力较弱的红五军留守井冈山，而实力较强的红四军则向赣南和闽西进击。
一九二九年一月，朱德、陈毅和毛主席等率领红四军开始了向赣南和闽西的进击。当年五月初，在红四军攻占了福建长汀县城之后，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刘安恭也受中央的指派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红四军中。然而刘安恭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中央要求朱德与毛主席离开红四军而红四军分散游击的“二月来信”，而且还更是第一次带来了“留苏派”对毛主席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质疑、批判和打击。刘安恭代表“留苏派”对毛主席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质疑、批判和打击，则更使红四军中原本就业已存在着的朱德和陈毅与毛主席之间关于红军和根据地如何建设发展上的分歧，公开化，严重化了。
刘安恭与朱德和陈毅不仅都是四川的老乡，而且还更是朱德在德国时的旧识。北伐战争时期，朱德和刘安恭又曾经一同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和云南军阀朱培德的部队中做过统战工作。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和历史上的渊源再加上由于看不起毛主席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缘故，所以刘安恭一到红四军中，马上就与朱老总和陈毅等人搅在了一起而排挤毛主席。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在龙岩城里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由于军情紧急，“七大”只召开了一天便在未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情况下就结束了。在“七大”召开之前，由于陈毅认为毛主席作为前委书记应该为朱德与毛主席之间的争论负主要责任，于是便在他所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首先对毛主席作了一番严厉的批评。然后又按照“各打五十大板”的“原则”，采取了对毛主席和朱德各自给予了党内处分的做法，以图求得红四军内部的团结。然而陈毅所采取的这种调和主义做法，却不仅没有能够求得红四军内部的团结，反而还助长了自由主义错误思潮的蔓延。在“七大”上，陈毅被选为了前委书记，朱德、毛主席、刘安恭、林彪、伍中豪、胡少海和傅柏翠等十三人被选为前委委员，尽管落选了前委书记并受到了党内处分，但毛主席还是接受了“七大”的决议，可林彪等人却坚决表示不认同会议的选举结果。在“七大”召开了之后，为了不致使由于自己继续在红四军中工作而导致红四军发生分裂，于是毛主席主动提出了去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的要求并获得了前委的批准。
毛主席离开了红四军之后，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几个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人开始执掌红四军。为了充分展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朱德和刘安恭、陈毅等决计向闽中出击。而此时第二纵队的纵队长胡少海和谭震林、邓毅刚等人由于受红四军前委应闽西特委帮助组建地方红军这一请求的委派，于七月初被派到了地方上去工作，因此胡少海所遗的第二纵队纵队长一职，也改由刘安恭兼任。
在制定出了初级闽中的作战计划之后，由陈毅以探望毛主席病情的机会，告知了毛主席。毛主席在得知了陈毅和朱德等制定的分兵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并且与陈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毛主席的反对，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七月底，由于陈毅奉命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而也要离开红四军，于是红四军前委又决定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红四军前委由朱德主持在上杭召开了会议，决定兵分两路。朱德亲率红四军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个主力纵队和军部出击闽中，而由闽西当地战士所组成的第四纵队则留在闽西分散游击。八月三日，红四军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三个主力纵队在朱德的率领下从龙岩白沙镇出发，开始了向闽中的出击。然而就是在进军的途中，林彪所率领的第一纵队却借口汀江涨水无法涉渡为由，脱离全军而返回了闽西。毛主席当初对红四军将会发生分裂的担心，终于成为了现实。拒不从命的林彪由于手握重兵，朱德对此也无可奈何。无奈之下，朱德和刘安恭等只得率领第二和第三两个纵队继续向闽中出击。在一个多月的苦战中，朱德所部虽然曾经一度率部攻克了宁洋、漳平两座县城，但损失却远远地大于斩获，故而得不偿失。特别是大田县石牌之战的失利，迫使红四军不得不于九月六日返回到闽西的龙岩。然而尽管在率军出击闽中的作战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朱德和刘安恭等却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仍然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于是又于十月中旬制定了一个分兵进击广东省东江地区的作战计划，并立即率领大队红军进入了东江地区。然而同出击闽中一样，朱德的这次分兵进击东江的行动不仅同样遭遇到了围绕着梅县所进行几次作战的严重失败，而且就连于当年七月才就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的刘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牺牲了。而红四军则更是由进击东江前的六千多人，锐减到东江失利后的四千人左右，就连按朱德自己统计的结果，也是损兵折将了三分之一左右。进击东江的失败，是红四军在“八月失败”之后，所遭受到的又一次严重损失。由于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实力大减、锐气受挫，于是导致红四军中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尤其是一纵队的纵队长林彪，竟接连三次写信给前委，以与党代表熊寿祺意见不合为由，提出了辞职。一时间，红四军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直到“古田会议”，也就是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毛主席重新担任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之后，才化解了这场危机。而就在朱德在广东损兵折将的时候，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却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兴旺局面。
正是由于有了“闽中受挫”和“冒进东江”这样的失败，因而才有了“古田会议”的召开。
出击闽中失利而返回到闽西之后，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为了解决问题，统一思想认识。于九月下旬在上杭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的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想借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
在“八大”召开的期间，由于红四军的广大指战员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毛主席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至关重要，红四军的工作也的的确确离不开毛主席，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更是离不开毛主席。因此在会议期间，有许多基层党支部提议请毛主席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对于这些提议，朱德当即表示了同意和支持，于是大会决定由郭化若和彭祜起草一封请毛主席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会议的信。在接到了“八大”会议的来信之后，毛主席没有赶来参加会议，却回了一封致“八大”会议的信。在信中，毛主席明确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问题不解决，不打倒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能随便回来。再者由于身体不好，就不前去参加“八大”了。毛主席在致红四军“八大”会议的信中所提到的“陈毅主义”以及陈毅在朱德与毛主席争论中所站的立场和所采取的做法，就是“陈毅主义”这一名称的由来和“陈毅主义”的来龙去脉。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由于事先已经得知红四军将进击广东的东江地区，于是陈毅携带着由他代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从上海经香港来到广东。在梅县的松源，陈毅找到了红四军前委机关。
接连遭受的“闽中受挫”和“冒进东江”的严重失利，使朱德实在不好意思主动返回根据地，而毛主席也由于手中没有部队，无法再去接应朱德返回根据地。于是，朱德只能带领红四军徘徊在闽粤两省之间的群山中。而陈毅的到来，正好解除了朱德的尴尬。
刚到前委机关之后，朱德就向陈毅出示了毛这些写给“八大”会议的那封要坚决打倒“陈毅主义”的信。然而此时的陈毅已经不是“七大”前的陈毅了，经过两个多月的回顾和深入思考，陈毅早就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和毛主席的正确，因而襟怀坦白的陈毅在还不知道有“陈毅主义”这个名称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危害并决定要坚决纠正自己的错误。尤其是红四军这次进击东江的失利，更加证明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也更加坚定了陈毅要坚决纠正自己错误的决心。所以陈毅在看到了毛主席的这封要打倒“陈毅主义”的信后，不仅没有丝毫的吃惊和不满，反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批评并在还没有见到毛主席的情况下，首先就向出示毛主席的这封信给他看的朱德和红四军的其他领导同志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要与大家、尤其是要与毛主席一道来坚决打倒“陈毅主义”。
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夜里和其后接连几次召开的前委会上，在向同志们传达“九月来信”精神的同时，陈毅不仅都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而且还更是向同志们提出了“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我向他承认错误”的这样建议。特别是在到达前委机关驻地的当天，陈毅就马上派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和他所写的检讨自己错误的信，送给远在闽西的毛泽东。陈毅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敬佩，他的请回毛泽东的建议，更是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尽管此时朱德的处境异常的尴尬，但也为陈毅高度自觉的党性和开阔的心胸所感染，于是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主席)回来”。在做出了这样的表示之后，朱德和陈毅又联名写信给毛主席，正式表达了他们的悔意。尤其是陈毅，更是在信中这样表示到：“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面对陈毅的这种诚恳地认识，毛主席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长汀，与四天前才从东江地区返回到这里的陈毅、朱德和红四军汇合到一起。此时由于陈毅已经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所以毛主席与陈毅。朱德三人不仅尽释前嫌，而且还更是马上就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下一阶段的工作和红四军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尤其是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毛主席和朱德、陈毅等前委主要领导人殚精竭虑，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
说到朱德与毛主席的关系和比较，在访谈中，朱和平将军如此说到：“也就是说他和毛主席都是在我们党最困难的时候，革命处于最艰难的时候，自己选择去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他们俩所探索的这条革命道路，又高度地融合，都是到农村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道路。虽然他们俩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俩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一样的，他们俩选择的道路、方法、路径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个人选择了井冈山，一个人选择了湘南，他们都是在起义失败的情况下选择了这条道路。所以，他们俩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
朱和平少将和金一南少将的逻辑学水平相差不了多少，所以一张嘴就是满口的胡说八道。所以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忘了在此之前他讲到的“爷爷利用范石生做掩护，这支部队又悄悄藏在范石生的部队里”这件事了。人都藏起来了，还怎么到农村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道路？
“南昌起义”的余部的确是朱德保留下来的。这一点，朱德功不可没。但如果说“湘南起义”是朱德发动的，那可就不是吹朱，而是吹牛了。
“湘南起义”是中共湖南省委，具体是中共湘南特委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间所组织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当时称为是“年关暴动”，其主要领导人有席克思、尹子韶、何舍我、夏明震、陈佑魁、周鲁和杨福燾等。起义共涉及十一个县，一百多万人。“湘南起义”中由于采取极左的烧杀政策，所以，建国后的党史和军史都极力避免提到这次起义。“湘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著名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就是被极左政策逼反了的农民杀死的。而也正是极左的政策使起义部队、当然也包括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不能在当地坚持斗争，这才不得不上了井冈山。
自统领了“南昌起义”的余部以来，朱德可不是他孙子替他吹嘘的那样，什么“除了打仗以外，还要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建立农村根据地。然后是进行了游击战的理论、战术的培训，每天一小课、两天一大课，就是爷爷亲自给剩下的这些人讲述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后的仗怎么打，小仗怎么打，怎么进行游击战、运动战”，而是既不游，也不击，只是藏。就像朱和平自己说的那样，“爷爷利用范石生做掩护，这支部队又悄悄藏在范石生的部队里”。
当年，历史给了每个共产党人以充分展示他们个人才智的舞台，只是由于蒋介石这个“观众”不答应，所以，像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那样绝大多数的人，只能是在这个舞台上蹦跶几下，然后就灰溜溜地滚了下去。
自“古田会议”召开之后，朱德就不仅失去了最高军事首长的权力，而且也失去了独当一面的机会。然而尽管如此，朱德却仗着圆滑与世故，是官运亨通，一路高升。
“古田会议”的召开，使朱德对毛主席尽管心不服，但嘴上也得服，于是就只能毛主席打下手。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接管了最高领导权之后，朱德又只好给周恩来当助手。等到了“最高三人团”组建了之后，朱德这个总司令，就只能给“最高三人团”当高级传令兵了。“最高三人团”作出的所有军事决定，随便签上朱德的名字便发布施行了。红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后，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这个总政委一道统领左路军，可是朱德却竟然被张国焘挟持着一路南下了。抗日战争，朱德倒有在前线独挡一面的三年经历，但那也是由于傍着彭德怀。因此，一九四○年五月，毛主席看朱德在前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就把他召回了延安。
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毛主席创立的政治建军原则和用思想教育的办法，从而能够把一支由农民和旧军人为主所组成的部队，改造成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模式，才逐渐被全党所接受并作为制度固定了下来。然而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少将在九十年后的当今却这样说“爷爷就带着这一万多人浩浩荡荡上了井冈山，和毛主席著名的井冈山会师，红四军成立。从此，人民军队基本的性质、宗旨、任务、战略战术、编制体制就固定下来了。”
和他爷爷一样，真不愧是姓朱！
六，“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定位。
一九六七年一月，北京‘红三司’的红卫兵和北京体育学院的红卫兵约一百多人，扛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帜，拥进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说纪念馆的陈列贯彻了一条文艺黑线，是属于黑陈列，应该砸烂。于是红卫兵们把“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陈列封闭了并派几十个人，驻扎在“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旧址内。
二月，造反的指挥部在南昌人民广场召开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称“建军节不应该放在八一，而是‘三湾改编’的日子”。
一九六七年三月，解放军各大院校在北京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提出，要把“秋收起义”的九月九日或是“三湾改编”的九月二十九日，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随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打着“造八一建军节反”的旗帜，并向北京市消防队借了几辆有云梯的消防车，浩浩荡荡开向军事基地博物馆，扬言要砸烂军事博物馆楼顶上的大型八一军徽。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得知此事后，马上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如何处理。毛主席听了汇报之后说：“‘八一’不能改，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随即，杨成武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这段话汇报给了周恩来并在当年的建军节招待会上，宣读了毛主席的这段讲话。由于毛主席的巨大威望，因此“八一建军节”这个政治节日，这才被保留了下来。
客观地说，毛主席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个对“南昌起义”的评价，是对“南昌起义”最为客观公正的历史定位。“南昌起义”在主力部队失败后，由于朱德把剩下的八百人的余部带上了井冈山汇入到了毛主席所开创的人民战争的这个汪洋大海中，因此这才没有干涸。否则，“南昌起义”不过就是一个历史的遗迹。仅是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这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就发动一百多次武装起义。然而今天的中国人，还能记得其中的几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城头，只不过就是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然而人民军队、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起点，却是在井冈山。因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才有人要求更改建军节，甚至是要砸烂“八一”。
“八一建军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八路军。新四军和更早的红军、工农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然而“南昌起义”所打出的旗号，却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旗号。
“南昌起义”爆发前，参加起义的不管是贺龙的部队，还是叶挺的部队，都是名正言顺的国民党的军队，因而这才能够堂而皇之地开进南昌城。可是在“南昌起义”取得了占领南昌城的初步胜利之后，不仅起义部队打出的仍旧是国民党的旗帜，而且就连起义后公开的最高领导机构，也仍然号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在八月一日起义军取得占领了南昌城这个初步胜利的当天，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名义，在南昌支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这次会上，成立了由贺龙、经亨颐（未参与）、何香凝（未参与）、朱晖日（未参与）、黄琪翔（未参与）、张曙时、徐特立、宋庆龄（未参与）、于右任（未参与）、郭沫若（此时还为参与）、陈友仁、张发奎（未参与）、邓演达（未参与）、谭平山、恽代英、林祖涵、吴玉章、彭泽民、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叶挺、澎湃、江浩和苏兆征等二十五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最高领导机构。会后，发表了《中央委员（中国国民党）宣言》。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为主席团的成员则是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谭平山、恽代英、贺龙与郭沫若。而由于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并没有到南昌就职，所以主席团的主席，就由共产党人和曾经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谭平山来担任。
“南昌起义”后的军队，仍然号称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是张发奎，贺龙任代理总指挥。前敌总指挥为黄琪翔，叶挺是代理前敌总指挥。
古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两万多人参加的“南昌起义”很快就陷于失败，除了南下广东这一军事战略失策外，没有敢于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是更为严重的政治错误。对此，李立三曾经这样总结到：“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像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革命委员会中几乎全数C.P.（共产党英文缩写），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但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
“南昌起义”后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刘伯承，后来也在回忆时说：“此次英勇的暴动，谁不知道是我们党的领导，应该明白地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宣布出来，（但）仍挂上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头衔及畏缩右倾的土地口号，真是一件恨事。”
今天的人们对《南昌起义》的评价，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一九二七年时的国民党里，有很多反动派。而这些反动派中，又分成了好几派。其中有林森、邹鲁和谢持这样的老反动派，有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和许克祥等新反动派，还有汪精卫、唐生智和朱培德等这样的新新反动派。特别是在国民党这些反动派的内部，不仅存在着矛盾，而且斗争有时也还很激烈。那么“南昌起义”的这第一枪，打向的是全体的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国民党反动派中的某一派？共产党人策动、领导的一次牺牲如此巨大的武装起义，头上顶的却是国民党的光环，这的的确确是一场投机行为。把这一天作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实在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侮辱。因而在了解了历史真相之后，人民群众要求更改建军节，是有着十足的道理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九五二年，南昌市的首任市长邓飞不仅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南昌，英雄的城市》的这篇文章，而且还更是抽调专人组成南昌市历史调查组，特别对“南昌起义”的历史进行调查。
一九五六年底，在原江西大旅社的旧址、也就是“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驻地建成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开始接待参观群众。因此江西大旅社，也就成了全国最早恢复的革命旧址之一。
一九五六年，周恩来、贺龙、谭平山、郭沫若、章伯钧、林彪、陈毅、粟裕、朱德和刘伯承等这些“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或亲历者还都健在，因此“南昌起义”的历史很容易就能调查清楚。而展示革命的历史，那就更应该恢复其本来的面貌，可是“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却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于是，朱德这才被充分“艺术”地成为了“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自从上了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之后，朱德就一直被党中央任命为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首长。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尽管这些职务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实际上都是名义的，但这毕竟也给朱德带来的巨大的荣誉。革命胜利后，光荣的历史也决定着每个人的现实地位。“南昌起义”的血脉，是朱德保留下来的。因此随着朱德地位的提高，“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被提高。而那些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人，就会通过提升“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来提升自己的历史功绩，从而加强自己的现实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参加过“南昌起义”人，都是位高权重。而“南昌起义”在他们的包装下，更是带上了巨大的荣誉光环，于是一般人对“南昌起义”的历史真相，也就无从了解。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人民群众有了造反的权力，因此也具有了更多的历史知情权。通过进行阶级斗争的内查外调，“南昌起义”的真相也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知，于是这才要求更改建军节，这才要砸烂“八一”。所以，人民群众要求更改建军节，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强力反击。而毛主席之所以没有同意，应该是为了维护党的光荣历史，应该是为了维护战友们的历史荣誉。
当年，毛主席极力维护了战友们的历史荣誉。可是当毛主席逝世后，毛主席的一切，却很少有人去维护。从“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到“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为了虚无毛主席。当年，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虚无毛主席，还只不过就是为了苏联人的利益着想而要控制全党和全军；而今，改革教虚无毛主席，那可是为了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为了改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当中国人民没有了一切。也就没有了人民的军队。然而在这场直到目前仍然还在不断深化的改革中，中国人民的一切，剩下的可也就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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