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鲜时间凌晨4点40分，朝鲜人民军开始向大韩民国发起全面进攻。这在美国与韩国的官方历史叙事中，是“朝鲜战争”爆发的肇始。战争爆发约8小时左右，美国驻韩国大使约翰·穆乔向美国国内发回电报，通报战争爆发。由于美国东部与朝鲜半岛有14小时时差，因此，电报送达美国时间已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晚上10点26分。此消息由时任国务卿迪安·艾奇逊通报了杜鲁门总统与联合国。6月25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午2点，联合国安理会召开473次会议，并通过著名的82号决议，要求北朝鲜军队撤回北纬38度线以北。此决议并未表示需要向联合国成员国寻求军事协助，以帮助朝鲜半岛恢复和平。同日，根据解密后的美军华盛顿国防部陆军部与驻日美军的电话讨论记录，6月25日早晨国防部的内部讨论中，便已经开始讨论针对朝鲜军事行动的具体操作步骤。电话记录中表示，授权美国远东司令部(CINCFE)向韩国提供军事装备援助，并紧急将美军在韩的所有军事活动划归远东司令部管辖。记录中明确表示，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成员国干涉朝鲜之前，就要做好一切军事干预的准备工作，并立刻将韩国纳入远东司令部海空保护范畴之内。在这份记录中透露的另外一个重要信息，是美国驻韩大使穆奇向驻日美军发电要求提供F-51战斗机以及炮兵援助。根据驻日美军的回复，战争开始时他们便派第八军向韩国提供了一批榴弹炮及迫击炮弹。这批军火可维持十日，而后续的军火援助则会在这批弹药消耗完之前运抵。驻日美军在会谈结束前向华盛顿表示：“欢迎加入这场仗”。
195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全国发表讲话，讲话中认定，“远东的情形”是对大韩民国“无缘无故的侵略”。他同时表示，美国会不遗余力地帮助韩国，在《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下，维护世界和平。26日晚，杜鲁门在布莱尔宫(Blair House)参加了由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组成的讨论会。会议做出四项重要军事决定：1、美国空军与海军力量全面介入协助韩国军队;2、命令第七舰队戒备，防止中国武力收复台湾;3、向菲律宾增兵;4、援助印度支那。这一系列行动，均与新成立的联合国及其所代表的战后国际平等协商秩序理想毫无关系。四项决议均旨在力保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确保在地缘上能够形成对中国的钳制，并进一步保障战后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霸权地位，同时也从事实上扩大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艾奇逊防线。
事实上，联合国直到美国东部时间6月27日才通过83号决议，“建议联合国成员国援助韩国，抵抗武装侵略，重塑国际和平”。而杜鲁门政府针对韩国的军事行动，则在战争爆发的当天便开始了。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未在联合国安理会法律框架之内，同时也未得到美国国会授权。直到1956年7月7日，联合国第84号决议才正式授权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干预。而在此之前，保留了浓厚日本殖民影响的韩国李承晚政府，自1948年正式建国以来，便不断向美国表示，希望能够被纳入美国的太平洋防线。直至1950年6月战争爆发一周前，李承晚也还在向时任驻韩巡回大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游说，力促美国直接防卫大韩民国。李承晚还在会见杜勒斯之后，很快表示希望在美国的协助下进行北伐，实现“统一”。
195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需要被置于一个更广大的视野中去理解。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殖民地与前殖民地地区人民在政治上寻求当代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独立。这种政治实践，给20世纪国际秩序中对“平等”问题的理解带入了新的内涵。简单说来，这种秩序观的内核建立在政治独立、经济自主、平等互助几个基本原则上。这场政治实践包含了独立与解放的双重任务。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展开的亚非团结运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亚非拉团结运动，则更将这场浪潮推进至了更深层次的、谋求政治平等、经济自主权、以及文化主体性的解放运动。这场20世纪的第三世界独立运动浪潮不仅是一场权力变革，更是一场文化与经济的去殖民。而这一切的现实政治起点，则无疑开始于1953年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新霸权者赢得的决定性胜利。
在“第三世界”这一政治范畴里，针对帝国主义霸权压迫的斗争模式多种多样。同时，霸权主义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而在传统的以美苏争霸为重心的冷战叙述中，第三世界反霸权斗争的政治意义无法得到展开。同时，中国革命意义与20世纪后半叶第三世界国家反霸权斗争的关系也并未得到深入讨论。事实上，二战之后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的形成，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世界秩序的消退，以及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建国之后的中国逐渐探索出了一套对第三世界国家反抗运动的政治叙述。
虽然作为正式观点，“第三世界国家”这一概念形成与上世纪70年代。但是，作为一个政治范畴，中国在建国之初便开始关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20世纪50年代国际格局中一个基本态势是此起彼伏的前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以及与此互为背景的美苏对立。二次世界大战留给短20世纪的重要遗产之一是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的瓦解，以及新的以民族国家法理意义上的平等为基础的现代普遍国际法体系的形成。
相比之下，李承晚试图依靠外国力量，完成“统一”的意图在1945年后前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浪潮中显得格外不合时宜。同时，美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按照联合国宪章对战争行为合法性的规定来看，也不具任何国际法基础。此举同时也对新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及其所代表的国际法秩序提出了挑战。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联合国成立的基础之一，是将战争行为的权利从国家转移到了国际社会监管之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争不再是国家的自然权利。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认为，只有针对侵略行为而进行的“单独或集体自卫”行为，才可被看作一种“自然权利”不受禁止。而这种战争行为的唯一目的，只可能是“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这一规定，形成了现代国际法中对于“正义战争”定义的基础。
从拿破仑战争时期开始，在欧洲战争法体系中发展出来的“正义战争”理论，便随着国际秩序变迁，而经历了多次演变。从法理上讲，《联合国宪章》中这一条款，将除自卫之外的一切战争行为划为非法。此外，《宪章》规定，所有成员国在行使“自卫权”后，有责任向安理会通报。然而，这一对于战争行为合法性的模糊定义，并未能很好地维持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间，特别是在前殖民地国家中的和平局面。从1945年的中国解放战争和印尼独立战争，到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再到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开始的越南战争，以及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短短十年间数次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出现，便直接向所谓美苏对抗的“冷战”格局提出了挑战。而经由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国际格局，也正是在这一系列的“热战”中形成的。《联合国宪章》中所界定的“正义战争”无法真正解释这一系列战争冲突的历史与政治意义。
与《联合国宪章中》对于战争问题的暧昧态度相比，共产主义革命后的中国提出了所谓“解放战争”的概念。与《宪章》中对于战争行为的自然法式判断不同，中国在使用“解放战争”这一观念的时候，更注重其在实践中的实证主义判断。事实上，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例，《宪章》中对于战争行为，特别是美国参与扩大战争的行为，实际上并未产生任何限制效力。
在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除了美国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之外，还显露出了一些其它重要情况。解放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联合国针对“朝鲜战争”作出的各项决议中，作为后来的重要参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缺席，对其决议所依据的法理基础造成了挑战。同时，在对“朝鲜战争”做出决议的时候，重要成员国苏联也并未参加表决。联合国成立初期所面对的这种尴尬情况，恰恰表明了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冷战初期，新的国际秩序形成中的不确定性动态。简单地以《宪章》中规定的“正义战争”原则，无法真正解释包括抗美援朝战争在内的一系列冷战时期的区域战争对当下国际秩序形成所造成的重要影响。
中国对美国军事干涉朝鲜的反映，则是建立在对于“解放战争”的合法性论证基础上的。毛泽东在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上刊发的《坚决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一文中强调，参与“朝鲜战争”的根本意义是“爱国”。能够将一场境外战争与爱国相联系，得益于中国革命政治话语中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论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朝鲜战争”才完成了向抗美援朝战争的转变。
当代针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希望通过各类解密材料去讨论中国参与战争是出于主动还是被苏联拖入。然而，这类讨论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在参战之后，立刻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话语，明确将朝鲜战争表述为“抗美援朝”，并将其同中国革命历史叙述及国内社会建设密切结合。实际上，毛泽东很早便在反帝与解放的意义上，对抗美援朝做出了阐述。毛泽东不断强调，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这三种力量形成的政治压迫，都不能单纯在民族国家范畴内理解。与斯大林式的沙文主义立场不同，毛泽东建立在其实践哲学基础上对于矛盾关系的分析，是理解中国革命“世界性”的基础。在毛泽东看来，朝鲜战场是中国革命中反对帝国主义因素的延伸，而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则是世界性的。因此，志愿军在朝鲜的行动，尤其是对“朝鲜人民”的态度，应当与“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一群众路线，实际上是“胜利的政治基础”。
革命后的中国在政治理想上，试图打破传统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理论话语。并塑造了在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区域内，通过“独立自主”而通向解放的经典案例。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针对“朝鲜战争”问题发表的讲话中，毛泽东便明确表示，“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而“朝鲜战争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一个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与解放战争，另一个是跨出国境援助他国的解放战争。究竟如何去理解这一政治判断，理解所谓中国革命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教育意义，实际上是理解所谓中国“革命传统”在20世纪政治现场中意义的关键。
自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来，抗美援朝战争便一直在反帝的背景下，被看作是与中国革命建国政治叙述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以战争的手段与世界帝国主义压迫的现状进行斗争，以谋求和平为结果。这一观点，在五十年代的外交话语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在同尼赫鲁讨论中印关系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两次世界大战一方面造就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也使得一批亚洲及非洲国家脱离殖民主义影响，成就了一批以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革命。在毛泽东看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全球性的，因此，针对这种压迫的反抗斗争也是全球性的。战争本身仅仅是斗争的手段之一。脱离了这个背景去谈论战争的正义性并无意义。抗美援朝战争时，美国干涉行为虽然在其法理上违反了《宪章》规定的武装干涉原则。然而，其干涉行为却很快获得了联合国决议的背书。这便对《宪章》中，对于战争正义性问题的抽象判定提出了挑战。杜鲁门的讲话中强调，美国干涉的基础是由于朝鲜军队的行为是一种“aggression”。因此，援助韩国则是“基于联合国框架下的警察行动”。针对这种干涉主义倾向，1953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际上便很快被用来当作一种在世界范畴内与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相对抗的斗争话语。
20世纪50年代中国所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需要被放在两个互相关联的背景中去考察。首先，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与政治经验。即所谓中国“革命传统”的世界史与政治史意义问题。在这其中，包含了对于所谓“人民战争”及社会矛盾关系的认识。其次，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全球秩序变迁中的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背景。在这个框架下，牵涉到对于“反帝”及“反殖民”话语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差异性政治表现的历史梳理。借此，我们才能深入理解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话语中的“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民族独立”、“解放”、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关键概念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的意义。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亚非拉国家的共同政治基础，主要是这些国家近代以来“曾经受过、并且正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在20世纪50年代美苏对抗的政治语境中，中国格外强调对于社会制度差异性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基础是一个矛盾关系的判断。这一判断强调，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政权均是各个国家在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过程中产生的不同政治回应方式。
除了战争之外，斗争还包括一切谋求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和平运动”以及“正义斗争”。在这个标准下，不单单是抗美援朝战争，包括中国对1956年对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行动的支持，都可以被放在这个斗争矛盾关系中去理解。这一系列斗争形式均不以意识形态阵营为标准，而是一个以反帝为目标的包含了“世界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这一点，在中国针对阿拉伯及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立场上有明确表现。在毛泽东1959年会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的讲话中，他明确表示“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发生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运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应当被看做是“民族解放运动”而非“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力量被看做是能够支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力量。这种民族解放运动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同时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在这一点上，也能找到中国革命斗争经验中，对于统一战线问题认识的影子。
在毛泽东的政治话语中，“历史环境”是一个讨论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而存在于不同“历史环境”中不断变化的事物矛盾关系，则直接影响现实政治决断。理解“历史环境”及“矛盾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则是政治活动的根本观念。毛泽东认为，这种政治活动中存在两种根本性的矛盾，及“对抗性的矛盾”与“非对抗性的矛盾”。前者发生于“敌我之间”，后者则发生在“人民内部”。两种矛盾关系也能互相转换。同时，对于矛盾关系的分析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内部，也应当延伸到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上。人民这一政治范畴也应当延伸至世界范围内，作为反对霸权主义的政治话语，并用以进行对敌我关系的政治分析。这一政治活动的理想化根基，则在于对“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之关心。
后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主的国际霸权结构实际上也呈现出了这种内卷的倾向。并因此消解了结构性变革所需要的政治话语动力。当代国际政治话语最明显的两种表现形式体现在一方面以普遍人权为基础的对于包括气候环境政治在内的讨论，意图取代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政治并尝试成为新的全球性政治话语。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以最直接的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帝国主义、民粹主义政治的蔓延。
在美国宣告冷战“结束”之后，又接连在“第三世界”内出现了多次战争。这些战争是盘旋在二十一世纪里的乌云。“后冷战”时期建立起的普遍主义政治话语在遇到民粹主义、恐怖主义的现实政治时便显得不堪一击。而对于“非暴力不合作”这种反抗模式的大肆颂扬，同样也体现了在这种普遍主义人权话语政治中对于暴力的无奈。正如霸权是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一样，对霸权的反抗也同样无法避免。二战结束之后，伊朗曾一度以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作为对抗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解毒剂。泛伊斯兰主义也是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反抗者们的精神力量之一。二战时期的日本，反西方的话语成为其殖民主义扩张的借口。在这一语境下，泛伊斯兰主义内部的瓦哈比派运动、赛努西运动、阿富汗尼运动、阿赫迈底亚运动，则被看作是“回教圈今天正在多灾多难中逐渐重生”，是所谓“回教徒的觉醒”。短二十世纪及其之后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抗的土壤上，可以生成恐怖主义，可以生成殖民主义，但也可以生成对抗霸权主义政治的和平力量。理解霸权及其反抗，也许是连接短二十世纪与冷战之后政治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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