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战将杨勇指挥的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役——金城战役，以歼敌53万、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的战果，落下战幕。这一天，离杨勇40岁生日，还有3个月零1天。
这是志愿军转入阵地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战役结束之日，也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正式签字之日。当晚22时，全线完全停火。
那一天，是中国农历六月十七。
胜利之夜，月色如水。
前线阵地上，志愿军抖去硝烟与战尘，在月光下纵情高喊：“胜利啦，我们胜利啦！”
一样的月光，两样的心境。
在志愿军第39军作战处处长李宏垠眼中，“那个晚上的月亮格外明亮。”那也是李宏垠在朝鲜战场上第一次静下心来欣赏天上的月亮。
而在“联合国军”的印象里，“月亮是中国的”。美军陆战一师士兵马丁·拉斯回忆：“它就像是一只中国灯笼。”
一、麦克阿瑟的“滑铁卢”
仅仅在2年零9个月前，美国人是不把年轻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的。
1950年10月25日，朝鲜北部第一场雪飘然而至，南朝鲜军毫无警觉地进入了志愿军的伏击圈。
正在设伏的志愿军第40军118师首战两水洞，2小时之内歼灭南朝鲜1个营又1个炮兵中队。这一天，也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
听到前方遭遇中国军队，美军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团长帕尔莫不以为然：“中国人吗？他们也会打仗？”
帕尔莫没有想到，仅仅6天之后，同样的厄运就落在了骑一师头上。
骑一师，美国“开国元勋师”，成为机械化部队后依然保留着“骑一师”的名头，“马头”标志的徽章格外醒目。朝鲜战争爆发后，骑一师成为第一批入侵朝鲜的美军主力师。全师装备坦克149辆、火炮300多门，一个师的重装备远超志愿军一个军的火力配置。
志愿军进攻的号角，在太阳落山的那一刻吹响。
1950年11月1日，第39军从三面向云山之敌发起进攻。激战3天，骑一师损兵1840人。帕尔莫的第八团三营全部被歼，营长奥蒙德少校被击毙。又过6天，美国陆军永久撤销了这个营的番号。
这一战，志愿军仅是击毁和缴获的坦克就有28台，还缴获了4架美军飞机。那也是许多志愿军战士第一次见到飞机。
惊魂未定的美国大兵这样描述死里逃生的经历：“我们的周边到处都是敌人，他们有时候在前方，有时候在后面，你不知道哪里就会射过来子弹。我们被团团包围了……”
从两水洞到云山城，历时11天的第一次战役，志愿歼敌1.5万。
11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这样一则电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总司令部顷发表公报称：共和国人民军在朝鲜西北部的作战中取得重要胜利。在此次作战时期，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的加入……”尽管这条消息是以转述朝鲜人民军战报的形式发布的，依然引起了世界舆论极大关注，那就是：中国出兵了！
事实上，麦克阿瑟自然也清楚，能给兵锋正盛的美军老牌劲旅以重创，显然不是此时已经溃不成军的朝鲜人民军能够做到的。然而，战场上的一切，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麦克阿瑟继续朝鸭绿江方向进犯的自信。实力至上，这就是美国人的逻辑。
1950年，美国钢产量8700万吨，新中国钢产量仅为60万吨。这时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已增至22万，比第一次战役增加了8万。
麦克阿瑟麾下，汇集了各种作战飞机1100余架和包括美军19个航母战斗群以及英国、澳大利亚航母在内的200余艘战舰；而此时的志愿军，尚没有一架可以作战的飞机和一艘可以作战的舰艇。
麦克阿瑟调集90架B-29轰炸机，炸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以阻止中国增兵。紧接着，他又命令“联合国军”全线北进。
麦克阿瑟的企图是：以美第十军在东线经长津湖西进，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由清川江北上，以“钳型攻势”在江界以南武坪里会合，再向北推进，赶在鸭绿江冰封之前抢占朝鲜全境。他还将部署在汉城的美第二十五师和刚刚到达朝鲜的土耳其旅、英军第二十九旅加强西线，美军第三师加强东线。
东西两线的指挥官：一个是美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一个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哈里斯·沃克中将。
悬殊的力量对比，让麦克阿瑟已经不想也不屑于考虑谁是他的对手了。他狂妄宣称：鸭绿江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障碍，中国人也并不是一支“不可辱的力量”。
虽然麦克阿瑟还没弄清他的战场对手，毛泽东和彭德怀却早就对这位美国五星上将了如指掌了。
麦克阿瑟，1903年以史上最佳成绩毕业于西点军校，一战期间担任“彩虹师”师长。1919年6月，39岁的麦克阿瑟已是西点军校校长。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身份，主持日本受降仪式，一时风光两无。
1950年9月，麦克阿瑟一手导演的几乎置朝鲜人民军于死地的仁川登陆，更是让他登上了军事生涯的巅峰。
鉴于志愿军实力在第一次战役中尚未完全暴露和麦克阿瑟的自大轻敌，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命令部队主动后退，诱敌深入，争取出其不意，打一个大规模歼灭战。
当时还是第39军117师作战科长的李宏艮回忆：“开始我们也有些不理解，打了胜仗怎么还大步后退？但是，听说是毛主席、彭老总的命令，也都是坚决服从，因为大家都明白，跟着毛主席就能打胜仗。我们还在沿途故意丢下了一些小锹、背包等物品迷惑敌人……”
麦克阿瑟果然上钩。他认为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已“怯战败走”。尤其是连日的航空侦察并没有发现大部队活动的迹象，情报人员判断战场上的中国人最多只有三到七万时，麦克阿瑟推断，中国军队此前不过是“象征性进攻”。
“感恩节”，美国的重要节日，为每年11月第4个星期四。1950年的“感恩节”为11月23日，这一天恰好是中国农历的小雪。
“小雪已晴芦叶暗，长波乍急鹤声嘶”。从西伯利亚呼啸而来的冷空气裹着大雪扑天盖地。那个晚上，“联合国军”中的各国大兵，跟着美国兵享受了一顿从美国本土和澳大利亚运来的火鸡大餐。他们也许也没有想到，这将是他们中间很多人的最后晚餐。
11月24日，美军先头部队刚刚突进到鸭绿江边的朝鲜甲山郡惠山小镇，麦克阿瑟的“巴丹号”座机就飞到美国兵头顶助威来了。
登机之前，麦克阿瑟面对众多记者夸下海口：“你们可以告诉我的士兵，赶到鸭绿江边，我就放他们回去，我已经向小伙子们的家人们打了包票，圣诞节让他们回家过节！”
第二天，美国各大报刊出的消息，标题中几乎都有“圣诞”两字，《麦帅保证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胜利在望——圣诞节不远了吗》……
也许是为了震慑中国军队，也许是为了安慰成千上万等待着亲人早日回家过圣诞的美国家庭，麦克阿瑟居然向全世界公开了他的进攻方案——
“联军对在北朝鲜新的赤色军队的庞大压缩和包抄行动，已经临近决定性的时刻。在过去的三星期中，作为这一钳形攻势的独立组成部分，我们各军种空中力量以模范的协同和有效率的持续攻击，成功地切断了敌军的补给线，敌军来自北方的增援已大大减少……”
也是在这个飞雪漫天的冬日，电波突然在朝鲜北部一个叫做大榆洞的偏僻矿洞密集起来。刚刚挖掘出来的防空洞，便是彭德怀的司令部。
远在日本东京第一大厦的麦克阿瑟，自然无法想象志愿军统帅部如此简陋，更无法想象在这冰天雪地之中，30万志愿军早已完成机动隐蔽。就像他无法想象这支军队会拥有铁一样的意志和铁一样的纪律一样。
此时，在120公里宽的战场上，志愿军精心布置的两个巨大口袋，已经张开了口子。
毛泽东和彭德怀采用的是战争史上少有的内外双重迂回战略，西线志愿军4个军从正面发起猛攻，另外2个军从侧翼迂回攻击。战役的关键是，侧翼力量能否迅速打开战役缺口，直插敌后，断敌主力后路。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统一指挥迂回作战行动。
仅仅一天一夜，志愿军第38军、第40军便打残了南朝鲜2个师，在“联合国军”东西两“钳”之间撕开一道口子，美第八集团军右翼一下子暴露出来。担负正面进攻的志愿军4个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了当面之敌。
美国老兵沃伦·维德汉回忆：“中国人的进攻战略非常高明，被我们称作大规模袭击，他们会用大量兵力直击防线，在防御圈上打开缺口，然后挺进我们所在的后方。”
得知方圆几十公里的雪地里突然冒出几十万中国军队，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意识到，自己的队伍可能已经陷入志愿军包围。二战时期，沃克作为巴顿手下的得力战将，曾经指挥美第二十军在横贯法国中部的大进军中突击神速。而眼下，这位美军“进攻专家”却不得不急令他的部队突围撤退。
第38军113师，奉命直插“联合国军”后退必经之地：三所里、龙源里。
时任志愿军第113师第338团三营机枪连指导员陈生秀回忆，“接到命令后一刻不停地往前跑。有的同志甚至跑着跑着倒地牺牲了。大家就一个念头，插到敌后，堵住敌人！”
一段战史上的奇迹由此诞生：第113师用双腿跑赢了“联合国军”的汽车轮子——14小时，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袭72.5公里，先敌5分钟挡住退路。
正是这5分钟，赢得胜利的先机。这就是后来的电影《飞虎》的原型。
空前激烈的阻击战在大同江边的山谷间展开。争取最后一线生路的南撤之敌和前来接迎的北援之敌，轮番向着占领了制高点的志愿军阵地上扑来，志愿军始终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两支相隔不到1公里“联合国军”，最终只能相望却没能汇合到一起。
美军第五十七炮兵营营长斯顿回忆：“他们一次次顽强进攻，尽管我们的炮兵、坦克和机枪尽了最大的努力射击、掩护，但是中国人仍然源源不断地涌上来……”
松骨峰，第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的阻击阵地，美军二师九团的唯一退路。美军发现，无论炮火多么猛烈，无论进攻的步兵多么接近山顶，总有中国人在军号声中一遍遍发起反击。
松骨峰下一段不足11公里长的山路，后来被美军称为“印第安笞刑场”，意思是穿过这条路的经历，如同遭受到了“死亡的鞭笞”。
几天之后，作家魏巍来到了前线。这片浸透了志愿军鲜血的阵地，仿佛还在诉说着战斗的惨烈。魏巍写道：“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向敌人扑去，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也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
魏巍的战地通讯后来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朝鲜战场上为祖国、为正义、为和平而战的志愿军战士，从此有了一个亲切而崇高的称呼：最可爱的人！
1990年，《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曾经写到的两位“烈士”——井玉琢和李玉安，神奇地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原来，清理松骨峰战场烈士遗体时，意外地发现有的战士还有微弱的呼吸，被紧急送往后方抢救。
几个月后，井玉琢和李玉安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井玉琢满脸都是被汽油弹烧伤的疤斑，牙齿烧得仅剩几颗，左耳只剩一小块，左手严重抽缩；李玉安胸口中弹，在医院昏迷了5个多月，才脱离了危险……而当时向魏巍介绍战斗经过的营长王宿启，没有想到自己的战友竟然“死而复生”。
伤愈后的井玉琢，放弃国家照顾，在黑龙江七台河市当了一辈子农民。李玉安则在黑龙江巴彦县一所乡村粮所，做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西线之战持续到12月1日。志愿军击毁和缴获各种火炮1000余门、坦克300多辆、汽车2000余辆。美军第二师装备战损率高达80%，几乎是丢掉了全部重武器才勉强逃脱的。
就在杯弓蛇影般的西线“联合国军”一气退到“三八线”的同时，东线方向的长津湖，惨烈的鏖战仍在进行。美军陆战一师踩进志愿军设下的埋伏圈——第9兵团已经在雪地设伏6天6夜。隐蔽伏击不能生火，十几万大军用以果腹的仅剩下硬棒棒的土豆了。
小高岭，碣隅里东侧的一处高地，成了切断美军南逃退路的必守之地。美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瞬间把厚厚的积雪融化，黑色的焦土如同在白色的大地上剜出的疤痕。
11月29日，志愿军第20军58师172团3连打退了敌人8次进攻，小高岭阵地只剩下连长杨根思一个人。急于夺路而逃的美军又一次潮水般涌来，杨根思找到了最后的武器——一包5公斤左右的炸药，勇敢地冲向敌阵。
30米、20米、10米……当围上来的美国兵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位冲过来的志愿军要做什么，惊慌失措，慌忙后撤。一声巨响，杨根思与青山化一体。人民军队序列里，后来有了第一个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连队——“杨根思连”。
解放战争时期，杨根思就是著名的“爆破大王”。在第三野战军参加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的78名代表中，他的名字位列第一。开赴朝鲜战场前，就是这位28岁的英雄连长最先喊出了气贯长虹的口号：“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在抗美援朝战场，像杨根思这样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勇士，多达44位。
天寒地坼。此时的第9兵团，同时面对着两个凶残的对手——
一是，装备精良的美第十军3个师。仅是陆战第一师下属的炮兵十一团和第一坦克营，就装备了54门105毫米榴弹炮、18门155毫米榴弹炮和63辆M-26潘兴式重型坦克、6辆M-45中型坦克、2辆M-24轻型坦克。
一个师的火力超过了志愿军第9兵团3个军的总和。陆战一师还有固定的空中支援力量——第一航空联队的72架舰载战斗机。
二是，朝鲜北部50年一遇的严冬。地处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夜间最低温度达到零下30摄氏度。冲锋号响起的时候，不少战士双腿失去了知觉。好不容易站起来，枪栓又冻得拉不开了。
雪在飘，铁在烧。前面的官兵倒下去，后面的官兵继续往前冲。“中国军人浑身挂满冰凌，还在顽强地冲锋”，在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眼中，中国军人远比他在欧洲战场上见到过的各国军人坚韧。他在《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写道，“中国军人唯一的防冻措施，不过是用猪油和牛羊板油把脚糊住以防冻伤，但他们却展现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勇气和意志力。”
双方的交战，最后演化成钢铁与筋骨的较量、实力与血性的比拼。美军士兵所依赖的，是世界第一强国令人生畏的科技与工业制造能力；中国士兵所依靠的，则是敢于胜利的决心、信心和毅力。
做过麦克阿瑟参谋长的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也是个狂妄之徒，一直把中国人称为“洗衣工”。长津湖之战，正是被他称作“洗衣工”的中国人，让他的部队留下了耻辱一页：美第七师三十一团被全歼，这支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攻入西伯利亚而被授予“北极熊团”称号的美军“王牌团”的团旗，成了志愿军的战利品；依靠美国舰队强大海空火力支援侥幸逃出志愿军包围圈的陆战一师，也付出了总减员11731人的惨重代价。
战后多年，美陆战一师作战处处长鲍泽仍然对仓惶逃离的那一幕心有余悸：“我相信，长津湖的冰天雪地和中国军队不顾伤亡的狠命攻击，是每一个陆战队员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在死鹰岭，穿着鸭绒防寒装的美军见到了令他们震惊的一幕：129个已经冻成“冰雕”的志愿军保持着战斗姿势，年轻的士兵与手中的武器冻在了一起，129杆枪朝着同一个方向……长津湖之战，出现了3个“冰雕连”：第20军59师177团6连、第20军60师180团2连，第27军80师242团5连除一名掉队战士和一名通信员外，全部冻死在阵地上。
第9兵团冻饿减员，超过了战斗伤亡。回国途中，9兵司令员宋时轮向着长津湖方向默默鞠躬，抬头时依然泪流满面……
长津湖之战时的志愿军第27军79师235团1营副教导员迟浩田，43年后成为了中国第八任国防部部长。1996年12月，迟浩田上将率团访美，接待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查尔斯·克鲁拉克上将对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肃然起敬。原来，他的父亲维克托·克鲁拉克就是当时的陆战一师副师长。
第二次战役结束，正值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美国摄影记者大卫·邓肯问一个美国兵，假如我是上帝，你想要得到什么？士兵低头沉思了一会，艰难地说出一个词：“明天。”
很多美国兵已经看不到明天了，其中就包括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这位美军中将败退途中因车祸身亡，死在了“圣诞”即将到来的时候。
美国随军记者亚历山大·贝文这样纪录此时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已如惊弓之鸟，撤到三八线以南，来到了西边开城以南冰天雪地的临津江畔。大溃退终告结束，此时第八集团军正在等待中国军队的下一次攻势，主动权已经完全操在了中国人手里。”
麦克阿瑟吹嘘的“联合国军”圣诞攻势成为泡影，死亡的噩梦成了美国大兵的“圣诞”礼物。第二次战役，志愿军毙伤俘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一战扭转战局。沦陷了43天的平壤，重新回到朝鲜人民手中。
“败绩，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毫不客气地指出，麦克阿瑟遭遇了自己的“滑铁卢”。
麦克阿瑟的名声一落千丈。
他在在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报告中辩称：美国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而仅仅在2个月零10天之前——1950年10月15日，当杜鲁门飞到太平洋深处的珊瑚小岛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面的时候——他问：中国出兵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麦克阿瑟信誓旦旦地回答：“微乎其微……如果中国人真要南下到平壤，那他们就是自寻灭亡。”
威克岛，英语Wake Island，醒来的意思。但麦克阿瑟真正清醒是在多年之后。1962年，中国西部边境燃起烽烟。已经82岁高龄的麦克阿瑟发出忠告：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
二、李奇微：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意
惨败，震动美国朝野。世界第一强国不得不重新认识曾经被它轻视过的新中国。
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让美国人民为朝鲜战争作出“任何必要的牺牲”，要求国会批准美军由250万人增加到350万人。他还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威胁使用“原子弹”。
与此同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丁则通过联合国，向中国传递停战谈判信号，条件是：志愿军停止在三八线以北。
美国人的阴谋，自然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
1951年新年来临的些日子，中南海与朝鲜前线的电报往来格外频繁。
毛泽东1950年12月13日电报：目前英美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毛泽东1950年12月21日电报：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
毛泽东1950年12月29日电报：如果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三封电报直指一个目标：打过三八线！
胜利，才是和平的砝码。
毛泽东清楚，随着志愿军赢得第二次战役，美军速战速决的图谋已经破产，美国与它所纠集的原本来就不想参战的仆从国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美国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
在这样的背景下，必须再给美军致命一击，才有可能把敌人彻底逼到谈判桌上——否则，一旦让对手得以喘息，以美英等国雄厚的战争动员能力，志愿军必将面临更大的战场压力。
1950年12月26日，“圣诞节”后第二天，美国陆军参谋长助理马修李奇微在凛冽寒风中抵达朝鲜战场，接替翻车而死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杜鲁门政府还赋予了这位“临危受命”的美军中将比他的前任更大的权力，让他兼任“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
马修·邦克·李奇微，美军实力派人物，先后毕业于西点军校和陆军军事学院。1919年，麦克阿瑟成为西点校长时，24岁的李奇微作为西点高材生重返母校任教。1943年7月，时任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的李奇微，指挥了美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夜间空降作战——西西里岛登陆战役。诺曼底登陆后，李奇微升任第十八空降军军长。
早年的李奇微，还曾在驻天津第十五步兵团服役。美军第十五团参加过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来又以执行所谓《辛丑条约》为名强行进驻天津，因团旗和徽章印有蓝底黄龙图案，号称“龙旗军团”。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史迪威、魏德迈以及沃克等一干美军将领，都有过十五团的任职经历，也曾被美国军界称作“中国帮”。
沃克阵亡不过三天，杜鲁门便匆匆选派这样一位“中国通”到朝鲜，无疑是想挽救战场颓势。
与麦克阿瑟的狂傲自负所不同，李奇微低调、心细、坚韧。上任之前，李奇微专程飞到东京拜见这位老上司。李奇微问：“您对我上任后，立即实施进攻有无反对意见？”这时的麦克阿瑟似乎已不再那么狂妄：“从清川江撤退下来的美军正据守三八线一带，部队疲劳，士气不高……”他拍拍李奇微的肩膀，“第八集团军是你的，马修！你认为怎样好就怎样干吧！”
严冬季节，朝鲜半岛的大雪一场接着一场。原本，李奇微也想趁劳师远征的中国军队立足未稳之际，马上转入战略反攻，争取战场主动。不过，当他视察了自己的部队后发现，他的心情变得比朝鲜的天气还要阴冷：接连遭受志愿军打击的第八集团军士气低落，主帅沃克之死更是给这支曾经的“王牌”蒙上了厚厚的心理阴影。
李奇微悲哀地承认：“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长官都丧失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在思想上、精神上可以说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实施我一直计划采取的那种进攻行动。”
对于年长自己6岁的西点校友沃克，李奇微多有了解。二战时期，沃克在欧洲战场大放异彩，他的第二十军势如破竹，赢得“幽灵军”称号。美军还以沃克的名字命名性能良好的M-41轻型坦克为“沃克虎头狗”。朝鲜战争之初，沃克指挥不到5万人的美军，在釜山环形防御圈顽强抵抗6个星期，最终在美军大部队登陆仁川后，实现了对朝鲜人民军的逆袭。
既然沃克指挥的美军精锐，都几番败给武器装备远远落后的志愿军，这让李奇微冷静了下来，抓紧部署全线防御。
美国强大的战场保障优势瞬间显示出来。依靠大量的机械化设备，仅仅三四天时间，“联合国军”在横贯朝鲜半岛近250公里的正面和60余公里的纵深，连设了ABCDE五条防御线。
A防线西起临津江口，沿“三八线”至东海岸。明碉暗堡星罗棋布，各式地雷密密匝匝，迫击炮阵地、无后坐力炮阵地相互交叉。目的是滞止志愿军进攻速度；B防线从西边的高阳一直延伸到靠近东海岸的冬德里，主要依托关隘要冲重兵把守。
在第二道防线与北纬三十七度线之间，还部署了C、D、E三条机动防线，由南朝鲜抽调大批民工加紧构筑。白天，美军侦察机、轰炸机，轮番向前沿侦察轰炸；每当夜晚，照明弹与探照灯交替对临津江以北进行战场监视。那几天，汉城的报纸天天都在吹嘘临津江防御是“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
远在东京的麦克阿瑟也在为李奇微打气：“这是关系到我们生命的重要战线，决不后退一步！”
此时的“联合国军”投入防御的兵力为13个师另3个旅25万余人。在长津湖之战中逃出志愿军包围圈的美十军第三师、第七师、陆战第一师则在大田、釜山等地休整，已转归李奇微统一指挥，随时作为机动力量投入作战。
阵前布防，李奇微玩了个心眼，他把南朝鲜军8个师摆在第一线，将美军和英军放在了二线，以便可攻可防、随时撤退。然而，他的防线刚刚部署完毕，志愿军新一轮进攻就开始了。
1950年12月31日17时，志愿军106门大炮同时开火，打响第三次战役。
火光，映红雪后的黄昏；炸起的泥土、石头，夹杂着敌人的残肢飞溅。
这也是志愿军第一次大规模投入炮兵作战——4287发炮弹，超过了前两次战役总用弹量的4倍。
前方军情传来，李奇微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中国军队居然在刚刚经历了一场长达29天的残酷战役之后不到一周，就发动了又一场规模更大的进攻战。
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集中了6个军的兵力。具体部署为：由韩先楚指挥第38、第39、第40、第50军以及6个炮兵团，组成右路主攻兵团；由42军军长吴瑞林指挥第42、第66军以及1个炮兵团，组成左纵队，主要牵制敌人增援，配合主攻方向作战。重整旗鼓的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也投入了战斗，中朝两军实现统一指挥。
右路进攻的重中之重，是汉城以北的临津江防线。这里距汉城75公里，一旦被突破，南朝鲜“首都”便再无险可依。
突破临津江的重任，落在了志愿军第39军身上，第一梯队由第116师担任。1950年12月6日，就是第116师率先攻入平壤，收复了沦陷43天的朝鲜首都。
临津江防线分东西两段。第116师把突破口选在了看似易守难攻的东段。这里的江岸是高达10米的悬崖峭壁，部署了南朝鲜军第一师2个步兵团、1个榴弹炮营和美军2个炮兵营。在第116师长汪洋看来，恰恰因为东段地势险要，敌人也就容易麻痹大意。同时，我方一侧有3处高地可以俯瞰敌阵地，还有几条靠近临津江的自然沟，深度在1.5米至1.7米左右，稍加改造便是部队隐蔽的绝佳场所。
智慧与胆识，总能在关键时刻迸发。战前三天，在距离敌人防线300米的3.5平方公里地域，第116师悄悄构筑起316个隐蔽部、3000个防炮洞、50个弹药器材储藏室和80个炮兵发射阵地，把7500官兵和80余门大口径火炮掩藏在了大地之下。
12月31日一早，临津江畔的一场大雪，给第116师的进攻出发地覆盖了又一层天然伪装，以至于连乘飞机亲自低空巡视的李奇微，也没有发现志愿军即将发动攻势的迹象。
20分钟炮火急袭结束，3颗信号弹腾空而起。第116师先头部队跃出战壕，仅用13分钟，就把临津江防线撕开了一道口子。
事后，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将第116师这一战例概括为“三险三奇”：突破口选在南岸悬崖，出其不意，是为第一奇；能够把几千人的突击部队提前隐蔽至敌人眼皮底下，且不被察觉，是为第二奇；敢于把大炮放在最前沿瞄准敌方，形成火力优势，是为第三奇。
1950年12月31日22时，志愿军6个军全部突破敌人防线。首当其冲的南朝鲜2个师最先败下阵来，汉江以北的美军陷入背水作战的境地。
新的一年第一天，李奇微在汉城城郊见到了这样一幕——“南朝鲜士兵坐着一辆辆卡车，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线败退——逃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我知道，要制止这些吓破了胆的士兵大规模溃逃，那是枉费心机的。”
多年之后，李奇微还对这场元旦大溃败无法释怀：“我试图阻止，可是逃跑的卡车毫不减速地闪过了我。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再目睹这样的情节。”
望风而逃的又何止一战即溃的南朝鲜军？美军随军记者报道称：“强大的中国军队1日早晨在汉城以北和东北把联军击退了好几英里。汉城正北的盟军1个师已经完全崩溃。该师约300余人在他们原来的阵地以东数英里的路上狼狈南行……”
《韩国战争史》对此记录得更加详细：“联军士兵扔掉所有重炮、机关枪等支援火器，爬上卡车向南疾驰，车上的人挤得简直连个小孩都不能再挤上去了，甚至携带步枪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拼命跑呀！控制不住的‘后退狂’蔓延开了……”
兵败如山。时任南朝鲜第一师师长白善烨一直记得当时的惨状：“我所带的部队从来没有被打得这么惨，我的自尊心在这一刻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感到极度的虚弱，甚至连撤退的力气都没有了。”
白善烨曾经想自杀。最后关头，美国顾问梅伊急急跑来，将他抱上了吉普车，让这个后来的韩国陆军第一位大将“在屈辱中捡回一条命”。
狂轰滥炸，成了“联合国军”企图阻挡志愿军进攻的最后一招。美国轰炸机每隔10分钟，就在志愿军头顶、在志愿军穿插迂回的路上，扔下一枚枚炸弹。
1月1日，美军出动轰炸机564架次；1月2日，美军出动飞机531架次。
然而，就像冰河、天堑挡不住志愿军，雷场、铁丝网挡不住志愿军，坦克、大炮挡不住志愿军……遮天蔽日的轰炸机，同样无法阻挡志愿军高歌猛进的步伐。
中国军队冲锋的号声越来越近。1951年1月3日凌晨，李奇微作出了一个极不情愿却又不得不作出的决定：放弃汉城！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朝鲜人民军夺取汉城；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9月26日夺回汉城。
眼看着刚刚“光复”了3个月零7天的“首都”就要再度丢失，李承晚大骂李奇微不守信用：“他曾经说过，是准备长期留在朝鲜的，可现在他刚到朝鲜一个星期就要撤离汉城，如此言而无信，难道他指挥的军队就只会撤退吗？”
当美国大使莫西奥将李承晚这番话转告李奇微，李奇微干脆利索地告诉莫西奥：“请您告诉那位可爱的南朝鲜总统，最好让他亲自到前线去听听中国军队进攻时吹响的刺耳的军号声，看看中国军队冲上美军阵地后大喊缴枪不杀的恐怖场景，再看看南朝鲜军队是如何像羊群一样的溃逃！”
溃不成军，如鸟兽散。汉江上的唯一桥梁，早在1950年6月28日，就被试图阻止朝鲜人民军进攻的南朝鲜军方炸毁。那次大爆炸，不但造成了800多汉城平民当场遇难，还使未来得及南撤的南朝鲜军8万主力，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俘虏。
现在，连接汉江南北的只有美军临时搭建的2座浮桥。李奇微命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禁止平民和民用车辆通过桥梁、要道，以保证美军快速撤退。他还下令可以直接向不听招呼的难民开枪射击。
1951年1月3日下午3时，美军从汉城撤退。就像他们后来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所反复重复的行径一样——撤离汉城的同时，美军点燃了无法带走的50万加仑航空油料和3万加仑凝固汽油弹，炸毁了汉城、仁川、金浦等地的机场，汉城的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法新社报道称，美军“将去年12月初以来既已占住的学校、粮库以及茅草屋等焚烧一空。白烟和烧焦了的稻草屑在撤退的路上飘浮，烟雾蔽天，冬日无光”。
路透社记者怀特在飞机上看到：“汉城在烟火中燃烧……大火在城南50英里处仍可看见。”
美第八集团军一位后勤军官直到晚年还自问自答：“50万加仑的燃油烧起来是什么情景？地狱一般！”
中朝两国军队乘胜追击。
危难时刻，美国人“坑队友”的拿手好戏再度上演。1月3日晚，较早得到撤退命令的美第二十五师1个营稍作抵抗便落荒而逃，志愿军迅速进至高阳以南，截断了英军的退路，顶着“王牌”名头的英军阿尔特斯来复枪第五十七团第一营一部和英军第八国王皇家爱尔兰轻骑兵团直属中队被歼。
这一战，志愿军击毁英军坦克、装甲车27辆，缴获坦克4辆、装甲车3辆、汽车18辆，毙伤英军500余人，俘虏英军少校营长柯尼斯以下227人。
这是志愿军第50军149师创造的经典战例。这个在朝鲜战场上一战成名的步兵师，后来又在极为惨烈的四次战役中再创辉煌战绩。
汉城西北20公里的一片泥泞雪地，成了英军的“死亡之谷”。被押解至战俘营的路上，柯尼斯一路惊叹：“你们中国的反坦克炮太厉害了！”得知志愿军仅靠着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就炸毁了英军的重型坦克，柯尼斯直呼“不可能”。
也许，英国人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在英勇的志愿军面前，没有什么不可能！
失败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人怒不可遏，连议会中的“主战派”也大为光火：“美国人光顾自己逃命，抛弃了朋友。”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英军死伤、被俘和失踪4435人。这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对这个老牌帝国的最大一次胜利。
1月4日，星期四。李承晚政府宣布“迁都”至半岛最东南的釜山，美第八集团军指挥部则撤到了汉城东南200多公里之外的大邱。在那里，美军工兵指挥官戴维森准将强行征用成千上万的南朝鲜劳工，提前构筑了堑壕、炮兵阵地，设置了层层铁丝网。
长风，卷着雪花呼号。李奇微几乎是最后一个撤离汉城的美国军人。他收拾起桌上的全家福照片，在办公室的墙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第八集团军司令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意！
第三次战役持续到1951年１月８日，中朝军队把“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驱逐至北纬三十七度线附近，将战线向前推进了80至110公里，以伤亡8500人的代价，取得毙伤俘敌1.9万余人的战果。
1951年1月4日16时，志愿军第39军116师、第50军149师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一部进入汉城。
志愿军严格执行“十条政策纪律守则”，把中国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留在了这座被美军破坏成处处残垣断壁的古老都城中。
在李承晚的“总统府”，30岁的志愿军第116师师长汪洋抖抖身上的战尘，坐在黑色钢琴前，弹了两首曲子，即兴赋诗一首：“三八防线坚，临津江水寒，三奇复三险，破阵旦夕间……”
美国弗吉尼亚州。沃克的遗体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第34区86-A。1951年1月10日，美国国会批准追封沃克为四星上将。
三、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国的钢铁还要硬！
大战，来得突然。
一连输了三场战役的“联合国军”显然不甘于接受连战连败的结局；从麦克阿瑟到李奇微，也显然不想让志愿军从容度过一个战场上的春节。
1951年1月25日——除夕之夜到来前的10天，敌人的全线大反扑开始，第四次战役由此打响。
“联合国军”的主要攻击兵力置于西线，目标为汉城方向；另一部在东线辅助突击，由西至东发起全线进攻。
李奇微给这次行动定名：霹雳作战。
这是“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地面进攻兵力达23万之多，包括美军3个军，南朝鲜2个军团，以及土耳其旅和英军第29旅等，总计16个师又3个旅，外加1个空降团。
这是美军火力最为猛烈的一次进攻。《抗美援朝战争史》记载：这时的美军，即使攻击志愿军一个连的阵地，也会动用几十辆坦克，且有飞机支援，发射炮弹多达2000到3000发。而志愿军在前三次战役中，总共才发射了5341发炮弹。
这，也是志愿军最为艰难的时刻。
时任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回忆：“打下汉城以后，彭老总的思想负担就很重，噘着个嘴说，打进汉城倒行，撤出汉城怎么办？”
作为一线统帅的彭德怀，自然对战场全局了然于胸。这时的志愿军一线兵力，虽然也有21万余人，但几乎都是从鸭绿江畔一路征战到400公里外的北纬三十七度线的第一批参战部队，不仅战斗力已经到了极限；本来就脆弱的后勤补给线，也早已超出了极限。
彭德怀后来回忆：“不到3个月，连续经过三次大的战役，又值冬季，且全无空军掩护，也未曾休息一天，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
经过三次战役，双方的“底牌”已经彼此掌握。如果说，此前的战役还能利用对方的轻敌与狂妄达成战争的突然性，而在此刻，双方比拼的只有实力与意志的比拼和对战机的把握了。
事实上，李奇微之所以在撤离汉城仅仅3周就发动这次规模空前的大反扑，也是因为察觉到了志愿军的这一“短板”。与麦克阿瑟在千里之外遥控指挥不同，李奇微的风格是靠前指挥、亲力亲为。
经历过第三次战役，李奇微在佩服中国军人勇猛顽强的同时，迅速发现了中国军队的一个致命弱点。
那就是，志愿军发起的每场战役几乎都是五至七天左右的“礼拜攻势”，他由此断定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极限为一个星期——而眼下，已经长驱汉城以南的志愿军，显然就处在战场补给最为困难的时候。而这，正是“联合国军”组织反击的绝佳时机！
李奇微专门为美军量身定制了一套缜密的“磁性”战术：最大限度发挥空中优势和火力优势，战役打响后尽可能与志愿军保持距离，黏住对手、拖延时间，待到志愿军弹药和食品耗尽，再发动猛烈攻击。他还吸取麦克阿瑟盲目冒进的教训，命令各路大军互相靠拢、齐头并进，以免再次成为中国人的“猎物”。
1951年1月6日，杜鲁门签署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1951年度美国军事预算猛增到450亿美元，暴涨了80%——1950年，中国GDP总共也不过1896.18亿美元。1月8日，杜鲁门又要求国会批准每年生产5万架军用飞机和3500辆坦克，并提出“延长并修正征兵法”、加重税收等10项关于战争动员的立法提案，坚持侵朝战争，积极扩军备战。
美国的战争机器高速转动：从美国本土和其他战区抽调的大批二战老兵快速补充到朝鲜，各种战备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战场。美国大兵还可以轮番飞到日本，进行5天“放纵式”休整，以便“恢复士气”，重返交战前线。而从13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轰炸机遮天蔽日，雨一样密集的炸弹、燃烧弹把每一个黑夜都变成了白昼。这让擅长夜战近战的志愿军的作战优势大打折扣。
时任志愿军司令部参谋阮家新回忆：“敌人上来就是飞机大炮猛轰，我们连夜构筑的工事，一个小时就会被炸平。照明弹把黑夜变成了白昼，我们打夜战更困难了。”
比战场局面更危急的是几十万志愿军的生存危机。志愿军不但要与“联合国军”天上的战机、地上的坦克大炮搏斗，还要面对极寒、伤病和饥饿的严重威胁。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报告，部队“鞋子弹药粮食均未补充，每人平均补5斤，也需2月6日才勉强完成，第9兵团目前只能出动26军共8个团，需2月18日才能到铁原做预备队，其余因冻伤均走不动……”
美国学者约翰·托兰在他的纪实作品《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中，这样描述志愿军面临的残酷局面：“从鸭绿江到汉江数百公里的山路，基本没有任何现代化运输工具，只能靠步行。这还需要时刻面对美军飞机无休止、对弹药毫不吝啬的轰炸。
这些中国军人的食物只能靠自己携带，他们唯一的保护伞就是黑夜，在白天，只要有飞机出现，他们必须藏在树林里并保持静默，绝不能用轻武器进行任何还击和生火做饭，否则将遭致更加凶狠的轰炸……如此一来，补充的部队要从鸭绿江抵达前线，至少要耗费四至六个星期的时间。而他们抵达那里时，早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战场上的较量，就像高明的棋手对弈，任何一丝瑕疵都会导致战局逆转。几乎在李奇微发现志愿军“短板”的同时，彭德怀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李奇微排兵布阵上的疏漏：
虽然朝汉城方向大举进攻的西线美军第一军和第九军协同突击没有空隙，但东线的美军第十军与南朝鲜第三军团之间则有兵力薄弱环节，这无疑就是志愿军的机会。
志愿军由此确定“西顶东反”的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组织西线坚守防御，牵制“联合国军”主要进攻集团；而在东线则有计划地后退，待敌人一部态势突出时，集中主力寻机反击，从翼侧威胁西线敌人，动摇其布势，制止其进攻。邓华、韩先楚，这两位曾经携手挥师解放海南岛的年轻战将，分别指挥东西两线战役兵团。
在西线，坚守汉江南岸的第38军和第50军顽强阻击，美军第一、第九军两支“王牌”部队14昼夜只前进了18公里；而徒步作战的志愿军此前攻击同一段路程，不过半天时间。1951年2月2日，春节前四天，志愿军用电台与当面之敌联系，让对方运走躺满了阵地前的“联合国军”伤员和士兵尸体。美军战地记者记载：“直升机群来来回回运了整整一个上午。”
1951年2月5日，除夕之夜。第四次战役已经持续了整整10个昼夜，面对“联合国军”的大举进攻和狂轰滥炸，志愿军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前沿阵地上的志愿军官兵没有过年的饺子和过年的爆竹，有的只是一把炒面一捧雪和敌人一波更比一波猛烈的进攻。
而同一战场上的美军士兵，住的是保暖帐篷，喝的是热咖啡，每天可以领到净重227克的3个Meat系列罐头和3个Biscuit系列罐头，前者以肉类为主，包括肉食、蔬菜等搭配；后者以饼干为主，包括糖果和咖啡、可可粉或柠檬粉等速溶饮料……
大雪茫茫，天寒地冻；远离祖国，远程征战。此时此刻，支撑几十万大军勇往直前的力量，是坚韧的毅力和迸发的意志，还有深埋在每一名志愿军心底的“祖国”两字。
那个春节，中国的大街小巷不时飘出淡淡的香味，那是千千万万个家庭在为朝鲜前线的官兵赶制炒面。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加入到了这支特殊的拥军方阵之中。
2月11日，大年初六。邓华指挥的东线志愿军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战机。傍晚时分，中朝军队趁着早到的夜暗，突然向态势突出之敌发起进攻。
这，就是第四次战役中的东线关键一战：横城反击战。
至13日凌晨战斗结束，志愿军歼敌1.2万人，缴获各种炮139门、火箭筒122具、各种枪6200余支、坦克7辆、汽车550辆，迫使东线“联合国军”后撤26公里，重挫了敌人大举反扑的锋芒。这一战，敌我伤亡之比为3.72:1。
横城反击战，涌现出了一对耀眼的“双子星座”。33岁的邓岳指挥第40军118师大胆穿插、断敌后路，毙伤南朝鲜第八师十六团团长权泰顺以下656名，俘敌2178人。
毛泽东称赞邓岳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34岁的张竭诚则率领第39军117师创造了朝鲜战场上一个师在一次战斗中歼敌最多的纪录：激战1小时，歼敌3350人，俘敌2500人，其中俘虏美军800人…… 后来，两人又分别出任解放军两支主力部队——第38军、第39军军长。
历时87天的第四次战役结束时，已是1951年的4月21日。那一天，恰好是当年的谷雨。是役，志愿军伤亡4.2万，歼敌5.3万，虽然主动撤出了汉城，但“联合国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平均每天死伤近900多人才前进1.3公里，被迫在“三八线”附近停了下来。
一周之后，邓华迎来他41岁生日——一年前的同一个季节，这位39岁就担任兵团司令员的年轻战将，正与小他3岁的韩先楚一起，指挥了解放军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渡海登陆作战：海南岛之战。
几乎在同一时间，已经被杜鲁门免去全部职务的麦克阿瑟在美国国会作告别演讲，引用了这样一段话：“一个老兵永不死亡，他只是淡出舞台。”
属于麦克阿瑟的舞台已经成为过去。正如美军参谋长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所评论的：“麦克阿瑟那神话般的尊严被损害了。赤色中国人愚弄了这位一贯正确的军事天才，麦克阿瑟现有的能力和力量根本斗不过在朝鲜的中国指挥官彭德怀。”
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一度在第四次战役以及接下来的第五次战役中，给彭德怀制造了相当的麻烦。
不过，对于中国军队，李奇微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
1952年，美国又一个大选之年。这时的美军已经在朝鲜战场用尽了除原子弹之外的几乎所有先进武器，仍然没有占到半点便宜。挑起中美对抗的杜鲁门，也因为朝鲜战争的失利威信扫地，宣布不再谋求总统连任。
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韦恩·克拉克，迫切需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缓解美国国内的强烈不满。共和党总统竞选人艾森豪威尔的西点军校同届同学，成了主导新的攻势的指挥官——他，就是此时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
范佛里特将他的行动命名为“摊牌行动”。其实，这一听起来仿佛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不过是企图夺取志愿军占领的两座海拔500多米高的小山包——上甘岭。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从惊天动地的炮击开始。范弗里特集中了300余门大口径火炮、27辆坦克和40余架飞机。他认为，以这样的火力，5天就能占领上甘岭。好莱坞当红女星珍妮·罗素的名字，被美军用来命名上甘岭597.9高地，以表明势在必得之决心。
范佛里特之所以闻名美军，不仅是因为他在诺曼底登陆时率先攻上犹他滩头，一天之内获得三枚“十字英勇勋章”，还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滥用炮火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专用名词——“范佛里特弹药量”。
然而，范佛里特没有想到，他的部队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伤亡2.5万人，损失了274架飞机。尽管表面阵地几易其手，山上的土石被炸成了两米多厚的粉末，但在43天之后，上甘岭依然牢牢掌握在志愿军手中。珍妮·罗素自然也没有想到，她那天使般的微笑，同样未能给美军带来好运。
上甘岭成了美军的“伤心岭”。 美第八集团军不得不承认：“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上(上甘岭)是打败了。”
上甘岭战役的沙盘，后来进入了西点军校的课堂。活了整整100岁的范弗里特，直到晚年还在不停地反问：这一仗美军究竟输在哪里？
血战上甘岭，志愿军第15军27个连队中有16个连3次打光重建。第15军军长秦基伟坚定表示：“为了祖国，为了全局胜利，15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
这是发生在上甘岭战役第6天拂晓前的震撼一幕。
挡在第15军153团2营6连前面的是597.9高地的0号阵地，从地堡喷出的火舌，把他们死死压在了地上。拖延下去，待到天亮敌人发起反扑，志愿军将腹背受敌。
这时，6连阵地上只剩3名战士：连长与指导员的通信员，跟随营参谋长刚到一线的营通信员黄继光。
黄继光挺身而出。他和另外两名通信员组成爆破小组，向着敌人地堡冲去。
离敌人火力点只有三四十米，2位战友中弹倒下，只有下黄继光还在前进，他奋力扔出一颗手雷的同时，也倒在了地上。
手雷只炸掉了地堡的一角，敌人的机枪换了射击孔继续扫射。
连长、指导员眼睛冒火，正准备冲上去——突然看见，冲锋的道路上，有一个身影动了起来。
那个身影就是黄继光，他用受伤的胳膊吃力地撑起身体，艰难向前爬去。
目标越来越近。连长、指导员摒住呼吸。终于，黄继光运动到了正在喷吐着火舌的地堡旁，却又停住了。原来，他的手雷已经用完了。
黎明就要到来，近在咫尺的胜利之门，仿佛又变得遥不可及。
就在这一瞬间，惊天动地的一幕出现了——敌人的照明弹把阵地照得像白昼一般，已经爬到敌人射击死角位置的黄继光，突然冲着地堡正在连续射出子弹的射击孔猛扑上去！
敌人的机枪哑火了，刚刚赶来的后续部队冲出战壕，夺下了阵地。
战斗结束，战友们发现黄继光仍然趴在地堡上，两手紧紧抠着上面的麻包，子弹打穿了他的身体，背上留下了一个碗口大小的窟窿……他的饭包里有一本连环画：《杨根思》。
上甘岭战役最激烈的日子里，24岁的军旅作家陆柱国，在前线阵地的炮弹箱上记录志愿军官兵的壮举。天上战机轰呜，耳边炮火呼啸，眼前是一个个勇敢无畏的可爱形象，战士与祖国，祖国与战士，一遍遍重叠闪回……9个不眠之夜之后，陆柱国捧出了一叠浸着泪水、带着浓烈硝烟味儿的稿纸。这便是后来被搬上银幕的《上甘岭》。
电影公映的时候，第15军45师师长崔建功已经在昆明军区任职。影片放到一半，崔建功离席而去，直到电影结束也没有返回。同事问他：“这么好的电影，怎么不看完？”崔建功回答：“不是不想看，而是不忍看啊。伤亡了那么多人，我这个师长能看得下去吗？”
晚年的陆柱国回忆：“真实的事情只能比电影更加残酷。在上甘岭，随便抓起一抔土，里面就有三样东西，碎石块、炮弹片和人的骨头。”
一座山峰的崛起，挺立的是一代英雄的脊梁。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1953年6月16日，得胜回国的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走进中南海。一见面，毛泽东主席就夸赞：上甘岭打得很好。秦基伟汇报，美国佬有三个长处：一是机动快，二是有制空权，三是后勤保障及时充足。但他们也有三条缺点：一怕夜战，二怕近战，三怕死。有这三条，他们就注定要败在我们手里。毛泽东哈哈一笑，说：他们貌似强大，凭钢铁多，凭武器装备优良。我们是凭指挥员的智慧，凭战士的勇敢，凭正义战胜他们。“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
钢少气多。这就是血战上甘岭的志愿军将士的气概，就是千千万万优秀中华儿女的气概，就是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的气概。
四、为什么战旗美如画
1953年7月27日，历时2年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落下帷幕。在签字双方最高指挥官的记忆中，那一天的心情，迵然不同。
最后一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则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保罗·弗里曼，美第八集团军二师二十团团长，二战时期曾任美国驻华助理武官，对国民党军队的作风和战斗力印象很差。时隔几年，当弗里曼与志愿军交手，他的部队遭受重创，团部被攻占。《芝加哥日报》记者问弗里曼有何感受，他回答：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
那么，这是是一批什么样的人？
这是一批对祖国、对荣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的人。长津湖之战结束，战友们从冻死在阵地上的上海籍战士宋阿毛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为了祖国，哪怕是死，也要高傲地耸立在阵地上；为了祖国，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朝着冲锋的方向。
这是一群血性奔涌、敢于压倒一切强敌的人。当王海和他的战友飞向朝鲜战场的时候，年轻的人民空军还未满两岁——新中国第一代战斗机飞行员在喷气式战机上的飞行时间不到20小时，而他们的对手则大都是有着上千飞行小时的空中“老油条”。
1951年11月18日下午，60多架F-84轰炸机向清川江大桥扑来——王海带领6架战机勇敢迎敌。战果是击落敌机5架，而自身无一损失。
一升空，就奔着胜利；一亮相，就是强者。那一个月，王海刚满26岁。由他率领的“王海大队”，先后与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
戴维斯，是美空军第四航空联队少校中队长，二战时的美国“空中英雄”，朝鲜战场上“美军战绩最高的王牌飞行员”。就是这个美国人眼中“百战不倦的戴维斯”，却死在了中国空军的战机之下——创造这一战绩的是25岁的志愿军飞行员张积慧和他的僚机战友单志玉。
戴维斯之死，震动美国朝野。25名战俘的妻子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前请愿：还我丈夫！
然而，正当共和党国会领袖指责民主党发动的朝鲜战争是“历史上最没有希望的冲突”的时候——1953年4月9日，又一则令美国人沮丧的消息出现在了老牌大报《纽约时报》的版面上：“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在朝鲜失踪。
费席尔被俘后，提出要见一见把他打下来的中国飞行员。当19岁的韩德彩出现在他的面前，费席尔大吃一惊。”韩德彩老人说：“美国人的飞机确实先进，飞行员作战经验丰富，但有两点不能跟我们比。我们敢于空中拼刺刀，他们不敢；他们是不义之战，国内反战。我们是正义之战，全国支持，这个他们更不能跟我们比！”
血性，胜利的刀锋。靠着敢于空中拼刺刀的血性，年轻的中国空军打出了一片英雄的天空。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面积约16800平方公里的空域，被美军飞行员称为“米格走廊”。美国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专门下令：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2020年8月2日，95岁的王海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建军节后，告别毕生为之奋斗的飞行事业，魂归云天。他那驾曾经驰骋朝鲜战场的米格-15战机，如今就停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上面的9颗星，是王海击落击伤的敌机数量。
与王海一样年轻的空战英雄，在当年的抗美援朝战场上留下了这样一串“星星”——赵宝桐：击落击伤美机9架；刘玉堤：击落击伤敌机8架；孙生禄：击落击伤敌机7架；张积慧：击落击伤敌机5架，首次击落敌机……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写道：“一支装备如此落后、基本靠人力机动的部队，居然敢围歼全部机械化装备并有绝对制空权的美军。中国的统帅和将领们敢于想象并策划这个气魄十足的‘坎尼’，是源于此前无数次艰苦作战积累的自信，以及对麾下身经百战将士们的绝对信任。”坎尼，原本是一地名，因北非古国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战胜强大的罗马， “坎尼”一词，后来成了完胜的代名词。
1950年10月19日，当麦克阿瑟远在东京第一大厦乐观地等待他个人盲目确定的美军得胜班师时间时，彭德怀正乘着一辆苏制吉普车，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领先于大部队到达前线的彭德怀，把原定的阵地防御战调整为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打了一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遭遇战”——第一次战役。
大敌当前，几乎没有哪一支军队的统帅会先于士兵深入变幻莫测的战场。但，早在长征路上就“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敢；从长征、从抗战、从解放战争战场上一路上拼杀出来的志愿军将领也敢。
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回忆：“第三次战役，韩先楚的前进指挥所，只有2台吉普车、2部电台、2名参谋和几名电台保障人员。夜间赶路，一辆通讯吉普车触雷爆炸。韩先楚毫无惧色，留下一名保障人员照顾受伤的报务员，又从部队借上一辆通讯车，继续迎着爆炸声前进。”
与子同袍，生死相从。三军用命，士气如虹。
第二次战役，面对志愿军的包围，美第二师师长劳伦斯·凯泽少将抛弃了他的士兵，神秘“消失”了。那一战，美第二师损兵4000多人，直接失去战斗力。美国随军记者阿普尔曼记载：“1950年11月28日的时候凯泽还很健康，但是到了11月30日他突然得了重感冒。”结果，当了9个月师长的凯泽被撤职。
同样是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第20军58师参谋长胡乾秀的指挥所，设在最前沿的高地上。阵地几度易手，胡乾秀一次又一次指挥部队夺回。1950年12月20日，当美国战机又一次扔下雨一样的燃烧弹——13岁就参加红军的胡乾秀献出了34岁的年轻生命。20天后，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爱人诸云娟含泪为儿子取名“忆朝”……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浴血朝鲜战场，4位军级干部牺牲在前线：38岁的第67军军长李湘，33岁的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44岁的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37岁的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他们与197649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优秀中华儿女一起血染鲜红的战旗。
一条鸭绿江，见证了一个不一样的民族和一支不一样的军队。
1894年10月25日，日军越过鸭绿江，3万清军望风而逃，侵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了领了当时还叫“安东”的丹东。56年后的同一天，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勇敢地与世界最强大的对手硬碰硬较量。
人，不是那批人了，新中国也不是一盘散沙的旧中国了。在这个崭新的国度，领袖与人民同甘共苦、心心相印；在这支英雄的军队，统帅与士兵血脉相连、生死与共。
1950年10月7日晚，毛泽东摆下家宴，为即将出征的彭德怀壮行。饭桌上，毛泽东向彭德怀推荐了一位年轻的俄语翻译：毛岸英。
毛泽东一家已经为革命牺牲了5位亲人。彭德怀建议将岸英留在北京，担任志愿军办事处负责人。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一定要彭德怀带毛岸英到前线。
这一年，28岁的毛岸英新婚燕尔，爱人是20岁的刘思齐，当时因急性阑尾炎刚在医院做完手术。
刘思齐曾经回忆：“岸英出发前到医院和我告别。记得晚上11点，我把他送到医院大门口，他走走又回来，走走又回来。骑上自行车之前，还给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要我经常回去看看爸爸。我当时也不理解，夫妻之间怎么还这么客气？后来我才知道，第二天他就跟随彭老总到前方了。也许是意识到了战争危险，这一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分别成了诀别，告别成了永别。1950年11月25日，美军战机轰炸志愿军司令部，毛岸英壮烈牺牲。
毛泽东得知岸英遇难的消息，已是一个多月之后。刘少奇、周恩来不忍心让主席过早地知道这一噩耗，让夜以继日为国操劳的领袖承受老年丧子的悲怆。直到志愿军打过三八线，周恩来的报告才送到了毛泽东案头。
毛泽东接连吸两支烟，发出一声叹息：“唉，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得关系，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他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件事先不要对思齐讲，晚点，尽量晚点……新婚不久就失去了丈夫，她怎能经得住这沉痛的悲伤哟！”
以战止战，方能止战；用胜利奠基和平，才能赢得真正的和平。
1953年夏季，南京第二高级步校校长杨勇，赴朝就任第20兵团司令员，指挥抗美援朝最后一役——金城战役。
杨勇的对手，是新上任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马克斯韦尔·泰勒。52岁的泰勒长杨勇12岁，曾任西点军校第40任校长。
金城之战，成为压垮对手的最后一根稻草。后来担任过美军参联会主席的泰勒回忆：“中国很会运用战术，以来减低我们的火力优势。其方法是在黑暗中接近我们的阵地，然后和我们紧缠在一起，使我们无法要求炮兵射击和空中攻击，否则就有同归于尽的危险。”
金城战役结束之日，便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之日。那一天，从位于北纬38度线以南5公里处的板门店传出的停战消息，震动了世界。
在朝鲜战场，美国出动了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大部分兵力，不仅纠集了10多个国参加的所谓“联合国军”投入战争，还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式武器，最终却被限制在他们原来发动侵略的地方。
1958年10月25日，杨勇、王平率志愿军总部乘坐最后一列撤军列车，离开平壤。这一天，正好是志愿军发起出国作战第一战8周年的日子。
抗美援朝，锻造了铁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精神、铁一样的部队。与强敌交手，锤炼出敢战、善战、胜战的一代战将。班师回国，杨勇、王平分别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和南京军事学院政治委员。
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这位二战名将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想亲眼看看在朝鲜战场上重创英国“皇家苏格兰团”等三支英国王牌部队的中国军队。
杨勇上将陪同蒙哥马利走进了天津郊区的一座兵营。观看完500名中国士兵的刺杀之后，蒙哥马利端起一支步枪瞄准射击，钢板靶应声倒下。然后，他把枪递给了杨勇，杨勇举枪就射，9发子弹发发命中。
结束中国内地的访问，蒙哥马利在香港举行的记者会上，留下了这样一段名言：“我要告诫我的同行，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
毛泽东闻言，一语双关地说：“杨勇上将，上将扬勇！”
抗美援朝，这扬眉吐气的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国家安宁，同时也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
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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