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红军主力立即突围，此时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
另一方面改取进攻战略，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调动敌人至
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5次‘围剿’的希望就
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话说刘英看着憔悴的毛泽东，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只是静静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看出刘英的心思，似乎有事要说，但又不好意思开口，便轻声问道：
“怎么啦，刘英？是不是扩红遇到困难了？”
刘英只好说：
“情况很紧急。于都目前剩下的青壮年不多，扩红非常困难。罗迈同志却要我当突击队长，给我下达了4500人的任务。大家都缺乏信心，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完成任务。”
刘英所说的罗迈就是李维汉，罗迈是李维汉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化名。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果断地说：
“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
“再开会，没有时间了。离规定的期限只有不到10天了。”
“不，一定要开会，思想打不通，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
“可是，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现通知也来不及了。”
“这事好办，我有4个警卫员，叫他们骑马到各区去，口头通知。”
毛泽东立即把警卫员叫到床边，给他们布置了任务，又叫他们把口头通知的内容复述了3遍，直到背熟了，才让他们出发。
1934年9月19日，于都县扩红工作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在县委机关一间屋子里召开了，毛泽东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进会议室，大家都向他鼓掌致意。刘英先做报告，把毛泽东和李维汉的意见传达给了大家。与会者一个劲地鼓掌，要求毛泽东讲话。刘英说：
“同志们，毛泽东同志打摆子刚好，身体还很虚弱，大家不要再鼓掌了。我的报告就是传达他的意见。”
刘英越这样说，大家鼓掌越热烈，非要毛泽东讲话不可。毛泽东只得站起身，举着双手，示意大家安静。他说：
“好，我就讲5分钟，讲‘决心’两个字。”
毛泽东的讲话言简意赅，条理清晰，极有说服力，与会者倍受鼓舞，刘英更是发自内心的钦佩。
后来在9月26日，《红色中华》报道说：于都“过去最严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自扩红会议后各地争取逃跑群众回来的工作，收到了最大的成效”。但扩红的指标毕竟太高了，到9月底，刘英也只动员了近1000人参加了红军。此是后话。
就在这9月19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国民党军的情况和地形。毛泽东立即召开各种会议做调查，还找一些从国民党军占领区过来的商人及其他人，详细了解国民党军的情况。
9月20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写道：
“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东岸10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1星期内不见来了。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
这份探路电报，为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决定中央红军从于都方向突围，起到了重要作用。
9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央苏区的红21师、红22师合编为红8军团，由周子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委。
9月下旬，国民党东路军第3、9、10、36、83、85共6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会攻长汀松毛岭。红9军团和红24师同国民党军激战数日，撤退至长汀、瑞金集结待命。
此时，中央苏区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8个县了。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还可以进行休整补充和动员教育，然后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向国民党占领的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战机，歼灭其有生力量，争取粉碎其军事“围剿”。毛泽东再一次向中央提出了他的主张，他说：
“红军主力立即突围，此时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面改取进攻战略，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
但是，此时的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已经被国民党军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哪里还敢想“进攻战略”。毛泽东最后一次扭转危局的努力也失败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
“此计又不用，打破第5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1934年10月3日，国民党军攻占瑞金以北的石城，宁都也继之失守。
东部国民党军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的白衣岭发动进攻。接着连长汀也落入了国民党围剿军之手，许多红军高级指挥员战死在沙场。
至此，由毛泽东、朱德等人一手创建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由创建初期的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占有21座县城，发展到控制了70个县的相当规模的广大区域，已经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等一小块中心地带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又加紧对兴国、古龙岗的进攻，企图进而占领于都、瑞金，以实现其彻底围歼红军的目的。
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中央红军真的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剩下突围一条路了。
眼看敌人就要合围，变得惊慌失措的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又开始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打算寻找一块新的立足之地，到湘西去与贺龙所部会合。
本传前边已经说过，贺龙是在1927年8月1日，率领中国革命军第20军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8月下旬，经周恩来、周逸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带领余部在湘鄂西创建革命根据地，由于缺乏经验，几起几落。1929年3月17日，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周恩来，在他起草的中央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介绍了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经验，在井冈山建党建军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经验。贺龙开始整顿部队，在士兵中发展党员，把党支部建在连队，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部，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使湘鄂西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
撤出中央根据地是大规模的战略性转移，是十几万人的统一大行动，本应该动员全党全军的积极性，共同努力，一致奋斗。但李德十分固执地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中央红军突围这一十分重大的战略行动，不仅没有在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中进行政治动员和解释工作，而且也一直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讨论，一切全由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在小范围内讨论决定。一直到最后，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才将行动安排，向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委员作了传达；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的措施，而不知道整个行动是什么。对于为什么要退出中央根据地、转移到何处等问题，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一直都秘而不宣。
至于要哪些党政干部随军行动，也是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和李维汉决定的。对于毛泽东的去留，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主张让毛泽东留在南方。
关于李维汉，这里有必要作一点补充。本传前面说过，李维汉是毛泽东湖南一师的同学和新民学会的同志，1919年，毛泽东送他和蔡和森等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李维汉同赵世炎、周恩来等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负责组织工作（也应在此时结识了邓小平）。归国后，李维汉长期在“左”倾帮派中心担任重要职务，1931年赴莫斯科学习，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中央组织局主任；遵义会议后再没有进入党的核心，晚年受到审查处理，保留党籍。在毛泽东身后，他在1980年和邓小平谈话中主动提出：建国后“封建主义传统就以另一种形态日益发展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大暴露，成了重要的反面教员”。他还建议邓小平补上反封建专制这一课。
再说关于让毛泽东留在南方的问题。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说：“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此时，常驻苏联的中共“左”倾宗派主义集团头子王明，要比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聪明得多，他考虑到毛泽东在军队的崇高威望，而且会打仗，还有用，就决定让毛泽东一起转移。
10月5日，周恩来、朱德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开始同陈济棠的代表国民党南路军参谋长杨幼敏和师长黄质文、黄旭初举行密谈。经过3天3夜的反复磋商，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5项协议，协议中规定：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陈济棠，陈济棠部就后撤20公里。
10月7日，中革军委命令红24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中央红军的防务。红1军团向于都宽田、梓山之间集结，红3军团向于都东北的水头、石溪坎、东头、禾田及仙霞观地区集结，红5军团在兴国以北原阵地阻击国民党军，红8军团向古龙岗地区集结，红9军团向古城、瑞金地区集结，准备实行战略转移。
10月上旬，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有特殊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马上来到刘英的办公室，刘英一见毛泽东来了，便起身相迎。毛泽东未等她张口，抢先说：
“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殊任务。”
“特殊任务？”刘英看到毛泽东神情严肃，顿时一惊。她知道李维汉是出名的“铁的纪律”，就为难地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我可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毛泽东见刘英不肯走，显得有些焦急，张张口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转身带着警卫员走了。刘英第一次见毛泽东说话如此吞吞吐吐，想起毛泽东说话那神秘的眼色，心中不禁犯起嘀咕来：“到底有什么特殊任务啊？”
刘英正在胡思乱想，忽然见毛泽东又折了回来，郑重地说：
“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殊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毛泽东说到“特殊任务”4个字，故意加重了语气，又朝刘英眨了眨眼，扭头就急匆匆走了。这下刘英可犯难了，自己是走还是不走呢？恰在此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电话一听是李维汉的声音：
“是刘英吗？你马上回瑞金来！”
刘英说：
“可于都的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任务没有完成不要紧，现在有特殊任务，你快回来！”
李维汉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又一个“特殊任务”！刘英放下电话，急忙收拾行李，骑上马，带着警卫员，向瑞金疾驰而去。
于都离瑞金90公里，刘英快马加鞭，一天就赶到了，她这才知道大部队要转移了。刘英安排了少共中央局的工作，就来看毛泽东。
此时，毛泽东早已到了瑞金，先到中革军委见了周恩来，谈到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涸等情况，然后回到驻地，正蹲在地上和王稼祥一起准备担架。他见刘英来了，就放下手中的活儿，站起身来高兴地说：
“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丢了。”
刘英埋怨道：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光讲‘特殊任务’。”
毛泽东严肃地说：
“军事秘密，不便乱说。”
刘英看着毛泽东和王稼祥病恹恹的样子，急切地问：
“你们的身体能吃得消吗？”
毛泽东指着地上的担架，颇为自豪地说：
“你看，我们设计了担架哩。我和稼祥，一个病号，一个彩号，抬着走。”
本传前边说过，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是在第4次反“围剿”中遭受敌机空袭，身负重伤，肠子被打穿，耳膜也被震破了，此时尚未痊愈。刘英看着设计精巧的担架，连连说好。毛泽东说：
“刘英，你要坐担架试试吗？”
说着就非要让刘英坐上去体验一下。刘英连连摆手，笑着说：
“我既不是病号，也不是伤员，干嘛坐担架？我骑着马跑，可比坐担架神气哩。”
毛泽东突然转移话题，打趣说：
“刘英，你怎么不找爱人哪！该结婚了。”
刘英的丈夫林蔚已经牺牲五六年了，而且她已经二十八九岁了。像她这样有文化的女干部，在苏区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刘英听毛泽东如此一问，便大大方方地说：
“我怕生孩子。女同志有了孩子就不能工作，我要工作，所以不结婚。”
王稼祥伸出大拇指，称赞说：
“聪明！女同志有了孩子，的确是个问题。”
毛泽东说：
“她不光这方面聪明，工作上也聪明。于都扩红可是一鸣惊人哪！不过，女同志没有老公不行啊，你一定要找一个。”
“我不要。”
刘英一口回绝。毛泽东却不依不饶，说：
“那不行，你一定要找一个。要不你就是心目中有，跟我说老实话，是哪一个？”
“没有。大家都是朋友。”
“那我就给你介绍。”毛泽东故意说出了一大串人名，刘英一直摇头。毛泽东最后说：“洛甫这个人怎么样？”
刘英笑着不说话了。
送走了刘英，毛泽东在云石山古庙里召集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这就是“云石山会议”。据出席这次会议的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大家要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毛泽民作为中央人民银行行长，负责管理财经、档案和物资供应工作。他和毛泽东商量如何搬运“秘密金库”。他所说的这个金库，是毛泽东在1932年率领东路军在漳州缴获了大批金条银元后建立起来的。毛泽东问：
“你们准备搬到哪里去？”
毛泽民说：
“想搬到兴国一带去。”
“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办？”毛泽东略一沉思，又说：“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管起来更好。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
后来在突围时，毛泽民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金库中的大部分金条银元分散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一部分组织专人负责运输，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时候，毛泽东听张闻天说，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随军行动，妇女和小孩均不准随军。回到家里，他抚摸着儿子小毛毛，心里很是难受。
毛毛已经两岁多了，正讨人喜欢。这个孩子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孩子中唯一一个在两人身边抚养的，因此，备受父母宠爱。毛泽东每次出门，小毛毛都要站在门口，倚门而望，等爸爸回来。有时候等饿了，他就学着妈妈的口气说：
“毛毛不饿，毛毛要等爸爸回来一道吃。”
毛泽东告诉贺子珍说：
“中央规定，红军这次转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着队伍走，孩子更不能带。我怎么舍得把你们留下呢？”
他立即到中革军委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要分散到各军团，都应该随中革军委行动；同时，希望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3个病号、伤员安排在一起行动；第二，应该带上一部分女同志一道走。
毛泽东得知中革军委已经派部队到于都搭浮桥，大部队准备在那里过河，于是就策马赶往于都。刚到于都，他就接到了中革军委的电话，说是中央已经采纳了他的提议，除派出政治局委员陈云、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分别到红5、红3、红8军团担任中央代表外，其他政治局委员均随中革军委行动；还决定带走29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贺子珍，把她们编在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
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赶回瑞金，将第二个消息告诉了贺子珍，并且交代说：小毛只能托付给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毛泽覃、贺怡夫妇照顾了。
原来，此前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早已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人为中央分局委员，以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决定成立原苏区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梁柏台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原苏区根据地和闽浙赣根据地的行政工作。
同时决定，留下中央苏区直接指挥的红24师和独立3、4、11团，江西省军区的独立第1、2、3、4团，赣南省军区的独立第6、10、13、14团，闽西军区的独立第8、9、19、20团，共计16000余人，加上各县的独立营及伤员，共有武装力量3万余人，在原中央根据地及其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瞿秋白因身患结核病，曾向张闻天提出要求，要随红军主力突围，张闻天表示同情。可他在请示博古时，遭到了博古的反对。身为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也曾向中央提出，应该带瞿秋白、何叔衡一起走，可他的话一点也不顶用。
被留在苏区的还有方志敏、贺敏学、唐在则、陈寿昌、徐彦刚、古柏、曾山、方维夏等。方维夏的身份是湘赣粤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10月9日，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政治指令》，指令中提出的总口号还是“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求得战役上的大的胜利”。同时又提出：“发扬攻击精神，突破敌人封锁线，坚决实行反攻”；并要求红军各部“迅速地整理、补充，配合友军和全国革命力量准备反攻”。
中革军委也在10月9日这一天发出了第5号命令，决定将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1野战纵队”，又称军委第1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下辖4个梯队：
第1梯队由彭雪枫负责：包括军委总部的1、2、3局及无线电3台，电话兵1个排，通讯队、警备连、士兵连、工兵连、运输两个排。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随第1梯队行动。
第2梯队由罗彬负责：包括军委总部的4、5局及总政治部、警卫营、医务所、运输1个排。
第3梯队由武亭负责：包括工兵营、炮兵营、运输大队、附属医院。
第4梯队由陈赓、宋任穷负责：包括干部团、医务所、运输1个排。
第5号命令还将中共中央机关、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中央纵队，又称军委第2纵队；由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任参谋长。
为了保守军事秘密，中革军委规定了军委及各部队对外使用的代号，如军委为“红星”，军委第1纵队为“红安”，军委第2纵队为“红章”等等。
这一天，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以中共中央名义颁布了《野战军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详细规定了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突围出发日期和每日到达的地域。
就在各路大军整装待发之际，贺子珍根据毛泽东的交代，把心爱的儿子毛毛交给弟弟毛泽覃和妹妹贺怡收养。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家要来一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就着灯光，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毛毛本以为妈妈是带他去走亲戚，非常高兴，可当他明白爸爸、妈妈要出远门把他留下时，伤心得大哭起来，抱着妈妈的脖子不放，哭着喊着：
“我要爸爸，我要妈妈！”
贺子珍强忍着悲痛，哄孩子说：
“小毛不要哭，等打了胜仗，爸爸、妈妈会来接你的。”
后来，毛泽覃、贺怡把毛毛安置在了瑞金城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从此，毛泽东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这个儿子。
叙事至此，笔者不得不说说几位留守在南方的革命家的凄惨与壮烈之景况。
何叔衡是党的“一大”的12个代表之一，为建党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中央“苏区5老”中也是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他一直反对王明路线排斥毛泽东，在工作中对“左”倾错误的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因此也受到了“无情打击”，1934年被撤销全部领导职务后，仍然坚持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在大转移前夕，何叔衡也像多数人一样，做好了随军行动的准备。
一天午后，董必武来看望何叔衡，何叔衡问他：“如果红军转移，你愿意留在瑞金，还是愿意跟队伍走？”
董必武说：“如果批准，我愿意跟队伍走。”
何叔衡说：“红军跑起来飞快，你跑得动吗？”
董必武说：“1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100里有点困难，这是我进苏区时所经历过的。”
何叔衡说：“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2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董必武说：“我只准备了1双新草鞋，脚上穿的1双还有半新。”
在随军转移和留守人员确定后，林伯渠来与何叔衡告别，二人整整谈了一夜。何叔衡把女儿何实山给他织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林伯渠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在突围前一天，谢觉哉来看望何叔衡，何叔衡准备了猪肉和鱼招待老战友。他们同是湖南宁乡人，二人过惯了患难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别离的生活。但这次分手，他们却默默相对无语。临别时，何叔衡拿出一把小钢刀和在上海做地下党时买的怀表，赠给了谢觉哉。
后来在1935年2月，何叔衡手拄拐杖与瞿秋白一道转移至福建上杭途中，被国民党军包围，身负重伤。就在国民党士兵逼近时，他霍然跃起，欲跳崖自杀，连中两枪，壮烈牺牲，时年60岁。
瞿秋白被留在中央苏区后，陈毅立即送给他一匹马，劝他快去追赶中央队伍。瞿秋白说：“既然中央要我留下，还是应该留下坚持斗争。”1935年2月，他与何叔衡、邓子恢在转移途中多次遇险。后来在长汀境内，瞿秋白被保安第14团钟绍葵部包围俘虏了。国民党要人多次对他劝降无果，蒋介石只好电令将他就地枪决。在行刑的前一天，国民党特务又拿出电报给瞿秋白看，说：“瞿先生应再三斟酌，如果能回心转意，蒋委员长还可以收回成命。”瞿秋白断然回答道：“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最大的光荣！”1935年6月18日上午8时，瞿秋白被七八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押解到长汀中山公园的中心亭。他见那里已经备好小菜4碟，酒一瓮，就泰然独坐，自斟自饮，酒半酣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国民党特务在亭中给瞿秋白照了相。瞿秋白酒毕起身，缓步走出公园，用纯熟的俄语唱着《国际歌》和《红军歌》，来到西门外侧罗汉岭山脚下养济院的草坪中央，盘腿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尔后面对罗汉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瞿秋白饮弹3发，从容就义，时年36岁。
早在中央红军突围后，毛泽东心中十分牵挂瞿秋白的安危。在重返领导岗位后，他曾致电原苏区中央分局，指示说：“妥善安排秋白同志。”后来当他获悉瞿秋白牺牲的消息时，十分悲痛，连声说：“秋白是个好同志，太可惜了。”
毛泽覃在南方则是带领一个独立师转战在闽赣边界、武夷山区一带。1935年2月，他根据中央分局的统一安排，率领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省长汀的四都，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军区司令龙腾云率领的队伍汇合整编，成立新的闽赣边界军区领导机构。4月上旬，红军部队在腊口西分水坳被国民党军包围，伤亡惨重，毛泽覃掩护龙腾云、万永诚率大部队转移。4月25日，毛泽覃率领游击队穿山越岭，来到瑞金县黄田坑附近一个名叫红林的大山中。4月26日，国民党军毛炳文部在一个背叛士兵的带领下，包围了毛泽覃所部的休息地。毛泽覃听到枪声，立即冲到门口进行掩护，使部分战士得以突围，他自己则被一颗子弹击中前胸。年仅30岁的毛泽覃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国民党士兵从他身上搜出了浸满血迹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还有一本党证，这才知道他们眼前的这位年轻人，就是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覃。
在南方英勇牺牲的领导人还有：阮啸仙、贺昌、刘伯坚、方维夏、蔡会文、曾彪、曾纪才、李乐天、古柏等人。
1935 年3 月6日，闽粤赣游击纵队司令员古柏在广东龙川县上坪鸳鸯坑召集游击纵队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国民党军包围。古柏在掩护部队突围的战斗中牺牲。后来，毛泽东得知古柏牺牲的消息极为悲痛，给古柏亲属写信表示慰问，并题词悼念：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欲知中央红军突围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毛泽东再斗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
东方翁曰：假设毛泽东在长征前夕被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留在了中央苏区，他手中握有16000人的红军部队和数万地方武装，那么，中国的现代史一定会是这样书写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依然崛起于中国的南方，革命的胜利局面正在逐步地稳固地由南向北推进……而拥有8万之众的中央红军，最终全部毁灭于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者之手，某某海归，某某海归等等，一个个成了蒋介石的阶下囚……
本传在前面已经讲过的毛泽东在建立广大而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时的非凡工作能力，及其在第1次到第3次反“围剿”（包括对第4次反“围剿”的策划）中的卓越表现（当然还要讲红军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惨败），这一切的一切，无疑都是上述假设能够成立的最好佐证！很可惜，历史从来是不能假设的。呜呼！可怜的中华民众，哀哉！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只能走一条曲折而痛苦的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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