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密电”自1980年代初以来，成为研究长征史中最具争议的焦点之一。
1979年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吕黎平在《严峻的时刻》披露了“草地密电”内容：
×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尔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该电内容自1981年11月开始被某些学者质疑，从开始的质疑“武力解决”，再到质疑“监视”，最后发展为否认整个“密电”的存在。
被否认存在的理由之一，没找到这份电报。战争年代别说电报稿、会议记录遗失，林伯渠连“官印”也遗失了，因此用“没有找到”作为质疑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
被否认存在的理由之二，不会有“武力解决”的用语。1979年吕黎平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个别词不确定，就参考了徐向前署名文章里的提法，后来他看到毛泽东在1971年的讲话记录，于是在1984年做出了更改：“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因此这个质疑点可说是得到了解决。
被否认存在的理由之三，根据宋侃夫说“十分机密”的电报里绝没有“监视其行动”字样，认为徐、陈如果有对中央采取了监视行动，不会是早上起床后才得知中央北上了。由于这个疑点，以及另几个当事者的缄默，“草地密电”长期被否认派质疑存在。
朱玉作为徐向前回忆录的执笔人，也是否认派的代表，他的这种观点同样反映在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
9月8日晚上，陈昌浩、徐向前在周恩来住地开会，22时中央以七人（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的名义致电左路军（朱、张、刘），从地形、经济、民族、战略退路等方面分析了南下的不利，希望左路军立下决心，改道北迸。回忆录写道：
九日，张国焘电复我们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电文如下：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是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下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日，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西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鲨。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我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他去中央驻地反映我们的意见，回来很不高兴，说是挨了一顿批评。
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他们于十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徐向前作为草地分裂的重要当事者，他的回忆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我们看到在1985年解放军出版社的《历史的回顾 中册》里，“草地密电”就全然不见了，更是丝毫不提叶剑英有将电报偷偷拿给毛泽东看的事。
《历史的回顾》虽然是徐向前的个人回忆录，但这也是严重背离史实的,特别是还把许多学者的研究引上了歧路。
虽然“草地密电”的原件和抄件如今下落不明，只要不是屁股决定脑袋，我们完全可以从众多的事件中印证该电的存在。
一、缺失的电报
徐向前说他没见过“草地密电”，但叶剑英把密电先拿给毛泽东看，促使了中央单独北上的事实是确实存在的，我们看到回忆录不仅对此只字不提，并且还把中央北上的时间从9月10日凌晨，挪到了晚上。
这是为什么？
我们翻看电报，发现9月8日22时，徐、陈还在与中央领导联名致电张、朱、刘，要左路军应立下决心北进，但他们在9日就改变了支持北进的决策，转而支持张国焘南下的计划，中央也在9日晚间做出单独北上的决定，这就需要一份电报作为理由。
本来9日下午张国焘发来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电，就是导致中央单独北上的原因，但由于朱玉等人否认该电的存在，就得在9日的张国焘来电里另找一份，作为陈昌浩和中央各自转变态度、矛盾激化，最后分裂的理由。
朱玉找到了张国焘9月9日24时发给中央的一份长电报，该电祥述了南下的理由，于是说陈昌浩、徐向前转为支持南下，中央也在10日夜间出发，带着一、三军团北上。
但是，张国焘的这份长电文有个致命之处，电报落款的签发时间是“九日二十四时”，因此要将此电做为徐、陈态度转变的原因，必然会与中央是9月10日凌晨2时就开始北上的时间发生冲突，可查阅资料，张国焘在9日发给中央的电报就只有这一份。
于是我们看到了朱玉使用了两个手段解决这个矛盾：
第一、在回忆录中不提该电发出的具体时间；第二、将中央北上时间挪移到10日晚上。
朱玉能把众多史料都确定了的中央北上的时间从9月10凌晨，改写成9月10日晚上，以达到抹掉“草地密电”的存在，历史在他笔下就是个能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明目张胆的欺负读者不熟悉史料，是谁给了他这样篡改历史的豪情？
由于徐向前回忆录在1985版（中册）、1988版（合订本）中记述的中央北上的时间（9月10日晚上）都是错误的，严重违背史实，必然会受到熟悉史料的学者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迫使朱玉必须作出修改。这样我们就又看到了一个笑话，活人修改已去世者的回忆录，号称“国内唯一权威版本”的人民出版社2016版问世了。
在该版中，朱玉将中央北上的时间更改为9月9日夜间。（为什么不是10日凌晨？）
引发陈昌浩、徐向前转变态度的原因，被更改到了他们看到了张国焘8日晚上22时发给他们的“准备南下”电报。（这里的修改我认为是符合史实的。）
为了解决张国焘9月9日24时电报带来的矛盾，朱玉再次耍起了篡改史料的手段，他将该电报的签发时间改为“九日二时”，在注释中写到“此处原文为‘九日二十四时’，现又查到一份相同的电报稿为‘九日二时’。判断二时较准确，故作了修改。”
修改已去世人物回忆录的这番操作，谁来负责？还能称为“回忆录”吗？
我们接着讨论张国焘的这份长电报，能使中央做出独自北上的决定吗？从时间和内容看，张国焘这份电报都不可能是中央独自北上的原因：
首先从时间上判断，张国焘拟好电文的时间是9月9日24时，机要科要把这么长的电文译成密码，再交给电台发给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前敌指挥部电台收到后，同样需交给机要科转译成文字，再交给徐向前、陈昌浩，最后他们派人交到中央手中时，这该在什么时间？
史料表明中央在9月10日凌晨2时就出发了，那么回忆录中所说中央在看了这份电报后又向张国焘去电报，晚上毛泽东又先后找陈昌浩和徐向前打探口风，再开会决定独走，又该安排在几时？无法安排，我们这才看到了朱玉在1985版中，将中央北上时间改成9月10日夜晚；在2016版中，将张国焘电报的时间提前到9月9日2时。
其次从电报内容判断，张国焘虽然在这份电报里还是在与中央扯皮，并说“左右两路绝不可分开行动”，但没有流露出要用武力迫使中央南下的意图，反倒是有“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的恳切表白，“立候示遵”的敬意。我不相信，这样的一份电报能把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久经风浪的中央领导吓得半夜偷偷跑路？
因此，张国焘在9日必定另有发给陈昌浩的电报，因包含有危险的内容，被叶剑英先交给了毛泽东，才促使了中央独自秘密北上，这才合乎逻辑。
所以，徐向前在回忆录说中央是看了这份电报后，就决定独自带着红三军秘密北上，这样的理由是不可信的，这其中必然是中央发现了另有隐藏着的更大危险。正如杨尚昆在1986年9月的谈话中说，“如果没有叶帅获取那份密电，透露出张国焘威胁并企图危害中央，中央为什么走得那样急，那样险呢？那岂不是发疯了吗？”
小结：否认派篡改中央北上或张国焘电报的时间，其意图就是为了达到抹去“草地密电”的存在。他们将张国焘9日24时电报作为草地分裂时中央独走的原因，但该电无论从时间，还是内容看，都不支持他们的观点。否认派在撒谎，任意打扮历史。
二、值得商榷的宋侃夫回忆
否认派认为“草地密电”不存在的根据，主要是来自于时任总司令部第三局局长宋侃夫的回忆：
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张又给他们发去一封电报，大意是：望你们劝说中央南下，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不要随同他们一起行动。电文语气十分坚决，由我亲自译好发出，十分机密。此电报是否就是后来所说叶帅拿给主席看的那封，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此电文中没有“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如执迷不悟，坚持北上，则以武力解决之。”等字样。
按照否认派的逻辑，宋侃夫这份“十分机密”的电报，我们在有关的长征文献中也没看到，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份电报不存在？
将宋侃夫回忆作为否定“草地密电”的证据，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宋侃夫所说的这份电文大意是，“望你们劝说中央南下，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不要随同他们一起行动。”
这内容更像是张国焘在得知中央北上的消息后，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的指示。
张国焘在9月8日22时给徐陈电、9月9日24时给徐、陈转中央电中，都表达了“左右两路绝不可分开行动”的意图，因此宋侃夫这份“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的电报不可能是发生在中央北上之前，而应该发生在中央北上之后。
我认为该电是张国焘在9月10日凌晨接到徐、陈报告，得知中央北上的消息后，向徐、陈下达的指示；也有可能是张国焘接到中央9月11日“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周副主席恩来同志指挥”电后的反应，他担心徐、陈带着四军、三十军跟着中央北上，就给徐、陈发指示电令。总之这份“十分机密”电报的发出时间，不可能在9月9日24时之前。
第二、宋侃夫记得这份电报的大意，除了因为“语气十分坚决”，还是因为“十分机密”。
宋侃夫在将电文转为密码时，“张国焘突然跑来，把稿子急忙抽了回去，说：不发了，朱总来了。果然，不大工夫朱总来了。等朱总走后，他又把那份电稿递给我”。那么我们不能排除一种情况，宋侃夫在发“草地密电”时，因朱德没有出现在电讯室，张国焘也没来撤稿，他就不会太留意这份电报，当几十年后有人询问那段时间有无发出特殊的电报时，反倒是将那份“十分机密”的电报讲出。
第三、宋侃夫也不清楚此电报是否就是“叶帅拿给主席看的那封。”
宋侃夫能肯定的说此电文没有“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如执迷不悟，坚持北上，则以武力解决之。”等字样，但不清楚“此电报是否就是后来所说叶帅拿给主席看的那封。”这是因为他也记不起这份“十分机密”电报发出的具体日期，又没有其他电报内容的印象，担心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所以我不知道否认派有何理由说一定是这份？并用此电肯定没有“监视”等字样去否定“草地密电”的存在？
小结：宋侃夫回忆的“十分机密电”并不是“草地密电”，不能用此电文中没有“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等字样去否定“草地密电”的存在。否认派犯下的错误，就是用宋侃夫自己都不能确认的电文，去否定吕黎平坚持肯定的电文,纯属张冠李戴。
三、失实的徐向前回忆录
吕黎平在1984年将“草地密电”的内容进行了修改：
×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吕黎平修改了“武力解决”，是因为他看到了毛泽东的讲话记录，他并没有因为宋侃夫说肯定没有“监视”等字样，就去修改“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这种坚持是难能可贵的。
《叶剑英传》里没有讲叶剑英将“草地密电”交给陈昌浩后，陈昌浩做了哪些事，但吕黎平在《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里有肯定的记载：
叶剑英回到潘州村后继续参加干部会议，并将密电交给了陈昌浩。陈昌浩看了张国焘这份密电后，立即指示红四军驻甲吉、钦多的部队，对党中央和红三军进行监视与警戒。
陈昌浩安排人监视中央这事，不见于其他人的回忆文章，吕黎平这说法本应归属于“孤证”，但查阅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发现了个有趣现象：
在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为了向中央要权，除了挑拨四方面军与中央的矛盾，在私底下还派人拉拢中央红军的重要将领，彭德怀、聂荣臻都对此感到忧虑，并有了戒心。另外，看中央从红一方面军抽调了几名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职的经历也很说明问题，张宗逊任红四军参谋长，陈伯钧任红九军参谋长，李聚奎任红三十一军参谋长，彭绍辉任红三十军参谋长。
这几位参谋长在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情况如何？
张宗逊说他在四军工作不安心，写信给叶剑英，请求调动工作；李聚奎说三十一军军长余天云想要假借擦手枪走火把他干掉；陈伯钧更是在日记中写下“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彭绍辉说“到达30军后，听到了张国焘散布和影响之下的种种对中央的不满情绪，看到了那种打人骂人现象，特别是那些反中央的言论，引起我的反感和不安。我和他们做过若干的争辩。”
反观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的回忆录，除了《徐向前回忆录》外，基本都是略过了这个矛盾时期，比如《许世友回忆录》，就完全跳过不提。红四方面军将领们在回忆录中的这种闭口不谈的做法，使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这段时间做了哪些事？
既然无法从某些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中查找线索，那我们还是只有回来细细咀嚼《历史的回顾》，希望有能所收获，揭开发生在九月十日凌晨的诸多谜题。
为了使读者能有更直观的判断，特制作了一幅地图。
（一）被监视的叶剑英
由于叶剑英在整个事件中举足轻重，我们就以徐向前、陈昌浩发现叶剑英是什么时候走的，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来破解谜题，是否真如否认派所说的徐、陈没有采取监视行动？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他们于十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
看似平淡无奇的文字中，细嚼之后却能发现其中隐藏着二个关键的疑问：
一、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因何事，发现以及肯定叶剑英不见了？（叶剑英是以检查打粮情况在凌晨2时出门的，他又没有值班任务，打粮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
二、在发现人肯定叶剑英不见后，为什么没报告，反倒先是自行清查少了什么东西，并确认是少了地图之后再报告？（叶剑英作为前敌指挥部的3号首长，管辖的范围非常多，要清查短少了什么物品，必须是全面清查，这个清查命令是谁下的）
叶剑英以“南下需要先打粮”为名，于10日凌晨2时离开了前敌指挥部，在水磨房那里与等他的杨尚昆会合，两人急忙赶路。走出不远，就听到后面传来的马蹄声。他们躲过“追兵”，又走了好一会儿，才赶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张闻天、彭德怀和博古，博古催他先走，要不“人家会干你的”。叶剑英立即起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夜黑路不熟，叶剑英和杨尚昆，赶上第三军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后来博古告诉他，幸好他先走了，因为他走后不到20分钟，追上来四个提着驳壳枪的人，到处找叶剑英。博古问，找叶剑英干什么，来人说，把他打死了再说。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记载有他与叶剑英闪在路边，避开了十几名骑兵的追赶。天色微明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汇合。
彭德怀在自述中也写有，“天明还未见叶到，我以为出了问题。正怀疑之际，叶率二局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摆脱了，幸甚！”
从已知的情况看，叶剑英在离开前敌指挥部后，就有两批人员在追缉他：第一批是叶剑英与杨尚昆离开水磨房没多久的时候，就有躲开骑马追兵的事，那么倒推回去，这些追兵的出发时间是什么时候？第二批追兵是在叶剑英离开十字路口后不到20分钟就到了。叶剑英与这两批追兵都可说是擦肩而过，非常凶险，只能说明前敌指挥部对叶剑英是有监视措施的，否则追兵不可能跟得那么紧。
（二）李特大闹卓藏寺的时间
虽然从回忆录看，有两批人员在追叶剑英，但为了稳妥，我对第一批是否为追兵，是存疑的（不是否定），因为叶、杨在当时紧张的气氛下，很有可能将正在执行其他任务的骑兵当做追兵，毕竟这十几名骑兵究竟在执行什么任务，并没有明确的交代，而且没见有后续。
但博古在叶剑英走后不到二十分钟遇上的追兵，就是非常肯定的为追缉叶剑英而来，这是我们重点分析的对象。
叶剑英凌晨2时从前敌指挥部出发，步行约4.2公里，到达遇上博古等人的十字路口，时间估计不会晚于3时半，那么博古遇上的追兵，也就是在凌晨4时之前。
《叶剑英传》记载，陈昌浩“还是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了一队骑兵去追中央，进行‘劝说’。同时还命令几个人拿着驳壳枪去追叶剑英，并交代：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
我认为这四个专门追叶剑英的人，应该是与李特同行的，只是在过了十字路口之后就分开了，只要能估算出李特追上北上中央后卫的时间，就能知道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所说有没有失实。
李特到达卓藏寺的时间不比叶剑英晚多少，此时叶剑英、杨尚昆与毛泽东等还在卓藏寺。
宋任穷回忆红军大学是在10日凌晨3时接到出发命令的，经过一番紧急集合和简要讲话后就出发了，“天快亮了，忽然从后面传来命令：传令兵通过，部队原地停下。这是陈昌浩同志派人送来的张国焘要南下，不准北上的命令。”
李德是随同红军大学行军的，王智涛（李德的翻译）有着非常详细的回忆：
深更半夜，睡得正酣，突然被人叫醒，说有紧急情况，要立即出发。我陪李德刚跨出门槛，就看到部队正在集结。我们立即赶到队伍的前列，与军委纵队一起行动。我们向北行动了不到二十分钟，从后边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有人大声地呼喊着：“四方面军的人不准走，一律跟我们回去！”还有人在制造谣言，蛊惑人心，高呼着：“一方面军的同志不要上毛泽东、周恩来的当，他们是北上逃跑去苏联。还是跟张主席南下四川，建立根据地吧！”我认出，领头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
刘英（张闻天夫人）回忆说：
一天半夜三更，突然凯丰来喊：“起来，起来！马上出发!”大家问：“出什么事啦？”“到哪儿去啊！”凯丰说：“都不要问，快走！”我们中央三队很快集合起来。凯丰又对大家说：“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一口气急行军十来里路，过了一个山口，才停下来喘口气。
这时有几个人骑着马向我们这边跑过来。大家定睛看时，是张闻天来了，后面跟着几个警卫员。大家高兴地招呼他。
闻天跟我们说：现在张国焘要搞分裂，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我们当然还是要想办法争取不分裂。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紧急，三十军发觉我们突然行动，李特带了队伍来追。陈赓、宋任穷他们的干部团在那边的山头顶着，你们快往北边走吧。说完，就同我们分开了。
那是九月十日,天蒙蒙亮的时候。
从这些回忆录对时间和天色的描述，估算李特追到卓藏寺的时间应该在4时左右。我们知道，陈昌浩在得知中央北上的消息后，就立即通知四军、三十军的主官开会，经讨论后做出不派兵追击中央，只派李特携带给彭德怀的信，带队骑兵去“劝说”中央。
《李先念传》记载：
李先念在包座接到指挥部的紧急电话，让他火速来巴西。他带上通信营教导员宋承志、警卫员张明喜等，快马加鞭，匆匆赶来。李先念回忆说：“我去后，看到大家的脸色很难看，气氛很阴沉，好像太阳都无光了，人都发呆。陈昌浩对我说，一方面军连夜走了，我也傻了眼。当时有人打电话请示追不追？陈昌浩接到电话，就问徐帅，徐帅发了脾气，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谁要追击就枪毙谁！当时，就是我和徐、陈、李特四个人在指挥室里。”
包座30军军部到潘州前敌指挥部，路程是33公里（这段路在黑夜里需要多长时间？），李先念到指挥部时，其他的人员还没到（离前敌指挥部更近的红四军人员为什么还没到？），等人员到齐后再开会讨论、决定，然后派出的李特要在凌晨4时左右追上中央。
反推回去，徐向前、陈昌浩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知消息的，才能满足完成这么多事情所需要的时间？虽然如今这问题很可能永远是个谜，但我们依然能肯定的是：徐、陈知道中央北上的时间，绝不是徐向前在回忆录说的什么“早晨，刚刚起床”！
（三）蹊跷可疑的“请示”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得知叶剑英不见后，“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请示电话里所说的“中央红军警戒哨”，位于牙弄路口河对面的降碑卡拉古城。彭德怀在9日夜间安排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张爱萍带领全团从卓藏寺移驻降碑卡拉，沿巴西、阿西河岸建立了警戒阵地，阵地前方就是巴西河与阿西河的交汇处，河岸高耸，地势险要。
彭德怀在自述中说：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注：应该是13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
张爱萍回忆：长征到达阿西、巴西，张国焘搞突然袭击，妄图武装挟制毛泽东及党中央南下。一天夜间，彭总突然来到我们团宿营地，对我们传达了这一情况，要我们团立即在巴西河岸上布防，掩护中央机关北上。他亲自率领一个团护卫中央机关秘密撤走。
《叶剑英传》记载：据当时任第四军军长的许世友于1982年11月24日回忆，陈昌浩命部队作战斗准备，准备去追，竟给第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许世友请示徐向前，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许世友这段回忆，表明他并没有去前敌指挥部参加会议，而是在“前面”，并且是他向前敌指挥部请示。
徐向前回忆录说是前面的部队发现中央红军走了，怎么发现的？
首先不会是中央红军的人员宣扬出来的，一是紧急集合后就出发，没有时间；二是对四方面军人员已有警戒心，不会出现泄露。
张宗逊的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
九月九日晚饭后，我接到总指挥部电报：宗逊星夜回总部，另有任务。接到电报后，我立即启程，一夜走了六七十里路，在十日黎明赶到驻夹溪的总指挥部。当时没有见到叶参谋长，我就在司令部休息。
第二天，我睡醒起来，看到刘志坚和李伯钊，才知道张国焘阴谋用武力裹挟毛主席、党中央南下，发生了我党历史上有名的张国焘反党事件。事出意外，使我感到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当我知道毛主席、党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北上的消息以后，懊悔极了，都怪自己遇事不敏感。其实，我在前一天晚上赶往总指挥部的路上，曾遇到红一、红三军团的收容队，但我没有主动向他们问清情况，他们误认为我是红四方面军的人员，错过了联络机会。我万分难过，当天曾想逃跑，但因为道路不熟，也不懂藏语，毫无办法，因而精神恍惚，情绪消沉。
虽然10日凌晨有何畏通风报信之事，但他的时间不够。何畏原是红九军军长，后在懋功战斗中受伤，转任红军大学政委，此时也是住在牙弄一带。
宋任穷说何畏“一得知红军学校北上的消息后，便立即去报信”。
吕黎平在10日早晨，亲眼目睹了何畏报信的场景，“我突然看到担任红军大学校长的何畏，坐着担架赶来，慌慌张张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毛主席已率部队向北进发了。他手里还拿着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笔签署的要红军大学北上的命令。”
最近的牙弄寨离潘州前敌指挥部也有约5.5公里，何畏有伤，坐担架在黑夜里是跑不快的，他绝不是第一个向徐、陈报告中央已出发北上的人,所以在徐向前回忆录中，何畏的报信被写在了前面部队打来的电话之后。
根据《叶剑英传》和《李先念传》所述，在前面部队打来请示电话的应该是许世友，由于讳莫如深，我们已无法得知许世友是怎么发现中央的北上行动。许世友的请示内容是，“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细琢之下，不禁觉得这请示蹊跷可疑：四方面军的人看到中央红军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就直接请示打不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请示”？
正常情况下,当前面的部队在发现中央的行动后，应该是打电话向上级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就如同何畏那样做，不会是直接询问“打不打”，但是假设打这电话的请示者，本身就负有“监视”中央的任务，那当他发现中央出现异动后，就会向上级报告并请示后续的行动，这才是符合事件发展的逻辑。
因此，我认为“草地密电”是有“立即监视其行动”的字样，陈昌浩也做了相应的安排。
（四）重要的物证
如果说前面的若干推测，还都是在依靠各种回忆文章，回忆文章由于时间跨度大，一般会出现遗忘、记错甚至是故意隐瞒或误导，这就需要研究者依靠史料进行仔细的甄别。
我的这些观点并不全靠推测，万幸找到了一份至关重要的史料可为佐证的依据。
张国焘关于红一、三军单独北上问题
致林彪等转中央领导人电
（1935年9月10日）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
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绝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以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朱、张
九月十日四时
张国焘的这份电报收录在《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675页），签发的时间九月十日四时，正是“分裂进行时”。这份“分裂进行时”电报，无论从时间还内容，可谓是解开许多谜题的钥匙。
首先是张国焘在签发这份电报时，是否知道中央已经北上？
如果张国焘此时还不知道中央已北上，那他从哪里得知中央有单独东进之意的消息？张国焘在9日24时发给中央电报时都不知道，怎么在四个小时后就知道了？
张国焘对中央情况的了解，只能是来自于徐、陈的报告。毛泽东在9日晚饭后探查了徐向前、陈昌浩的口风之后，就与张闻天、博古就去了牙弄三军团彭德怀处，徐、陈此时并没有发现异常，所以张国焘在9日24时的长电报中依然是在扯皮。到了10日4时这份电报时，就“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忽又分离”“一、三军刻以前开”，说明徐、陈至少在10日凌晨4时之前就得到了中央独自北上的消息，并立即电告了张国焘，张国焘才会在4时向林彪等发出这份转中央的电报。
其次这份电报的收报人为“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这样的收报人顺序表明主接收方为一、三军团，翻看文献资料，我们发现在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北上后，张国焘发给中央的电报都是通过徐向前、陈昌浩转告的，但这份9月10日4时电却是通过林彪等转告中央，为什么会这样？
这样奇特的收报人顺序，揭示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张国焘已知道徐、陈无法与中央联系，所以不再经由他们转告中央。张国焘在发这份电报前，也应该有过联系中央电台的行为，但由于中央此时已经在行军的路上，或关闭了电台，或故意不应答，张国焘也没能联系上，故转而联系林彪等，希望他们能将这份电报转告中央。
最后看电报内容，如果电文里只有“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尚不能肯定张国焘是否已知中央北上已经开始，但紧接着的“一、三军刻以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则表明张国焘此时已得知中央在执行北上行动了。
所以张国焘这份9月10日4时《关于红一、三军单独北上问题致林彪等转中央领导人电》，从史料方面证明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他们是早上起床后才知道中央北上，是失实的，徐、陈至少在10日凌晨4时之前就知道中央北上了。正是这个原因，如此重要的一份电报，才没有被《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收录。
另外，9月10日凌晨之所以没发生红军打红军的严重事件，除了有徐向前在紧急关头及时制止了陈昌浩命令的原因，也应该有张国焘及时收手的因素，张国焘当时如果想将事做绝，是可以命令四军从求吉寺沿大路北进30多公里，就能把中央堵在达拉、俄界一带，但如果把内讧发展成“火并”，张国焘将无法向全党以及共产国际交代。
同理，毛泽东否决彭德怀建议（以“扣押人质”来脱离险境）的原因，也是为了避免“火并”。
小结：详细分析了叶剑英被追缉的时间、李特到达卓藏寺的时间、许世友的“请示”、张国焘的电报，指出徐、陈对叶剑英是有监视措施的，并可能在监视叶剑英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央北上的行动，而且他们应该是及时向张国焘做了报告。9月10日凌晨的前敌指挥部，并不是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的那么简单，他们毫无察觉，一觉睡到天亮。
四、总结
本文通过诸多回忆文章和电报史料，认为在9月10日凌晨，徐向前、陈昌浩通过对叶剑英的监视和追缉（或许是红四军“前面部队”自己发现的），得知了中央正执行单独北上的行动，他们至少在凌晨4时之前就将此消息告知了张国焘。
根据以上观点，可以确认陈昌浩安排人“监视其行动”这事是存在的，吕黎平的“孤证”不再孤，“草地密电”是真实存在的。
最后，本文认为徐向前在回忆录中，为了达到抹掉“草地密电”存在的意图，故意隐瞒了9月10日凌晨发生的诸多事项，回忆录在该段是严重失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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