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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四版 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54章

东方直心 · 2023-09-08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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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这个时候,还是洛甫恰当。他虽然不满意博古,但他们毕

  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

  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代。”

  话说1935年2月5日,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来到云南省东北部位于云、贵、川3省交界处的扎西地区境内。

  傍晚时分,毛泽东进入水田寨。这水田寨深入川黔之间,状若鸡嘴,俗称鸡鸣3省,由花房子、高坎、芭蕉率、楼上4个小村寨组成,方圆二三百米,有一条凹凸不平的小街。整个寨子由赤水河上游的大河、毕索河、果哈河几条小河环抱着。

  张闻天在水田寨住的地方与毛泽东住的小屋很近,他一安顿好,便来找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

  “老毛,从遵义出发,我就想一个问题,博古若再继续领导下去,怕是没有人服了,我看应该变一变了。”

  毛泽东离开床沿站起来,背着手踱着步,一时没有说话。他现在考虑的是军事方针问题,而不是博古的问题。博古的问题本来应该早一点解决,而现在张闻天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有两个担心:一是土城一战并不顺利,在高层领导干部中有人有看法;二是博古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批评后,现在思想上是否想通了?他若有抵触情绪,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会不会引起麻烦?他考虑了一会儿,并没有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只是说:

  “等一会儿找恩来商量商量,听听恩来的意见。”

  张闻天说:

  “好!如果恩来同意,在这里就可以定下来了,事不宜迟。”

  张闻天走后,毛泽东找来了周恩来,将张闻天的意见转告给他。周恩来说:

  “洛甫的考虑是对的,遵义政治局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

  毛泽东问:

  “那么,谁来接替他呢?”

  周恩来说:

  “我看,你恰当。”

  毛泽东正色道:

  “不!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

  “为什么?”

  毛泽东见周恩来不理解,就慢慢解释说:

  “洛甫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会上,他又做了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大家对他的反映很好。他有头脑,有水平,有能力,有地位,又能团结人,这第一把交椅,理应让他来坐。我嘛,戎马出身,起身草芥,怕负不起这个责啰!”

  毛泽东说罢,嘿嘿嘿笑了起来。周恩来没有说话,他在琢磨毛泽东的话。毛泽东见周恩来不吱声,就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摘下马灯上的玻璃罩,偏着蓬松的头,点上火,深深吸了一口,又说:

  “这个时候,还是洛甫恰当。他虽然不满意博古,但他们毕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代。”

  周恩来听毛泽东如此一说,似乎明白了毛泽东的深意,就点点头说:

  “好,听你的,就让洛甫接替博古好了,我立即找博古谈一谈。”

  周恩来从毛泽东的小屋出来,提着马灯来到博古的住所。博古整理着床铺,正准备休息。他见周恩来进来了,就问道:

  “恩来,有事吗?”

  周恩来将马灯吹灭,放在一张小方桌上,说:

  “我们慢慢谈。”

  周恩来说着,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下来,朝着放在窗户下面的两只铁皮文件箱瞥了一眼,不紧不慢地说:

  “从遵义出来,土城一仗没有打好,几个军团负责人有些意见,政治局的同志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这,你是知道的。我嘛,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中央的领导没有解决好,大家认为也有关系……”

  周恩来的话还没有说完,博古已知其来意,马上说:

  “恩来同志,今天你来就为谈这个,我已经想通啦,交权。党中央的大印、文件、政治局开会的记录,全在铁皮文件箱里。”

  博古起身将箱子打开,取出自己的几本书籍和笔记本,放在床上,又说:

  “我的家当简单,就这几样东西。”

  周恩来见博古如此爽快,感到好笑。心想,这可真是个书生,就想宽慰他几句,说:

  “你领导这几年,还是有成绩的,遵义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不是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是对的嘛。主要是军事策略方面的问题,我也有份嘛,可能比你还严重。”

  博古笑笑,扶了扶鼻梁上的玳瑁眼镜,说:

  “半月前,我的确思想不同,现在通了。我知道,我再领导下去,没有人听我的了。谁接替?”

  周恩来说:

  “几个政治局常委碰了一下头,叫洛甫负责。”

  博古说:

  “好!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

  周恩来又说:

  “野战军政治部的工作,稼祥身体有病,没有人管,你管一下好吗?”

  博古立即表态说:

  “可以。今后有事,尽管分配我博古干。”

  2月6日,象征着中共中央最高权力的两个铁皮公文箱,离开了博古,随着张闻天一道前行了。自此,张闻天代替博古担负起中共中央总的责任。

  这一天天气晴朗,军委纵队从水田寨到大河滩整整走了一天。大河滩是一个有一二百户人家的集镇。集镇中间有一条河流通过,集镇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

  2月8日,张闻天召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陈云、刘少奇、朱德、王稼祥、邓发、凯丰到他在大河滩的住所开会。毛泽东低着头进了那间低矮的小屋,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到齐了,就笑着对张闻天说:

  “新官上任三把火!今天你把大家找来,看你烧第一把火。”

  张闻天说:

  “大家抬我出来,是看得起我,勉为其难呵。今后,还得靠大家,我一定按大家的意见办事。我不过起到一个开会召集人的作用而已。”

  一番客套之后,他拿出用自来水笔写在毛边纸上的一大叠子稿子,接着说:

  “半个多月前,大家要我起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现在总算把草稿弄出来了。请大家看看,通过一下。另外,想再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说罢,将草稿递给周恩来。周恩来端详着稿子的第1页,只见这1页的正中间写着《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总结决议》——笔者注),然后另起一行,在一个破折号后面有一行小字:“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

  他表情非常严肃,又翻着正文浏览了一下,没有吭气,遂将稿子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直注视着周恩来的表情,接过稿子,看了标题和副标题,说:

  “是否在正题前面加上‘关于’二字?”

  张闻天“嗯”了一声。毛泽东又说:

  “这个副题就不要了吧。”

  周恩来马上插话说:

  “要!这样意思明确,主题突出。”

  张闻天说:

  “副题要不要,可以考虑。”

  毛泽东看见正文里有博古、周恩来、李德以及几个军团负责人一大串的名字,就对张闻天说:

  “作为文件,指名道姓,无可非议。如果向下传达,是否将姓氏名字隐去,代以某某某同志为宜?”

  陈云插话说:

  “这样好些,至于李德的名字隐不隐去,可以斟酌。”

  毛泽东断然说道:

  “李德的大名留着,他是一个代表人物嘛,不然,没有一个针对性。”

  几个政治局成员轮流将草稿看了一遍,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意见。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

  “洛甫同志把我在遵义会议的发言,几乎全写进去了。经过洛甫同志笔下生花,我的那些看法,一下子便系统了。有些问题,当时我只是提了出来,缺乏深刻的认识,通过张秀才一发挥,好像还更明白啦。看来,决定让洛甫同志起草这个决议,是恰当的。”

  周恩来插话说:

  “那是当然,哪个不知道洛甫是支笔杆子。”

  张闻天笑了笑说:

  “我不过将大家的发言做一个汇总,条理化。写的全是大家的东西。如果没有意见,就算通过了。”

  毛泽东说:

  “这个决议很重要,应该及时向干部传达。这些问题,不光让我们这些同志知道,还应该让广大干部都知道。”

  张闻天说:

  “只要我们赢得一个较为充裕的时间,就立刻向营、科以上的干部传达。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研究一下目前的行动方针。我认为我们不能老在川滇边来回徘徊,如果改变原定的北渡长江的计划,应向何处进军?”

  朱德说:

  “我们在土城碰了一下刘湘,这块骨头有点难啃。如果还按原计划渡江,势必还要与川军作战,不如放弃那个计划,改在川滇边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周恩来说:

  “我也这么考虑,即使付出很大代价战胜川军,长江天堑也难飞越。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如不下来接应,那就更麻烦了。”

  王稼祥说:

  “同意恩来的看法,目前我们应变动一下方针。看来目前要渡江,确有困难。”

  毛泽东说:

  “诸位言之有理,现在我们还没与张国焘联系上,不知4方面军策应的情况如何?而川军为防止我们入川,死力拼堵,土城一战,就表现出他们拒我军入川的决心来。”

  张闻天说:

  “现在不讨论土城一战的得失,主要是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说:

  “下一步行动方针,野战军应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扎西集中。因为原定的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那么,野战军应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新的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发展。”

  周恩来说:

  “如果这样,1、3军团就应赶快向扎西靠近,最适当位置应在长宁通扎西道口及扎西西北,以便迅速集中,便于机动。左纵队5军团也要向扎西及其附近靠拢。9军团一部和军委纵队的2、3梯队到达扎西后,要派出侦察部队前进到麻园、大落脚、雨河、两路口,向镇雄方向侦察敌情。以保证我军在这一带的活动。”

  毛泽东说:

  “恩来说得具体,看来已经有安排,我同意这么部署。”

  张闻天见陈云一直没开口,就问: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陈云摇摇头。张闻天总结说:

  “看来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根据目前敌情,我们暂时不宜北渡扬子江,都赞成把这个计划放一放,改变一下作战方针。”

  周恩来插话:

  “对,野战军转移到了扎西后,再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行动计划,让部队有一个新的转机。”

  张闻天接着说:

  “今天就研究到这里吧,请恩来同志根据大家意见拟定一道军委命令,立即下达各军团,遵照执行。”

  随后,由周恩来起草的中革军委指示电通告各军团说:

  “根据目前情况,原定的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2月9日清晨,毛泽东骑着黄骠马,随着干部团由大河滩向扎西镇进发。部队走了30多公里的滇边小道,来到了扎西镇。中央红军决定在这一带休整。中央的几位领导人与总司令部都被安排在镇北的江西庙小学里。

  江西庙小学又称江西会馆,建于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是一幢纯木结构的建筑物,深庭大院,连接着庙前的小街。整座建筑的前半部分,是四面各有3间木瓦房的天井四合院。后半部分也是四面各有3间木瓦房的天井四合院,只是在这个四合院的后面,还有几间小屋,毛泽东和张闻天就分别被安排在这些小屋里。

  这一天是正月初六,晚上,大雪纷飞,山岭沟壑银装素裹。

  2月10日黎明,毛泽东穿好衣服步出房门,只见旷野一片银白,情不自禁地念道:

  “扎西鹅毛雪,茫茫景多娇。山山春意动,万里看冰消。”

  “老毛,你又在作诗?”

  刚好走出小屋的张闻天轻声问道。毛泽东回头看看张闻天,说:

  “噢,你也起来了。刚才那句顺口溜,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在进扎西的路上,从一本闲书上看到的,见到这雪景,自然就想起来了。”

  “你的记忆真好,这首小诗还有点意思。‘山山春意动,万里看冰消’的日子,对于我们来说,不会太远了吧?”

  毛泽东肯定地说:

  “只要我们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认真研究,改变过去的一些做法,局面就会改变的。”

  张闻天说:

  “好!政治局的同志应该抓紧碰碰头,研究一下日后的行动计划。”

  毛泽东说:

  “老张,你首先应该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向干部们做一次传达,让大家对今后的军事策略有个明确的认识,特别是要改变过去那种打阵地战的思想。今后主要是打游击战,或是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把这个扭转过来,部队就不可能摆脱敌人,就不能打胜仗,也就说不上战略转移的胜利。今天你既然已在中央负起责任,就应该代表中央,向广大干部发表发表‘施政演说’,亮亮相嘛。”

  张闻天笑笑说:

  “如果要我传达,必须准备一下。”

  毛泽东说:

  “不需准备了,你是理论家,这个决议又是由你起草的,材料熟悉,我看今天就通知开会,你赶快去讲。”

  张闻天说:

  “那我立刻去和恩来商量一下。”

  这一天,张闻天在干部会议上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又召集了政治局会议。

  博古在政治局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较好的认识。凯丰也承认了错误。于是,会议决定恢复凯丰的职务,继续担任红9军团的中央代表。

  有人提出,遵义会议结束至今快一个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虽然已经明确取消,但却未曾通知他本人,一些重大军事决策,也不让他参与制定,恐有不妥。这个问题大家议而未决,都同意放在适当的时机解决。

  接着,中革军委也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首先总结了土城战斗的教训,他说:

  “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4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多;二是轻敌,对刘湘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1军团2师北上。我们要吸取这次教训,今后力戒之。”

  毛泽东又开导大家说:

  “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我军的作战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上去。转移到哪里去?现在要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这是由于我军的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使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去主动消灭敌人。”

  毛泽东的观点和主张,使与会者茅塞顿开。接着,他又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原来在土城之战前,蒋介石的兵力部署是以湘军为第1路军,在湘西围剿红2、红6军团,其中一部策应第2路军;以薛岳兵团和滇黔地方军阀部队为第2路军,以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线总指挥,辖4个纵队:以吴奇伟4个师为第1纵队,周浑元4个师为第2纵队,滇军孙渡部4个旅为第3纵队,黔军王家烈部4个师为第4纵队。土城之战后,中央红军突然改变进军方向,西进扎西,蒋介石和川军一时不知红军去向。后来蒋介石得到中央红军主力已经进驻扎西,就急急忙忙调整兵力:以嫡系吴奇伟部为第1纵队,周浑元部为第2纵队;以滇军孙渡部为第3纵队;以黔军王家烈部为第4纵队;以湘军李云杰部为第5纵队;以川军郭勋祺部为第6纵队;另以湘军李韫珩部为第7纵队。他要以这几十万大军,合围中央红军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其中以中央军第1、第2纵队从扎西东面和东南方向向中央红军攻击;滇军孙渡部从扎西西南方向的镇雄攻击;川军各旅从扎西的东北和西北方向袭击。

  毛泽东正是在国民党军从各个方向扑来的严峻形势下,在国民党军还没有完成合围部署的时候,和中革军委制订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计划。此时,黔北地区只有黔军防守,中央军吴奇伟部远在乌江南岸。黔军又是国民党军营垒中最薄弱的一部分,中央红军出其不意,避强击弱,挥戈东进,重返黔北,就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劣势转为相对优势,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打乱蒋介石的部署,把蒋介石纠集起来的重兵,甩在川南和滇东北扎西周围一带,从而跳出包围圈。

  中革军委扩大会议还决定整编部队机构,除留下一支部队组建川南游击队以外,其他部队精简机关,干部层层下放,充实基层,精简掉笨重物资,以便轻装前进,提高部队的机动性、灵活性,增强战斗力。

  中央红军的指挥机构以朱德为总司令,周恩来为总政委,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张云逸为副总参谋长,李富春为总政治部代主任。

  部队整编后的战斗序列为:

  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保留两个师的建制,只在师直进行了精简;共计6个团。

  红3、红5、红9军团取消师一级的编制,师长、团长、政委绝大多数层层下放,充实基层战斗单位,加强基层领导: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原两个师编为4个团。

  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属编为3个团。

  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下属编为3个团。

  整编后的中央红军4个军团共计为16个团。

  军委纵队编制基本不变: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陈云,副司令员叶剑英;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保卫团团长姚喆,政委张南生。

  后勤保障部门整编为先遣工作团。中央银行所在的第15大队,合并到先遣工作团,毛泽民担任先遣工作团副团长兼没收征集处处长。

  2月10日晚,中革军委开始部署“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争取渡河先机”。

  2月11日,中央红军离开滇边扎西小镇,分3路沿数日前西进的路线,复经大沙滩、石坎子、水田寨、水潦、石厢子、营盘山、摩尼等地,向东南转移。

  休养连正要准备翻越贵州境内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时,贺子珍在一个苗族的村庄要分娩了,这是她第4次分娩。休养连连长侯政马上让人找了一间房子,让连里的医生和护士留下来准备接生。

  这是一间既没有床也没有锅灶还没有门的破房子,贺子珍只好在担架上生产。她生下了一个女孩。医生和护士用警卫员吴吉清背的脸盆盛上水,给孩子洗了洗。因为没有给孩子准备衣服,只好用白土布把孩子包了起来。对于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处置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用大衣把女婴包裹好,贺子珍用虚弱的手掏出仅有的4块银元,交给钱希钧,流着泪对钱希钧和吴吉清说:

  “孩子不能带,你们想办法把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吧。战争是残酷的,不能怪我们不喜欢孩子,让孩子在人民中长大也好,她长大了会找我们的。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养活孩子用吧。”

  担架员抬起贺子珍匆匆上路了,还没走多远,钱希钧抱着婴儿又追了上来,对贺子珍说:

  “你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或者留下个什么东西,日后好相认。”

  贺子珍摇摇头,说:

  “不用了。孩子是革命的后代,将来她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钱希钧和吴吉清拿着钱,抱着孩子,在山沟里转了好长时间,才在山坡上发现一点昏黄的灯光。他们来到一座小屋前,推门进去,屋里只有一个瞎眼的老太太。老太太听说要把孩子留给她,为难地说:

  “我年纪老了,带不了哇。”

  钱希钧说:

  “不要紧,做点米汤喂她就行,等村子里的人回来,向他们讨点奶。孩子说大就大了,您老人家收下吧。”

  就这样,毛泽东的这个苦命的孩子,就留在了荒僻的行军路上了。

  欲知中央红军能否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请读者诸君把2月8日小河滩政治局会议讨论《遵义会议总结决议》稿的情形,再看一遍。这里有一个重要细节,值得回味。此前,毛泽东为遵义会议定下的方针是只反对错误的军事路线,且把斗争矛头指向李德。因此,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后一直积极地配合毛泽东。可是在2月8日的会议上,当周恩来看到《决议》稿的副题写的是:“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他的表情立时变得非常严肃,只将正文浏览了一下,一句话没说,便将稿子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直注视着周恩来的表情,接过稿子看了标题和副题,就提议说:“这个副题不要了。”他还提议:《决议》向下传达时,只点李德的名字,而将博古和周恩来的真实姓名隐去,代之以“某某和某某某”。这样一来,周恩来又高兴了,仍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配合毛泽东的工作。由此可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的预见、决策之高明,的确是他人不可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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