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既然要南下嘛，中央政治局要开个常委会统一一下思想，
还要把1军调回来呐。恩来同志和稼祥同志病在3军军部，
我和洛甫、博古今晚找他们开个会吧。”
话说距离巴西、班佑50公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那里有胡宗南的部队把守。胡宗南得知红军北出的消息后，急调驻守漳腊的伍诚仁第49师，星夜向包座增援。
1935年8月28日，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一带，毛泽东、张闻天和中央机关住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的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巴西。
此时，右路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之前，攻占包座，出师甘南。如果丧失战机，右路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徐向前鉴于1、3军减员较多，就向中央建议说：由30军和4军攻打包座。毛泽东和中央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前敌总指挥部立即致电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说：
“敌胡宗南部已进占包座，并以49师向包座增援，企图阻击我军北进。根据中央的指示，要占领包座，尔后歼灭49师。你部立即转向东行动，以最快的动作强占包座，尔后歼灭49师，保障全军顺利北进。”
程世才、李先念接到命令，马上命令红89师为前卫，全军火速向包座进发。二人部署已毕，策马直奔中央驻地，向毛泽东、徐向前汇报情况。毛泽东和徐向前决定，速战速决，首先拿下上下包座，尔后集中兵力打援。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等抓住国民党军在甘南防守比较空虚的有利时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四川南坪、甘肃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甘肃武都、西固县、岷县间打出去。
按照预定计划，左路军在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下，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东进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南前进。此时，左路军前卫部队红5军，已经抵达了黄河支流葛曲河边墨洼附近。
8月29日至31日，右路军的30军和4军攻占了上、下包座，又毙伤其援军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0余挺，电台1部，七八百只牦牛和马匹，以及大批粮食和弹药。毛泽东闻报，高兴地说：
“4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蒋介石接到胡宗南的败报，顿时大怒，立即下令将受伤的49师师长伍诚仁撤职查办；急电兰州朱绍良，令新编第14师鲁大昌扼守岷县及腊子口；令胡宗南部速回甘肃西固县堵截；令王均部在岷县、天水、武山地区防堵。
1935年9月1日，毛泽东和徐向前、陈昌浩联名把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电文中说：目前的敌情、我情、地理情况，极有利于红军按原定的计划向甘南发展。右路军正准备派部队送马匹、牦牛和粮食去接应你们。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又提出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要把右路军和左路军全部拖回到天全、芦山、丹巴地区。
9月3日，张国焘要朱德和他一起发电报令右路军南下，遭到朱德拒绝，他就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电报中说：
“葛曲河上游侦察70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吃3天，25师只2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3路全部返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事实上，朱德、刘伯承因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已派人骑马测试葛曲河河水的深浅，最深的地方也不过到马肚子的部位，证明部队完全可以过河北上。何况4方面军有一支100多人的有经验的造船队，随左路军行动，完全可以就地取材，营造渡河工具。他们就向张国焘提出，部队应该按原计划北上，与右路军会师。张国焘根本不理睬。
张国焘要求南下的错误主张和行动，当然是中共中央不能同意的。毛泽东等人决定：按照原定计划率部北上。
9月4日，毛泽东派前锋红1军出发北进俄界（即今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
9月5日，张国焘擅自命令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还强迫已东进到葛曲河边墨洼的前卫部队红5军返回阿坝。
这时，在左路军中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强烈反对张国焘分裂1、4方面军的错误导向，此人就是红9军的陈伯钧。本传前面说过，他原来一直是跟随毛泽东的，在井冈山时因摆弄手枪，误伤战友吕赤致死，是毛泽东救了他一条性命。
陈伯钧在阿坝听到一些人攻击红1方面军的言论，知道是张国焘怂恿挑拨的，非常愤慨。吃过晚饭，他立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申明他对红1、红4方面军会合后纠纷问题的意见。张国焘把他的信扔在一边，置之不理。
9月8日上午，陈伯钧直接找到张国焘，慷慨陈词，直抒胸臆。他说：
“我深感个别以及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巩固，无中生有，言之过度，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听闻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可当面提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裂团结。”
张国焘托辞改日再谈。
第二天，陈伯钧又去找张国焘谈话，张国焘避而不见。此后陈伯钧多次找张国焘，张国焘都拖延不见。直到9月13日，陈伯钧才得以见到张国焘，结果是话不投机，不欢而散。不久，张国焘要陈伯钧离开红9军，“休息”一段时间。陈伯钧离开9军时，遭到一些不明真相战士的围攻，望远镜和一应物品均被抢去。11月，陈伯钧写信给张国焘，要求到前方作战，张国焘不许。陈伯钧面对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迫害，始终坚定乐观，有时忍不住引吭高歌，以歌解忧。
再说9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在巴西多次同陈昌浩、徐向前商谈，争取张国焘北上。
9月8日上午9时，毛泽东让徐向前、陈昌浩给朱德、张国焘发了一封特别讲究斗争策略的请示电，电报中说：
“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南坪——笔者注）、岷时间最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1军是否速占罗达（即今迭部县达拉乡洛大村，在俄界东北60多公里处，位于迭部县东部，邻近舟曲、宕昌两县境——笔者注）？3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央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在研究这封电报稿时，颇费了一番心机。首先，此电说明右路军已经扫清北进通道，向俄界探进的1军是否占领罗达，3军是否向1军跟进，如果迟疑不决，将贻误战机，请总政委“飞示”；其次，以“正考虑是否南进”来表示中央尊重张国焘南进的主张；特别是毛泽东知道张国焘对自己持有成见，便违心地将自己和张闻天说成是“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而将周恩来抬出来将张国焘一军，因为张国焘自视甚高，而周恩来是党的“六大”选出来的5位常委之一，看看能否镇住张国焘；最后，又以徐向前、陈昌浩的名义呼吁团结的重要，并提出上、下两策，张国焘不至于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良动机。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确是用心良苦。
是日晚22时，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说：
“1、3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接着，张国焘又电令左路军的31军政委詹才芳：
“91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往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据有关资料考证，《毛泽东传》等书在“听”字前面加一个“不”字，是错误的。“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的意思是：如果蔡树藩听从命令，待他到了马尔康后，即将其部扣留之，不使其北上。后来蔡树藩参加了俄界会议，说明他当时不服从张国焘的命令，没有去马尔康，而是北上了——笔者注），电复处置。”
陈昌浩首先接到张国焘的复电，他拿着电令去找徐向前商量。徐向前说：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这样，陈昌浩就去向张闻天、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当即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因为周恩来患病未愈，起不了床，会议地点就选在周恩来的住处，并让陈昌浩打电话通知徐向前到那里参加会议。
深夜时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来到周恩来驻地， 7人举行紧急会议，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毛泽东在会前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他在会上念了一下，要求徐向前、陈昌浩表态。陈昌浩说：
“我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
徐向前表态说：
“我同意中央的意见。”
就这样，徐向前、陈昌浩当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一份以7人名义致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的电报，发给了张国焘。电文中写道：
朱、张、刘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1、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700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定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8000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丁）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2、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3、目前胡敌不敢动，朱、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25、26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 洛甫 博古 向前
昌浩 泽东 稼祥
9月8日 22时
9月9日上午，彭德怀来到前敌总指挥部，和徐向前、陈昌浩聊了一会儿有关北进的事。
此时在阿西的红3军部离巴西前敌总指挥部和毛泽东的住处大约有8到10公里，彭德怀每天都会随时到前敌总指挥部转一转，了解一下军情，还要到毛泽东处听取指示。
彭德怀刚一离开总指挥部，陈昌浩、徐向前就接到了左路军的来电。张国焘在致陈昌浩、徐向前并转中央的电报中说：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做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25、93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10天行军，左路20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2、若停夏、洮，能立稳脚跟？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深思明告。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25、93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6天行程，沿途有2000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6000户口，苞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2、6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陈昌浩一看张国焘的来电，一反常态，立即表示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意把4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亦表示赞成张国焘的主张。于是，陈昌浩就拿着电报来见毛泽东等人，并说明4方面军的部队愿意南下。毛泽东看了电报，听了陈昌浩的意见，很不高兴，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
陈昌浩走后，毛泽东和张闻天立即以中央名义复电张国焘说：
“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是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迅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这天午饭后，彭德怀再次来到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在谈话中已经改变了口气，他对彭德怀说，阿坝比通、南、巴（即4方面军原川陕根据地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笔者注）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他一句也不说了。彭德怀一听，就猜想可能是张国焘又来了什么新指示，他也不再说什么，只是听。离开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马上到毛泽东处作了汇报。毛泽东说，中央已经知道了。他便把陈昌浩将张国焘发来的电报交给中央、中央又如何致电张国焘促他北上一事说了一遍。彭德怀这才明白陈昌浩何以前后判若两人。他问毛泽东：
“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1军已经走了两天，4方面军的部队如果要解散3军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在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说：
“不可。”
彭德怀心想，如果张国焘强制3军南进，1军也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1军就是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如果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想到此，他不免有些懊丧，闷闷不乐地走了。
彭德怀走后不到一小时，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急匆匆地给毛泽东送来了张国焘发给徐向前、陈昌浩的一份密电。
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叶剑英在1981年、1982年的谈话记录是这样写的：“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
毛泽东在叶剑英走后，立即找到张闻天和博古，又找来彭德怀，将抄件给他们传看，众人大惊失色。毛泽东提议，今晚到红3军军部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议如何离开这是非之地。
彭德怀在离开前敌总指挥部时，找到叶剑英，商量如何取出军用地图并带出军委2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红3军部，叶剑英同意想办法。彭德怀刚走，张闻天、博古也来找叶剑英，劝他说：
“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
叶剑英非常清楚，如果自己一走，整个中央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于是就说：
“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黄昏时分，毛泽东若无其事地来到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的住处。陈昌浩见毛泽东来了，就说：
“张总政委来电要我们南进。”
毛泽东平静地问：
“你的意思如何？”
陈昌浩说：
“我看我们还是一道南下，有不同意见，与老张见面后再议。”
毛泽东故意沉吟片刻，说：
“原来我们曾考虑过南下这种可能，如果南下走不通，以后还是北上吧。既然要南下嘛，中央政治局要开个常委会统一一下思想，还要把1军调回来。恩来同志和稼祥同志病在3军军部，我和洛甫、博古今晚找他们开个会吧。”
陈昌浩说：
“好，就这么办吧。”
毛泽东借着月光来到徐向前的院子里，也不进屋，叫出徐向前，问道：
“向前啊，现在要南下了，你看怎么办啊？”
徐向前说：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4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
毛泽东见徐向前心意已决，只说请你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回到住处，他立即和张闻天、博古一起去红3军部所在地阿西。一到红3军部，毛泽东马上用红3军新编的密码给林彪、聂荣臻发去电报，说行动方针有变，命令红1军在原地待命。
原来，彭德怀在张国焘收缴了老密码后，已让人编写了一套新的密码本，派朝鲜籍的武亭带着指北针寻找红1军走过的行踪，务必把电台密码送给林彪和聂荣臻。恰巧这天武亭刚刚送到红1军部，就派上了用场。
武亭（1905-1952），本名金武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全程参加过长征的朝鲜人之一。
再说毛泽东发完电报，和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一块儿来到周恩来、王稼祥的住处，举行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阿西会议”。
毛泽东首先分析了红1、红4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倚仗优势兵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接着他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贯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红3军和军委纵队应该连夜转移，脱离险境。
会议决定：由红1、红3军和军委纵队组成北上先遣队，继续向甘南前进。会议还决定：右路军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委托毛泽东起草一份《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阿西会议一结束，脱离险境的准备工作立即迅速而秘密地开始进行。毛泽东要求红3军派一支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北上，彭德怀亲自向红10团政委杨勇交代了这一任务。杨勇小心地问道：
“这样一来，红军不就分裂了吗？”
彭德怀说：
“那也没有办法，我看这是暂时的，以后还会走到一块儿。”
杨勇又问：
“他们人多势众，会不会来找我们？”
彭德怀说：
“有可能，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但尽量避免冲突。”
凌晨时分，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及红3军开始造炊用餐，尔后由红3军在山上负责警戒，并担任后卫，各部先后从巴西及其附近撤离。
李德让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莫文骅组织大家随中央北上，并嘱咐他密切注意红军大学教育长、原红4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的行动，防止他把部队带走。
毛泽东和彭德怀为了能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情况，随着杨勇的红10团走在中央机关的最后面。彭德怀问毛泽东：
“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
杨勇插话说：
“那我们就坚决同他打！”
毛泽东忙说：
“打不得，打不得！如果真是那样，那我们就只好跟他们一起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就在这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得到报告说，叶剑英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二人大吃一惊，正疑惑间，4军军长许仕有打来了电话，报告说：
“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红军大学的何畏也打来电话，询问：
“是不是有命令叫走？我们这里已经有人准备出发了。”
陈昌浩急了，连忙对着话筒说：
“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停止行动！”
徐向前呆坐在床上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许仕有又打来电话问：
“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
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
“怎么办？”
徐向前说：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陈昌浩按照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又马上派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各部，劝说中央率军南下。他让李特带给彭德怀一封信，要红3军停止北进，回头南下。
天快亮了，已经集合起来的红军大学师生们开始出发，李特带着一队骑兵疾驰而来，他们绕着部队喊：
“4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
“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
“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
师生们即刻炸了窝，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一些4方面军的学员也跟着喊：“我们不走了！”“不能跟他们走！”
红1方面军的学员听到有人骂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气愤，可又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儿。前面已经出发的学员也停下了脚步。
李德见状，急忙窜上去拉着李特的马，斥责他的分裂言行，三言两语之间，竟把矮胖的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李特骂李德是“赤色帝国主义”，李德骂李特是“流氓”，并要拉着李特去见毛泽东，说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不得把部队拉走。
欲知毛泽东如何带领部队脱离险境，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我读党史数十年，一直不理解在左路军数万指战员之中除了朱德、刘伯承外，何以竟无一人站出来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今读陈伯钧上将一节，始知在左路军中并非没有胆识兼备、耿直忠勇之士。壮哉，陈上将！诚然，陈伯钧此举是基于对毛泽东和红1方面军的朴素情感，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完全了解和爱戴。即便是这样，他在邪恶势力面前敢于挺身而出，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下面的故事中，将要说到的是另一些出自红1方面军的军级领导人，他们就与陈伯钧大不相同了。这些人不但不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反而助纣为虐！自古以来势利盲从者，误己误人；明哲保身者，误国误民。假如在左路军中多一些像陈伯钧这样的人，多一些像后面还要讲到的彭绍辉、董振堂、郭天民一班忠贞耿直的将军们，那么张国焘分裂中央、南下、西进的阴谋还能够得逞吗？红4方面军数万指战员还会惨遭杀戮和蹂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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